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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边疆为主要内容的边疆研究，在中国有着悠远的历史，优良的传统。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高潮，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现代学术研究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研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为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到现代多学科相结合综合研究的转变准备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迎来了又一次研究发展的勃兴期，也可视之为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其重要标志是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多学科相结合的特点，在这一次高潮期中边疆研究视角之广，参与学者之众，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边疆研究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上述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已成为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并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
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现状，促使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定位：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并对其进行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前景应当是：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边疆研究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每一个边疆研究工作者应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作为中国当前唯一一个将中国边疆作为自己研究任务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最近制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把“一个核心，二个服务，三个坚持”作为总体目标。一个核心，即将学科建设总目标确定为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初步理论构筑；二个服务，即为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国边疆稳定发展服务；三个坚持，即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精品战略，出成果，出人才，坚持面向社会、继续推广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在今后的边疆研究实践中，将依照“抓住两翼，突出主体”的思路推进研究工作的开展。
所谓“抓住两翼”，即抓好、做好已立项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院重大课题)和“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通过对东北边疆和新疆历史与现状的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出成果、出人才，带动中国边疆研究的全面深化。同时，通过开展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坚持研究工作面向社会，为继续推广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思路和方法积累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所谓“突出主体”，即是把边疆学理论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整合的方法，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
构筑中国边疆学应成为当代从事边疆研究学人的共同职责和紧迫任务。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我在纪念边疆中心成立20周年时撰写的一篇短文《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构想》①中曾提出如下六项思考要点，简言之：一是，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学术基础。二是，更自觉地面对当代中国边疆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将更有助于深化对构筑中国边疆学紧迫性的认识。三是，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基本功能，即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概言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四是，中国边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五是，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可包括两大领域，暂以“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来命名。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地理、边疆地缘政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和稳定进行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六是，全面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同时大力推动边疆教育事业，使全社会对中国边疆的关注与重视成为现实，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实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边疆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即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
边疆中心经过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探索，边疆理论综合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可称之为切入点。
边疆理论可研究的命题十分广泛，据目前的认知水平大体上可分为二大部类：一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和规律，中国古代疆域观、治边观的演变，“大一统”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羁糜政策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宗藩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宗藩关系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历史上宗藩关系特点，近代宗藩观的变迁，朝贡——册封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二是，中外疆域理论比较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东、西方疆域观念的异同，西方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认识，西方疆域理论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影响，近年中外边疆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与评议，等等。
为了将边疆理论研究有序、扎实地展开，在研究的实践中我以为如下四点应予特别的关注。
第一，应面对现实与未来。
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了解现代，进而为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对边疆的历史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同样不例外，如果不了解边疆历史，就可能认不清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无法制定正确的解决之策。要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中国边疆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站得高，基点之一是先辈们对边疆进行了开拓和开发，基点之二是我们的前人在认识边疆，研究边疆方面的丰富的积累。
研究边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往为了解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使历史研究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现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兴起，应该说是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边疆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注现状也是边疆历史研究的传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对现状的关注程度被削弱了，研究的重点也因之转到了对纯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都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要想发展，就需要面对现实和未来，因为只有关注现状、面对未来，我们的研究领域才能不断拓展，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服务于社会，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要有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
中国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所谓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所以研究中国边疆，包括边疆理论，不能就边疆论边疆，一定要有中国视野，也就是说，研究时要心有中国全局。
所谓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观察、评议和研究，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才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视之为“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17世纪以降，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日益突显。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第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③。
人交际往，以和为贵。文化交流，崇尚“和而不同”④。因为不同，才需交流；唯有和睦，方能沟通。“和而不同”的“和”，表达了人际交往的原则；“不同”则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遵循“和而不同”的法则才使得中华文化不仅数千年文脉未断，而且历久弥新，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使今天的中国人更加坚信，人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种文化如何吞并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另一种文化，在相互的交融中各自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并且从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中，确定自己的存在理由。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自然法则。所以我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多彩文明和生活方式，使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促进世界多样性实现各种文明共同发展和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正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类能够“和而不同”。在古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认识中，“和”的起点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可以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用善意换取他人的善意，用善意回应他人的善意。以“和”为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我们将得到人类之间的互利和人类共有的价值。但“和”的本义并不是绝对的同一，并不是由多色变为单色，并不是曲己从人。以善相呼和以善相应，呼应出自不同的主体，互利也归于不同的主体。因此，以“和”为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则这个过程里始终会保留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派生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取向。只有以“不同”为前提，“和”才有真正的内容和真正的意义，才能够维系万千群类而至天长地久。面对一个共趋和多元并存的国际社会，我们需要的正是“和而不同”。
文化交流，贵在相争与相融。文化的进步，需要学术争鸣的推动。学术争鸣，是理性的表达，是智慧的碰撞；没有争鸣，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的质量因陈旧而腐败。有了争鸣，学术界才会灵气四射，生意盎然；有了争鸣，人类文化才有前进的动力。
当然，学术文化的发展，仅仅有争鸣还不够。争鸣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相互沟通的途径。争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相互之间的融合。争鸣为融合提供了机会；有了融合，争鸣才有意义。融合不能一方吞食另一方，而是思想的升华、文化的进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争鸣之后，依然是百家，但是在百家的思想中，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不同文化之间融通的成功范例。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争论高潮迭起，每一次大的争论之后，中西文化的融通总会前进一大步。以“相争与相融”的姿态走进世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
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界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的世界千姿百态，精彩纷呈。文化也是如此，人类原始，祖宗各别；文化多元，势在必然。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既是地理环境的造化，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们是人类存在的证明，也是人类延续的血脉。不同文化的存在，就象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存在一样，天经地义，地久天长。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有悠久的历史，也有鲜明的个性。
二千多年来，中国文明常常要面对其他文明。在文明与文明的相遇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人类意识和太平意识都容易化为足够的宽容与和平。每一种文明都会有起落，但宽容与和平则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百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内外交迫下的贫弱与困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代代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急迫和激越滔滔而起，化入了贯穿百年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然而与民族复兴的急迫和激越相比，五千年厚积而成的文明和文化更悠远而深沉。中国文化支撑了民族复兴的百年心路，也使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心路一开始就内含了超越狭隘的品格。清末诗人黄遵宪曾说过：“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⑤，前一句话是接纳正在压境而来的西方文明，后一句话是民族关怀中寄托了人类关怀。在他笔下，民族复兴之想与中国文化里的担当意识、人类意识和太平意识非常明显地连在一起，使人能够读到一种古老文明的千古回响。文化和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他们留给中国人的那一片心底的光明和乐观，是不会在世事的盛衰起伏中被淹没掉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开始，中国社会在持续发展中走过了20多年。这是个自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开放和合作的过程。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也在牵动世界。但走向世界和牵动世界，追求和获得的，都不是一种偏狭的中国利益。在一个多种民族和文明共存的世界里，只有共同发展与和平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只有共同的利益和多数的利益才是长久的利益。中国文明相信善处人我之间，应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⑥。
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异，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利、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
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是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⑦。
在东北边疆历史研究中，学术上存在歧异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以高句丽历史研究为例，今天中国学者的认识呈现百花齐放之姿，而中国和朝鲜半岛学者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学术分歧。
高句丽是活跃于今天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立政权，先后以中国辽宁省桓仁，吉林省集安和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壤市为都，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高句丽历史是东北亚地区史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古代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古代朝鲜半岛历史的组成部分。基于此，高句丽历史引起各国史学家的兴趣、关注，并进行研究，中国和朝鲜半岛学者尤为关注，研究成果丰硕也在情理之中。
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如何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我试提建言三项：
一是，坚持两个原则，让学术回归学术。
首先，在研究中坚持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学术与政治分开的原则，将高句丽历史研究切实纳入历史化、学术化的正常科研轨道。可以借鉴中国学界对古代中国历史上兴衰嬗替，存亡绝续的众多古代民族及其政权已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研究定式，深化研究。
其次，高句丽历史既然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那么，深化研究，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十六字也应成为一个原则，予以提倡与遵循。
二是，提倡双向理解，增进学界间沟通与交流。
毋需讳言，当前高句丽历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种种分歧，解决分歧最好的办法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化研究。不同国家学者之间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最重要的方法应是沟通与理解。
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对中韩两国学者言，提倡双向理解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说的双向理解是指对存在于中韩学者的“情结”——两大历史遗产的情结和高句丽情结的理解与尊重。
所谓两大历史遗产的情结是指存在于中国学者，当然也包括中国广大的民众心灵深处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眷恋与热爱，也就是“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大一统国家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⑧。所谓“高句丽情结”，我在《再论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中曾指出：“将高句丽纳入古代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历史认识与论述，在朝鲜半岛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⑨
三是，加强交流，深化研究。
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历史已有百年多历史，经历了19世纪80年代至1949年的研究初始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冷落期，20世纪80年代以降研究的勃发期。目前，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正处在全面深化的阶段。而我们的韩国同行，这几年已实现了高句丽历史研究力量的初步整合，呈现出深化研究的强劲态势。高句丽历史研究新人才的培养，新成果的产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任务。
深化研究，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就中韩学界间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加强交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从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加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和研究信息的收集、追踪工作，可作为交流首选议题进行讨论。通过多种渠道学术交流，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成果和追踪研究动态，并组织力量摘要评价具有代表性的著述、资料的观点，以利沟通和理解。为学者的潜心研究，将科学的研究结论提供给国际学术界成为可能，从而为推动和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尽到学人的职责。
第四，正确处理研究与决策的辩证关系是当务之急。
进一步解放思想仍是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当务之急。此处言解放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从事东北边疆历史的研究者应坚持实事求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敢于研究东北边疆历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热点问题，敢于对以往一些大家、权威的见解提出不同见解，展开争鸣，求得认识上的飞跃、研究结论上的突破。其二是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与决策虽有密切关系，但不可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专家的研究是解决“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而政府的决策则是解决“怎样去做”的问题。有时决策部门同意专家的意见，但是不能马上实施，因为决策者一方面要以科学为依据，另一方面还要分析现实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复杂情况。
在研究者与决策者的关系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策部门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支持学术界百家争鸣，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只有听取各种不同的见解，领导者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才能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决策的失误或短视行为。
研究者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为国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对于边疆、民族、宗教这类敏感问题的研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回避，一种是知难而进。长期以来在“左”的路线下，人为设置禁区，许多专家的正常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结果是我们的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从根本上说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
学者研究的学术行为和领导决策的政治行为应有一个互补的界限。专家的研究要进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之中，领导者要尊重学者的意见。学者讨论敏感问题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即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区别研究与决策的不同内涵，正确把握他们之间互补的界限，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不可把研究者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惟此，研究者才可能在边疆研究这一颇具敏感性的领域中进行大胆探索，边疆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
上述所列的研究内容，穷个人的力量，一个部门的研究力量，是难以完成的，既需要学术界的群策群力，艰苦探索，也需要管理部门的支持，国人的关注，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才可望达到理想的彼岸。
2004年岁末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自认为在今后的研究生活中还想做五件事，其中一件即：“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这同样是一个大题目，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是想静下心来将自己对边疆学科建设的思考理清后，写一本关于中国边疆学如何构筑的札记⑩。
我最大的心愿是：热望中国边疆研究的大发展：呼喊中国边疆学的诞生！
注释：
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②马大正：《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关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部分论述，参考并引述了“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会议主旨报告《“和而不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见该次会议的《会务手册》，特此说明并致谢！
④《论语·子路》。
⑤黄遵宪(1848-1905)：《入境庐诗草》。
⑥《论语·雍也》。
⑦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⑧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⑨马大正等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马大正：《自序：我的治学之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文库《马大正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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