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点论文,日本论文,学术界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等日本战争犯罪问题，日本学术界一批右翼文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先后三次掀起了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逆流，因此也遭到国内外知识界的强烈抨击。本文拟对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争及各派的主要论点予以评析。
一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的简单回顾
(一)70年代的论争
日本学术界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否真实的论争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早从1966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67年出版了《近代战史之谜》，其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1971年，《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接着，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出版)问世。《南京事件》不仅是洞富雄的第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代表作，也是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第一部专著，内中详细考证和揭示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并得出结论认为，日军从1937年末到1938年，在南京至少屠杀20万人以上的中国军民，进一步使这起被封锁20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再现。
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被曝光，无疑是对那些拒不承认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谢罪和道歉的朝野上下右翼保守势力的一记最沉重耳光。于是，首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作“超保守派”的作家铃木明，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一系列文章；次年又将这些文章编辑成《“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公开出版(文艺春秋社1973版)①，攻击本多、洞富雄的著述“能够证实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不存在”，属于“捏造”，还通过一些随军记者和参战官兵的“目击证言”，以及一部分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资料”，得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结论。1975年11月，战争经历者山本七平将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文章编辑成《我所在的日本军》(上、下)出版，诬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于是，两种观点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为回击“虚构派”的谰言，1973年，洞富雄又先后编纂出版《日中战争史史料第8卷·南京事件1》和《日中战争史史料第9卷·南京事件2》(河出书房)，1975年再推出《对南京大屠杀“虚构化”行为之批判》(现代史出版会)；本多胜一出版了《笔的阴谋》(潮出版社1977年版)。这些史料和著作如同重磅炮弹，从史料到研究都对“虚构说”予以了全面的批驳，“虚构派”除了重复旧调以外，没有其他“新鲜”史料应对，只能招架一时便草草收场。
(二)80年代“虚构派”的反扑
进入80年代，日本新保守主义路线出台，中曾根内阁明确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日本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虚构派”的阵容有所扩大，不再是铃木明等人“孤军作战”，先后又有田中正明、渡部升一、富士信夫以及秦郁彦、板仓由明等人登场，就南京大屠杀是否真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于1984年抛出《南京事件之虚构》(教文社)，渡部升一和村上兵卫为其作序。前者是上智大学的教授，著有《从国益的立场》、《新忧国论》等，是历史修正主义团伙中的活跃人物。村上兵卫曾任近卫师团的中尉，亲身参加过侵略战争，著有《再检证·何为大东亚战争》等。可见，这样的两个人为田中助阵，当然唱的是同一个“虚构说”的调子。田中在这部书中以松井大将的日记为主线，污蔑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了“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②，法庭采用的证言都是“伪证”，攻击洞富雄使用的史料都是“伪证”编造出来的“传闻”或“谎言”。田中还对进城日军大加美化，称官兵们都执行了松井司令官的指示，“行动时军纪严明，秩序井然”③，因此不会发生什么“大屠杀”，包括中国方面的军事报告也“根本未提及大屠杀之事”，“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④，云云。1985年12月，他又在《正论》杂志上发表题为《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了1987年，田中正明再抛出《南京事件的总括·否定屠杀派的15个论证》(谦光社)。短短3年时间里，田中的著述“丰硕”，成为否定派的领军人物。然而，就在这时，人们发现，田中于1985年发表在《历史与人物》上的《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中有900多处错误，其中有故意被篡改的内容，于是引起舆论界的大哗，后来证实果然是田中对松井日记做了手脚，田中的“虚构说”自然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作“学问”的态度也令人齿冷。
除田中外，还有一位评论家阿罗健一，1985年在《正论》杂志发表一篇《谜一般的“崇善堂”及其实态》，声称“崇善堂埋葬队埋尸统计纯属捏造”。接着，此人又出版了《采访南京事件·日本人看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图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少数派”，即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在几千人到几万人之间，代表人物是拓植大学的教授秦郁彦(原千叶大学)。1986年，秦出版了《南京事件》一书(中公新书)，同年，又发行了《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公新书)。秦认为，日军在南京“共杀死包括俘虏在内的中国人4万人左右”(最初他认为被害人数为几千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日军屠杀“便衣队”不违反国际法。这里所谓的“便衣队”不过是放下武器逃难的官兵，“少数派”故意把这些从战场上撤退下来，或者换上百姓服装的官兵称作“便衣队”，寓指这些人仍没有放弃抵抗，所以“处置”他们并不违反国际法。同秦郁彦一样，还有一位板仓由明，在80年代中期连续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认为日军攻陷南京后，南京城内及江宁县共死亡百姓1.5万人，士兵3.2万人至3.5万人，其中南京城百姓死亡数字为0.5万人，士兵为0.8万人，合计约1.3万人。他也认为，日军在南京“处置”“便衣队”并不违法。可见，所谓的“少数派”不过是无法否认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利用各种手段把被害人数压低，再通过“便衣队说”来掩盖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从本质上说，他们同“虚构派”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板仓由明，在日本虽然被称作“少数派”，其实，他与“虚构派”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在“虚构派”的各种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对比起来，秦郁彦和板仓由明似有区别，前者毕竟承认日军在南京有“屠杀行为”，至少是“过激行为”，有时也讲一些真话。而后者则认为被屠杀的都是“便衣队”，并不违反国际法，也不属于战争犯罪。
面对“虚构派”的反扑，坚持事实求是的日本史学界人士没有退却，而是积极出击。1984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学者组织一个“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定期召开研讨会，交换资料、切磋认识、出版著书，用史料和真实回击“虚构派”的谰言。这一时期，先后有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年轻学者吉田裕的《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6年)，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南京事件现地调查》(一桥大学吉田裕工作室内部版1985年)，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年)，洞富雄与藤原彰、本多胜一合著的《思考南京事件》(大月书店1987年)、《到南京大屠杀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藤原彰的《新版·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8年)，本多胜一的《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晚声社1989年)以及《走向南京的道路》(朝日文库1989年)。此外，还有洞富雄编辑的《日中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资料集(一、二卷)》(青木书店1985年)。这些著作和资料集以丰富、翔实和确凿的史料，把一幕幕血雨腥风的历史悲剧再现在世人的面前，并针对“虚构派”的论调予以一一批驳，大壮了大屠杀肯定派的阵势。
还应该指出的是，曾参加过南京战斗的一部分官兵也站了出来，勇于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如曾根一夫的《南京屠杀与战争》(泰流社1988年)，东史郎的《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青木书店1987年)等，他们把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戳穿了“虚构派”的谎言。另外，还有下里正树的《被掩盖的联队史·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的真相》以及《续·被掩盖的联队史·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的真相》(青木书店1987、1988年)，通过参战联队士兵的回忆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更令“虚构派”颇为尴尬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88年，旧军人团体“偕行社”准备编辑一部《证言·南京战史》，编辑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参战士兵的证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却没有料到征集到的证言中竟披露了日军杀害俘虏和无辜百姓的事实，仅“偕行社”的《南京战史》中，记载屠杀俘虏的累计人数就达16000余人之多。⑤ 参与编辑的加登川幸太郎也不得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他表示，日军在南京“对中国人民非常残忍，应该道歉”。加登川在陆军大学就读时就听说过日军在南京的种种不法行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日军不是“清白”的，日军的罪行“不容辩解”。此外，一批旧军人的战史资料中也都出现了日军残杀无辜的场面。如这个时期相继问世的《熊本兵团战史》、《福知山步兵第20联队第三中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步兵第36联队战友会志》等资料都部分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三)90年代至今，论争的反复与尖锐化
进入90年代，两种观点的论争告一段落，“虚构派”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一度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日军至少在南京屠杀无辜民众20万人以上这一历史真实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普遍的认同。因此，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庭在判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明确裁定文部省删改家永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奸污妇女行为”的内容属于违法，这一判决表明，日本的司法机关也不得不正式承认日军在南京的罪行。
正是这个原因，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的教科书出现“改善”趋势，即日本的小、初、高中历史(社会)教科书中开始实事求是地记载南京大屠杀等日本战争罪行(详见本文四)。
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刺激了日本政界的部分政治家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学者”们的神经。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首先跳了出来，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遭到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正义力量的一致谴责，成为战后第一位因为否定南京大屠杀而跌到台下的政治家。1995年6月9日，在社会党的斡旋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份十分暧昧的《战后50年国会决议》，却遭到右翼保守势力的抵制和攻击。而在此之前，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全面肯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鲜明地表明了自民党的战争观与历史观，其中收录了田中正明等人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等于向实事求是派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于是，许多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在这种氛围下破土而出，针对南京大屠杀等日本战争罪行问题采取一概否定的手段，发起了又一次攻击，其声势之大、气势之凶、著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分别有渡部升一的《历史的读法》(祥传社1991年)，亩元正巳的《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文京出版1998年)，板仓由明的《南京事件真是这样吗？》(日本图书刊行会1999年)，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日本图书刊行会1995年)，大井满的《炮制的南京大屠杀》(展转社1995年)，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展转社1998年)，松村俊夫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展转社1998年)，铃木明的《新“南京大屠杀”的虚构》(飞鸟出版社1999年)，石原慎太郎的《质问亡国之徒》(文春文库1999年)，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的《国民的麻木》(PHP出版1996年)，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的《“被遗忘的大屠杀”的研究》(祥传社1999年)、《南京事件的全体像——“南京屠杀”彻底检证》(社团法人国民会馆1999年)、《“南京屠杀”研究的最前线》(展转社2002版与2003版)，竹本忠雄的《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控诉怨案》(明成社2000年)，北村稔的《探求“南京事件”，恢复其真实面目》(文春新书2001年)，田中正明的《否定屠杀的论据·南京事件的总括》(展转社2001年)，阿罗健一《“南京事件”48名日本人的证言》(小学馆2001年)，田中正明的《朝日的内幕·中国的谎言》(高木书房2003年)，富泽繁信的《南京事件的核心——数据解明事件真相》(展转社2003年)，小林善则的漫画《战争论》(幻冬社2003年)等。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气势汹汹，根本目的就是企图用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
2000年1月21日，东京高等法庭判处《东史郎日记》构成所谓的“名誉毁损罪”，右翼团伙趁势渲染“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
2000年1月23日，日本社会各界的右翼团伙聚会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一次所谓“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把战后以来第三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闹剧推向高潮。
针对“虚构派”的进攻，大屠杀“肯定派”予以了有理有力的回击，从90年代至今，先后推出的主要专著和史料有：
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合作出版《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晚声社1992年)，泷谷二郎的《目击者的南京事件——被发现的马吉牧师的日记》(三交社1992年)，笠原十九司的《亚洲的日本军》(大月书店1994年)、《南京难民区的百日——看到屠杀的外国人》(岩波书店1995年)、《南京事件》(岩波书店1997年)、《历史事实如何认定、如何讲授——检证731部队、南京屠杀事件、从军慰安妇》(教育史料出版会1997年)、《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年)、《南京事件的日日夜夜》(大月书店1999年)、《德意志外交官家看到的南京事件》(与吉田裕合作、大月书店2001年)，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社会评论社1995年)，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士兵们》(大月书店1996年)，藤原彰的《南京的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背景》(大月书店1997年)，由平野卿子翻译的拉贝的《南京的真实》(讲谈社1997年)，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另一个日中战争史》(青木书店1998年)，藤原彰《如何看南京事件——日、中、美学者的检证》(青木书店1998年)，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南京事件资料集1·美国方面的资料》与《南京事件资料集2·中国方面的资料》(青木书店1992年)，1999年，该会又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13个谎言》(柏书房)。
此外，许多学者还在各类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
同时，一些新闻记者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和研究。1996年，记者小野贤治整理出版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第13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大月书店)，小野氏用了8年时间逐一走访了生存的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记录整理了200余份证言，收集到24册阵中日记，结果证实，日军占领幕府山炮台之际，所杀害的中国人俘虏同中国方面在该地设立的纪念碑记载的5万7千人的数字几乎相同。⑥
二 “虚构派”和“肯定派”的主要观点
承认日军在南京有“屠杀行为”的“少数派”，在日本又被称作“中间派”，他们的观点已在前文涉及，不再重复。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存在，甚至胡言被杀害人数为“零”(如藤冈信胜)的“虚构派”，能够摆到桌面上的“证据”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也没有一件确凿的史料可信。概括起来大体还是那些老调重弹：
(一)在南京当时的人口数量上做文章
关于南京的人口问题，经中外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证实当时人口在100万人左右。但“虚构派”硬说南京人口不过20万，实在抵赖不了后竟称，如果屠杀30万人“至少需要两颗原子弹”，而当时日军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办得到，“即使杀一人用一颗子弹就需要30万发，当时战略物资短缺，日军岂能为了屠杀百姓而浪费宝贵的武器弹药呢！”⑦
(二)谎称南京陷落后“大量难民返城，人口急速增加”，说明日军军纪“严明”，“没有大屠杀”
田中正明称：“从(1937年)12月到第二年1月，日军发出16万张‘良民证’，还不包括60岁以上、10岁以下的老幼，总人数当在25万到27万人”，“如果有日军的屠杀，南京市民的人口应该减少，但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反而急速地增加……如果到处是尸体，血流成河，为什么难民还要陆续回到这个恐怖的城市呢？”⑧
(三)“没有任何人目击到尸骨如山”
这里的“任何人”是指参战的日本官兵、战地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到屠杀情景”。阿罗健一出版一部《南京事件·48名日本人的证言》，称他采访过的“48名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南京大屠杀”⑨，这正说明他的采访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即那些对战败耿耿于怀、至今还津津乐道“大东亚圣战”的顽固派。事实上，证实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参战官兵决不在少数，却不在阿罗氏的采访之列。
(四)东京审判是“凭传闻资料就做了判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因为东京审判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是“虚构派”最为恼火的，所以攻击东京审判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之一。富士信夫在他的《我所见到的东京审判》一书中，攻击东京审判采纳的证言都是“传闻”，“完全不可信”，法庭“无视辩护一方提出的证据”等。⑩
(五)“百人斩”是捏造的新闻
“虚构派”强调，“百人斩”是出于鼓舞士气编造出来的，日本军刀是“工艺品”，不是“实用品”，“不可能斩杀百人”。(11) 又说参与“百人斩”的两个人一个是炮兵一个是副官，不可能参加白刃作战。(12) 战后被处刑的向井敏明之女向井千惠子利用特殊的身份，不断撰写文章，甚至利用诉讼手段，为其父翻案。
(六)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埋葬尸体的数量“不可信”
阿罗健一称，他最近发现了“新”的史料，是一份《民国24年度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内中对崇善堂的业务记载为：施舍、救抚、保婴等项。于是乎，阿罗以为发现了“新大陆”，称这份报告证明崇善堂“没有从事葬仪和掩埋的业务”。另有一份《中华民国27年度南京市概况》，其中崇善堂的业务也“与处理尸体无关”。阿罗凭着这些“新资料”就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即，因为崇善堂没有掩埋尸体的业务，崇善堂埋葬尸体的数量自然“不可信”。
(七)日军杀害“便衣兵”属于战斗行为
“虚构派”对便衣兵的定义是，打扮成普通民众，但没有放弃抵抗、甚至发动暴乱的中国军人，屠杀“便衣兵”不违反国际法，属于“正当战斗行为”。
(八)中国溃兵杀害和抢掠了中国民众
小林善纪在《战争论》的漫画里，描绘了一批国民党官兵“化装成日本兵，大肆掠夺、强奸、放火”的画面，声称是“中国军队把责任推给了日军”。(13)
(九)污蔑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多是“伪造”
其“代表作”是东中野修道等人编写的《检证南京事件的证据照片》(草思社2005年)，他还成立一个“南京事件研究会照片分科会”，组织人马专门对证实大屠杀事件的143幅历史照片(另一说139幅)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竟是：现已公开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多是“伪造”或“拼接”的，“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枚都没有”。(14) 那么，他们否认这些照片的“根据”又是些什么呢？准确地说，不过是猜测和武断。比如：一张被砍下头颅、嘴里叼着香烟的照片(当时西方媒体刊载了此照片)。“虚构派”认为，这张照片是被“嫁接”的，根本不是真实照片，理由是“日本从江户时代就废除了斩首制度，在昭和初期更不允许实施这样的野蛮行为”(15)；还有一张日军士兵一手拿刀，一手提着一名中国人头颅的照片，“虚构派”称，照片中的日军士兵是海军装束，但海军并没有参加南京攻略战，所以照片是“假”的；一名日本士兵高举洋刀，正欲砍下一名跪倒在地的中国人头颅的照片(此照片收录在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的《日寇暴行录》中)。“虚构派”称，此士兵仅穿一件内衣，而占领南京是在12月份，南京的气候不可能穿得如此单薄，因此认证这张照片是“赝品”；一名日军举刀正砍一位蒙着眼罩的少年照片，“虚构派”说，握刀的姿势不对，“不是日本剑道的姿势”，所以诬称“举刀者是中国军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就是用这些“证据”或诡辩来否认照片的真实性。
“虚构派”一面否定大屠杀照片的真实性，一面搬出当时日本随军记者为粉饰太平，所拍照的日军士兵给中国人理发、日军“保护”农民在棉田劳动、日本军医给中国人看病等照片，称这些照片才是“第一手资料”，企图借此说明南京秩序的“安定”，日军军纪的“严明”等，但明眼人一眼就能洞察其中的虚假。
(十)攻击和污蔑被害人和证人
东史郎案件的背后，有“虚构派”作祟是众所周知的，东史郎案件败诉后，“虚构派”欢呼雀跃，竟宣称此案的胜诉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子虚乌有”。还有，以松村俊夫为代表的“虚构派”为了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竟肆意诬蔑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做的是“假证”，于是引发一场关联南京大屠杀是否真实存在的诉讼，最后松村等人以惨败而结束了这场诉讼。
除上述观点外，“虚构派”还吹嘘攻占南京的日军“军纪严明”；马吉牧师的证言和纪录片是“假造的”；朝日新闻社“对中共一面倒”，应该对“伪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负责；张纯如的著作是“反日宣传的伪书”(藤冈信胜语)等等。
以洞富雄、藤原彰、姬田光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江口圭一等人为代表的南京大屠杀“肯定派”学者，顶着右翼社会的压力，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考察和研究，一致肯定东京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判，认为日军的确在南京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应该向死难者及其家属赔偿谢罪。不过，在被害人数方面，由于受资料和时空的限制，以及统计数字的难度，他们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害人数的认定不尽一致。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的开拓者洞富雄先生在《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指明，日军在南京城内屠杀中国军民不下20万人之多。藤原彰支持这一观点，并且指出，“被不法杀害的牺牲者远远超过战死者”。(16) 笠原十九司是位严谨的学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他根据现行掌握的史料认为，被害人数当在“十数万到二十万人左右”，但是，他又指出，“随着史料的公开和被挖掘，被杀害的人数尚有增加的可能”。(17) 吉田裕的研究认为，“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特别是南京近郊农村被杀害的人数难以统计”。姬田光一、江口圭一、井上久士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是“至少十数万人以上”。评论家高崎隆治认为，南京被杀害人数在20万人左右。
以上可知，“肯定派”学者大多认为南京事件受害者人数在20万人左右，他们之所以在被害人数的认定上不尽统一，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时间久远，统计数字有相当的难度；二是考虑到东京审判的结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宁可把数字缩小，也不枉加推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治学之严谨，中国学者应该理解和体谅他们的立场及治学态度。
三 “虚构派”最近的动向
进入21世纪后，“虚构派”一改以往死不认帐、信口雌黄的伎俩，开始围绕国际法做起了文章，大体有以下几种手段：
(一)歪曲解释国际法，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随着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史料不断被挖掘，“虚构派”也感到难以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于是在国际法上做起了文章，其代表作是小室直树和渡部升一合著的《封印的昭和史》。在这部书中，小室等二人认为，按着国际法的规定，投降成为俘虏应该是双方的一种“契约关系”，对方的指挥官必须“正式申请投降”，另一方则有权决定是否受降。但在南京战中，对方的司令官唐生智逃跑，“也就失去了正式申请投降的责任人”，这样，“杀掉已经投降的中国兵也没有关系”。小室等二人又搬出日军的《战阵训》，称日军没有投降之规定，指挥官也没有下令投降的权力。所以，“在南方战场上很多日军玉碎，想投降的日本兵就要被杀掉”。按着他们的“解释”，在南京被俘的中国士兵不能称之为“俘虏”，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没有向日方“正式申请投降”。而且，由于日军没有投降之规定，所以也不接受对方士兵放下武器当俘虏，杀掉这些人找不出“违反国际法的根据”，也符合日军的《战阵训》规定。
还有一位法学研究者佐藤和男氏，他认为，“把士兵和民众严格分离，将化装的支那兵处以死刑是不得已的，因为不可能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在当时没有能力审判众多的便衣兵”。另外，“为了避免在城市普通民众面前处死便衣兵，可以把他们带到其他地方执行”，“搜查和处死潜伏的败兵不能认为是违法的屠杀”。(18)
对于小室、佐藤等人的谬说，“肯定派”学者予以了一针见血的回击，指出按着当时国际法的惯例规定，凡处死交战时期的罪人，“不经审问就处刑是国际法禁止的行为”，“未着军装和徽章，又不携带武器，即使是抵抗日军者(假如是便衣队)”，“对其处刑必须履行军事法庭的手续”，“必须依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来进行”，“在战地随意杀戮属于轻视生命，是容易使无辜民众蒙冤的行为”。(19)
(二)声称在南京的中国军队“不具备交战资格”，所以不适用于国际法
东中野修道在《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片面引用海牙会议通过的《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规则》，认为交战军队必须具备四个“资格”，一是必须有对部下负责的指挥官；二是从远处可以观望到佩带特殊的徽章(服饰)，以示同普通民间人的区别；三是公开携带武器，不能隐匿；四是战斗中必须遵循战争法规惯例。东中野认为，只有具备这四种条件的军队才具备“交战资格”，被俘时才能认定为俘虏，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接着，东中野话锋一转，称战斗时中方指挥官唐生智逃走，“失去”了第一项“资格”。而中国军队又脱去军装、丢掉武器、逃进难民区，又失去了第二、三项“资格”，所以“违反了交战法规”，“中国的军队就被排除在国际法之外”。经过如此荒谬的演绎，东中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军队已经失去了交战的“资格”，因此不能用国际法来衡量和裁断南京战斗，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便衣队”也不违反国际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东中野采取的是瞒天过海的伎俩，片面引用和歪曲了当时的陆战法规。事实上，当时的国际法规明确规定了游击队、民兵、义勇军之类的民众武装也同样适用于国际法，其首领即使没有政府任命仍然生效，在交战过程中如果被俘也必须履行国际法的原则，即使那些隐匿武器、暗中抵抗的人员也必须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这是不容逾越的法律程序。更不能以中国军队指挥官脱离战场为借口滥杀无辜。人们还记得，太平洋战争后期，冲绳第三十二军司令官牛岛满及其参谋长自杀，按着东中野的“理论”，美国人即便集体屠杀那些放下武器的日本兵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
(三)把放下武器的士兵称为“游击队”，制造大屠杀合理说。
以上两种论调都是歪曲或片面套用国际法的样板，还有一种论调则是赤裸裸地否定和无视国际法的存在，甚至信口雌黄，把放下武器的士兵称为“游击队”，我们可以从小林善纪的漫画《战争论》中找到它的原型。小林在《战争论》中公然宣称，“便衣队即游击队”，是“未穿军装同民间人没有区别的士兵”，国际法规定“可以杀游击队”，因为“游击队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这里，小林故意混淆概念，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称为“游击队”，所以可以任意宰割，这比其他“虚构派”的“便衣队说”更进了一步。本来，“便衣队说”就是“虚构派”否认大屠杀的借口，事实上，南京被占领后并不存在什么“便衣队”，这从众多的战争经历者的证词中可以找到根据。据偕行社的《证言·南京战史》载，日军第九师团第七联队副官的回忆，所谓“便衣队”“就是失去战斗意志、放下武器、脱掉军装、逃进难民区的中国士兵”，“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然而，日军却把他们从难民区中搜捕出来，其鉴定标准只是靠推测，比如头上有带帽子痕迹、目光奇怪、南方口音等，到后来，凡是年轻人都被抓走。小林把“便衣队”升级成“游击队”，胡言屠杀游击队不违反国际法。其实，当时的国际法也承认了游击队(包括义勇军之类的民众武装)的交战资格，规定对处刑者必须经由军事法庭，根本没有可以随意屠杀游击队的条款。
(四)屠杀溃逃兵正当说
南京陷落后，大批难民和溃逃的士兵在逃亡途中，被日军炮轰和机枪扫射丧命者不计其数，这种典型的非人道行径当时就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然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领军人物藤冈信胜却主张，对逃跑的敌人必须杀掉，因为如果不杀掉他们，他们还会返回战斗序列反扑。所以，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被无辜杀害的中国人数为“零”。(20) 与藤冈一样，东中野修道也持这种观点，他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被屠杀人数只有41人。
从以上“虚构派”的新动向看，其中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面对南京大屠杀事实存在的大量史料，“虚构派”情知难以矢口否决，于是围绕着屠杀“便衣队”、“俘虏”以及“溃逃兵”是否合乎国际法问题大做文章，竭力想通过片面解释和歪曲国际法的手段制造大屠杀“合理说”、“合法说”和“正当说”。其中也透视出“虚构派”的空虚和苍白。
(五)东中野修道的“新作”《从国民党机要文书解读南京事件》
2006年4月，东中野又抛出一部《从国民党机要文书解读南京事件》(草思社出版)，从题目看，似乎他有了什么“重大”发现，其实，东中野引用的只是2003年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发现的一份《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他称，这份概要里没有记载“日本在南京屠杀或杀人的暴行”，只是借用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和英国记者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作为“对敌宣传资料”，“把披露首都陷落后敌(日)军的暴行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他认为这是“向世界宣扬日军的残暴，进而贬低日本”。于是他得出“结论”称，这说明“国民党中央也认为没有屠杀(行为)”。(21) 不难看出，东中野的强词夺理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引用的这份概要不仅明确记述了美、英记者报道的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行径，而且指出宣传工作的中心是要“披露日军的暴行”，怎么能得出国民党中央不认为有南京大屠杀这一“结论”呢？
(六)“虚构派”内部的分歧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头面人物藤冈信胜死硬到底，愣说南京事件中被屠杀的人数为“零”，还同“大东亚战争肯定派”的中村粲争执起来。中村粲认为占领南京的日军士兵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光明面”是“很快恢复了社会治安”，“阴暗面是不能否认有屠杀俘虏行为”，“也殃及了部分民众”。藤冈为此大批中村粲，中村粲则发表文章回击，劝藤冈“回归常识”(22)。海军出身的军事评论家奥宫正武在南京陷落后曾进入南京，他写了一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承认他所见到的被屠杀者至少有5万余人。他指名批判藤冈信胜，称“日本有藤冈这样的人日中关系不能友好”。(23) 此外，“少数派”的秦郁彦同中村粲、渡部升一、板仓由明等人之间，田中正明同中村粲之间也常有公开争议。板仓由明曾在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责秦郁彦，并“忠告”秦：“支持和为曾根(一夫)辩护，为秦氏的学者生涯留下了污点。”(24)
四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载及其演变
(一)1955年以前的历史教科书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对日实行了长达近7年的占领，在展开一系列民主改革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了《教育基本法》，教科书的编写依照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明确记载了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如1946年由文部省编写的中学用《日本历史》(下)对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记述的：“(1937年)12月，我军占领南京时在当地进行了残杀行为。”1947年发行的《日本历史》记述，“中国的抗战以日军在南京的残杀行为为契机，越来越激化”。1952年高中教科书中记述，“南京暴行等事件，日本军队掠夺、残暴的行为，在世界上留下了恶名”。(25)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二)1955年到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教科书
1955年，日本的保守体制确立，由执政党掀起了第一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指责战后的教科书是“赤色教科书”，必须予以“纠偏”，为此开始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凡带有“侵略”字样的教科书不予通过，并明确指示各编纂机关“对太平洋战争，不能只说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应使用暧昧的表现形式”(26)。这样，到80年代中期，南京大屠杀事件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逐渐销声匿迹，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教科书蜻蜓点水般的记述了南京事件。如1986年日本书籍出版社发行的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记载：“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多数民众和俘虏被夺去了生命。”大阪书籍出版社1984年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述：“日军占领南京时，包括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多数民众被杀害，称之南京屠杀事件。”
(三)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历史教科书
1982年，在中曾根康弘走政治、军事大国的新保守主义路线的背景下，文部省审定机关指令各出版机构必须将教科书中的“侵略”字样更改为“进出”，否则不予通过，掀起了战后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接着，由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并获得文部省合格通过的《新编日本史》(高中课本)出笼，该教科书全面否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公然为“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极力美化天皇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体制，时人抨击为“旧国定教科书的复活”。
与此同时，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案在海内外引起重大的轰动，许多有识之士和广大市民站在支持家永的立场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教科书“改恶”运动。(27)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著名记者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相继问世，其中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实施人体细菌实验、活体解剖等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战争罪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社会各界民众的震惊和反思。一个站在战争加害国和加害者的立场上，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市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掀起，客观上推动了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具体表现在大多历史教科书不仅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且记载了日军残杀中国人的人数。
如东京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中学教科书是这样记载的：“日军占领南京后，杀害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南京大屠杀)。”(28)
大阪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学教科书记述：“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了20万民众，受到外国的谴责，可是国民并不知道这个事实”；“中国方面认为被屠杀的人数为30万人。另外，从1940年开始，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
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学用教科书记述：“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包括儿童和妇女的居民，进行了掠夺和暴行(南京屠杀事件)。”另在注释中指出：“这个事件的牺牲者达20万人，中国方面认为包括战死者达30万人。”
可以说，这个时期大多数出版机构的教科书都比较真实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经历了长时间的“冬季”后，好不容易迎来了冰消雪融的春天，日本历史教科书出现“改善”的可喜苗头。
(四)90年代中期——至今的历史教科书
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索性以在野党身份大唱起“大东亚圣战”的赞歌。当年，自民党要员组成“历史研讨委员会”，随后炮制出笼全面肯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政界要员率先垂范的诱导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历史修正协议会”等知识界历史修正主义团伙纷纷浮出水面，他们以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为突破口，攻击历史教科书“自虐”，并于2001年推出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掀起了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而且来势凶猛、不可一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历史教科书呈现大幅度的“改恶”趋势。除扶桑社外，其他七家出版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机构都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做了暧昧、含糊性的处理。
如东京书籍出版社，一改1997年版的提法，把“杀害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等字样删去，改为“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这就是‘南京事件’”。
大阪书籍出版社也把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数字删去，改为“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到各国的批评”。
帝国出版社改为“日军占领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
日本文教教科书是：“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这就是南京屠杀事件。”
教育出版社是：“日军占领南京之际，犯下了包括杀害俘虏、儿童和妇女的暴行。”(29)
总之，先前比较客观评价南京事件的出版社都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或者含糊其词，或者回避大屠杀的人数，整体反映了教科书的“改恶”趋势。
学术界右翼编写的、2005年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更是公然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干脆把2001年版正文提及的“南京事件”删掉，只是用“注”的形式称：“当时，因为日军出现了多数中国军民的死伤(南京事件)，关于这次事件死伤的实际数字，在资料上有疑点，有各种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30)
最后，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们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否定大屠杀事件的真实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迎合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趋势，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正名”，进而鼓动新国家主义和超民族主义。所以，他们只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采取各种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或“学术活动”之类根本不能与正当的学术研究同日而语。
附记：此文系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会2005年资助课题
注释：
①铃木明是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的第一人，他的著书题为《南京大屠杀の幻》，“幻”一词有虚幻、传闻、似是而非等意，这里按照史学界的习惯译为“虚构”。
②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1985年版，第17页。
③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第199页
④同上，第43页
⑤参见吉田裕《南京事件的全貌》，载《前卫》(日本共产党主办)1998年1月号；《在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演》(未刊稿)，1999年6月5日。
⑥古厩忠夫：《“感情记忆”と“事實記録”を對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ぃ》，载《世界》2001年9月号，第140页。
⑦竹下一朗：《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2000年12月8日载http://teikoku-denmo.jpn.cn.
⑧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总括·否定屠杀的15个论据》，谦光社1987年版，第143页
⑨阿罗健一：《南京事件·48人日本人の证言》，小学馆2002年版，第314页。
⑩富士信夫：《私の见た东京审判》(下)，讲谈社1988年版，第551页。
(11)见山本七平《私の中の日本军》文艺春秋社1976年版。
(12)见铃木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文艺春秋社1973年版。
(13)小林善纪：《战争论》，幻冬舍1998年版，第44-45页。
(14)东中野修道等：《南京事件「證拠写真」を検證する》，草思社2005年版，结束语部分。
(15)引自“虚构派”网站www.geocities.com.
(16)《诸君》杂志编《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载《诸君》2001年第2期，第192页。
(17)《诸君》杂志编《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载《诸君》2001年第2期，第197页。
(18)佐藤和男：《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载《正论》2001年3月号，第317页。
(19)南京大屠杀调查研究会编：《南京大虐殺否定论13のゥソ》，柏书房1999年版第164、167页。
(20)《诸君》杂志编：《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载《诸君》2001年第2期，第183页。
(21)www.amazon.co.jp/gp/amabot/pf-rd-url.
(22)中村粲：《『南京事件』の論議は常識に歸れ》，载《正论》1999年第5期。
(23)吉田裕：《南京事件——屠杀否定派的动向》，1999年6月5日在“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总会上的报告(未刊稿)。
(24)载《月曜评论》1997年10月5日。秦郁彦认为，参加南京战的老兵曾根一夫撰写的《私记·南京屠杀》和《续私记·南京屠杀》可信，所以在媒体上予以推荐，因此受到“虚构派”的质疑和攻击，文中所谓“支持和为曾根辩护”即指此。
(25)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处》，学习の友社1997年版，第169页。
(26)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处》，学习の友社1997年版，第170页
(27)“改恶”一词是日语表现形式，即教科书向歪曲和颠倒历史的方向转化，为行文方便，这里原文引用。
(28)括号为原文，下同。
(29)张海鹏、步平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30)藤冈信胜等11人编《新しぃ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5年8月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