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关于“GDP情结”和新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情结论文,新进展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4)06-0010-05
一、西方国民收入核算及其决定的前沿理论
其一是偏重GNP而不是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其反映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GDP是一年当中本国国民和外国人在本国或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决定的是GDP。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国民在国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决定中国的GNP。
并且，GDP属于生产性指标，GNP属于一个不纯粹的收入性指标（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或国民可支配净收入才是纯粹的收入概念）。因此，一些国家已经将GNP改称国民总收入(GNI)。此外，GDP虽有以“引进来”为标志的开放因素，但是GNP它不仅包含了“引进来”的因素，还包含了“走出去”的因素即以“走出去”为标志的大开放的成果。在GDP与GNP之间，西方经济界更看重GNP。
发达国家更看重GNP，因为在GDP增长的同时，GNP的发展速度更快。资本输出国的GNP＞GDP。中国的GNP将明显小于GDP，GNP的增长率也会低于GDP，在双赢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外商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必然结果。如果长期存在这一现象，中国经济的前途和社会福利将受到长远深刻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上一个大的台阶，“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否则，中国只是“世界工场”，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其二是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把“绿色GDP”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尺度
第一个试图打破GDP情结的，是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1972年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将GDP分成好的及坏的，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例如扣掉都市污染、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加进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一类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日本将主要环境污染列入指标，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罗伯特·卢佩托则在1989年制定净国内生产毛额统计表格。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由美国学者戴利与科布在1989年提出，并已被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一些先进国家接纳。澳大利亚1950-1996年，人均GDP从9000澳元增长至1996年的23000澳元，若以可持续经济指标衡量，只有16000澳元。例如，它严格区分经济成本与效益，例如把失业率、犯罪率等作为社会成本来计算，医疗支出不能算成对经济的贡献。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高所得国家在人力指标上不一定就比较高。沙特阿拉伯的国民所得在1997年世界排名为第41，人力发展指标第75。加拿大的每人年国民所得为世界第8，人力发展指标则世界第一。
“真实储蓄”和“绿色GDP”等概念的提出，是国民收入核算及决定理论的重大突破。据13位生态经济地理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1997年第5期）的报告，希望能提醒人类对大自然心存感激，促成各国修订现行核算制度，使之更能反映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和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国民核算体系中、应把自然资源（从产出中扣除为生产这一产品使用的自然资源价值）和污染破坏有关成本扣除，从而产生“真实储蓄”概念，说明一国是否走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它衡量财富被创造或被破坏的速度，即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投资，生产资产损耗，环境损耗和破坏以后，得出的真正储蓄。如果一个社会想实现福利最大化，而不是仅仅消费产品和服务，就应该剔除污染和疾病导致的福利损失，并把教育开支视为储蓄，而不列入消费范畴。总之，被GDP统计指标掩盖的生态损失必须从GDP中减去并另行公布。例如，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大多数估计与气候有关。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对人的健康损失，每年329亿美元；酸雨对农作物和森林的影响每年50亿美元；水源等环境损失，占GNP8%左右。据有关部门报道，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GDP损失283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
其三，国民收入核算革命的理论基础：新发展论
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主流发展理论表明：政府在发展中要优先考虑社会发展、人类福利、人类公平和人类尊严，把人的发展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20世纪90年代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多次强调这种新颖的发展论，要求政府在发展政策制定中应重视：
——应该一如既往地区分“发展”和“增长”，要重视发展，而增长是比较狭隘和单一的概念；要区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要重视“社会发展”，而“经济发展”是比较狭隘和单一的概念；而在“社会发展”中，既重视世界社会发展，因为世界社会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同时又要重视人类福利、人类公平、人类尊严和人的发展。
——经济增长必须与公众参与和治理等问题结合起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不仅仅保证投资商和精英们的权利和利益。
——以往的发展政策把关注点放在GDP上，往往忽视经济增长与提高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活质量提高挂钩。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强调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消费歧视，而各个国家十来年的发展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在加剧，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社会发展保证全体居民尤其农民的收入及就业安全，减少贫困，增加儿童福利和改善政府的社会政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要给农村发展以特别关注，发展政策要满足农村发展的基本需求，保证农民收入平等持续增长，为乡村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要关注所有的资本，即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其发展目标应该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发展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是提高他们构建自己未来的能力。这通常需要提高人均收入，但它还涉及更多的内容。它涉及到更平等地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清洁和可持续程度更高的自然环境，更公正的司法体系，更广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其发展内容从关注人造资本到关注综合资本。为了提高增长率，人们长期以来大多关注的是有形资本的累积。但其他关键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等也应当受到关注。这些资本对穷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时时关注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发展分布要注意分配方面的问题。重视发展的质量带来了增长进程中分配问题的重视性。更平等地分配人力资本、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本意味着更平等地分配收入机会，意味着强化人民利用技术优势和创造收入的能力。
——重视良好治理的机构性框架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发展动力从政府推动到社会治理。治理有方的机构性结构是为促进经济增长所作的一切工作的基础。政府机构的有效运转、法规框架、公民自由以及确保法律规章和民众参与的制度的透明度、重任感，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都是重要的。
二、如何评估中国真实的GDP水平
2003年，中国GDP达到1.4万亿美元，依据新颖的发展论和以“绿色GDP”为标志的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中国真实的GDP水平要打折扣。
(1)应该强调指出，中国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而资本输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GDP总值的一半以上；但是，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和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了出口的一半，大约GDP的1/8-1/10这一块大蛋糕为外资企业所有。中国改革开放固然是双赢，但长期处在“引进来”阶段，中国经济的前途将受到长远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应从“引进来”战略转向“走出去”战略。
(2)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的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GDP损失283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易正先生的《关于中国生存环境的报告》，从生态经济学角度估计1997年广义环境损失或生态损失，大约为21万亿人民币，其中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为：森林资源4.76万亿元；淡水资源3.81万亿元；土地资源3.73万亿元；草原资源1.54万亿元；自然灾害2.24万亿元；环境污染5.4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7.48万亿元）的3倍。
(3)必须扣除还未变现不能进入即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据统计，我国产品库存价值总额占GDP的37%，而发达国家不超过1%，中等发达国家不超过5%。如果减去剩余存货，中国增长率将降低1-1.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不把存货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快。其他国家也把剩余存货算进国内生产总值，但它们不像中国那样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4)要扣除因产品质量、决策失误、设备闲置、重复建设等所造成的损耗、破坏和支出成本。
(5)还要计算5笔亏损帐——银行亏损（3万亿）；国企亏损（2万亿）；3万亿中央财政亏损（内债＋外债）；3万亿县、乡财政亏损（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社保缺口（3万亿）。大约相等于2003年GDP的100%。
至于中国GDP统计是否有水分的问题在这里忽略不计。2002年1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公开解释统计中出现如此重大差异的原因。共宣布了六条原因：重复计算，无法核算物流，价格结构各异，各地方计算国内生产值和地方生产总值的方法各异，弄虚作假，最引人注目的原因是：拔高报表中各项指数。腐败损失（可能高达GDP总量的14.5-14.9%。）、还有资本外逃（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等于1/2外债）和国企破产如（“内部私有化”）问题也忽略不计。
总的来看，中国GDP和GNP水平被大大地高估，GNP的发展速度大大小于GDP的膨胀速度。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高估GDP这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应该被低估。对此应有清醒的估计。中央领导多次提及“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
三、关于“GDP崇拜”或“GDP情结”的反思
(1)GDP两点论
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相关指标是考察GDP与一国地位及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晴雨表，我们永远不要蔑视GDP的增长。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康乾盛世，其GDP达到世界1/3。1820年到1949年是世界加速工业化的黄金时期，而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持续的衰落。187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为17%，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00年，中国GDP为2606亿美元，人均GDP为652美元。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开始了追赶。1978-199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3%和发展中国家4.4%的平均水平。2003年，中国GDP达到1.4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四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2.5%，其中中国的增长占16%。
但是，GDP并不能提供社会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它没有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也不能衡量国家的全部财富，它无法反映诸如国家的总收入是如何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之类的社会指标，也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快，社会发展慢，城市增长快，农村发展慢的实际情况。
GDP并不能区分可持续“发展”和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联合国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发展是指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进步，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不一定有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软件（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扶贫、环境保护等）为代价。伴随着财富大量消耗的GDP增长是没用的，以GDP方式测定经济发展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尺。
我们应该抛弃狭隘的“GDP情结”，反对“以GDP论英雄”，不能提拔重用只问施政实效，不问施政成本，追求短期行为、“数字泡沫”和虚假政绩的“GDP干部”。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应把关注经济增长优先目标逐渐转向关注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审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变量，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新政绩观。总之，对GDP应该搞两点论，有贬有褒，褒既不能过度，贬又不能太损。
(2)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新模式。
发展是硬道理，更确切地讲，可持续发展是硬中之硬。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过程，都是以发展总供给、经济总量驱动、粗放式发展和要素驱动为特征，这是社会开始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张社会供给的必经之路，只有实现有效供给的社会扩张，才是实现特征经济增长的开源之本。因此，要做大GNI和绿色GDP这块蛋糕，在发展战略和模式上实行新的转化。人类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一般经历了一个从GDP增长至上（如GDP情结）到可持续发展（如绿色GDP观念）的转变；从强调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投资等物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古典式经济增长观，到重视制度性因素及其制度创新的转化；历经从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依靠廉价资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规模的快速扩张来推动的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到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从粗放式数量扩张粗放式和集约式并行发展转向集约式质量提高模式的过程；历经从均衡非均衡到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从低收入水平的“要素驱动”战略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投资驱动”和“技术驱动”战略到着眼于“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或追赶战略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进入从总量扩张导向转向结构调整导向的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因素拉动增长，从工业化主导带动增长到工业化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的阶段。
(3)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所制订和总结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主要规定性主要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坚持缄乡协调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而坚持以人为本则是科学发展观和新政绩观的核心。
其动力机制就是以生产力社会化这个纽带，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有助于提升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改善宏观调控的导向功能。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就是突破了单讲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局限性，拓宽了经济规律的内涵，将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于一体。将反映经济运行的经济规律（如可持续发展规律、科学技术主导经济发展规律）与反映自然运行的自然规律统筹于一体。
这个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具体目标就是五个优先原则（在各种发展目标选择方面实行“就业优先”；在推行和实施各类改革方案中实行“社会保障改革优先”；在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时期实行“社会稳定优先”；在公共服务和收入分配领域实行“公平优先”；在扩大内需方面应使城乡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五个统筹方针（“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倾斜和“五个坚持”所包含的内容。
(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环境问题的反思不能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应综合考虑发展战略、价值观念和基本国情。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3倍，人均资源是1/2，单位产值之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量为3倍，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每百美元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至几十倍，单位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6.5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数倍，工人劳动效率是英国工人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每年使用的资源环境价值是GDP的数倍以上。环境保护产业应该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必须进行全面总体性调整，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和利益格局。不能寄希望于经济全球化。因为牟利取向的国际资本是不会关注资本输入国的环境问题的。
(5)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民生。其中包括卫生发展、收入分配和失业问题。
中国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本提前实现，但卫生发展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健康问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对世界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做出评估，中国被列为144位，比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印度等国家都要低，而据世界银行《200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估算，这些国家的人平均GDP都没有中国高。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卫生总费用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2000年，中国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14.9%。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上升，由1980年不过23%上升到2000年的60.6%。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其他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接近国际警戒线。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已达0.51。“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并存。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之一。
此外，我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问题。目前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规模和真实失业率已创建国50多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中国的就业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以及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与相对稀缺工业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就业战略与基本思路是，我们不仅要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温暖关怀的公平社会，其近期的制度设计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个人住宅的贷款购买制度、工伤保险制度、人寿保险制度，以及建立劳动力市场和信息网络，从而为失业者与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