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股权结构与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对我国银行稳定性影响研究_银行论文

外资股权、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对我国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负债论文,外币论文,股权论文,稳定性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对于银行稳定并没有一致性界定。学者们大都采用描述性定义界定银行稳定，即银行稳定是相对于银行不稳定(银行脆弱性与银行危机)而言。卡尔-约翰·林捷瑞恩(1997)认为银行稳定指银行资产净值为正，在经营期间具有偿付能力。

      (一)银行稳定性的测度

      在定性方面，国外最有代表性的是卡普里奥和克林格比尔(Capiro和Klingebiel，1996)、霍诺翰(Honohan，1997)以及卡明斯基(Kaminsky，1999)，他们通过事件研究法从银行稳定的反面，即银行危机来测度银行稳定。定性指标主要包括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政府需要的救援成本、政府需要采取的措施等(德米尔古克和德特拉贾凯，1997)。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后，IMF在FASP(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指标来测度银行稳定性，其主要内容同CAMELS 一脉相承，涵盖了资本充足性、资产盈利性等六个方面(IMF，2006)。马丁和海塞(Martin

和iiko Hesse)运用z值法对以色列银行稳定性进行了测度，另外一些学者(贝尔戈等)主张运用金融稳定性指标来测度银行稳定性，而保罗、希尔贝斯、克鲁格和莫雷蒂(Paul、Hilbers、Russell Krueger和Marina Moretti)用IMF倡导的宏观审慎指标(具体内容载IMF工作论文)来测度银行的脆弱性。蒂贝留(Claudiu Tiberiu，2012)运用不良贷款率、权益资本比例、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等五个指标度量了CEECs(中东欧国家)的银行稳定状况。

      我国相关机构与学者也对银行稳定进行了研究，并出现了一系列度量银行稳定性的定量分析方法。何德旭(2012)从银行的资本化水平、风险敞口、同业联结度与集中度阐述了银行稳定。许长新、张桂霞(2007)采用银行体系稳定指数BSSI和信号相结合的方法，对银行总存款、银行体系对私人部门的贷款、金融系统净国外资产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然后采取加权平均来度量银行体系稳定。

      从以上对银行稳定性的测度来看：第一，研究者大都参照了IMF有关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与《巴塞尔协议》、指标等度量银行业稳定性；第二，数据处理方法大多为算术平均与因子分析；第三，稳定性跨度许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个别更长。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与合理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当然，部分方法对衡量我国银行稳定的借鉴意义不大。

      (二)外资股权、外币资产负债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银行稳定主要源于宏观与微观两个途径，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资本大量流入与迅速撤离影响了一国的货币供给与汇率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微观层面表现为资本流入或者撤出商业银行，通过银行股权结构变动影响银行稳定。此外，外币资产负债结构也影响了商业银行稳定性。

      20世纪几次金融危机期间大量银行倒闭事件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对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相继诞生了系列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孪生危机的模型。IMF工作论文也一度提到资本的逆转与货币危机(表现为货币的贬值)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加大了经济脆弱性，导致了银行倒闭，进而影响了金融稳定(IMF，2000)。高志勇、刘赟(2010)将资本按期限划分，分析了资本流动对转型国家银行稳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东欧国家银行稳定正面影响最大，其次为证券投资，而其他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就战略投资者引进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稳定，学者们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外资股权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稳定性。许国平、葛蓉蓉、何兴达等(2006)等认为战略投资者的引进，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要求，利于其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制度创新的有效方式。另外一些学者如吴念鲁(2006)认为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可以增加资本金、改善公司治理、提升国际资本市场对上市银行的信心，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套利变现、恶意收购，并且认为战略投资者并不一定要求是外资，很明显这些不利于商业银行稳定经营。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看，对于资本流动与银行稳定的分析侧重于宏观层面，这对于分析银行稳定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资本流动也可以通过微观层面来影响银行稳定，即通过变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来影响其稳定。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来分析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二、我国银行业开放、资本流动与银行稳定

      (一)国际资本通过股权影响商业银行稳定

      21世纪初，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其初衷在于充实商业银行资本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为商业银行进一步股份制改造奠定基础。但是，外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并不一定优于国内银行。另外，有关当局曾规定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限售期为3年，目前外资股大都走过了限售期。在这期间我国银行股价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溢价之后迅速撤离中国市场，则战略合作关系将终止，通过引进外资股权达到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初衷未必能实现，这是资本流动对中国银行微观主体稳定性直接影响的第一条路径，其影响大小如何有待实证的检验。

      (二)国际资本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影响商业银行稳定

      金融改革与外汇业务的放开，一方面拓宽了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另一方面也迫使商业银行风险暴露加强。商业银行需要不断调整自身资产负债结构来促进稳健经营。商业银行面对资本流入有两种选择：第一，将外币资产卖给中央银行，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将面临外汇负债敞口；第二，直接将外币负债转化为外币资产。此时，商业银行面临外币资产负债净头寸带来的风险和外币资产的信用、价格等风险。在做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外币资产过高容易导致风险加大，这不利于商业银行稳定。

      假设二：近年来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影响下，外币负债的适量增加利于银行稳定。

      假设三：银行稳定性与引进外资有正相关关系。

      三、外资股权与外币资产负债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稳定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由于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比较晚，选择2006-2012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民生银行、上海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等1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文中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与各商业银行2006-2012年年度报告。

      (二)变量的选取

      1.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的测度。前文综述中回顾了商业银行稳定性测度方法，这里我们借鉴伍志文(2003)的分析范式，结合世界银行标准与中国银监会文件《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估指引》，从资本、资产、流动性、盈利性方面选取11项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稳定性(见表1)，计算银行稳定性指数(BSI)，各商业银行2006-2012年稳定性指数

见表2。

      

      

      2.数据描述性统计。表3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总体看，由于使用的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各个变量的观测值均为105个。代表银行稳定性的两个变量BSI均值分别为79.03，表明样本商业银行总体稳定性情况较好。从杠杆比例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相当大，表明不同银行经营策略与风险控制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外币资产负债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比较大，原因在于中国银行曾经是专业外汇业务的银行，其外币资产、负债占比较高。杠杆率差距较大的原因在于某银行在个别经营年份保持着较高的杠杆。外资股权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属于正常，因为有银行个别年份尚无外资股权，而交通银行在某经营年份外资股权较大。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从微观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假定因变量

与k维解释向量

满足线性关系，重点分析股本、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

      

      其中，i=1，2，…，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1，2，…，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期数；

表示模型的常数项；

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

的系数向量；k为解释变量个数；

表示截面的特定效应；

为t时期特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为上文测算的i银行在t时期的银行体系稳定性变量。以M(“五大行”为1，其他为0)作为调和变量，结合外资股权对银行稳定性研究，(1)式变为：

      

      2.实证分析。采用Hausman检验决定选取固定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程Hausman统计量都为0，表明必须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将银行杠杆率作为控制变量，分三步分析外资股权、外币资产负债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见表4)。

      第一步，分析外资股权以及外币资产负债净敞口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如果方程1的外资股权变量系数显著，表明外资股权比例上升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显著。当系数为正，表明外资股权比例上升有利于商业银行稳定，否则不利于其稳定。如果交叉变量显著，表明外资股权在不同银行间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外币资产负债敞口系数显著，表明外币资产负债敞口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显著，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需要适时调整外币资产负债结构。

      上述三个方面解释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但是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具体影响如何则需进一步分析。

      第二步，从外币资产负债结构角度，考察其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差异。首先将外币资产份额单独拿出以替代敞口头寸，考察在股权效应确定情况下外币资产结构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得到方程2。如果外币资产结构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显著，则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需要进行资产币种结构的合理调整。

      第三步，在方程2的基础上再考虑外币负债比例的影响，这是国际资本流入影响商业银行稳定的另一路径，于是得到方程3。若方程3系数显著，则说明外币负债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显著，系数为正则表明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商业银行稳定。否则，不利于商业银行稳定，这是商业银行合理调整外币资产负债比例结构的理论基础。

      

      由表4可知：

      第一，3个方程中杠杆率的系数分别为-0.1292，-0.1383，-0.1540，其在方程3中系数为0.1016，略大于10%。从显著性来看，方程3较好，且方程3考虑了国际资本影响商业银行稳定的3个渠道。这说明商业银行杠杆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稳定性指数会相应降低-0.1540，结论同经验一致，即银行的杠杆率提高会加大其经营风险，不利于银行稳定。

      第二，外资股权回归系数在方程2和3显著，系数分别为-0.2044与-0.2241，说明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并没有提高商业银行稳定性，这似乎有悖于我国引进外资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初衷，假设三未能得到实证的完全支持。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可能在于：(1)样本数据所致。毕竟我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不长，可比较的数据较少，影响了分析结果。(2)外资同中资银行刚刚进入磨合期，其战略合作关系开始不久，对于银行稳健经营的效用尚未发挥。不过，这却表明当年我国有关学者就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担忧是合理的。(3)战略投资者的经营技巧不一定强于中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花旗银行等国际大银行一直被认为是经营策略优异的银行，但是其受到的冲击反而比我国银行大。

      第三，如果我们将银行身份(是否为“五大行”)考虑进来，并将其作为调和变量，则战略投资者引进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会有所改变。方程2和方程3中两者的系数说明外资股权进入“五大行”对其稳定性有一定改进，这支持了假设三的后半部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五大行”在网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也在于外资同它们之间的合作较其他银行默契，双方在合作中发挥了优势。

      第四，外币资产、负债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影响大小取决于商业银行外币资产负债在其资产负债中所占比例以及缺口大小。外币资产系数在方程3中为-0.8050，显著性为-0.0369，说明了外币资产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稳定性指数会显著下降0.8050个百分点。这符合我们预期。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其原因在于：(1)人民币在近些年出现持续升值趋势，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我国银行持有的部分资产以外币标价，而银行报表以人民币计算。这种背景下，外币资产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显然会缩水，进而影响盈利性，外币负债刚好相反。(2)危机阶段外币资产本身价格下降剧烈，甚至出现不良资产，这会降低商业银行稳定性。

      第一，总体看，外资股权是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商业银行的途径之一。但对于所有商业银行而言，外资股权比例越高不一定越利于银行稳定，这同有关学者就中国银行业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预测一致。另外，“五大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其稳定性的积极作用，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国外战略投资者，毕竟“五大行”在经营历史、网点、人才、技术等诸方面较其他股份制银行强。

      第二，从实证结果看，外币资产持有状况对于商业银行的稳定造成了重要负面影响。因此，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及时评估资产风险刻不容缓。

      第三，外币资产为我国资本流出的形式，而外币负债是国际资本流入的形式，两者之差成为国际资本净流入的一部分。外币资产与负债两者的差额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性，进而影响其稳定性。

      第四，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大量“热钱”进入我国，这些“热钱”最终都会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但是，“热钱”流动随机性较强，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热钱”就会撤离中国市场，这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而对其稳定经营会形成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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