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播中的游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学的经验与实践证明，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心灵的沟通，实现实时的互动。如何建构互动就成为影视工作者策划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如果将传受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比作一个带有反馈功能的闭合牵引系统，那么该系统的牵引效果大致可以划分为正向效果、负向效果和游离效果。
当传播者生产的诱因(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能够深深牵引受众时，受众的反馈可加深传播者诱因的影响，使传受者之间达到心灵沟通，此为正向效果。例如1998年央视举办抗洪救灾义演《我们万众一心》，通过洪灾现场的画面——咆哮而下的洪水，汪洋中的一棵小树，树枝间挂着一个孩子……每一个受众都被眼前的灾难震撼了，都被这个孩子的命运牵动着；为了营救孩子，武警战士冒着随时被洪水吞没的危险组织营救，直到孩 子安全脱险。受众被牵动的心终于放下了，但由此引发的情感却难以抑制，此时传受者 之间出现了共鸣：我们应当为灾区人民奉献力所能及的援助。这次传播活动在精神、物 质两个层面大获成功，一场持续3小时的义演激发了全国人民及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凝聚力，一举为灾区募得6亿多元款物。
当传播者生产的诱因使受众的反馈朝传播者意愿相悖的方向发展时，传受双方的牵引便失去稳定平衡点，此为负向效果，也是极其失败的传播效果。而介于上述两种效果之间的是游离效果。
游离效果是指传受者互动所形成的效果是在传播者预先设定的目标之外，该提法源于教育学家斯克里芬在教育评价中根据教育活动的“非预期效应”提出的目标游离模式(注：侯光文：《教育测量与教学评价》，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游离效果分为正偏差效果与负偏差效果。正偏差效果是指传播活动中的节外生枝不仅没有影响正常的传播效果，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负偏差效果恰恰相反，有时甚至会影响优秀作品的正常传播。例如，1963年摄制的反映旧社会杂技艺人生活的《飞刀华》，该片的意图是让观众了解杂技艺人在社会底层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然而影片中大量的惊险场面所引发的游离效果也是传播者始料不及的。“飞刀绝技”成为一些青少年观众仿效的榜样，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刀子都成为操练“飞刀”的道具，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诱发犯罪行为。倘若传播者事先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游离效果，限定观众的年龄范围，或者运用字幕告诫观众盲目仿效将造成伤害，或许悲剧就能避免。由此可以看出，影视传播中的游离效果是传播者不能忽视的，对游离效果的探讨将有助于传受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游离效果是由传播活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游离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具有派生性、镜像性、随机性、可控性。
派生性。游离互动的派生性反映在无形的心理层面与有形的产品层面。心理层面主要指人的联想性，即受众从接受的传播内容中联想到某个议题并与之互动成为新的传播牵引点；产品层面是指由传播内容的某个议题派生出的相关物质产品。
人的联想大致可分为对等型联想、对立型联想、缩放型联想。对等型联想是指受众从 传播内容中派生出与之顺应的议题。例如2001年张艺谋导演在中国申奥片中采用了大量 的“笑脸”镜头：老人的笑、儿童的笑、青年的笑……尽管没有更多的语言，人们(即 使是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也能从一张张笑脸中联想到这是一个生活安康，充满朝气与活 力的国度。对立型联想则相反，是指受众从传播内容中派生出与之相逆的议题。缩放型 联想是指受众从传播内容的一个点扩大到一大片，或从一大片凝聚到一个点的联想方式 ，比如受众从SARS的传播这一个点联想到公共卫生体系问题，联想到国家应急系统完善 的问题，联想到科研机构资源整合的问题等诸多宏观议题。不论是哪一种联想，人的联 想深度和广度都取决于认知结构与情感维度。传受者之间所形成的互动，也往往取决于 双方认知结构与情感维度的融合程度。
1.认知结构的融合。它包括思维方式的融合与记忆痕结构的融合。思维方式是人类进 行思维活动的基本路径，思维方式的形成依托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活动中建构 的知识经验体系。多元化的人、实践活动、知识经验体系形成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然而 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往往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障碍，尤其在传播活动过程中，倘若传受 双方的思维方式不融合，游离互动朝反向发展的比率将大大增加，最终导致传播活动失 效。传受者思维方式的融合并非要求双方拥有一致的思维模式，而是强调传播者为实现 与受众的充分沟通所进行的“换位”思维，寻找与受众进行互动的切入点，建构双方平 等对话的平台。2003年7月26日央视播出甘肃省武威双城小学6名六年级学生集体服毒的 追踪报道，这6个孩子因长期的心理压抑无处释放，最终选择自杀作为解脱。事件发生 后，幸存的孩子面对记者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恐惧调查，不相信周围的人能 够理解自己。在这种状况下对他们进行采访不仅难度大，而且还肩负着一种责任，要将 他们引导到健康正确的人生轨道上。记者柴静选择了“如何看待死亡”作为切入点，开 始对孩子们创伤心灵的探究：“你把那个药都吃了，身体难受吗?”孩子答：“难受。 ”接着问“哪儿难受啊?”这是柴静采访孩子的开场白，语调平和，仿佛两个朋友间的 交谈。正是采用零距离的“淡切入”，孩子与采访者之间的戒备壁垒消失了，对调查的 恐惧心理也大大降低，就在这一瞬间双方建构了平等对话的起点。柴静努力让这种氛围 保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不仅如实地报道了学生集体服毒事件的原委，而且让孩子们受 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给家长、教师乃至全社会留下了许多 值得深思的问题。
传播心理学研究表明，受众对那些与自己固有思想与经验相反的信息往往持拒绝态度，而更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头脑中记忆痕结构相吻合的内容。人的记忆痕结构是从各种实践活动中提炼的系统性经验轨迹，制约着看待客观世界的视角与范围。在传播活动过程中，当传受双方记忆痕结构相融合的程度较高时，传受者之间容易产生良性互动效果；反之，游离负偏差效果出现的可能性将增大。如在中国人记忆痕结构中有一个几乎共存的轨迹——“大红灯笼”代表吉祥，这种约定俗成的经验轨迹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红灯笼文化”并深深扎根于心灵之中，中国人看到红灯笼习惯采用对等型联想：喜庆的、祥和的、美的、褒义的……当张艺谋导演将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搬上银幕，采用《大红灯笼高高挂》作为片名所招来的非议也就可想而知了。片名是一部影片主题的高度概括，留给受众一定的联想空间。在中国大众的记忆痕结构中，妻妾成群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对其联想往往是封建的、悲哀的、丑的、贬义的……与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联系在一起容易产生认知的不协调，使受众难以接受。尤其对于不了解中国人特有的红灯笼情结的外国人来说，这种认知的不协调还会形成寓意表达的模糊，因为在张艺谋执导的中国申奥、申世博等宣传片中同样运用大红灯笼作为一种寓意来映衬中国人的心情。实践表明，在影视传播内容中美与丑、善与恶这些看似最简单的对客观事物的评价界限，往往是受众接受信息最敏感的地方，因此这些界限的模糊(尤其是人们记忆痕结构中痕迹深刻的界限)更容易引发游离负偏差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在“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上，频频发生这种认知不协调所引发的负偏差效果，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形象被掺入“匪气”，《红色娘子军》的女兵们带有现代时尚色彩等，在社会上均造成相当大的反感。
当然，并不是要求传播者对所有的传播内容都要处理得与受众的记忆痕结构完全融合。因为传播的最大功能之一是教化受众，甚至可以牵引、控制受众的议事日程，所以利用传播改变受众固有的记忆痕结构以达到传受者之间新的融合同样是传播者的义务与责任。当传播者希望向受众传播某些新理念或新的内容时，最好能寻找到与受众固有的记忆痕相融合的部分作为切入点，将新的信息注入受众的记忆痕结构中，形成传受者匹配式互动。比如在不了解艾滋病时，人们的记忆痕结构中常常将艾滋病与恐惧、死亡、不良性行为等相联系。为转变人们记忆痕结构中对艾滋病认识带有偏差的痕迹，国家卫生 部特邀受众心目中“心好男人”的形象代表濮存昕作为艾滋病防治宣传大使，通过濮存 昕与艾滋病人面对面交谈，握手、拥抱，与艾滋病人一同包饺子、吃饺子等镜头画面作 为切入点，向受众传播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艾滋病与艾滋病人。这些信息源源不断输入 受众的记忆痕结构并与原有的信息痕迹产生冲撞、磨合，当新的信息经验占据上风时， 一个新的记忆痕迹也就随之诞生，逐步趋向稳定并开始指导人的行为。
2.情感维度的融合。人的情感维度与人的认知结构密不可分，人的思维方式与记忆痕结构是建构人格特质的基础，也是形成情感维度的源泉。人在接受新的信息之前都带有情感倾向性，对与自己同向性情感维度的信息内容往往呈现出极大的兴趣，传受者之间 容易形成良性互动。因而传播者在制作传播产品时，充分考虑内容与受众情感维度的融 合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之一。形成传受者情感维度的融合主要在于传播者具备情感迁 移意识与情感迁移能力。情感迁移意识是指传播者将自己置身于受众之中，时时感应受 众情感脉搏的跳动，坚持以受众为本的传播理念；情感迁移能力要求传播者拥有激发、 牵引受众情感的能力，使传受者情感维度产生更多的融合，引导传播活动呈现正向互动 效果。
2003年8月3日，中国奥委会向全世界公布2008年奥运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此前人们对会徽图案有着各种各样的构想，情结倾向性几乎是一致的——具有中国特色。为了使人们脑海中的奥运会徽情结倾向与奥委会选中的会徽形成更多的融合，在公布会徽的同时，播放了由张艺谋执导的阐释会徽寓意的宣传片。该片在展示红印章、挥墨、舞绸这些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符号时，反复闪现奥运会徽的图形，以此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会徽是中国化的，它的设计融入了古老与现代中国文化的情结，这一展示满足了人们内心对奥运会徽的期待，很快赢得广泛的认同。
除上述心理层面的派生，影视传播中的游离因素还形成巨大的产品派生。如《泰坦尼克号》上映促进相关旅游业的兴旺，《花样年华》使张曼玉式的旗袍风靡一时，APEC会议上各国首脑穿着唐装的电视画面引发了“唐装热”，由动画片所派生的卡通商品的热 销等等，这些派生产品所带来的商业生机、经济效益以及本土文化的传播，已成为传播 者越来越关注的议题。
镜像性。游离因素具有极大的镜像功能。所谓“镜像”是指能够多方位折射出镜头之外的视角，引起人们的关注。游离因素的镜像功能如同双刃剑，若处理得当，镜头之外的视角便能成为传播者再创作的最真实、最贴近民众的节目资源，使游离因素朝正偏差效果发展；反之，则对传播活动及相关事物产生负面影响。
2002年上海市出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电视台曾播出禁止在街道两旁晾晒衣物，消除“万国旗”现象的社会新闻，跟踪报道执法人员的现场检查，结果发现“万国旗”仍在飘荡。节目播出后，不同阶层的受众对节目内容形成多样性的游离互动：从“万国旗”现象探讨城市精神的塑造——如何加强文明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培养；从“万国旗”现象透视法治管理——如何以法律形式保证执法的正常实施与有效性；从“万国旗”现象折射居住条件——不少住房缺乏晾晒衣物的空间等等。对这些处于报道目标 之外的视角，上海电视台迅速将其作为节目资源进行二度利用，随后推出一组后续报道 ：某小区想方设法为居民开辟公共晾衣场地；市政府继续出台有关住房问题的条例与措施等等，对“万国旗”现象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随机性。在传播过程中游离因素呈现极大的随机性，可以是人们脑海中某个潜意识的激发，也可以是某个新意识的生成；可以是即时性牵引，也可以是延迟性互动；即使是相同的受众面对相同的传播内容也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形成不同的游离互动。随机性的产生与受众在接受某一信息时的背景相关，包括人的心理背景、物理背景、社会背景及文化背景。
1.心理背景：受众接受信息时的情绪或态度，这种情绪往往是随机变化的，态度的积 极与消极也是相对的。当受众“心境状态好的时候，思维处于积极活跃状态，对周围世 界充满兴趣，此时人们对于沟通态度积极，有较高的心理能量投入，信息与符号的转化 过程流畅。”(注：金盛华、张杰著：《当代社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5页。)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传受双方容易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反之当受众 心态消极时，人的思维处于迟钝与抑制状态，对外界输入的信息易构成一定程度的阻隔 ，甚至出现逆反效应，使传受双方构成负向游离互动。以观赏电影《十面埋伏》为例， 由于正式上映前媒体的宣传及超常规首映式的渲染，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这种期待 值是全方位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有对美仑美奂视觉享受的期待，有对震撼心灵的音效 的期待，也有对情节编排的期待等等，这些期待构筑在比较性思维基础之上——与张艺 谋以往的作品比较，与类似题材的影片比较，与各自脑海中浮现的《十面埋伏》比较… …所有的期待可归结为两个字“创新”。但究竟什么是“新”?新到何种程度方能获得 满足?观众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带着如此复杂的心理背景，观众坐在银幕前将各自的 欲望投射到《十面埋伏》中去寻找一致性。于是，牡丹坊中别具匠心的“仙人指路”， 杀气凌厉竹箭如雨的竹林之战，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然而，故事情节的某些疏漏又 让观众失望不已。主观性的期待值越高，引发失望的可能性也越大，比如影片中有两个 捕头——金城武扮演的金捕头与刘德华扮演的刘捕头，对于刘德华的影迷来说，刘捕头 自然而然地从其他角色中凸现出来，当发现刘捕头的戏份不及另外两个角色时(其实刘 捕头在戏中是配角)，这部分观众便产生失望感，认为该片“浪费了刘德华”。假如刘 捕头由一位不知名的演员饰演，兴许这些观众的遗憾就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心 理背景像“无形的手”控制着受众对信息的处理与反应，这种背景的形成与受众的心理 需求、心理定势、兴趣爱好、审美习惯、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我们在审视受众对某部 作品的态度积极或消极时，应当充分意识到心理背景的影响，这样就能比较公正客观地 判别这部作品是否成功。
2.物理背景：受众观看影视剧的环境背景。人的即时情感、情绪易受特定环境的感染而产生与环境气氛成正比的随机性变化，因而特定环境背景会酿成特定的互动效果。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人完全置身于屏幕信息的包围时，感受信息的器官就不止是视觉 与听觉，仿佛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能与信息互动。比如1997年7月1日零时央视直播香港回 归的实况，单独一人在家里看电视的感觉，以及与传播内容互动的情感只能用“激动” 来形容；然而在天安门广场上万人共同关注大屏幕信息并与其互动的感觉，可用“热血 沸腾”来形容。人为地营造某种环境气氛有利于传受双方形成积极互动。
3.社会背景：传受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不同的社会角色关系有着不同的互动需求范围和需求程度，以及不同的互动方式。传播者在制作节目时要兼顾各个阶层的社会角色特征，这是提高节目收视率，创造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
4.文化背景：人出生以来文化经验的长期积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文化背景是形成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行为习惯、思维方式、记忆痕结构的重要基础，也是传受双方能否实现正向互动的最一般的社会心理背景基础。因此，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都带有特定文化背景的明显特征。熟悉、理解并适宜地运用这些文化特征，常常能创造意想不到的正向游离效果。2003年8月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通过电视画面传来他对中国奥运会徽选定的致辞，他出人意料地用汉语作为开场白；罗格先生的签字亦采用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手法——印上刻有他的中文名字的中国印。短短一组镜头瞬间拉近了罗格先生与中国受众的距离，人们感受到一位热爱中 国文化、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的奥委会主席形象，产生了极佳的传播效果。
可控性。可控性是指游离互动的趋势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或偏向互动系统的平衡稳 定点使传播成功，或偏离该点成为传播失败的因素。控制游离因素使之成为传播活动的 有利因素，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要求传播者摒弃“以传者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建构多元化的传播层面，用心去关注、体察并及时反映民众的需求。比如上海电视台的《新闻坊》、《观众中来》节目每天播出民众反映的困难与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今天播出的问题明天就有反馈或得到解决，帮助民众排忧解难，因此深受好评。在影视剧创作中，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尊重观众。“尊重观众，就是要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尊重观众的兴趣爱好和情感需求，尊重观众的选择权利和积极参与，乃至于尊重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注：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还要求传播者能够以求实、求新的职业精神面对每一次传播活动。求实体现在传播者要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事物，向受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求新要求传播者拥有新观念，掌握新技术，推出新创意，真正使传播活动成为传受双方真诚互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