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增兵徐州地区的战略意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州论文,当局论文,国民党论文,战役论文,意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曾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如《李宗仁回忆录》中提到，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调集30万大军，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统帅部”“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陈谦平在《豫东会战述论》一文中也写到，“1938年4月，蒋介石调集60万大军部署在徐州附近的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图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反攻山东，同日军一决雌雄。”（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徐州会战的当事人程思远在他的回忆录《政坛回忆》中述及此事时这样写道：“当时蒋介石坚持，为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在徐州进行决战。李宗仁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趁敌人趾高气扬，暴露轻敌的弱点时，予以迎头痛击，稍挫其锋，是完全必要的；但想在此四面受敌的平坦地带，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则有违背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但因为蒋意甚坚决，李宗仁只好妥为布置”，由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也提到：“台儿庄战役的失败，日寇并没有改变进攻徐州的计划，”……然而，“国民党对此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相反却过分夸大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把台儿庄战役宣传为‘中国的坦能堡战役’，说什么下一步就是中日之间谁胜谁负的‘大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等等。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一决雌雄”也好，“大决战”也好，其意都是指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决战，而非战役决战。形成这一结论的根据则是蒋介石“被台儿庄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低估计了日军的力量，”（王维礼运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事本末》第889页。）侥幸取胜的“速胜论”心理占据了支配地位。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本文拟结合史实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请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为不致引起误解起见，首先有必要对“战略决战”和“战役决战”的不同含义加以区别。“战略决战”是指敌对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是带全局性的。而“战役决战”则是指在一定方向上和一定时间内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在战场上进行的个别的，孤立的战斗，它对整个战局的变化不产生实质性和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带有局部性。“战略决战”以其战争规模的大小可以由一个或若干个“战役决战”组成，但是，这个或这些“战役决战”必须对整个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战争全局产生直接的影响，方能称之为“战略决战”，否则，只能看作是个别的孤立的战役或战斗的决战。毫无疑问，台儿庄战役本身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前者。在弄清“战略决战”和“战役决战”的不同含义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上述结论。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和魏宏远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明确使用了“战略决战”或“大决战”的字眼，似不致引起误解。那么对《李宗仁回忆录》和陈谦平《豫东会战述论》一文中所使用的“一决雌雄”究应如何理解？“雌雄”乃“高下”、“胜负”之意，“雌雄”在这里使用自然是指战争的胜负而言。既然台儿庄战役之后，最高统帅部想在徐州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这就意味着台儿庄战役还没有决出“雌雄”，而事实上，台儿庄战役已有胜负之分。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台儿庄战役之后的徐州会战所决出的“雌雄”与具有“战役决战”性质的台儿庄战役的胜负是有原则区别的。因此，结论很清楚，最高统帅部要在徐州附近进行的决战自然带有“战略决战”的性质。这正是本文提出的疑问之点。我认为，如果从战役决战的意义上去理解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上述结论是能够成立的。然而，如果说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台儿庄战役后曾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则明显经不起推敲。
首先，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上看。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大举进攻和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集团，最终由动摇转向抗战。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大计。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即采取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点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求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这个战争指导方案的基本思想和作战部署是依靠现有军队、多线设防、节节抵御，在持久消耗作战中，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制定的战争指导方案，是以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这一基本情况为出发点的。但它同时存在着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并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过分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致命弱点，因而是片面的。
在持久消耗战方针的指导下，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通过组织平津地区的作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用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大片空间换取了5个多月的时间，不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而且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进攻速度减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军事当局已经部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敌人的目的，而日本则不得不对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进行调整，以应付长期的战争。但是，这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也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南京保卫战之后的徐州会战也只是持久消耗战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徐州会战重要组成部分的台儿庄战役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它只是一次局部的战斗，是战役决战的胜利，而不是战略决战的胜利，这个战役既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基本发展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大举进攻。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继续增兵徐州，正是持久消耗战方针的具体实施，而不是对这一方针的背离。事实上，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到1938年5月19日放弃徐州为止，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周旋了5个月零6天，利用徐州附近的空间，换取了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宝贵时间。所以说，徐州会战不论其前期还是后期，都不折不扣地体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
其次，从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作战部署看。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重心。日军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进攻武汉，以压迫国民党投降。为此中国方面也有准备，在津浦路两侧集结大量兵力，以阻止北上与南下的日军汇合。1938年1月10日和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新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讲话，指出：“我军的战略是什么？简单明了地讲起来，就是东面我们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去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47-348页。）根据这一战略思想，1月17日，最高统帅部对战区进行了调整，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以陈诚为司令。并且确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一）调集精锐，控制武汉及豫皖地区，迅速整理补充。（二）由华北及长江南岸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兵力，巩固徐州，诱致日军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日军上溯长江西进武汉；同时力保黄河北岸豫北晋西诸要地，妨害日军南渡黄河，直冲武汉；并在华北地区广泛发动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第274页。）从这个战略方针可以看出，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是把徐州会战与武汉保卫战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并以徐州会战作为组织武汉保卫战的一个重要条件。2月3日，第五战区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其要点为：“集中兵力于徐州南北地区，拒止津浦路南段于淮河以南，同时于鲁南山区对津浦路北段及陇海路东段之敌予以侧击，牵制敌人南下或西上，以保卫徐、蚌。”（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
徐州会战前期，由于第五战区指挥系统措置得当，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达到了消耗敌人的目的。但是台儿庄大捷并不是国民党军队适可而止组织撤退的恰当时机，因此，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继续向徐州地区调兵遣将是很自然的，其目的在于扩大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成果，以求在徐州地区把敌人牵制的时间更长一些，从而为组织武汉保卫战争取一些主动。很显然，徐州会战无论其前期还是后期都没有背离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为保卫武汉所制定的既定战略方针。把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大量增兵徐州地区理解为企图与日军进行决战是牵强的和武断的。事实上，蒋介石对当时舆论界对台儿庄战役的一些夸大宣传是清醒的。为此，他曾专门下了一道手谕，要求对当前时局的宣传应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清醒的认识。手谕要求：（一）台儿庄之役，仅为第二期抗战中初步胜利，切戒闻胜而骄，方能遇挫不馁；（二）长期抗战端在消耗敌人力量，以争取最后胜利，勿因一城一市之得失，而影响持久抗战之心理；（三）本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具有重大意义，务须尽力阐扬；（四）宣传宜重实际，勿作过分夸张；……（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1931.9-1945.9)》）可见蒋介石的头脑还没有被台儿庄的胜利冲昏到忘乎所以的程度。
第三，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蒋介石尽管被迫起来进行抗战，但他始终不相信能够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上。早在淞沪抗战时，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出面干涉日本侵略行为上面。认为，上海乃各国侨民聚集区，在此战争拖得愈长，就愈能引起各国出面干涉日本。他说：“现在各国之同情我们，赞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官兵两月半来抗战牺牲的结果，……如果我们再能坚持三四个月，……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绽和其野蛮残酷的暴行愈益表露于世，则国际形势的转变，将更不利于敌人！”（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41页。）遗憾的是淞沪抗战并没有出现蒋介石所期望的结果，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的希望。1938年1月，他又说：“只要我们能自强自立，能持久抗战，就天天可以促起日本利害相反的各国来包围日本。如此国际形势不变也要变，各国不助我也就是助我。”“我们过去半年的奋斗牺牲，已经造成今天有利于我的国际形势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坚决抗战，国际上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必然要出现！”“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险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打击。”（《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第249页）但是，国际社会是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英美国家从各自的在华利益考虑，对中国的抗战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质出发又企图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因此，对待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两面政策。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在国际上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国际舆论也更多地倾向中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但是，这时英法等欧洲国家正被希特勒法西斯的魔影困扰着而无暇它顾。而最有实力、最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行动的美国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这时仍然不愿放弃日本这个伙伴。据美国官方披露，1938年第一季度美对华输出仅为2000万美元，而对日本输出却高达4000万美元。直到1938年6月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发表谈话，对日中两国在美国购买军火仍主张不加限制，听其自由。（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1931.9－1945.5)》）很显然，直到这时为止，英美各国对中国的抗战态度仍然带有两面性。所以台儿庄战役后并没有出现蒋介石期望的那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国际形势不变的背景下与日本在徐州地区进行“战略决战”，是与蒋介石对抗战的一贯指导思想相违背的。蒋介石始终把中日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上，希望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但是现实击碎了蒋介石的梦幻。从七七事变到台儿庄战役，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蒋介石来说始终是虚无漂渺的。不仅如此，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将希特勒法西斯的恶水东引，推行罪恶的绥靖政策，终至在1938年9月导演了慕尼黑阴谋的恶剧。随后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把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慕尼黑之作在远东如法炮制。结果，西方资产阶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进攻苏联，而是首先拿他们开刀。希特勒的大炮使西方资产阶级清醒过来，欧美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但这已经是台儿庄战役一年半以后的事情，并且即使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由此可见，台儿庄战役之后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从蒋介石把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一贯认识去考察，台儿庄战役之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没有与日军在徐州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的动机和理由。
第四，从徐州会战本身看，徐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津浦路和陇海路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失陷后，徐州成为国民党军队在华东保有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徐州得失关系重大。因此，国民党政府集结重兵于徐州附近，组织徐州会战，其目的在于牵制日军主力于津浦铁路沿线，迟滞日军沿长江西上，为部署武汉保卫战争取时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日军感到极为震惊，扬言“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仗”造成的耻辱，调集援军全力进攻徐州。4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徐州会战命令。从4月中旬起，日军逐渐从平、津、晋、绥、苏、皖各战场，集中约30万兵力于徐州地区。5月上旬，日军南北两线分兵五路合围徐州。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为争取主动，稳住徐州战局，也从各战场调集大批军队（约20万人）于徐州地区，连同原第五战区部队在内，一时间国民党集聚在徐州地区的总兵力几达60万人之多。第五战区把这60万大军分为5个兵团，实行分兵把口，确有“一决雌雄”的架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一，仅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就能进行战略决战吗？我们知道，台儿庄战役之后日军在徐州附近的总兵力为30万，国民党总兵力为60万人，敌我双方兵力之比为1：2，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二倍于敌，但是在战斗力上，日军却是国民党军队的几倍。很明显，从总体力量上来说，在这场较量中处于劣势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不可能是日军。台儿庄战役确曾给国民党军事当局以鼓舞，但是一场局部战役的胜利决不至于把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头脑冲昏到在抗战初期就不自量力地拿劣势兵力与优势兵力进行战略决战的程度。其二，从徐州地区的地理特点来看。徐州虽为交通要道，但周围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恰是日军机械化部队发挥优势的理想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只有利用自然屏障，在运动中逐渐消耗敌人，方能积小胜为大胜，这也就是国民党制定持久消耗战的基本依据。因此，台儿庄战役之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增兵徐州，其目的只在于扩大台儿庄战役的战果，稳定徐州地区的战局，尽可能地把日军在徐州地区拖得时间更长一些，以利于部署武汉保卫战。当然，由于国民党实行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致使徐州周围之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未能实现本来的战略意图。但是从以空间换时间的角度讲，应该说，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徐州会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综上所述，很显然，那种认为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曾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以来，上述观点得以形成，并不被置疑，我认为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混淆了战略决战和战役决战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含义，把战略决战当成战役决战来使用。如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一方面说蒋介石增兵徐州是为了扩大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认为蒋介石要在徐州地区与日军“一决雌雄”，这显然是矛盾的。第二，把台儿庄战役后“速胜论”的抬头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心态等同起来，如此推断，那么说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台儿庄战役后企图与日军进行决战也就合乎逻辑了。以上两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认识上的混淆不清，一种是对基本概念的混淆，一种是对认识主体的混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结论，其真实性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在澄清了上述认识之后，由这种认识所支撑的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标签：台儿庄战役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徐州会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李宗仁回忆录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 武汉会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