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年来论文,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政治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兴起。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全为舶来品，悉数从国外直接引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来源则较为多元化，既有本土传承，又有西学之术。对于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学者对此进行类型学分析。袁达毅(2003)从研究成果来源和方式的维度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三大派：机关派、田野派和学院派；郭正林(2007)从分析框架的视角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国家与社会、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三大视界。然而，他们两位均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实证政治学进行分类和研究。王丽萍(2004)从研究工具的角度将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分为定性经验研究和定量经验研究。徐勇、邓大才(2008)从研究对象着手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分为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和参与实验，并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发展阶段进行检视。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先驱之作，然而，它们并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源流、运用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即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何而来、遵循怎样的传统、将走向何方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来源作一个回顾，检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运用、发展与基本走向。
二、中国传统调查研究：问题导向
中国历来就有调查研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刘少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点出了调查的目标：“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正确的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调查研究，其目的是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查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质，属于应用型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没有理论预设和理论建构，没有标准化的程序和规范；调查方式因人而异，比较灵活；调查研究结果不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此类调查，正如费孝通(2006)所总结的，“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虽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没有学理性，没有形成知识生产机制，没有规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但是，它从经验和实践出发的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传统，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需要为目标。1988年，张厚安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为调查研究的宗旨，带领徐勇、项继权等学者在全国进行农村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张厚安、徐勇率先深入基层，从事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但是，这种研究显然超出了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强调现实关怀。不管从调查方法还是从调查目标来看，早期实证政治学学者均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调查方法，所做调查研究属于传统调查研究的范畴。
20世纪80年代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不多，因为当时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张厚安，2001)。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俞可平，2008)。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逐渐兴起，一大批学者和官员开始涉足农村政治领域，他们以村民自治为研究对象，普遍采用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学者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徐勇和吴毅主编《乡土中国的选举》，欧阳忠宽编辑出版《村民自治实践》，李学举和王振耀等编著《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白益华推出《中国基层政权的改革与探索》，王振耀和白益华主编《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尹文儒编辑《基层民主实践》。这些著作均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王仲田和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米有录和王爱平主编《静悄悄的革命——中国村民自治的历程》，王振耀和白钢等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王振耀编著《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等。对于中国农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国家民政部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9年，民政部编撰了《村级组织建设状况调查选编》，20世纪90年代初，民政部连续三年编辑了《实践与思考》的调查论文集，90年代中后期每年都编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收集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材料和典型个案资料，此外还分类编撰诸如村务公开、换届选举等专题性调查研究资料。民政部及其官员的介入为农村政治研究学者提供了方便和平台，推动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但民政部门的介入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导向政策层面和应用领域，而其学术性、理论性明显不足。
传统调查研究具有现实性、资政性和问题性等特点，但存在难以克服的方法论困境：一是没有科学性规范。传统调查研究与西方科学研究范式存在很大区别，虽然在知识生产方面两者殊途同归，但是，前者对知识生产是一种经验式的、直觉式的，没有形成调查研究的知识、规则，后者从自然科学演化而来，讲求知识积累的规则，要求标准化生产。由于长期与国际社会科学界隔绝，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缺乏学理和方法论的支撑。包括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只知道做实地调查，需要重视社会基层，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并未将中国农村实证研究作为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来对待，未能形成明确的研究方法指向。他们只是知道在做调查，但并不明确为什么做调查，怎样做调查(徐勇，2006)。在早期实证政治学学者的研究中，很难发现文献梳理，难以找出分析框架，也少有理论的演绎和假说，因此，知识生产存在偶然、个别、直觉、经验式的特点，很难对未来进行预测。二是没有摒弃价值。早期的实证政治学学者并不排斥也不忌讳价值，然而，他们主张从事实出发，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意识形态对研究的影响，可以从甘阳(2000)的表述中得到体现：以知识场域为媒介批判和型塑政治，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狭隘化知识场域。三是没有意识到“归纳问题”。笔者将早期实证政治学称为朴素的、自然的实证政治学，也可说早期实证政治学“有政治研究，但没有政治学研究”，“有政治实证研究，但没有政治学实证研究”，因而其研究无法推动新知识的生产、积累和学科发展，后人无法在其基础上创造边际知识和增量贡献。
三、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理论导向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其第二个来源——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借鉴了理论建构方法及生产理论的规范、程序和原则。其借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吸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二是从西方历史学中吸取理论建构的方法和叙事传统；三是从西方政治学及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寻找建构理论的微观基础。
(一)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西方社会人类学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传入国内，加上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推动，社会学、人类学开始复兴，学者重新开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问卷调查、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研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不仅有一个复兴的过程，而且有一个超越的任务。复兴必须学习和借鉴，超越必须批评和对话。因此，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欧美汉学家成为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学习对象，其理论成为对话对象和超越目标，尔后才有可能与立足于西方经验的经典理论对话。西方社会人类学对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影响最大的当数施坚雅及其“集市理论”、“区域理论”和弗里德曼及其“宗族理论”，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方法，吉尔茨、福柯的人类学方法以及萨义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影响都比较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证政治学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徐勇、徐增阳，1999)。随着经济发展，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的社会学开始兴盛(徐勇，2006)。王沪宁、张乐天、曹锦清、王铭铭等学者较早尝试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乡村政治现象和行为。王沪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对15个个案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是最早借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乡村政治和文化的中国政治学者。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浙江北部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也涉及到乡村政权、政治问题(曹锦清等，2001)。20世纪90年代末期，张乐天在对浙北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实证研究力作——《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通过对联民村的田野调查和农村文本资料的收集、整理，考察了人民公社在联民村的发生、发展历程。20世纪初，曹锦清通过对黄河岸边一些村庄的走访推出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此著为典型的人类学著作，但是，作者对乡村政权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得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曹锦清，2001)。张乐天、曹锦清(2001)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乡村调查研究，涉及农村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当然，他们的研究对政治学者也有很大的启发，不少政治学者采用这类方法进行研究，导致学科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有学者认为，中国许多重要的政治研究课题，往往是由其他学科、其他领域提出的，或者主要由其他学科占有的(朱光磊，2004)。乡村政治学领域被社会学、人类学“占领”，变成了其他学科的“殖民地”。
王铭铭不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而且坚持用西方人类学的方法从事个案实证研究。王铭铭的著作及其研究对于传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推出了不少人类学的个案实证研究成果，例如《社区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王铭铭的研究对象是乡村社会和文化，但其研究也涉及乡村政治制度和村庄权力等政治现实和问题。因此，王铭铭的译著、经验研究及田野调查方法对年轻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来源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评析：一是中国人类学者利用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现象，当然，人类学者并不以政治为研究对象，他们只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现象，特别是乡村政治。村治研究中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较为薄弱。政治学界对此缺少系统的研究，对这方面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界和经济学界。二是中国实证政治学主要借鉴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叙事风格，特别是价值中立、客观的研究原则及从事实中发现问题、建构理论的实证主义传统较受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推崇。三是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和文化，并从社会、文化维度研究政治现象。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也将此种方法拿过来，从而离开政治本身去寻找制度、权力和政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促使中国实证政治学向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延伸。
(二)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西方历史学传统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也从历史学和历史人类学中吸取方法和资源。历史学家以文本为田野，在历史文献中爬梳，而且还结合实地调查和口述史建构理论。这种文本与口述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所推崇。
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皆以历史文本为主兼顾田野调查，或者说在“现实田野”和“历史田野”中做研究。前者运用生态行为研究法考察华北农民的反叛行为；后者提出“经纪人”、“政权的内卷化”等概念。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利用日本满铁的调查文本研究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方法，被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奉为经典。孔飞力的《叫魂》、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著作兼顾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各个学科学习、模仿、对话、超越的对象。不少学者从欧美汉学研究中借鉴、吸取方法论和描述性、分析性、解释性概念。另外，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历史社会学著作，例如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及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的年鉴派和德国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传统也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历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徐勇、张鸣、金观涛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等相继推出。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只是在“文献田野”中“调查”，并没有实地实证调查。21世纪初，实证实地调查开始将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姜义华主编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是这方面的代表。
(三)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直接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和方法。一是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传统。例如，斯科特对越南和东南亚研究的两部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严格按照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和乡村政治现象，它们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二是政治计量方法和传统。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及李普塞特的《政治人》。三是政治学个案研究方法。例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对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的影响比较大。四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从人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注重个体、微观的研究对象，注重经验和实证或者说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区分价值和事实。虽然在中国政治学者开始关注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它们已经式微，但其研究方法和传统也与其他政治学方法一同传入国内，其中，达尔和伊斯顿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对于一批将研究领域从高层政治转向底层政治、从殿堂研究转向田野调查的学者影响较大(徐勇、邓大才，2008)。
还有不少西方政治学者直接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弗里曼和毕克伟等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入中国从事调查的政治学者，他们通过对河北五公村的调查研究，撰写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分析中国农村革命和运动成败的原因。戴幕珍通过对粮食征购制度的研究，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郭正林，2003)。萧凤霞通过对广东新会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国家权力下沉乡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制的过程，她认为，村庄变成了被国家控制的政治单位或“细胞组织”。戴幕珍和华尔德将地方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庇护—依附关系”，并将其理论化和模型化。卢迈、金山爱、刘世定通过田野调查考察了乡镇企业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郭正林，2003)。史天健、墨宁、柯博文、何包钢、谭青山、帕斯特、李连江等还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实证研究。外国学者不仅给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带来了规范的研究方法，而且启迪了一批直接参与或者协助他们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中国学者，推进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规范化、学理化和国际化。
西方政治学及其学者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影响较为全面，其中，政治计量方法影响最为深刻。部分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乡村政治。当然，对于习惯于思辨分析、规范研究、政治设计的中国政治学者，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是比较陌生的研究工具。这类学习和借鉴只是一种低层次的运用：只有分析，没有解释；只有数据，没有模型；只有结论，没有假设和检验；只有叙述，没有概括和理论。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政治学学者的实证分析只能说是一个开端，并不属于规范性的定量经验研究，既没有假说、又没有解释，更没有概念建构和理论模型，也没有估计科学的抽样、可靠的数据、准确的结论。
中国农村政治学学者借鉴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侧重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工具，例如统计与计量工具、西方政治行为主义的方法；二是注重表述方法，例如重事实、重叙述；三是学习理论建构并利用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例如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的经验研究。其实，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工具和表述方法也是为理论建构服务，理论建构是学习和借鉴的最终目标。
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发展
中国传统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现实关怀和政策目标比较明显，没有严格的研究程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理论为导向，运用知识生产机制，遵循科学研究原则，有较为严格的研究规范和程序。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是“单轨运行”，20世纪90年代则是“双轨并行”——两个方法论来源、两条研究路径并存。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整合两大方法，沿袭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的学者开始从中国传统调查研究中汲取营养，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概括以中国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概念，尝试建构政治理论，从而实现与西方学者或理论的对话。沿袭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学者也开始转变，注重学习西方成熟的田野调查方法，借鉴规范的、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构方法，比较典型的是要从“野性思维”转向“知识生产”，建立“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在争论和竞争中，两种方法论传统相互渗透、相互借鉴、融合发展(徐勇，2006)。
对于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西方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融合，定性个案研究走在前列，定量经验研究则相对比较落后。对于前者，项继权、于建嵘、吴毅、何包钢、郎友兴等学者具有代表性。项继权在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他通过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村庄的研究认为，集体经济不是民主治理的基础。于建嵘在《岳村政治》中，尝试将传统调查研究方法与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历史学的文本收集、口述史、历史叙事结合起来。笔者沿着毛泽东当年调查的路线走访，并通过对“中国农民协会第一村”三个多月的调查，运用西方人类学、历史学的叙事和理论建构方法为“民主寻根”。笔者以村庄为个案，但超越了村庄，以县、乡、村为叙述路径(于建嵘，2001)。
如果说于建嵘的研究中中国调查研究的传统方法多一些，吴毅则偏重于西方经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以四川东部的双村为个案，考察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塑造过程，其研究路径是从内至外、以微观见宏观、以个体见群体(吴毅，2002)。吴毅借鉴了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叙事方法，人类学的风格和传统比较浓厚。这也是对中国调查传统与西方田野经验的一种尝试性结合，但融合与模仿并未完全到位。虽然吴毅的著作突出了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但仍然是“有地方，没有知识”，“有描述，没有解释”，“有叙事，没有概括”，“有微观，没有国家，政治实证研究只有‘影子国家’”，没有从百年叙事中提炼、概括出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本土化理论和概念，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
另外，将中国调查研究传统与西方实证研究经验融合的研究成果还有何包钢、郎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景跃进的《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和《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肖唐镖的《村治中的宗族》、仝志辉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卢福营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一系列立足于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有些学者还对中国实证政治学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徐勇从1991年就开始探讨中国农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体现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建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等一系列的方法论文章中，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今后的发展取向进行了探索。肖唐镖(2003)从村治的角度，对有关村民自治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指出了中国实证政治学规范性不足、科学性不太强、与国外差距比较大等问题。徐勇、邓大才(2008)在《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中对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进行了总括性梳理和反思，并对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走向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这些方法论的研究提升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乃至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五、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问题与基本走向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经过数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复兴和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引进、模仿，又经过了十多年的综合探索、自觉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其他学科以及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仍很年轻，有很大的差距，当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1.规范性不强。徐勇(2008)认为，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存在“缺乏理论预设”、“科学规范不够”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均是研究程序和形式问题，即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形式化依然不足。实证研究有严格的程序，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不管是计量实证研究，还是个案实证研究，都存在规范性问题。要么没有理论假说，要么没有理论演绎，要么没有经验检验，甚至有些研究竟然没有文献梳理。没有理论假说，问题意识就不明确；没有文献梳理，研究前沿性难以确定。不少研究存在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说“两张皮”的现象，经验检验脱离了问题意识和理论假说。除此之外，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存在概念化、模型化不足的问题。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和因果关系，这一点经济学走在各个学科的前列，例如生产函数模型、消费模型、投资模型等，其研究基本已经概念化、模型化。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不仅概念化程度低，模型化程度更低，很多学者连模型化的理念、意识都不存在，难以发现和建构事实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以综述和个案研究为主，极少涉及因果推理，还停留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状态(谢韬，2008)。这种状况与其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进和吸纳不足，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影响太强。由于形式化程度不高，学者们缺少共同对话的平台，导致了不少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由于模型化不足，加之文献梳理较少或者不到位，理论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2.逻辑性不够。实证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有规范性的扩大再生产机制。规范性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基本要求，逻辑性则是另一个要求。科学研究要符合两个自洽：内部自洽和外部自洽。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的内部自洽和外部自洽都存在问题：一是从实然到应然的逻辑跳跃。很多学者本来从事实证研究，但经世济国的理想，经常促使其从实然走向应然、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经验走向规范，轻易地跨越“休谟铡刀”。二是从个案到一般的逻辑跳跃。还有些学者简单地将个案研究、抽样分析的结论推向一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各个地区差异很大，从个案和抽样的结论推出一般性的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危险，容易使研究走向“致命的自负”。因此，在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中就存在“瞎子摸象”的问题。选择不同的个案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同一个案不同的学者研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学者们调侃，“走了一村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这就违背了实证研究要遵循的“可以重复”的原则。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仍然是一门“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学科(张国清，2004)。三是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跳跃。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基层政府和村庄，也就是说，大多是研究微观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但学者们的理论指向则是宏观性的，因此，不少研究和学者不顾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逻辑鸿沟，直接将微观的结论应用于宏观、推向上层，即以村庄政治推测国家政治、以底层行为推导上层行为。另外，还有一批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徐勇，2006)。
3.创新性不足。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存在一个大问题，即对西方社会科学模仿较多，创新较少。很多研究是为西方理论寻找依据、做注脚，缺少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创新。总体而言，创新性不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叙事，没有解释。对于这个问题，邓正来、徐勇、王绍光等学者多年前就有精辟的分析，但此问题至今没有大的改进。有描述、有叙事，没有解释，就不可能有理论。二是有经验，没有概括。有些实证研究，有经验材料，也有解释，但没有提炼和概括，基本是一堆描述性材料加一堆解释性话语，“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农村研究中，取得了不少个案经验，但从大量的个案经验中发现了什么，提炼出了什么观点，建立起什么理论模型，形成什么分析框架，却是极少见的”(徐勇，2006)。三是有发现，没有对话。其实，不少实证政治学学者包括坚持传统调查方法的学者有一些独特的发现，但是，其研究没有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没有规范的文献梳理和严格的经验检验，实证发现难以体现，更难以与国外经典理论对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假说。这也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求证伪或者证实国外经典理论——为理论而理论；另一种是企图另起炉灶，自成体系，重新建构理论(徐勇、邓大才，2008)。前者被西方经典理论“俘虏”；后者没有借鉴和学习，谈不上对话。四是有理论，没有超越。还有部分学者能够自觉地运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有解释，有理论，也有对话，但没有找到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没有在同一框架下讨论，没有在同一平台上对话。为对话而对话，为理论而理论，没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超越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经典理论，所以，有理论但没有超越，有对话但没有回话。
4.科学性有待提高。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然而，实证研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与国外和其他学科的实证研究相比，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在研究的各个环节中科学性不够。从实践来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数据选择。虽然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使用问卷调查，但是，鲜有学者考虑样本分布、抽样方法以及样本推断总体的准确性等问题，对数据采集的客观性和处理的科学性考虑不多，尽管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但也只是比较初级的统计分析，鲜有高级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二是价值处理。事实和价值问题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学者不能回避价值，但在研究过程中又不能有价值判断。有些学者在抽样或个案选择前已经有先验判断和结论，抽样调查和个案研究只为自己先验的判断寻找依据。规范性研究上的不足使经验研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向，而缺少真正的客观性(孙关宏、蒋一澄，2005)。这样，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就用自己的先验判断寻找事实，用已有价值剪裁事实，研究的科学性无从谈起。这些研究者往往从先在的理念出发，到“现场”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事实”，然后用这种经过处理的“事实”去论证自己的一般性结论(徐勇，2006)。而这样的先验观点并非根据实践，而是意识形态演绎的结果。这种实证研究变成了证实研究，个案研究变成了例证研究，案例研究变成了举例研究，既无研究规范，又无研究程序，难以称之为科学。三是调查深度。规律和地方性知识潜藏于行为者的日常生活，只有置身于其中并利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发现，这就需要深度参与和深入调查。但是，不少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只求个案的数量，追求调查的广度，再加上没有吃苦精神、科学的方法，调查难以深入，个案难有深度。这些学者要么依赖于问卷调查，要么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地调查几个村庄、几个农户；有些学者只是到县城或者乡镇请当地政府安排几个座谈会或者象征性地下乡走走，并没有一头扎进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活动，而是根据少数农民、少数干部的话语进行推测性的研究。四是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虽然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已经基本形式化、程序化，但是，对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解释的有效性方面却鲜有学者关注，重形式而轻可靠性、有效性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二)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基本走向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能否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1.传统方法与科学研究：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首先要解决中国传统的调查经验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整合与融合问题。中国传统调查研究虽然主观性、随意性比较强，但比较灵活，也很有成效。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要在发挥中国传统调查研究优点的同时，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将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求实”与西方田野调查的“求理”统一起来，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哲学基础。
2.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借鉴与超越的统一。有学者强调本土化，有学者强调西方经典理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西方经典理论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西学东移必然会“水土不服”，但是，西方理论的产生方法、参照作用却不容忽视。本土经验要能够成为经验，离不开与西方经典理论的对话，离不开与已有理论的对照。当然，西方经典理论必须用中国经验进行检验，检验通过，则认之；检验不能通过，则弃之、改之。要以开放的心态夯实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
3.理论自洽与经验外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前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倾向：重形而上的理论演绎，轻实证和经验，或者重形而下的经验归纳，轻规范和演绎。前者注重理论的自洽，但不注重经验检验；后者注重经验的归纳，但不注重理论的提升。其实，这折射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有割裂理论与经验、归纳与演绎的倾向。真正的实证研究离不开理论假说、演绎和概括，即理论自洽。实证研究不仅必须有理论假说，还必须有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同时，归纳、概括、提炼的理论还必须得到其他个案、样本的支持，并通过建模将其模型化和抽象化，即实现理论与经验的外洽，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逻辑基础。
4.调查广度与田野深度：定量与定性的统一。田野调查广度和深度是实证研究学者追求的目标。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对广度的追求可能更甚于对深度的追求，偏好个案，追求大样本，这无可厚非。但是，追求广度不能以牺牲深度为代价，调研的广度不代表深度。只有深度的田野调查，才能够发现变量之间的变化和运行机制；只有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调查广度，结论才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并有助于结论的一般化。广度和深度的取舍，实质上是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选择的体现。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要搞好定性研究，特别是注意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调查，持续跟踪，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统一，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发展的科学基础。
5.学科边界与研究方法：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统一。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受到其他政治学者的指责：没有学科特点，对学科建设贡献少，这也是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需要完善的地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工具、程序、规范借鉴于其他学科，运用的规范性、科学性不及其他学科，这就导致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淹没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之中，既没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又无法与其他学科竞争。因此，突出学科特点、建构学科边界、明确学科范畴、确定学术范式和分析框架是当前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也要善于借鉴、学习其他学科先进的方法、工具，从而实现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并逐渐形成学科边界，培育学科自主性，进而建构、完善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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