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1]2001年在《文化翻译中语用用意的翻译研究》文中指出语用用意的翻译涉及到语用隐含意图的处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理解语用用意的所负的责任、文化意象的归化和异化的处理等问题。语用语言对等的方式是归化翻译 ,以达到语言表达的流畅。文化意象的语用用意对等的方式是朝异化翻译发展 ,以促进文化的平等交流和传播 ,而这正是将翻译命题为文化翻译的使命。但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 ,都要能传达原作的语用用意 ,以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 ,这是语用翻译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卢小军[2]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曾文雄[3]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指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林继红[4]2013年在《翻译标准再审视：语用意图观》文中认为有没有评判翻译质量的标准?如果有,应该是什么?是译者意图?是委托人意图?还是源语语用意图?就国内外语用学研究而言,虽略有涉及语用意图翻译观,但深入研究暂付阙如。鉴于此,论文在语用学翻译框架内,结合言语行为理论、诠释学理论、言语交际理论、修辞接受等相关理论,采用历时和共时对比分析、跨学科分析、定性和实证相结合等方法展开研究,对翻译标准进行再审视。首先简要回顾了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对翻译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并在意图性翻译作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语用学翻译是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争端的解决之路,语用学和翻译的联姻可以使翻译获得更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和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链接对翻译的本质和理论与实践进行再认识。我们得出：翻译中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意向性,翻译中语用对等的实质在于施为性对等,而不是成事性效果对等；翻译作为跨文化语用行为,其交际成功的必然标志不仅要看“说话人意义”是否得到传递,更要看译者的行动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图。其次沿着“语言意义—言语意义—语用意图”这个言语交际信息载体对语用意图进行界说,提出言语行为分类的两个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层级性原则)和叁项标准(生存语境、语义层次量和操作自由度)。在此基础上,将语用意图的表层性区别特征划分为言实、言情、言理叁大类和深层性特征分为单一聚集性意图和综合离散性意图。接着对翻译中语用意图的理解与解释、表达与接受进行探究。论文最后提出单一聚焦性意图和综合离散性意图的翻译原则,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应用与分析。
王劫丹, 龙飞[5]2011年在《“语用隐含”在文学作品中的语用分析与探讨》文中指出该文从翻译语用观的角度探讨了文学作品中语用隐含的特点,以《红楼梦》为案例分析了人物话语的原作品和译本中语用隐含的叁种情况:保留原文中的隐含意图与人物对话中的隐含意图;没收与取消某个语用隐含;平添一个语用隐含或将原来的明示译变为语用隐含。案例分析显示原文里的语用隐含应该要在译文中保留,不能将其公开于文字;此外不能没收、取消或平添某个语用隐含。
王云松[6]2001年在《语用隐含与文学翻译》文中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这一命题在翻译界似乎已达成共识。但深入到对“意义”内涵的把握以及在译语中如何实现对“意义”的表达，则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至于文学隐含意义的翻译，虽有学者论及，如陈文伯(1996：92)提出隐含义“何者该显何者该隐”的问题，但缺乏理论支持，也未分类加以说明，无法指导实践。本文试图在文学隐含的翻译这一问题上做一客观、系统的分析。 本文第一章分别介绍了翻译学与语用学的发展现状，说明语用学与翻译的结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章详细说明了会话含义理论的由来，探讨了隐含意义在文学中的运用。结合巴赫金的言谈理论，论证了会话含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文本的可行性。 在第叁章中，作者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入手，论证了文学隐含话语的大量存在是由其审美特性决定的。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反应，尽可能将原作者在行文叙述中的隐含意义和人物对话的隐含意义保留在译文中；同时，指出文学翻译中制约隐含意义的叁个要素：语境、非言语符号和推理。 在第四章至第六章中，作者围绕这叁个要素，通过实例分析，说明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由于译文读者不熟悉原作中的文化背景而形成的文化空缺，译者应尽可能消除，甚至可以用加注的方法；对于译文读者所不熟悉的源语中容许的行文空缺，译者必须小心地予以保留。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留有参与文学作品结构活动的余地。 最后，作者总结和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语用含义理论并不能解决文学翻译的所有问题，但语用学理论的运用会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拓展出很有前途的新领域。
信娜[7]2012年在《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主要指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体系性研究，包括方法论的体系性描写及理据说明两部分内容。遵循术语全译观，结合术语形式及内容的翻译操作方式，尝试构建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该方法论由叁大策略组成：直译、意译、直译兼意，每一策略可具化为方法与技巧，从而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策略、方法、技巧呈纵向层次性，同一层级内部各策略等呈横向关联性，两者共同构织了拟构建方法论的体系性。中国哲学范畴“化”与术语翻译本质相契合，翻译过程及操作层面的求“化”手段从哲学角度道出了该方法论的求“化”本质。以术语全译核心“转化”的相关要素为出发点，借鉴相关学科，即术语学、语言学、信息学、符号学、思维学的有关理论，充分而深入地论证术语全译方法论。形式的符号化及称名的特殊性形成术语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性，直译策略正是基于术语这一特性提出的。语言具有包容性，可吸收直译术语。术语翻译可采用只转形式的直译策略。意译策略通过对形式的增、减、转、换、分、合可使译语术语符合理据性、称名性等要求并实现双语术语内容的“极似”。语言结构的差异是意译使用的直接原因，不同民族对同一概念的认知差异及相应的表达使用差异是其深层原因。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单位与思维模式转换是意译策略使用的思维学根据。术语具有增长性，解释过程的不同是意译策略使用的符号学根据。直译兼意策略既转移形式又再现内容，易于译语术语的规范化，并基于信息的再生性与转换性弥补了双语转换造成的损失，使双语信息趋近等值。术语翻译方法论的体系性与系统化研究是术语翻译理论产生的必要前提，可为进一步的术语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陈科芳[8]2006年在《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文中研究表明语用学的一些原理对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都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本文在梳理语用学的几大原则(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各原则优势的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并把这个机制放大处理，应用到具体语言和翻译现象的解释上去。 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和研究翻译问题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语用研究和翻译研究有着很强的“关联”，两者都涉及认知角度考察语言的使用问题，翻译往往有个语用层次问题，而语用学可以帮助说明翻译中比较复杂的语言问题和比较敏感的文化问题。本文借助于语用学原理，尤其是关联理论的强大解释力，以综合了语用学各原则优势的语用推理机制来考察文化负载厚重的修辞格的构造和翻译问题，考察的文本为《红楼梦》及其两个英语全译本中的叁种修辞格—歇后语、委婉语和仿词。之所以选择《红楼梦》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红楼梦》不光语言优美，而且文化内涵丰富；之所以选择这叁类修辞格，是因为这叁类修辞格在构造上有典型意义，有助于举一反叁，而且数目相对比较确定，有助于进行比较透彻比较完备的研究。通过对这叁种修辞格的翻译实例进行“穷尽式”数据分析和“关联性”归类整理，层层深入地逐渐形成修辞格构造和翻译过程的基本框架。 根据违反合作原则的准则的情况，歇后语的构造可以分为叁大类：违反质的准则的歇后语、违反量的准则的歇后语、违反方式准则的歇后语。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歇后语翻译的几类情况：不违反合作原则的歇后语的翻译、违反质的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违反量的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违反方式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等。结合具体例子的分析点评，对歇后语翻译的有关情况进行总结，并提供可行性办法。 委婉语是礼貌和合作的矛盾统一体，是为了礼貌起见而违背合作原则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委婉语在构造上采用距离原则和相关原则的适当平衡的办法，通过违反合作原则的质、量、关联和方式准则达到含蓄礼貌的交际效果。通过对《红楼梦》十个单字死亡委婉语及其翻译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由于汉英礼貌需要和习惯的不同，在人际交往中会采取不同的礼貌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根据翻译目的、读者需要、译文习惯等而采取合适的礼貌手段。 关联理论对仿词的构造和翻译具有独到的解释力。根据“关联”这一尺度，仿词
钱冠连[9]1997年在《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文中研究说明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钱冠连１，引言语用学在翻译中的体现，可以简括为“翻译的语用观”。它是窄式语用学定义在翻译科学中的体现。窄式语用学定义①说：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
卢玉卿[10]2010年在《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言外之意是中外文学创作的追求和审美标准,是文学作品的机体营养,是语言交际的巧妙策略。言外之意体现艺术语言的情景交融、含蓄隽永、无言载意；更体现语言交流的风趣幽默、委婉含蓄、弦外之音。中外哲学、文学、语言学叁个领域对言外之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言外之意的研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代表了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本论文研究的是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不仅在于言外之意蕴含了语言交流的目的、体现作者的意图,还在于它是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和审美的标准,更在于它是译界少有人涉猎和研究领域。本研究以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突出言外之意翻译的生成和表达问题,确立含蓄式、寄寓式两种意向型言外之意和意象式、意境式两种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研究核心,目的在于探讨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问题,重点在于理解和表达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实际解释力。言外之意,顾名思义,是语言的超载意义,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暗示的意向意义和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表达。笔者在钱钟书关于言外之意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含蓄式、寄寓式、意象式、意境式,并根据各自特点归纳为意向型和审美型两种类型以涵盖文学作品中所有言外之意。意向型和审美型两种类型分别位于语言学和文学的两大研究阵营,他们各自所包括的两种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含蓄式又称修辞式是话中话,寄寓式又称情景式是话外话,二者的区别还在于对语境依赖度的不同；意象式又称象征式,多个意象式言外之意的联结便形成意境式言外之意。两种类型言外之意在文学作品中的会合,不是人为分析的作用,而是文学本身的特质使然。这一描述性分析是在前人唯科学、唯艺术的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论文首先对翻译理论的意义观进行了历时的挖掘。研究结果发现,中外译论都经历了意义翻译研究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长,从雏形到发展。而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也或隐或现地出现在译论中,近些年有萌芽的趋势。因此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研究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召唤。另外,语用学、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语言的超载信息——言外之意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保障；而美学心理学又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提供心理分析模式。具体说来,语用学含意理论、关联理论、语用推理对意向型言外之意的生成与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生成与翻译建立在美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图式理论基础之上；语用预设理论、认知心理学图式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阐释了认知语境的建构与重构。然后,论文探讨了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针对众多的语用推理模式,本论文将其进行整合,提出了意向型言外之意的推理模式,这是意向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在推理过程中含蓄式言外之意和寄托式言外之意体现的仅是所需语境量的不同。同时,本论文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以及美学心理学原理提出了审美意象图式机制,这个图式机制既是翻译过程中生成审美言外之意的机制,又是译文中再造审美意义的依据和原型,原文和译文是这个审美意象图式的不同语言表现。鉴于言外之意对语境的依存关系,尤其翻译过程中意向型言外之意的推理对认知语境的需求,认知语境的构建和重构对言外之意的生成和翻译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论文花了很大篇幅对其建构和重构进行了研究。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理解过程的理论,提出了以抽象语句、认知图式、认知能力和目的构成的言外之意的认知语境,以及包括语句刺激——图示激活——知识选择——假设形成的认知语境建构模式。对于语境的重构,笔者根据语用预设的实质,提出翻译中的语境重构主要是翻译语用预设,根据言外之意所需将语用预设可以分为语言预设、功能预设和文化预设,其中对言外之意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语用预设是文化预设,论文对文化预设的翻译作出了重点研究,归纳了五种翻译文化预设的方法,并考察了文化预设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在言外之意的翻译表达层面,也是言外之意翻译的实践层面,本论文根据认知语境——推理机制和审美意象图式机制,借助赵彦春的一价译元推理翻译模式和二价译元推理翻译模式,提出了翻译意向型言外之意的语义、语义-语用、语用叁个层面,以及受制于语境关联、基于叁个层面的意向型言外之意的上下推移翻译原则,为直译、意译提供了依据。对于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翻译,笔者在霍姆斯双图式翻译模式和姜秋霞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审美翻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言外之意的审美意象图式翻译模式,从意义翻译的实际出发,确定翻译转换的中介是审美意象图式,原文和译文是这个图式的不同语言表述。审美意象图式翻译模式弥补了姜秋霞关于文本整体审美意象模式过于宏观和概括的不足,对翻译实践具有更强的指导力。以上两类言外之意的翻译原则和模式均佐以例证,在翻译实践中检验其解释力。总之,本研究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理论的解释力,证明了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同时还证明了文学翻译是科学翻译和艺术翻译的契合。
参考文献：
[1]. 文化翻译中语用用意的翻译研究[J]. 陈琳.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
[2].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翻译标准再审视：语用意图观[D]. 林继红.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5]. “语用隐含”在文学作品中的语用分析与探讨[J]. 王劫丹, 龙飞. 海外英语. 2011
[6]. 语用隐含与文学翻译[D]. 王云松.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7]. 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D]. 信娜. 黑龙江大学. 2012
[8]. 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D]. 陈科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9]. 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J]. 钱冠连. 现代外语. 1997
[10]. 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D]. 卢玉卿. 南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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