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学的建树、创新和发展——对东方管理学研究的追溯、综述和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管见论文,建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管理学已经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苏东水和胡祖光教授等对其建树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方管理学已呈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宽广的应用空间和远大的发展前景，但是也存在局限，需要吸收西方管理思想、理论和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特别是主体性及行为方式理论的改造和创新，以实现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
第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于2003年11月1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东方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把东方管理论坛与世界管理论坛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从世界管理的视野和高度看待东方管理，另一方面是要把东方管理扩展和提升到世界管理。东方管理学是指导、支持、促使和推进东方管理的学说。
一
东方管理学的创新和发展是基于其产生、形成和建树的。东方管理学有一个形成和建树的过程。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东水教授，于1976年在复旦大学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研究”的讲座，1978年推出《〈红楼梦〉的经济管理思想》，1986年公开发表《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纂和出版了《中国管理通鉴》；90年代初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东方管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思想为基础的“人为为人”的核心理念，并在“三为”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管理文化“三、六、九”构成理论和“十五要素说”，为东方管理学奠定了宽广和坚实的理论基础；1992—2000年，连续五次参加在日本东京、美国达拉斯、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管理大会，提交了《中国古代管理行为学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和《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等论文，颇受与会各国代表关注（苏东水，2003）；率领一批教授、博士经过长期研究和写作形成《东方管理》一书，于2003年正式出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颜世富博士于2000年出版专著《东方管理学》。杭州商学院院长胡祖光教授早在1994年就正式出版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管理金论——东方管理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东方管理学的专著。此后，胡祖光教授邀请了其他老师参与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和写作，于1998年出版《东方管理学导论》，2002年出版《东方管理学13篇》。其内容结构从五篇扩展为六篇，再扩展到13篇。胡祖光教授等还于2001—2002年在《中国改革报》开设“东方管理学论坛”，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苏东水先生等的东方管理学说，是以儒家、释家、法家、兵家、墨家等为主的东方文化为基点，以“三为”理念为核心，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理论体系。同时，追踪研究西方管理理论，深入剖析西方管理的“失灵”（李怡，2003）。胡祖光教授在创建东方管理学时是立于世界管理学之林，有感于西方管理学者林德尔·厄威克的著作《管理金论——70位管理先驱的生活与工作的历史记录》，它介绍了数百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瑞士等十多个国家的管理思想家和管理实践家，但是竟无一位东方国家人士，表现出对以中华管理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和文化的无知。他的《管理金论——东方管理学》不仅是填补由西方管理学者著书立说的世界管理理论之不足，而且“建立起有别于西方管理学的、结构严谨、立论科学的东方管理学”，还在世界管理理论中寻找和明确定位。胡祖光教授的东方管理学是在以物为中心、以组织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连续谱”中明确地定位于“警句式的管理学原理”的，并且称为“管理要务学派”，以区别于管理过程学派和经理角色学派等（胡祖光，1994）。
阿切尔指出：“管理学科是从原理的格言中成长起来的”（Archer，1990）。管理学原理在管理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和应用都极为重要。但是，管理学的原理有不同的层次，有具体的分门别类的原理和抽象的一般的原理，有科学的原理和哲学的原理等。阿切尔说的管理学原理是指基本的科学管理理论，它能作为其他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而作为哲学的原理，则是指富有哲理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鲍威尔所说的“认真负责有时就意味着得罪人”，“当士兵们不再向你诉苦的那天，你领导他们的日子就到头了”，“绝不让你的自我靠近你，不要你走到哪里，你的自我也跟到哪里”等，以及奥伦·哈拉里概括的鲍威尔的领导原则，如“把工作业绩和变革当成组织的大事”，“培养一个‘嘈杂的系统’”，“挑战赶时髦的想法”等，都是哲学层次的领导原理。
哲学层次的管理学原理，由于是反映管理的世界观，其中含有价值观，因此不仅具有深刻的理性内涵和普遍的意义，而且带有鲜明的主观倾向和强烈的感情色彩。两者之完美的统一，是哲学的管理学原理不同于科学的管理学原理之最根本也是最显著的特性。正因为如此，哲学的管理学原理比科学的管理学原理更加需要也更为可能采取艺术的语言形式，可以表现为警句式原理。所谓警句式原理，是指那些内涵深刻、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便于记忆、能感动人和警醒人且用警句表述的管理学原理。对于科学性不是很强的东方管理学来说，哲学层次的管理学原理尤其是警句式的管理学原理，就更为重要，不仅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对管理学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胡祖光教授对东方管理学建树的贡献主要在于此。
二
第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关于“东方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之主题，从提交和发表的论文（共124篇）看，主要体现在“东方管理学科”（5篇）、“东方管理思想”（20篇）和“东方管理比较研究”（5篇），以及“东方管理应用”（6篇）、“东方企业文化”（11篇）、“东方家族企业研究”（17篇）、“华商研究”（4篇）和“人力资源管理”（13篇），还有“产业经济”（14篇）、“经营与管理”（26篇）和“书评”（3篇）等方面，研究的视野比较开阔，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且有一定的深度。
关于“东方管理学科”，苏东水先生在《论东方管理教育》的论文中指出，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独立的东方管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东方管理教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全心打造包括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治国学、治家学、治生学、治身学、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缘论、人道论、人心论、人谋论、人才论的“三学、四治、八论”的东方管理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苏东水，2003）。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把“东方管理的核心理念”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诚待人（王方华，2003）。
关于“东方管理思想”，主要研究《周易》、《孙子兵法》和《考工记》，以及鬼谷子、诸葛亮、墨子和韩非等的管理思想，涉及风险管理、管理决策、应对反倾销、激励、“以德治国”、技术管理、安全保障的法律措施、信息来源污染、弱者心态管理、管理哲学和领导观念等，丰富多彩和生动具体。
关于“东方管理比较研究”，既有涉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完美主义与中庸之道”，也有用西方科学观探索“东方管理思想中的理性观”，也有探索美国人“卡普兰眼中的东方传统思想”，还有“东方管理与知识管理”、“现代管理理念与中医理论”等不同的比较研究。
而关于“东方管理比较研究”、“东方企业文化”、“东方家族企业研究”、“华商研究”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则是东方管理学之具体和应用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反映东方管理学的特点，它集中和突出地体现在企业文化、家族企业、华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另一方面则说明东方管理学的实用性比较强。胡祖光教授等撰写的《东方管理学13篇》，在管理实务界（包括企业和政府官员）引起的反响要比在管理学术界强烈得多。全国最大的连锁超市联华公司的子公司浙江联华家友超市的营运总监夏国桥读了《东方管理学13篇》后，立即指示购买80本，发给公司中层干部人手一册；浙江舟山市的市委书记陈钟指示购买200本，发给县里的所有干部；佐丹奴国际有限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国权则来信赞扬：“企管要领，以道为本，以术为用。华夏学者努力不懈研究，不失为业者一盏明灯。假以时日，必有所成。”信中最后要求作者代向出版社订购100本；……。这主要因为它把名言警句式的管理学原理与背后的故事、现实的情况和典型的案例紧密地结合起来，简单而实用。
至于对“产业经济”、“经营与管理”的研究及其成果，有反映和体现东方管理学的，如关于经营与管理的“知耻而后勇”等。特别是苏东水先生等执笔的关于第六届东方管理论坛综述《东方管理与产业发展》中，提到与会代表对运用东方管理智慧促进产业发展等提出了有较高价值的建议，其中包括东方管理文化中的治生论，注意与生产经营管理与产业实践相结合，以及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中国陶瓷工业在其历史发展中强调东方管理的兼收并蓄思想等（苏东水等，2003）。但是，就总体而言，有关“产业经济”和“经营与管理”等的研究很少反映和体现东方管理学的特点。例如，关于“企业联盟与规模经济”基本是反映和体现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管理思想，即使提到战略联盟是我国企业重组整合的新视角，也基本没有反映和体现东方管理。其实，东方管理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对于战略联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东方管理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是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特性和企业经营管理要求的内容的，需要改造和创新。
三
东方管理学的改造、创新和发展，有一个前提和核心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不再是东方管理学了，就不再反映东方管理的特性及要求了。这个前提就是“天人合一”和“圆”的思想，它提供一种大视野，反映对博大、圆满、均衡、统一与和谐的追求，既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个性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离开了就与西方管理混同了。同时，东方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思想理念，其中包含和体现“以和为贵”和“以诚待人”等。当然，这个核心是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用苏东水先生的话说，其基础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其真正的核心是“人为为人”的理念。而我们又可以把“以和为贵”和“以诚待人”看成是“以德为先”的两个维度。东方管理学之前提与核心的联系和统一，形成东方管理的基本架构。徐艳梅等把中国式管理的基本架构表述为“外圆内方”，“外圆是中国式管理的象征”，“内方是中国式管理的基础”。“修己安人”的“安人之道”，联系组合的“挚矩之道”，运作权力的“经权之道”共同构成东方管理之内方；均衡、统一与和谐则构成东方管理之外圆。而内方与外圆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和转换。“安人之道”、“挚矩之道”和“经权之道”等的作用是均衡与和谐的。同时，还有金（法家）、木（墨家）、水（兵家）、火（儒家）、土（道家）五行运作，还有易学的圆融与转化和禅学的思悟与超越（徐艳梅等，2003）。总之，东方管理学是一个既有恒久不变的内核，又能应对变化和实现超越，达到综合效用最大化之目标的完整体系。它似乎是完美无缺的，其实不尽然。东方管理学需要吸收西方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并且进行改造，才能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和成长。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东方管理学的主体性必须改造和发展。东方管理学的主体是人。而“人”是非常具体、复杂和多样的，是变化无常，难以确定和把握的。“人”不仅会体现为社会关系和获得社会存在，而且要有社会关系的规范和约束，还要通过相互关系来协调和演进。所以，主体必须而且也必定是人与相互关系的统一。传统社会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地位和身份上，而中国传统的地位和身份是封建——宗法等级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人伦，以及后来的“计划——行政等级”及其人伦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之所以抽象地讲“人”，是为了掩盖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人伦关系，而非正统的思想则是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同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多强调人的本质特性是“能群”。正因为如此，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中国传统的“人伦”和“人论”是束缚和限制人的需要、自由和创造。而西方文化是强调人的自由（杨适，1997），于是相应地也就重视社会规范和相互关系。所以，东方管理学的主体性必须明确为人与相互关系的统一，而它区别于西方管理学的主要在于：一方面东方管理学强调人之“能群”的本质特性与“和谐”的相互关系，而西方管理学则强调人之“自由”的本质特性和“竞争”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东方管理学强调人的本性和“以人为本”，西方管理学则强调制度和规则以及从以物为中心到以组织为中心再到以人为中心。但是，在当今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客观的要求和必然的趋势。西方管理学已经高度重视和充分吸收了东方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已经包含和体现和谐、合作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东方管理学也必须吸收西方管理学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在强调人之“能群”的本质特性与“和谐”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肯定、重视和倡导人的自由和个性，以及“竞争”的相互关系，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充分重视制度和规则。由于现代社会是角色社会，人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角色关系。相应地，人的本质特性及行为方式则体现为“人格”。所以，现代社会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角色与人格，统一地表现为“角色人格”（吕福新，2001）。当然，角色——人格的逻辑主要是现代西方社会及其管理的逻辑。而现代东方社会及其管理的逻辑主要应该是人格——角色逻辑。这是东方管理学主体性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逻辑。
其次，东方管理学的行为方式理论也必须改造和发展。东方管理主要表现为文化管理和理念领导。但是，传统的文化管理和理念领导存在缺陷，其一方面主要是从上到下的灌输和说教，另一方面主要是停留于思想和观念层面，于是也就导致虚无和僵化。所以，东方管理学的行为方式理论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形成和发展以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包含和体现理想目标、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品质道德及行为方式的文化管理与理念领导；其次，是要使无形的思想和理念反映有形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及其变化，同时转化为有形的制度和组织，采取有形的经营和管理，产生有形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使有形的成果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的信心，以实现文化管理和理念领导，促使和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