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下)_哲学研究论文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下)_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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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5-0019-04

三、方法论视角的突破与“文化哲学”研究

综观目前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 出的学术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文化普遍主义”和“普 适伦理”,而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则出于某种“自卫情绪”,大力倡导“文化特殊主义” 和“特定伦理”(注:毋庸质疑,美国出现的“9.11”事件,已经非常鲜明地把这两者 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体现出来了;其实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 )。从学术思想研究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所突出表现出来的,似乎首先是对诸如“真理 ”、“科学”、“理论”等等所具有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非常 深刻和严峻的挑战;因为即使撇开这两种理论倾向在基本出发点和具体结论方面所具有 的尖锐对立不谈,其各自表现出来的国家、民族利益取向和相应的立场也是一目了然的 ,它们的取向和立场显然与“真理”和“科学”所要求的“价值中立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这种现象似乎最适合于“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社会决定知识”的基本观点。 不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揭示这样的国家的民族利益取向和立场的倾向性,并不 一定能使我们获得上面提到的“文化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理论的深刻性和研究的总 体性,反而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的结论(注:就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展而言,无论 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理论”、M.舍勒的现象学价值论 与“知识社会学”,还是K.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R.K.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乃 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崛起的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是提出了“社 会如何决定知识”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如何对待和处理“ 知识的相对性”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不可能直接得出有助于我们 所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结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揭示和达到该理论的深刻性 和研究的总体性呢?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其特定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而且,任何一 种理论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无一不是由其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决定的。因此,只 要我们从元理论的高度(注:这里所谓的“元理论的高度”,就是“文化哲学”所具有 的理论高度。)把握住某种理论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我们就有可能抓住这种 理论的关键,因而从根本上弄清楚其观点得失的根本原因,进而通过进行批判扬弃工作 ,实现方法论视角方面的突破。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并不实际深入到某种理论所提出的 具体观点之中,我们也有可能通过考察、批判和扬弃它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得出我们自己的具有建设性的结论(注: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都必须以尽可能 全面地搜集和考察有关资料、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为基础;不过,就目前的“文化哲学 ”的研究状况而言,这里所谓“并不实际深入到某种理论所提出的各种具体观点之中”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为现有的哲学研究似乎并没有为我们直接走向“文化哲 学”铺平道路,而各种处于哲学层次之下的“文化理论”则似乎更是只能提供构建“文 化哲学”大厦的建筑材料,却根本不可能提供有关这种大厦的蓝图。)。

那么,“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是什么?其 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我们应当如何突破它们的局限性?

(一)“文化普遍主义”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从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高度出发,综观和反思倡导“文化普遍主义”的各种各样“ 文化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到:

1.这些理论的基本预设前提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客观的、固定不变的本质, 而与这样的本质相对应的、客观的和普遍有效的真理观念也是存在的。

2.它们的方法论视角是: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即上述真理)出发,借助于严格和 科学的推理程序和研究方法,就可以推导出具有终极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即作为绝 对真理而存在的)结论。

其“必然”结论是:发达国家和民族本身就是这种普遍真理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因此,欠发达民族的文化必然以发达民族的“先进”文化为普遍真理、绝对标准和追求 的目标,无条件地接受、服从这样的绝对标准和普遍真理,从而使自己走向“先进”和 “发达”,彻底抛弃自己落后的生存状态和落后的文化。

从表面上看,它们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只要我们 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具有以下三个问 题:第一,由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来都处于持 续不断的生成、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那么,这种基本预设前提所肯定的结论之来源的 合法性何在(这种结论究竟来源于何处,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注:显然,到康德为止的西 方哲学认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康德以后的各种哲学研究,19世纪 下半叶的“科学方法论大讨论”及其余波,似乎也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方面的问 题。))?第二,这种具有直线性、静态性和平面性的方法论视角的合法性何在(怎样保证 任何一个作为研究者的主体运用这种方法,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得到它所承诺的结果)?第 三,最重要的是,提出和运用这种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主体的合法性何在(这 样的主体究竟是存在于现实的世俗生活之中的个体,还是超越时空的、全能的上帝)?

(二)“文化特殊主义”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

同样,从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高度出发,综观和反思具有“文化特殊主义”倾向的 各种各样“文化理论”,我们也可以看到:

1.这些理论的基本预设前提是: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社会历史局限性、主观性和 特殊性,而且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及其标准都是由特定的人类个体创立的;因此,所有这 些理论的结论及其所提出的标准,都相应地具有社会历史局限性、主观性和特殊性。

2.它们的方法论视角是:通过承认和强调个体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主观性和特殊性, 否定任何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普遍有效性,就可以实现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多 元化,从而以个体的充分发展导致并且维持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状态。

其“必然”结论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因而普遍 有效的真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并不存在。所以,无论研究者还是政治家,都应 当一视同仁地对待欠发达民族和发达民族的文化,而不应当以任何一种“文化”为中心 来看待和评判其他文化。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似乎也是“无懈可击的”—— 至少人们可以说,它们和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 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以下问题:第一,个体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必然会完全彻底地抵消相 应方面的普遍有效性吗(这种基本预设前提的合法性何在)?第二,否定了这种相应方面 的普遍有效性,就必然可以推行多元化,因而导致并维持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状态吗( 这种方法论视角的合法性何在)?第三,最重要的是,提出和运用这种基本预设前提和方 法论视角的主体合法性何在(究竟谁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否定,推行这样的多元化,为什 么)?

(三)方法论视角的突破与“文化哲学”研究

我们认为,上述“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所分别具有的基本预设前提和 方法论视角及其问题表明,它们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是 ,这种对立似乎并没有表明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实际上,以对待人类个体的态度和 期望而言,它们具有下列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认为,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至 上性。前者认为,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确立绝对普遍有效的法 则的能力;后者则认为,任何一个人类个体所具有的独特性,都足以压倒和摧毁所有各 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第二,它们都认为,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是固定不变的。前者认 为,这样的个体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出客观的、具有终极性和普适性的真理体系和价值体 系;后者则认为,这样的个体只能完全拘泥于自己所具有的独特性之中,因而任何具有 终极性和普适性的真理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存在。实际上它们的这两个共同之处,都是 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处于持续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都既不具有完 全的至上性,也不具有绝对的固定不变性。

当然,无论“文化普遍主义”还是“文化特殊主义”,它们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又有悖谬之处;既尖锐对立,又有相同点;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又无法完全解释包 括“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及其规律。显然,从“文化哲学”的 高度来看,惟一的出路似乎仅仅在于对这两者进行批判的扬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真 正扬弃了它们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文化哲学”的方法论 视角的突破,从而建立真正能够适合时代要求的、具有最大限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 文化哲学”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既然“任何一个个体都处于持续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那么,它们既不具 有完全的至上性,也不具有绝对的固定不变性”,而扬弃上述这两种“主义”的基本预 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所得出的结果,就应当是“生成论文化哲学”及其基本预设前提和 方法论视角。

1.它的基本预设前提是:无论自然界还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个体及其思 想世界,都处于永恒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之中;因此,以它们为研究和论述对象而形成的 各种观点和理论体系,也同样处于持续不断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之中。

2.它的方法论视角是:面对这些处于永恒的生成变化过程之中的研究对象,作为个体 的文化哲学家,应当通过融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于一体、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于 一身的动态的研究过程,在不断运用哲学反思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同时,对自己的研 究对象进行尽可能综合、深刻、全面的认识和把握,把握其生成规律、本质和发展变化 趋势,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预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有可能克服上述“个体至上论”与“ 个体固定不变论”的弊端及其后果。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必须随时借助于清醒 的哲学反思,充分重视和研究“生成”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因此,这样的基本预 设前提和方法论视角一方面否认存在绝对普遍有效的文化标准,反对“发达国家”以各 种各样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标准;同时也认为,欠发达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应当以发达民族的文化为参照系,不断努力调整和改进自己的文化的生成过程。另一 方面,也应看到各种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们都 需要经过扬弃过程而不断生成。无论怎样,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与文化的“先进”与否 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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