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 农村基层治理研究述评
赵亚楠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面对当今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困境，新乡贤群体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中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和值得期待的价值前景。在此背景下，学界也围绕着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从其“新”的内涵、作用功能、主要困境、化解路径等方面对其展开了探讨和研究。然而，从总体看，当前国内新乡贤治理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系统性，存在一些不足，导致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实践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而这些不足正是深化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的努力方向。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
关键词： 新乡贤；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基层治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这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作了明确的定位和要求。作为一种应新时代环境和需要而生的新事物，新乡贤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和值得期待的价值前景。目前，学界关于新乡贤的大量研究论著也在不断涌现，主要通过分析新乡贤“新”的内涵、作用功能、主要困境、化解路径等方面对其展开了探讨和研究，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对学界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为深化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探索新的研究空间。
一、新乡贤“新”的内涵研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源远流长的尚贤重能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独具地方魅力和特色的乡贤文化。“乡贤”一词始于东汉，常用的叫法是“乡绅”，是指对国家和社会有突出贡献、品德才学受人尊崇、垂范乡里的社会贤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贤都是传统乡村建设、管理的核心力量。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催生了不同于乡贤、乡绅和贤人的新乡贤。综合来看，通过对比学界在内涵研究方面对新乡贤概念的界定和解释，能够总结出新乡贤“新”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功能定位、角色构成、空间范围和权威来源上。
(一)时代属性说：新乡贤“新”在产生的新时代背景
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和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加剧，乡村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及愿意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贤人”，即“新乡贤”[3]。有学者认为今天“新乡贤”的构成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以功名身份为核心的乡绅阶层，现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视野成就了他们的时代品格[4]。一是新乡贤产生于新的政治环境。与过去乡绅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新乡贤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在社会主义、新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下产生[5]。二是新乡贤产生于新的社会环境。城乡一体化建设、村民自治制度、现代技术的发展、选贤任能与乡绅治村传统以及乡土情怀等都为新乡贤提供了物质、政治、技术、历史和心理等条件[6]。三是新乡贤产生于新的文化环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贵在知行合一，而新乡贤群体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期盼和强烈要求，体现了社会的共识[7]。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文化环境，学界都是立足于新乡贤产生的时代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发展。
(二)行为属性说：新乡贤“新”在新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在维持乡村自治和实现礼俗教化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也表现出新的功能，有助于带动全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有学者认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指导下，其功能由维持乡村自治和实现礼俗教化，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8]。由此，新乡贤具备现代知识，更具备城市管理经验，将承担一些新的职能，如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等[6]。总之，能人治村强调物质救济，强调个人之力，而新乡贤文化强调精神塑造，强调集体效应，也更注重公益、生态等现代理念。
(三)身份属性说：新乡贤“新”在新的构成角色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乡贤的构成角色和主体范围更加宽泛，参照有关专家学者和各地农村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与探索，可以将新乡贤的构成角色分为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员型、致富反哺型、文化能人型、道德模范型、高知善举型六类。第一，宏观上来说，新乡贤是指一批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9]。第二，微观具体上来说，新乡贤的构成角色既有体制内的人员，也有政治上有觉悟、社会上有影响之人[10]，如离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文人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组织负责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典型等[11]。第三，还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没有明确的限定，不讲究身世背景或祖籍寓所，不再按财富多寡作为评定乡贤的标准，不追究职务高低、学历层次、经验阅历[12]，其来源和出身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向。
(四)地域属性说：新乡贤“新”在存在的空间范围
随着“乡—土—人”连接纽带的松散，新乡贤也不同于古代乡贤必须在场从事治理。根据政学界的普遍共识，新时期的乡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乡贤”，即“不在场”的乡贤，指那些虽然不定居农村但源于农村、生于农村、依然眷恋热爱故乡的各行各业精英[13]。第二类是“在土乡贤”，即“在场的”乡贤，指有些文化基础，长居乡间，人品较好，威望较高，扎根本土[14]。第三类不分“离土”和“在土”，认为新乡贤是在后乡土中国背景下一切愿意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事业的人[15]。总而言之，新乡贤存在的空间范围更具有广泛性和动态性。
(五)权威属性说：新乡贤“新”在权威来源
新乡贤所形成的特殊背景及构成，决定了其特殊的权威来源。不同于传统士绅依靠其所具有的功名以及他为族人提供的庇护而具有权威，新乡贤则主要依靠其道德水平与政治、经济地位的结合而获得权威[9]。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农村，熟悉乡村事务及村民的心理，他们办事公正，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从而获得非正式的权威，这种非正式的权威使得村民足够信任他们。综上观点，新乡贤的权威身份主要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双重授予特征。
二、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作用功能研究
现阶段，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乡贤文化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根据学界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现有的功能研究，可以将其归纳为稳定作用、助力作用、示范作用、桥梁作用。
(一)稳定作用说：新乡贤有利于优化乡村内部治理结构
让新乡贤甘愿为家乡发展做贡献，不仅需要靠政策推动、乡情互动，还要靠工作带动、保障驱动，确保留得住、稳下来。一是在政治层面，促进乡贤参与乡镇组织选举或事务决策，或鼓励优秀乡贤竞选担任村两委主职干部[16]。二是在经济层面，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乡贤享有相应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22]。三是文化层面。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物质文化载体，结合现代文化手段，增强村民的新乡贤文化认同。例如，修缮修复乡村原有的祠堂、庙宇、祖屋、族谱等文化载体，推动开展编制村史村志工作，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宣传、保存和重建乡村共同的历史记忆[6]。四是在精神层面，有学者认为可以组织开展优秀新乡贤和组织等评选表彰工作，健全荣誉制度以提高乡贤参与家乡乡村振兴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25]。
(二)助力作用说：新乡贤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
建立健全新乡贤五湖四海反哺回乡机制，形成人才资源在乡村的良好循环，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先决条件。一是完善政策引导机制。政策有引导，乡贤自然来。要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做好内外结合的文章，既要吸引外流人员，又要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26]。二是加强激励引进机制。要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要求各地党组织出台鼓励乡贤回乡的相应措施，给予大量资金和土地支持，降低税收和减免租金等方面的优惠[19]。同时可以开展乡贤回归试点，吸引新乡贤回归。三是规范选拔机制。需要确定新乡贤的选择标准，选取能力突出、拥有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有反哺桑梓的奉献精神的人作为新乡贤[27]。在组建乡贤组织时，要抓住新乡贤“贤”的关键，使得新乡贤拥有威望，绝不单纯依赖其经济实力，而是来自于当地村民的主观认可与内心信服。
(三)示范作用说:新乡贤有利于农村乡风文明建设
新乡贤是连接个人和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纽带，既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行剂。综合学界观点如下：一是培育思想道德角度。有学者提出新乡贤通过培育文明乡风和优良家风、参与公益活动、调解矛盾、化解纠纷，对村民予以道德培育和引导,有利于激发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源动力[13]。二是宣传主流价值角度。新乡贤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把握党和国家政策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动态，用接地气、听得懂、群众乐于接受的载体宣传，把农村群众的价值准则统一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上来[20]。三是带头示范行动角度。学界普遍认为新乡贤能够起到率先垂范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新乡贤可以起到良好的道德示范效应，能够发挥道德引导的作用，激励人们勇敢地做出道德行为[21]。以实际行动赢得村民的信任和尊重，更能够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四)桥梁作用说：新乡贤能够有效调动并衔接各方面力量
学界普遍赞同新乡贤是官民之间、传统与现代衔接的纽带，可以称新乡贤是乡里和谐的“传声筒”，使得乡村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一是新乡贤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事实证明,新乡贤能够以第三者的立场密切农民与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关系，让政策在基层落实得更加公平周到，同时也是基层党组织的“智囊”和“助手”[22]。二是新乡贤与村民的关系。新乡贤能及时了解民情，获得基层的想法、意见与诉求，再将它们及时向村委会或当地政府反映。新乡贤在无形中架起了一座民与官之间的桥梁，有利于解决村民面临的实际问题。三是新乡贤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新乡贤是传统与现代衔接的纽带，能够推动乡村淘汰落后的污染产业，倡导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乡村发挥积极作用[6]。总之，学界认为新乡贤能够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实施德治和自治，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不断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研究
新乡贤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有益补充的作用，但目前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学界观点主要包括外部困境和内部困境。
(一)外部困境：地区发展不均、体制平台受限
一是观念重视视角。学者提出从政府到社会到民间，在观念上要大力倡导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自觉性，积极培育并争当新乡贤，从而营造出“知乡贤、学乡贤、为乡贤”的浓郁氛围[19]。二是强力宣传视角。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创新弘扬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方式。同时利用乡村文化礼堂等阵地，加大对新乡贤文化设施的投入[25]。三是畅通沟通渠道视角。通过建立联络机制，地方党委、政府要成立专门的乡贤引进机构，摸排和收集在外人士的基本情况，形成长效机制[7]。也可以建立新乡贤资料信息入库，动态更新信息库，随时掌握所有新乡贤的工作和生活，便于日常联系和工作联系[22]。同时要打好“乡情牌”，不定期与“新乡贤”代表人士通报家乡发展大事，通过微信群和QQ群，定期举办新乡贤联谊会，线上线下齐发力。四是培育新人视角。要在现有乡村能人中发现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乡贤带头人，如大学生村官，鼓励他们在现代乡村事务治理中更多地发挥建设性作用，逐步成长为新乡贤。同时要面向青少年加强乡贤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爱乡情怀。还要保障乡村教育质量，提高新乡贤的文化水平和素养[25]。
采用氧化镁半熔法处理样品、热水浸提时发现，因氧化镁颗粒较细且带有电荷，其在水中不易凝聚，形成的沉淀体积较大，对高铼酸根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故试验尝试采用加入凝聚剂的方式来凝聚沉淀以减少其对铼的吸附。选取2g氧化镁和铼标准溶液为试验对象，按照实验方法，分别以氨水、硝酸铵、聚乙烯醇和氢氧化钠为凝聚剂进行试验，以铼的测定值除以理论值计算铼回收率，结果见表2。
(二)内部困境：观念认识不到位、自身能力缺乏
初读阿袁的小说，的确会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叙事的方式方法，还是语言的灵活运用，都体现出她作为中文系教师的文学功底。考究的用词，细腻的笔触，精致的叙述方式，以及她对女性命运的无奈与悲凉的书写，俨然有着当年张爱玲的神韵；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巧妙运用，各种各样新奇比喻层出不穷，在描述婚姻对大学女教师的束缚时，又有着钱中书的知识分子书写风度。
梅尔文·科恩的一生都积极致力于为科学研究贡献力量。他的妻子布儒瓦-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就在昨天，梅尔还在奋笔疾书，写一篇新的论文。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都是一位尽职尽责、思维活跃的科学家。梅尔帮助缔造了今天的索尔克，我和他的许多朋友都将永远怀念他。”
四、积极发挥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
研究组的血钙浓度恢复正常时间指标(3.24±1.45)天显著短于参照组(4.54±1.04)天,统计学有差异(t=5.736,P<0.05)。
新时代持续培育新乡贤文化，需要建立健全机制，培养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导向。由于我国新乡贤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因此学界对此研究较为集中。
(一)探索“找得到”的方式方法
学界普遍认为地区发展不均、体制平台的受限是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困境。其一，体制平台受限。表现为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禁锢了新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7]。同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组织机制还不健全，新乡贤的活动基本上借助商会、乡贤团拜会等牵线搭桥，可见有关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二，新乡贤地区发展不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部分中东部地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县乡村。中国大部分欠发达的农村中，新乡贤相对较少[16]。其三，保障影响积极性的发挥。在激励保障方面，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6]。同时学者也注意到在法律保障方面，当前只有官方文件强调了新乡贤的重要作用，但是对新乡贤怎样参与乡村治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章，从而使得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缺失。其四，制度建设僵化。有学者注意到随着新乡贤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后，新乡贤变成了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任务，为新乡贤建设而“拼凑”“打造”新乡贤，出现与村庄实际情况脱节、照本宣科、“一刀切”的形式主义[23]。这些都成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外部困境。
(二)建立健全“引得回”的长效机制
农民富裕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和重要动力，但就现实情况来看，“三缺”(缺资金、缺技术、缺信息)成为很多农民创业和致富道路上的羁绊。综合学界各观点，新乡贤有利于打造人才、信息、技术、资金回归的“归雁经济”，在乡村发展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一是有形支持说。新乡贤可以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招商引进项目、资金和技术；或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环境，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农家乐、旅游项目等[18]。二是无形支持说。有学者认为新乡贤能够有针对性地将自身的学识、专长等经验以乡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农民，结合实际情况培训农民实用技术、传授先进管理经验[19]。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新乡贤可以推动乡村淘汰落后污染产业，保护乡村环境，普及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6]。最终实现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理念的补充，从而有利于辅助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1.2 试验地概况 供试土壤理化性状：pH 5.67，有机质27.77 g/kg，碱解氮118.5 mg/kg，速效磷23.97 mg/kg，速效钾148 mg/kg；土地平整，排灌方便，土地肥力均匀一致。
一方面，相关主体观念认识不到位。从新乡贤视角看，由于一部分新乡贤长期远离故土，对乡土感情变淡，多以“旁观”态度对待乡村事务，部分新乡贤有求名图利的现象；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外人，虽有敬仰之心，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7]；从政府视角看，一些政府对乡贤存在认知偏见，偏重官乡贤和富乡贤，忽视文乡贤和德乡贤[24]。另一方面，新乡贤自身能力建设受限。随着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新乡贤仅依靠道德礼教及自身威望无法化解复杂问题，自身知识水平匮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受限[16]。这些也都成为新乡贤发展的阻碍因素。
(三)发挥“起作用”的实践空间
第一，因地制宜视角。我国农村各个地市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都不同，要结合实际、因村制宜、稳步推进，探索符合农村本地实际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模式。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新乡贤的重点要放到扶贫济困、发展经济、调解民间纠纷上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新乡贤则可以更多地关注本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维护，培育和弘扬文化精神[7]。第二，革新参与方式视角。一方面，完善各类“新乡贤+”模式，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主体。如“新乡贤+党建”“新乡贤+经济”“新乡贤+扶贫”“新乡贤+监督”等模式，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村级事务中的作用[16]。另一方面，创建多样的新乡贤参与平台。一是成立新乡贤政府智库平台，聘请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有经验的新乡贤担任顾问，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二是成立新乡贤会，探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村乡贤会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的新乡贤会。三是搭建新乡贤与家乡沟通的平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乡村民俗活动，吸引乡贤回乡团聚，共谋家乡发展[8]。第三，成立乡贤组织视角。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重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进农村建设各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28]。可以建立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工作室等这类研究性的、议事性的、协调性的和亲善性的新乡贤组织。
(四)营造“留得住”的发展环境
新乡贤的出现与力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村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不足,从而优化乡村内部治理结构，缓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从优化现代乡村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分析。夏红莉认为新乡贤是乡村内部治理的协作者，新乡贤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凝聚乡邻，带动村民参与自治活动和乡村公共生活，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的状态[5]。马瑞具体指出，新乡贤具有“地熟、人熟、事熟”的优势，能以第三方角色化解村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中的不和谐，“村两委+乡贤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16]。另一方面，从缓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矛盾冲突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指出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新平台，不仅拓展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阵地，也延伸了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空间，成为拉近党群关系的纽带[17]。总之，作为不受体制约束的群体，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化解小事，也能处理大事，可称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器。
(五)挖掘“用得好”的工作方法
为新乡贤有一个施展能力的空间的同时，也要注重新乡贤群体的作用与乡村建设的接轨。一是提高新乡贤自身能力建设角度。新乡贤还应立足新时代，锻造振兴乡村的新能力，要有把握方针政策的能力、要有发展乡村经济的能力、要有依规治理乡村的能力。同时，要防止“乡贤不贤”的情况，加强基层村民的民主监督，从而净化新乡贤队伍，保持新乡贤的完整性与纯洁性[29]。二是明确新乡贤自身责任角度。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新乡贤的权利与义务，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防止权利的滥用，维护农民利益。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乡村自治和法治的道德底蕴，为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持、社会认同，以德治实现善治[22]。三是因地制宜选择新乡贤治理模式角度。要对新乡贤的类别和乡村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根据不同乡村社会结构、新乡贤类别，采取可行的新乡贤治理模式，实现相应的乡村治理目标[30]。
五、关于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现状的评价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从新乡贤的科学内涵特征、作用意义、主要困境与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但是，当前国内新乡贤治理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基于学界目前的研究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和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继续深化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在转变研究思维的过程中需进一步理清新乡贤在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内涵与外延。目前学界对新乡贤所具有的价值与魅力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浅显的阶段。对新乡贤本身而言，此群体是由若干个体并非是完全理性人的组合，理性度不够、组织牢固性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主动、需要监督与制约，学界针对这些问题缺少一些反思。因此，在接续的研究中需要关注：其一，需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在研究中需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更需要辩证地看待“新乡贤治村”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区分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其二，需要用联系的思维来看待新乡贤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理清新乡贤与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和村民等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三，需要用发展的思维来致力于进一步研究新乡贤的完善措施。如涉及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扮演角色的问题，究竟是应该作为参与基层治理的一分子，还是仅仅扮演以激发村民的自治能力的一种引导者角色。同时学界也应该及时思考新乡贤如何退出，否则可能造成村民的过度依赖。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要正确认识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价值与规范。关于新乡贤的构成角色和功能作用学界研究也都有涉及，但是总体上对新乡贤的内容研究较为宽泛、空洞、模糊和杂乱。一是概念界定不清。整理发现，学界对新乡贤的主体、类型和范围界定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学界对新乡贤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式探讨不足。存在对新乡贤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假设性研究较多，但对新乡贤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是否真的能促进乡村发展值得思考和验证。同时置于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农村区域如何激活新乡贤的功能,相关的研究较为有限。三是对新乡贤身份的合法性研究不足。“合法性缺失”是目前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一大障碍。总之，结合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新乡贤的定义、培育、评估、退出机制和存在合法性研究略显薄弱。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新乡贤价值的深化研究。随着乡村发展步伐的加快，在探索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要对新乡贤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如在其功能作用研究上，多是宏观上的解说，而需要的是了解新乡贤的功能作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具体发挥的价值，同时需要关注如何结合时代精神实现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善制目标。另一方面需要规范对新乡贤的研究。要完善对新乡贤的培育机制、评价机制以及存在合法性的研究，把新乡贤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要增强研究的独特性和开阔性。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学者们在研究视角上：一是多数文献存在内容和观点上的重复，仅仅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分析，视角不够新颖，创新性不足，未形成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更没有将最终的成果提炼成可以加以推广的理论和模式。二是多数对新乡贤的整体研究只是轻描淡写，难以深触到农村发展的本质问题，多是“应然”方面的研究，而缺少“实然”方面的探索，难以解决农村基层治理的实际发展问题。三是只注重定性和个案研究，而缺少定量研究。大部分文献或是立足于新乡贤宏观视野上的概括，或是以某村为例对新乡贤的情况进行“以偏概全”，缺少用微观视角具体研究考察。由于乡村治理研究涉及面较广，因此研究新乡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有多维全面的视角。在横向研究视角上，要对不同地区新乡贤的不同进行差别研究。如由于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不同，要区别东西部新乡贤的差异和南北部新乡贤的差异，不能以偏概全，需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区域进行具体研究。在纵向研究视角上，需要建立有效的时间轴，目前对新乡贤的研究不能止步不前，要结合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找到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措施与方法。为此，需要拓宽眼界、发散思维，把新乡贤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近年来北京高考数学理科卷 (以下简称“京卷”)压轴题目往往是一种离散型极值问题，呈现形式上以集合或数列为主，但几乎总是伴有新概念和陌生情境出现.例如，2010 年北京卷第20题中就涉及到了“抽象的空间”和“抽象的距离”概念，方便起见我们把原题呈现如下：
第四，在新乡贤的研究方法上要增加其丰富性和多元性。当前对新乡贤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一般学者大多数是针对某个乡村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分析，容易受限于单个样本的特殊情况，缺少全面性、系统性和多学科性的研究方法。针对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方案研究，不局限于传统的问题——对策研究。但是如果对研究对象有更精确的认知，需要运用多元的方法和手段，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个样本的研究。具体而言，其一，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对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既需要用文本性研究方法，立足于理论角度阐释新乡贤的时代内涵；也需要大量地运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通过调查访谈、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地推动其研究。其二，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目前，学界对新乡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学科内进行，需要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化研究。如新乡贤主体的行为缘由涉及社会学知识、新乡贤具体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涉及统计学的知识。其三，坚持运用科学方法论。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的一种表现，其研究既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要符合当今时代的基本现实。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谭凤明选择放弃陈念，跟上行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向上与生产厂家加强合作，积极引进能够助力农民增产、提质、增收的高技术产品，并主动打造自己的农化服务团队，向农民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必要的农技服务支持；向下紧密团结零售商，夯实深入田间地头的销售网络这一基础优势，通过有效的市场调度和行情预判，帮助零售网点实现零库存，最大限度地保障二级网点的利益，同时借助上游企业的资源优势，引导零售商根据市场需要适度延伸业务范围，向农民提供更贴心、更精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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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ounty Sag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rass -roots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O Ya'n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modernization,the rural elite grou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grass-roots work,and have a profound practical background and worth looking forward to in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Generally speaking,the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lacking systematicness and some shortcomings,which lead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elites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and these shortcomings are the direction of effort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elites in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deepen the research content,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Xinxiangxian;Rural;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Grass-roots Governance
doi: 10.3969/j.issn.1673-6060.2019.07.002
中图分类号： D44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060( 2019) 07-0008-07
收稿日期： 2019-05-04
作者简介： 赵亚楠(1994―)，女，河南周口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政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执政党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