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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性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凸现和加剧，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全面理解和把握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一
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是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来的，它是国际上的发展理论深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1）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被看成经济增长，这是发展的经济观。（2）70年代，贫困问题代替积累和增长而成为发展理论的核心，由此发现了发展的社会观。（3）70年代末，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中的种种社会、文化失调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兴起了发展的文化观。（4）80年代，鉴于70年代的全球性石油危机，西方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增长的极限”，由此又产生了发展的生态观。上述四种发展观，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理论的重点亦不同。理论重点的依次更迭变化，表明了认识的日益全面和深化。例如从人与发展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发展的经济观倾向于把人当作发展的工具，强调“利用人”；发展的社会观强调人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突出了“为了人”；发展的文化观把人的素质的提高当作发展的基本内容，注重“人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生态观则突出人类与自然，前人发展与后人发展之间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属于发展的生态观。这一概念首先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给予经典性的定义和解释。1987年，她作为委员长在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前途》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我们现实需要的一种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观已突破发展生态观的范围，而成为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1992年国际“环发”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表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面向21世纪的共同抉择和原则。中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已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选择付诸实践。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的制定，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既定发展战略。
二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而且也是21世纪人类公认的一个基本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然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种必然性的主要根据就在于中国迄今为止仍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以根本转变。
从历史上看，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摆脱经济文化的困境所导致的被动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曾把追求经济的发展作为发展策略的首要目标。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主导因素的发展模式，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这一发展模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重，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总体看，不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实践运行，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仍属于传统型的，即一种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其主要表现是：（1）指导思想上的急功近利，只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2）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即把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最大化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或压倒一切的奋斗目标，这就必然忽视或放松了其他方面的建设发展。（3）经济建设的高消耗性，即经济的发展是以对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为特征的，是一种粗放经营，效益低下，浪费严重。（4）追求经济建设结果的单一性，即在追求经济建设的结果方面，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这种效益又主要是通过产值的多少及增长率的高低来衡量的。（5）主体受惠的片面性，即在实践中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主要定位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上，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需求。这种非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行至今，造成了极为强烈的负面效应，诸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贫富差距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腐败猖獗，各种犯罪现象层出不穷，生活上的高消费、挥霍铺张甚至暴殄天物，价值观念上的拜金主义、亨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相当盛行等。
毋庸置疑，中国的发展，不仅仅要为当代中国人谋福利，而且还应不损害未来中国人谋取福利的基本条件。从环境、资源这一支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来看，我们再也不能继续采取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进一步消耗和破坏有限的资源环境了。否则，我们就会将子孙后代置于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之中。所以，中国必须坚决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而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事实上，当我们基本上超越了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生产与消费阶段之后，选择新的发展战略，就具有了明显的必要性和现实性。首先，温饱满足之后，人们的追求必然趋向于高层次化和多样化，例如，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变得日益迫切，深刻和自觉，并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其次，由过去发展中所滋生出来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并威胁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后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
总之，中国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有着深厚的客观根据，对中国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自我完善，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它必将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及民族尊严的提高。
三
鉴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及中国的发展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可持续发展问题。
1.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与自然应当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当同步进行。但是近代以来，在“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观念支配之下，人类无节制地开发索取自然资源，而忽略了一个极为根本的哲学命题：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员。这样，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自然环境，“驯服”自然界，却导致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可持续发展理论却内含着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即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对自然做了什么，也就是对自身做了什么，人类对自然的损害也就是对自身的损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加速生物灭绝的行为，直接损害了自然界，也损害着人类的长远利益。所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在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中来实现，或者说，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然而，与可持续发展这种要求相悖的是，人与自然的差距日益扩大。工业化在全世界的加速发展，大量消耗掉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工业的废弃物造成了水、空气、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应该看到，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源，绝不仅仅具有经济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地球环境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是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破坏，这种破坏将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生态系统的失衡则严重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已不容乐观，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已接近1亿公顷，土地沙漠化面积已达3，300万公顷，盐渍化土壤面积有3，700万公顷，受污染的耕地近1，000万公顷，水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了大量的酸雨污染等等，这种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不能以损害环境，损害未来作为代价，只求一时的经济繁荣；而必须把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统一起来，坚持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对所有建设项目都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特别要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由生产活动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杜绝企业向社会转嫁污染，推动环境保护产业、生态农业及清洁生产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是对资源实行最优化利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节约资源、保护资源和最优化利用资源，以减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的浪费。过去，人们在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现在已经发现，有不少基本资源，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决非是无限可供应的。即使我们确信这些基本资源在供应枯竭之时能找到替代品，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够适时地找到，而且其数量又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特别是我国目前资源已经相对短缺，淡水，耕地，森林等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煤、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2。据测算，到2000年我国能源供需缺口将达到数亿吨，在45种重要矿产资源中已有10种探明含量不能满足“九五”计划的需要。与资源短缺同时并存的是资源浪费以及矿产资源回采率、能源利用率、废旧品回收率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假如在现实的发展中继续大量浪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经营，那就必将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我们要生存、要持续发展，就必须确立与子孙后代休戚与共的思想认识，必须发明新的技术，采用新的方法，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资源利用最优化的原则是，对可再生资源要做到用养结合和增值资源，使其能为经济发展永续利用；对循环再生或可循环再用的资源，要通过提高循环利用技术水平，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多种用途；对不可再生的资源，要坚持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方针。必须严格限制那些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环境严重的产业和企业，而大力发展那些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企业。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都必须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粮，努力减少资源的占用和消耗。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搞好资源的综合利用，诸如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废旧品回收利用，煤、钢、铁、有色金属及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等等。
3.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发展。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人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人口增长过快，又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造成劳动就业与提高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矛盾，或者造成失业增加和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作为消费者，人口增长过快，要维持新增人口的衣食住行及教育、卫生等基本需求，必然会限制积累水平，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当今世界的现状是资源稀缺和人口过剩同时并存，而且同资源稀缺难以补偿一样，人口过剩在相当长时期内也难以扭转，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加与地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更是特殊国情。我国现有人口12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2%，人多是我国的最大难题，人口基数大，增长绝对数量大，使人均资源相对数量越来越少，这就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加国民收入有1/4以上用于供养新增人口，特别是随着人口增加，耕地资源短缺和粮食供给紧张的状况将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努力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要采取综合措施，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把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上。
4.可持续发展是全国全球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不危及后代子孙，更是不危及同一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落后贫困者的发展。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弥补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作为一个准则。现代经济是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经济，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所以，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共同发展。就拿国际上的南北关系来说，假如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那么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很有限，假如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难以继续发展。就我国国内来说，各地共同发展和全民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收入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假如地区差距继续扩大，中西部地区得不到较快的发展，东部地区的持续发展必将受到限制，尤其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假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少数人的发展以多数人的不发展为代价，那么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先发展，必须以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为目的。任何短视的做法可能暂时损人利己，但终究会殃及自己。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逐步加大调控致富差距和发展差距的力度，国家将采取适当的政策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并将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快中西部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毫无疑问，这一决策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
5.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坚决摒弃把发展仅仅归结为经济发展的思想，发展应该是全面的。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发展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发展综合反映的人的发展。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是主题，它为政治、文化及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但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综合发展，没有政治、文化诸方面与经济协调，社会将陷入无序和危机，也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发展必须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协调与相对均衡。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必须认真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片面性的教训，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的全面性。对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四有”新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四届五中全会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把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着力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形成安全、公平、文明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6.可持续发展就经济而言是集约型发展。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速度越快、摊子越大越好，不仅要注意增长，还要注意质量和效益。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应该是增加要素投入量，而应该是提高要素生产率，发展的目的不仅是追求数量和速度，更应该是迫求质量和效益。我国多年来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要素投入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通胀、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增长虽然速度是比较快的，但付出的代价太大。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我国综合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家里，如果不扭转上述发展方式，是难以为继的。正因为这样，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将其视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变粗放增长为集约增长，变外向型扩张为内涵式发展，变单纯追求速度为追求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变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量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相统一的综合效益。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只有坚持集约经营的方向，正确把握适度增长的原则，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