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以201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造业论文,之路论文,为例论文,年中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是我国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蔓延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全年GDP比上年增长9.1％，创新世纪以来GDP增长率的新低。与此同时，国内制造业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影响。其影响主要是全球经济放缓使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出口锐减，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各行业内发生重组和兼并，淘汰低效企业，资源亟待合理调配。从行业分布看，纺织服装、家电、汽车、钢铁、造船、电子设备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装备制造业生产和销售大幅下滑，后续订单出现萎缩，资金链趋于紧张。从地域分布看，东南沿海的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广东、福建、江苏、上海、浙江的制造业企业首当其冲。从总量上看，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9.9％，低于以往年份两位数的增幅。在我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陆续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国民经济于2009年后半年在世界率先实现回升向好，许多企业的经营也随之走出了低谷。
中国企业联合会按照国际惯例新近连续第6次推出了201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各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2.36％、17.01％，均低于2005-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21.35％、22.37％。特别是营业收入的增幅下跌较多。相比之下，利润总额却比上一年猛增26.63％，扭转了2009年利润同比下降的情况，且高于2005-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9.23％。进入门槛值的增长幅度为-14.49％，这是自2005年第一次推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以来，5年间入围门槛值首次出现下降(5年间入围门槛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5.53％)，也充分说明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扩张步伐。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增幅减缓，而利润总额大增，反映出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在不同年份有所不同。
在《财富》2010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公司群体呈现出了逆势上扬的良好特性。中国内地共有43家企业入围，比2009年多9家，有18家制造业企业达到世界500强标准，比2009年多5家，其中，有14家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申报并获确认，其中，东风汽车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4家企业是第一次申报并获确认，东风汽车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是2009年已经达标而未申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除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外，第二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海尔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4家企业达标没有申报，其中，首钢总公司已经是连续第二年达标而没有申报，另外3家企业是首次达标，而2009年退出世界500强的中国计算机生产企业——联想集团，2010年仍然在世界500强的门槛外徘徊。
总的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随着工业基础建设的加强，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我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总量中，高科技产品已经超过40％，这一比例表明中国已经在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中心迈进。美国经济咨询机构Global Insight曾经预测，中国将于2009年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较预期提前四年。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确认，但我国制造业的前进步伐却是举世瞩目的。
一、201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生产率偏低。
虽然我国制造业近年来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制造业整体素质与竞争力的提升速度滞后于规模扩张的步伐。库兹涅茨的理论表明，在经济较快增长时期，产值最大化是工业化发展特定时期的常态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及附加值较低。这仍然是高速成长下的中国制造业所无法掩饰的核心问题。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个、22.12个和11.69个百分点。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水平也还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西亚和欧洲的发展中地区。
从行业整体利润回报率来看，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都是利润率较高的行业。近几年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美国对外出口的全部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到72％。而相比之下，近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国内制造业实现利润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产能扩张出现转换拐点。
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特点被概括为“两高一低”：即制造业增长速度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低。这种“两高一低”的现状，一方面说明我国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将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
(二)研发投入一直不足。
我国制造业之所以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的能力还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专利较少。以信息产业领域的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为例，我国申请的专利数仅占世界的1.74％。而在我国申请集成电路专利最多的国是日本企业，占43.5％，其次是美国，占15.8％，居第三位的韩国占13.9％，而国内本土企业申请的仅为8％。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制造业企业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越是对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而言，自主创新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越是关键，而在自主创新体系中，占首位的因素是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重。这个结论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一直是没有有效解决的问题。在产业和企业层面，中国在研发经费的投入上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距甚远。例如，国际上大公司的R&D费用投入一般在5％左右，甚至在10％～15％，而我国企业中除了华为等“凤毛麟角”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达不到5％的水准。即使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精华——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来看，同样离这个标准较远。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统计，200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研发投入比重分别为1.88％、2.29％、2.41％、2.13％、1.95％、2.03％(见表1)。
从表1看出，制造业企业500强的R&D投入比重在2006年达到2.41％的峰值以后，就掉头向下，一直徘徊在2.0％的上下，连国际上大公司5％研发水平的一半都不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的提高慢于规模扩张的速度。许多大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还幻想着继续靠引进技术设备，甚至靠做OEM，实现低层次的简单扩张，因而一直不愿意在研发投入上有所突破。实际上，研发投入的不足不仅影响了制造业企业的原始创新，也制约了制造业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国际经验表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后进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的关键所在，而东道国产业的技术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能力则决定着技术外溢效果。“重引进，轻消化吸收”是我国技术引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严重失调。国内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大致为1∶0.05～1∶0.07，远低于1∶7～1∶10的国际水平。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大幅度降低了技术引进的成效，因此，我国产业技术不仅不能有力地辅助企业加工能力的改善和提高，而且也难以紧随外企先进技术的转移进行追赶式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这就是目前国内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在研发领域的现实状况，也是需要继续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予以警示的地方。
(三)“大企业病”的困扰。
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患上各种疾病一样，作为有机体，企业在发展中也无法幸免疾病的困扰其中“大企业病”正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顽症之一。所谓“大企业病”，一般会具有机构臃肿、多重领导、人才流失的特点，而机构臃肿是“大企业病”的基本特征。纵观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大企业病”正是不少世界知名企业由盛而衰，甚至走向死亡的主要原因。以倒在百年门槛上的通用汽车公司为例，除了战略失误和成本过高外，其已经表现出深入骨髓的“大企业病”，也是通用汽车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说，由于大企业中的层级复杂与人员庞杂而容易暴露出机构臃肿、反应迟缓、官僚风气、团队意识下降等问题，最终葬送了通用汽车公司。其他如诺基亚及深陷“召回门”的丰田公司都因为“大企业病”导致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严重问题。
再考察我国企业的情况，不幸的是，与欧美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早地染上了“大企业病”。不少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的企业也未能幸免。以家电生产企业长虹集团为例，长虹集团前CEO倪润峰曾指出长虹得了“大公司病”。临床症状表现为：一是“高烧”，企业的高速增长让管理者头脑发热，缺乏冷静；二是“肥胖”，企业组织结构膨胀，管理层次增多，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他进一步分析说，长虹的“肥胖”可以说是“高烧”的并发症。由于长期把自己当成了“大公司”，长虹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人员配置都是按大公司模式来的，中层干部从130多人增加到330多人，不但有“二级中干”，还出现了“三级中干”。而从国际上看，长虹不过是个中小公司。另外，曾是中国乡镇企业一面旗帜的科龙集团，近年来在经营中也出现了亏损。科龙总裁徐铁峰表示：“科龙近年来虽然产销量还在持续增长，但已出现危机征兆：增长速度放缓，赢利能力下降。企业规模大了以后，都会碰到一个‘大企业病’的问题，即所谓内耗太多等。”其他如联想集团也无不是受到“大企业病”的困扰，导致联想集团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在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后又跌出榜单。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还没有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就纷纷先患上了“大企业病”呢？这的确值得以国际一流企业为成长目标的中国企业反思。
(四)高耗能项目反弹。
在我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但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增长方式依然粗放。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制造大国”。然而，在高产销量的背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现状却是“大而不强”，对能源的消耗浪费、超量污染排放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存在众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产业以及大量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企业。为此，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2006-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最新公报统计数据显示，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2006-2008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分别修订为2.74％、5.04％、5.20％。2009年的能耗降低率为3.61％，迄今为止的能耗降低率为16.59％，离五年目标尚欠3.41％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秋季以来，由于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率的客观现实，各地高耗能项目又有所反弹。根据工信部的数字，2009年以来，各地违规建设、盲目扩产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现象仍很突出。2009年前5个月，一些钢铁新开工项目未批先建或违规建设；全国水泥投资同比增长78.6％，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多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我国造船工业能力过剩约1600万载重吨左右，约占总能力的1/4，2009年前5个月船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55.5％。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曾表示，各地“盲目投资，片面地扩大生产能力，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就可能会给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很大的损失”。2009年高耗能项目的反弹造成当年节能减排指标只完成3.61％，未能达到2007年、2008年5％的水平，甚至连五年的平均水平4％也未达到。更有甚者，2010年第一季度，由于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一些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全国单位GDP能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给完成五年降耗目标增添了新的难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挑战的背景下，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又要按期完成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难度的确很大。高耗能项目的反弹给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问题。
(五)工资推动成本上升。
实际上，伴随着我国制造业高速成长的，甚至增长更快的是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的调查表明，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按照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高低排在前两位的依次是：“人工成本上升”(70.5％)、“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66.3％)。在对制造业成本有重要影响的三大因素——劳动力工资、原材料与燃料的价格、人民币升值中，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影响就一直未曾消失过。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及实行严厉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更是无可避免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力资源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时至今日，制造业企业已经无法再提供以前那种极为低廉的成本了。美国咨询公司Jassin O'Rourke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他七个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成本是每小时1.08美元，内陆省份则为0.55～0.80美元。排名第七的印度是每小时0.51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是孟加拉国，价格仅为中国上海和苏州的1/5。进入2010年以来，工资水平上升对成本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据了解，随着江苏省在年初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第一季度以来，宁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天津、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为全国最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为9.9元。进入5月以来，富士康、本田等一批沿海外企也在纷纷采取加薪行动，平均涨幅都在10％～20％之间。有研究报告预测，由于国内劳动力的短缺及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2010年国内工资将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
实际上，工资等因素推动成本上升并不能算做企业本身的问题，只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一方面，我国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徘徊在低水平。员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与企业利润的增加幅度。许多研究表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劳动者收入的比例在国民收入中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可以说，正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长期忍受低水平的工资换来了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可是，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因此，这两年工资水平上涨带有还账的性质。另一方面，在我国产业升级比较缓慢、制造业附加值不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又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企业的利润。因此，工资水平上升客观上要求企业“告别”过去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低成本因素，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转换发展模式，才能够化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
二、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一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从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几乎所有的强国都是凭借制造业崛起的，而其国力的相对衰落也与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滑有直接关系。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强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美国、日本、德国等无不如此。美国之所以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就是因为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据报道，虽然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一直比较高，但其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1.68％，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不再是制造业，而是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不包括住宅建筑业)，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美国标普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也有25％～35％由金融和房地产业务产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痛定思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在2010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经济必须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要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推动经济复苏，实现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从而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目前中国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1/3，贡献出口总额的90％，未来10～20年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在我国制造业构成中，传统产业占有相当比重，制造业总体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生产与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单价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三低”产品。因此，我国制造业的成长存在着巨大的提升、创新空间。应该说，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给中国制造业加速发展留下了很大的机会。中国制造业要善于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按照持续改善的思路与行动，不断提升制造业的素质与层次，走出以往制造业发展中“产业先进、环节低端”的老路，通过市场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来优化中国制造的特点和个性，从产品和产业创新中提升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以新型工业化的思路来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和进步。从而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梦想与目标。
(一)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前对国内数控机床、鼓风机、软件、工程机械、光伏产业、纺织、水泥、集成电路等8个行业的数家行业领先企业进行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绝大部分企业都将加强研发设计能力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此外，企业对专利也相当重视。考虑到专利是研发设计的成果，这更说明了研发设计能力在竞争优势升级中的首要地位。因此，制造业企业大力、不懈地开展自主创新，依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鉴于自主创新已不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我国企业在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不应当只是简单地泛泛而谈，或浅尝辄止，而是应该站在更高层次、以更广阔视野推进自主创新，还应当从体系角度，建设适应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高效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其中，从我国企业的发展状况出发，现阶段推进自主创新需要着重关注以下两点：
1.不断提高研发投入。中外企业的无数经验表明，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始终是自主创新的第一要务。尽管从企业的纵向发展上看，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在增加，但研发投入还是不及国外企业的多。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首先就是研发投入上的差距。即使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不利情况下，许多国外企业宁肯更多地削减生产和销售领域的支出，也不愿意削减研发投入。一项针对日本246家大公司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2010年度研究开发总投入比上一年度增加5％。其实，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具备高投入的实力了。因此，我国企业应当在以往投入的基础上，抓住机遇，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牛鼻子”，并根据新形势下的特点，在研发模式与投入结构上做相应的改进，使研发资金花在“刀刃上”，真正提高效益，确保研发高投入的可持续性。而且要立足于赶超国际先进目标的话，我国企业前期的投入还应当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同韩国企业曾经做的那样。
2.注重原始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不同的创新方式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迄今为止，我国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以引进技术再创新与集成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时至今日，我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其差距已经有了明显的缩小。因此，引进带来的“红利”已经大为降低。今后的发展就需要更多地靠自身的原始自主创新(对外引进也不可放弃)来推动，而且只有通过原始自主创新，我国企业才有可能超越国际先进水平，否则只有永远难以望其项背。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凭借在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酝酿的一系列原始自主创新在90年代获得丰硕成果，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领先一步，把日本、欧洲远远甩在后边。相反，日本实行跟随型发展模式，在险些超过美国之际又再度落伍。因此，原始自主创新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愈来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机遇，制造业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飞速成长，以“后发优势”极大地提高了产业层次与水平。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急剧增快。当前，外商直接投资显示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增长幅度大，中国扮演着承接国际制造产业的重要角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要的全球制造基地。我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总的来看，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少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例如，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但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因此，我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还以加工、组装为主，目前只是“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整个制造业产业链条上处于较低位置，还需要往“微笑曲线”的上游发展。因此，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仍然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大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必须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时机，积极地、有选择地承接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面临着消费市场变化、资源与要素约束、环境约束、企业约束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我国制造业更快、更深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1.对不同产业实行不同政策。我国制造业涵盖范围较广，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当前要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和特点，对不同产业实行不同的政策。首先，对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使之尽快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性产业。如对于服装纺织产业和消费类电子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中国不仅有着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且还有一定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优势。对这类产业，要在大力推动企业跨国经营、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在国外办厂，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使这类产业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性产业。其次，对于具有高成长性和较大市场空间而又缺乏技术优势的产业，要继续实施“引进来”的发展战略，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跨越式成长。最后，对于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无论是从资金投入上还是从技术开发水平上分析，国内企业难于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完成赶超，这就要求其采取在引进产品的同时逐步引进相关产业和技术，逐步引导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要充分利用好国外资源，加快培育一批面向21世纪的新兴制造产业。
2.产业转移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在参与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企业还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坚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结合。既不能因噎废食，以为引进的产业都是污染产业而不敢承接产业转移；也不能目光短浅，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引污入室”。这一方面需要国内尽快建立、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禁止污染严重且无法治理的项目向我国投资和转移，严格控制有一定污染但国内有治理技术保障的项目引进；并要求执行其母国环保标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国尽快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逐步由传统GDP考核向“绿色GDP”考核转变，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官员生态政绩考核制度。以彻底防止和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迫于招商引资的压力，急功近利，未经严格考察审核和项目环境评估就匆忙上马，给国外产业向国内进行环境污染性转移提供机会，损害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制造业企业目前的状况决定了我国企业必须把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引进与开展自主创新相结合。首先，在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加大在我国投资力度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其向我国转移关键技术，并不断提高承接转移产业的技术层次。逐步完善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环境，逐渐由单纯鼓励外商在华投资设厂转变为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使我国逐步由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向“研发中心”转变。其次，要切实增强我国相关产业对技术引进的吸收消化能力。在引进过程中要重视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引进，并加大对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形成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
(三)推行扁平化组织变革。
组织结构是企业经营的主要平台。合理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反之则会制约企业的发展。如上所述，通用汽车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下与其长期患有“大企业病”有直接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在后来的重组中重点对组织结构及业务结构进行了调整。1993年，MIT教授M.哈默与J.钱皮在其合著《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中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而企业再造的重点就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再造。许多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不良业绩与危机后的调整充分说明了企业再造理论一直指导着全球化及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经历了罕见的金融危机后，不失时机地总结反思，积极推进组织结构变革，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信息化时代，将通信与计算机技术作为重要的物质基础，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趋势之一是扁平化。一般认为，扁平化组织具有快捷、灵活、高效又富有弹性等优良特性。但在实践操作中应当避免走入把扁平化与扁平型的组织结构形式混淆的误区。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企业是否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形式的变革及如何进行扁平化变革，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技术条件、人员素质、工艺水平、企业文化诸因素与组织结构形式相互配合协调的结果。有关组织结构扁平化变革的相合性模型认为，组织结构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环境发生了变化，就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要相应的变化。因此，不能把“扁平化”当成一种标签，为“扁平化”而扁平化。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应进行扁平化的企业组织变革，也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有效地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变革。企业进行扁平化变革的基本条件是要有良好的计算机网络环境，良好的信息化工作基础。因为企业进行扁平化变革后，需要有良好的计算机网络来处理企业中的大量信息，要改变原来金字塔式的垂直组织主要通过等级链进行信息沟通的方式，使组织成员在每个点上都能获得所需的信息。要进行有效的扁平化改革还要求企业要有高素质的知识员工队伍。因为扁平化改革后的企业组织会把工作任务委托给基层的工作团队，会把权力下放到工作团队，这就要求组成工作团队的员工具有良好的素质，要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来自主地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上级的指令来行事。要进行扁平化改革，还要进行流程再造。流程再造包括企业内部的业务重组和外部的供应链重组两个部分。根据相合性模型，只有上述因素之间相互适应了，才能为企业进行成功的扁平化变革提供条件和可能。
总之，未来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扁平化趋势，不只是指组织结构外观的变化与调整，而是指企业运行机制的变化及所带来的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扩大管理者的管理幅度来减少管理层次就没有意义。实际上，在管理者有效的时间、能力和精力范围内，适当地扩大管理幅度使管理层次减少会有利于减少管理费用的支出，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增强高层的控制能力。
(四)制造企业服务化。
当前，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与升级，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从产业角度看，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既发源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又为生产过程提供服务产品，从而提升制造业的过程。从企业角度看，则是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企业依托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延伸的过程。借此制造企业可以实现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也就是所说的“制造企业服务化”。这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实力的制造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发展路径和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
1.依托制造业发展服务业。许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形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通过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在美国许多著名的制造业企业中，服务业在企业收入和利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已经很难判断它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典型的代表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惠普公司、思科等企业。例如，通用电气是世界最大的电器和电子设备制造公司，它的理念是“致力研发开创优质产品，价格实惠相宜，保证令顾客称心满意”，目标是在经营的每个行业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并推动客户成功。在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通用电气在2008年仍然能够取得180亿美元左右的盈利，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品牌、技术、内容开发、全球化、人力资源、财务实力等关键能力，执行“重组”战略，捕捉“全新机会并获得利润增长的业务”，把服务渗透到了自己的日常作业管理之中，依托制造业积极发展商务金融、消费者金融、信息技术等利润丰厚、发展前景广阔的生产性服务业，使企业的制造功能和服务功能融合为一体，极大地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2.从提供产品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方案。当今的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个性化以及产品使用的便利性与服务的附加值的增加。国际上一些大型的传统制造企业积极发展各类与产品相关的服务业务，向服务业渗透和转型，从销售产品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作业管理从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服务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和利润来源，为这些传统制造企业赢得了竞争优势。许多企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已经融合在一起，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IBM公司是此领域的典型代表。IBM公司传统上是一家信息工业跨国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硬件向软件和服务的战略转型。事实证明，IBM的转型取得了成功，服务业务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IBM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集服务提供、外包提供、咨询提供和产品支持于一身，创造了科技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3.从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提供商。伴随着人力成本的逐渐上升和竞争环境的发展变化，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在此背景下，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积极进行产业链重组，逐渐将企业的经营重心从加工制造转向诸如提供流程控制、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管理、品牌维护、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提供商。此方面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的耐克公司。耐克公司虽然是鞋业公司，但并没有采取自己建厂生产的传统方式。耐克公司在生产上采取了虚拟化策略，所有产品都不由自己生产制造，而是外包给世界各地的生产厂家，耐克公司集中人才、物力、财力开展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维护。利用制造业务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耐克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当然，制造业务外包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跨国管理和协调的难度较大。因此，耐克在下大规模的订单给代工厂商时，往往要经过非常谨慎的评估过程，以确保产品能符合耐克的品质标准。
(五)实施有效兼并重组。
规模经济是现代制造业最重要的特性。许多制造业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汽车、钢铁、电子信息等。对企业而言，要实现规模效益，就必须做大规模，而从扩张路径上看，兼并重组历来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制造企业和国际同行比较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成本偏高、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中国的粗钢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宝钢、鞍钢合起来还达不到韩国的一个津浦钢铁厂的规模。因此，对于现阶段的我国制造业企业而言，继续扩大规模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实际上，兼并重组近年来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企业与行业排头兵无疑是兼并收购的主力军。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2009年，据不完全统计，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装备制造、汽车、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成功进行了50多起国内大型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首钢、宝钢、武钢、山水水泥、冀东水泥、云南冶金、中金黄金、中海油、湖北宜化、上海机电、比亚迪、中粮集团、三元乳业等一批优强企业通过股权收购、并购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据悉，工信部已经将“支持行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提交国务院。新政策的核心便是从金融、财税、资源配给三个方面大力支持在重点行业中大型企业的兼并重组。这无疑必将有效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企业在兼并重组中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不唯规模是论。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也需要切忌唯规模是论。规模不是唯一的选项。首先，规模增加要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扩大规模后反而背上了包袱。其次，机制改革要优先于规模重组，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首先会是机制落后的企业被市场淘汰，而不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被淘汰，这一点十分值得决策部门重视。最后，规模重组要有利于叠加优势与成长潜能的发挥，要十分注意不同企业不同的历史背景、隶属关系的沿革、专业的特性、企业文化、产品结构等状况，要将这些方面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企业合并重组，才能达到发挥叠加优势的效果，如果拟合并的企业在这些方面互补性不强，反而互相抵消、互相牵扯的可能性更大，则合并重组应该缓行。
2.注重后期整合。许多统计表明，大部分并购最终都归于失败，并购成功的案例中，只有20％运作比较稳定，80％不太好。因此，并购后期的整合非常重要。由于并购不仅涉及目标企业的员工、工会、管理层、客户、治理结构等资源，还涉及两个企业的文化融合，且文化融合相对来讲更为困难和重要。如果无法整合目标企业，融入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文化体系之中，并购之后的经营通常会失败。这一点在海外并购中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发达国家的兼并重组与行业集中局面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在一个行业里，稳定的3～5家龙头企业的形成，少则经历半个世纪，多则经历一百多年。而国内目前由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整合重组计划在3年之内就必须完成。因此，注重后期的整合，对达到既定目标、实现预期效果就更显重要。
(六)以信息化提升制造业。
无论从企业层面看，还是从产业层面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首先是改造提升传统的制造业，使之“与时俱进”，而处在信息化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则是制造业升级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在这方面，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在经过了20世纪初期、中期的高速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衰退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钢铁工业大力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的管理及技术改革，通过高技术的扩散和渗透，促进钢铁工业有效地实行技术革新、结构重组，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生存与发展。借助于信息技术，美国钢铁工业伴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到了“衰而不退”。
当前，世界知名企业非常重视以信息技术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数据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财富500强企业中，信息技术投资超过生产设备投资的企业达65％，而企业网络投资的回报率则高达10倍以上。目前，世界500强企业都具备很高的信息化水平。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来，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飞跃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如海尔、联想、宝钢等信息化建设的优秀企业，近70％的国家重点企业因实施信息化带来了明显的效益。我国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上虽然起步晚，但有“后发优势”。在实施信息化中移动注意以下几点：
1.技术选择与信息标准化。先进技术和实用技术的选择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首选问题。全面来看，单纯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都是不可取的。因而，企业的IT投入应当趋于更理性化、合理化，信息化一定要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的需要，并非最昂贵、最高级的设备对企业一定是最好的。当然，技术选择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追求先进性，不断升级技术水平，并且一定要站在整个企业信息集成的角度来选择软件，并且要切实注重于系统的集成和开放。从技术角度看，信息标准化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不同标准的信息及单个的设备往往会成为企业的“信息孤岛”，得不到很好的利用，从而造成产能的浪费。所以，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逐步建立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标准，这一点对企业信息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2.CEO与CIO分工及组织保障。在企业中领导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一把手有两个：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与首席信息官(CIO)。他们的职能是不同的，而他们之间的分工则确保信息化建设的推进。CEO本身并不一定要是计算机专家，这只是优势条件，并不是必备条件，但CEO一定要有“大信息”的观念和超前思维，要重视并亲自过问企业信息化。CIO则是企业领导班子中专门负责组织本企业信息技术应用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管理人员。CIO应当既熟悉企业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模式，又了解IT技术的发展和现状。CIO要知道如何可以让信息化实施人员理解企业的需求。CIO可以尽快地使项目设计和实施人员进入角色，还能将项目设计和实施人员想表达的意思转换成容易被企业用户理解的语言与他们沟通。
信息化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因此，有了CEO和CIO的领导、负责后，企业还应当组建专职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总体规划。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开发，而是掌握应用技术，保证本企业信息应用系统正常运转。这个部门只有具有高层次的综合职能，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
3.防止唯技术论的倾向。当前，国内企业的硬件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相差很多，但是却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何在？就在于信息能力首先是非技术的。根据专家的观点，决定信息能力的七要素是：人员技能、程序、组织结构、文化、领导艺术、技术和信息本身。技术只是决定信息能力七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凭经验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技术上，以求取信息应用能力，而技术实际上仅占一个企业信息能力的10％。这正是当前我国企业信息化推进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只追求技术本身，只建设了支撑信息化所需的硬件，而忽视了信息化的其他要素。因此，信息化硬件要充分发挥作用，不仅需要硬件在技术上的先进，还依赖于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支持。
(七)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的产业完备性看，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一方面需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又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在这方面，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因抢先抓住了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机遇而重新获得发展活力的事例对我国有着良好的启示作用。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又不断加大了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的重点。美国正推动一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革命，其核心目标即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保证在21世纪能够继续保持全球竞争优势。另外，欧盟、日本与韩国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当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一脉相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课题组测算数据显示，未来3年新能源产业产值可望达到4000亿元；2015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2万亿元，信息网络及应用市场规模至少达到数万亿元，数字电视终端和服务未来6年累计可带动近2万亿元的产值。因此，大企业投资新兴产业前景看好，商机无限。对企业自身提高产业层次、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都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1.找准投资方向。目前对新兴产业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新兴产业所包括的行业范围的确非常广泛，粗略统计一下，大概有：光伏、风能核电、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半导体照明、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新材料、生物、绿色食品等。相比之下，企业的规模再大，其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进入新兴产业时，一定切忌跟风与盲目投资，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与相关的产业路径，找准投资方向与行业制高点，防止重复建设。例如，江西省就把新能源产业、绿色照明产业、新材料产业、大飞机制造产业四个领域定为本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带动传统产业。我国目前还未完全实现工业化，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应该把工业化和新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复合型的发展战略。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当力争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良性互动与相互促进，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这种新兴产业的正溢出效应与上面的投资方向有关。应当说，只有当新兴产业的投资与发展是沿着与传统产业相关联的方向进行时，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才会有切实的带动效应。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目前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很重要。例如，东北地区在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中就必须考虑，如何布局新兴产业来带动东北地区以钢铁、汽车制造、机器加工、机床等在内的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众多传统产业。
3.引入民营资本与外资。虽然发展前景美好，但新兴产业进入门槛高、投资需求大，投资风险也很大。因此，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必须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新兴产业。尤其要进一步放宽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吸收和利用外资，积极发挥民间投资和外资的作用。首先要完善民间投资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运用有效的政策措施，强化利益驱动，真正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全面放开民间资金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各种准入限制，采取信息引导、技术引导、资金引导、规划引导等措施，引导民间投资逐步向现代化、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集聚化、科技化方向发展。
(八)政府发挥恰当作用。
大企业是一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与竞争力的代表。任何时候讨论大企业问题都离不开国家利益，也无法回避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政府与市场两部分永远是企业成长的两个支撑点，并从中演变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总的来看，政府发挥巨大作用的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与市场发挥巨大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模式)各有千秋，但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表明，日本模式对于后进国家的追赶与现代化起飞则更为有效。我国大企业成长的经历支持和印证了日本模式的有效性。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支持产业发展，先后颁布过促进汽车、钢铁等行业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为了有效应对此次罕见的金融危机，国家又陆续颁布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其受益者主要是大企业。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执行中又得到了调整，《新兴产业规划》在2010年陆续出台，这被称作“下一个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这充分反映出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实际行动。当前，政府应当不断总结与优化如何有效促进大企业高效成长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1.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政府的“有形的手”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上进行支持引导与调控。行政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依靠行政集权管理企业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尤其要谨慎使用通过行政力量创造出大企业的做法。以国资委的三年整合目标(完成80～100家中央企业的整合)而言，实际上就带有强势行政手段推进的色彩。与国外经验相比，虽然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在发展成行业龙头企业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不是政府支持的企业最后都能占据领先地位，一个企业是否最后成为龙头企业，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借助政府的支持，才有成效。事实上，除韩国、日本的龙头企业在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较大外，欧洲北美的大多数龙头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
2.做好规划与指导工作。政府与企业相比一般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因此，在培育大企业成长与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放在做好规划与指导工作上，要根据大企业的成长与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以及我国国内各个地区的功能定位，重点抓好对经济发展起长远作用的产业集聚，探索建立有利于产业链网络形成、产业生态系统集成和产业集聚发展的产业布局宏观调控机制。围绕提高国家与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以大企业为龙头，以重大工程为契机，加快新一轮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进一步提高国内主要工业区的集中度，推进大项目、大企业成长和大产业建设。高起点研究制定大企业、大产业与重要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定位、功能布局、发展模式及配套政策，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与集约化发展。
3.加大保护民族产业力度。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状况尚不能完全与世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虽然我国已经加入WTO，但在WTO规则框架下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对于民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很多国家为了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韩国为了发展本国汽车工业制定了《汽车工业保护法》，严格限制外国轿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口，这对韩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欧盟与美国之间在市场开放上也经常相互讨价还价，可见保护本国市场和促进民族产业发展是所有国家共同采取的措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同时，也要建立相应保护措施，通过关税、非关税和国内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持幼稚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