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3)04-0021-05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中国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是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的过程。市场结构演进主要是指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这三个要素的变迁过程及其趋势，是由效率低的市场结构模式向效率高的市场结构模式的转化，是寻找垄断和竞争的最佳组合模式。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制度变迁和市场结构演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制度变迁是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产生，市场结构演进是绩效差的市场结构模式向绩效好的市场结构模式的转变，二者的实质都是向帕累托最优的改进；正式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市场结构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和改进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从而影响市场结构的演进，因此，本文式图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及其互动机制，寻找通过制度变迁达到市场结构优化的理想模式，指出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历程回顾
1.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变迁的“锁定”导致行政性垄断市场结构模式的存在。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市场是被排斥的，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基本不起作用，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假设有一种“市场”存在，那么，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市场主体，企业就是各级政府的分支，企业的数量、份额和规模、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完全由各级行政机构的计划来控制。计划经济下的各种制度：财产的全民所有制、行政的高度集中制、相应的法律体制和银行体制，使行政性垄断的市场结构模式得以形成并持续稳定的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虽然有一些成绩，但却使我们陷入长时间的短缺经济时代。长期的卖方市场和行政性垄断市场结构二者相互加强。根据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由已有的历史选择所决定的，如果所选择的路径是错误的，制度变迁有可能被“锁定”，从而陷入停滞。因此，这一时期，制度变迁是停滞的，行政性垄断市场结构模式也是基本不变的。
2.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制约着市场结构的演进过程。
经济转轨意味着制度变迁，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我国制度变迁可以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居民三个层次，而不同层次的制度变迁制约着不同层次市场结构的演进过程。
第一、中央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型制度变迁与部分行业行政性垄断的存在。
为搞活经济，改革僵化的旧体制，中央政府基本上是通过放权让利的道路，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以及直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系，把大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保留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仍直属于中央各部委，这些国有企业保持全行业几乎100%的市场集中度，不允许其他投资主体进入，因此，形成了重要行业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市场结构。比如，国家在自来水、铁路、邮政、电信、电力、航空等行业组建了许多行业性控股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形成一种高度集中、具有明显垄断倾向的产权主体，这些公司虽然表面上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但却增加了行业进入壁垒，抑制了竞争，固化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垄断性的行业组织格局。
第二、地方政府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地区垄断等低效市场结构的存在。
地方政府在经济转轨时期扩大了很多权利，在制定政策、项目审批、招商引资、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也扮演着一个“经济人”的角色，它具有自己的偏好与效用函数，无时不在计算成本与效益。由于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地方政府把自己的行为目标之一放在尽最大努力增加税收收入上，就会产生大量与中央政府行为不一致的行为。为了实现增收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把财力投向那些税大利高的产业，然后再利用行政干预、封锁市场的手段不让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以维护这些企业的高产。
第三、企业和居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准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制度变迁在产权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税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展开，企业和居民成为市场化制度的最大需求者。这些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使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很快形成，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也被打破，在众多的行业，比如家电、服装、食品、小商品、小五金、机电设备等行业，出现了无数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在全国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已经存在，但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封锁，完全竞争与分散竞争、盲目竞争、过度竞争相伴而生，因此，我们可以用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来定义。随着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进行，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分化的加速，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集中度提高、进入壁垒提高，完全竞争开始向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演化。
以上可知，我国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供给主导强制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等多种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模式，市场结构演进是由高度集中到分散、由分散再到集中的多种结构并存和演进演化的模式，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
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与由高度集中的单一行政性垄断市场结构到多元市场结构的演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制度变迁制约着市场结构的演变，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约束和促进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从而影响市场结构的演进，另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演进，也推动制度变迁的进行，企业和居民自发的市场行为，比如安徽小岗村的承包制、南方乡镇和民营企业的兴起，都是一种制度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这里着重分析以政府为主体的正式制度变迁对市场结构演进的影响。
1.产权制度变迁是市场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产权制度，经历了由单一公有制产权主体到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变迁，只有产权制度的变迁，才会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结构的演进。
我国的产权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等几个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推行，把农户作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推向市场，自主参与面向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农产品市场的自由竞争者。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有比国有企业明晰的产权制度，就是直接面向市场的真正主体，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在80年代末就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首先是在农产品市场和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参与的市场中形成，竞争走向集中、集中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演进的规律，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几个阶段。其中现代企业制度是对市场结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抓大放小”使得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转变为非国有股控股的企业，摆脱了和政府的密切联系，成为完全竞争市场的主体。但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和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行业和部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的甚至处于垄断地位。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对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对企业的兼并和破产提供了规范的制度安排，可直接促进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
2.行政审批制度变迁是市场结构演变的定位器。
行政审批制度从源头上控制了市场主体进入市场，限定了准予进入市场的市场主体的行为，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规制的主要手段，它直接决定了计划经济时期垄断市场结构模式的形成，也控制着转轨时期各种市场结构模式的存在，因而成为市场结构模式演进的定位器。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是采取行政审批制度管理社会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越来越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现有的审批制度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使得政府过多地介入社会资源配置，限制了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妨碍了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和自主决策，市场机制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导致效率低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能有效形成。同时，加入WTO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对行政审批尤其是涉外审批都有相应的要求，因此，变迁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3.财税制度变迁是市场结构演进的有力杠杆。
我国的财税制度属于财政包干体制的范围，是1980年以来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财政包干体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地方财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也带来负面影响，促使地方经济利益扩张化，助长了地方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封锁和割据，使经济结构调整阻力重重，国家财政增长缓慢，宏观调空乏力，最主要的是导致地方经济结构趋同，区域垄断的市场结构和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并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财政包干制度必然要发生变迁，要被一种有序的、法制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制度所取代，即分税制的财政制度。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不再按地区、按所有制划分收入，而是按税种划分收入，淡化了地方与企业发展的直接利益，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适应了市场经济开放性的要求，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有助于有效的市场结构模式的形成。
4.金融制度变迁是市场结构演进的强大助推器。
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从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1949-1979三十年间，我国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一个完全国家垄断的中央集权的典型计划金融制度，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的国有银行制度，其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计划。1979年开始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经过20多年以市场取向的金融制度创新，已经完成了两方面的制度变迁，一是从计划金融制度向市场金融制度转变，二是从一级银行体制向二级银行体制转变。到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多家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等组成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并在管理制度上放权让利，引入竞争机制，实行银行间的业务交叉，通过业务交叉开展竞争。金融制度的日益完善化和市场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市场结构的演进。比如，银行的信用支持，推动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组和兼并，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企业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地方企业竞争力，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能够进入资金壁垒高的行业，最终有利于全国有效竞争市场的形成。
5.法律制度变迁是市场结构演进的环境要求。
法律在社会转型中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与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需要一场法制的深刻革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大基本基本变迁，一是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二是变人治为法治。在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形成，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市场主体的形成又直接影响市场结构的演进，而产权制度变迁最终离不开宪法的修改。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共制定过四部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到今天也进行了三次修正，三次修宪的共同主题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宪。每一部宪法的颁布和每一次修正都是法律制度的变迁。
1988年修宪，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结果促进了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并推动了一系列规范这些非公有制经济成份行为的法制制度的建立，如合资企业法、个人和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等。
1993年修宪，在序言中明确宣布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保障。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内容的市场结构的构建问题才正式成为社会经济的热点问题。这次修宪取消了有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必须服从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规定，为公有制经济组织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独立自主经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市场，1988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破产法》，到1993年，沈阳防爆器材厂的破产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第一次破产，这为企业退出机制的建立、进而市场结构的优化和演进提供了法律支持。
1999年修宪，在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修改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从过去的对计划经济的“补充”变成为现在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从此，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加速时期，一批私营企业发展成为行业的老大，促进了有效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此外，在宪法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一系列促进市场结构优化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比如《破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这为保护有效竞争、防止垄断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制度环境。
三、制度创新是我国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
1.制度的均衡与市场结构的均衡。
制度变迁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有效率的制度对原有的低效率的制度的替代，亦即制度由非均衡状态达到新的均衡状态的过程。
在正交易费用世界里，制度的运转会需要一定的费用或成本，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通过比较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就可以确定制度实施的效率状况，当实现一个同样的资源优化配置时，所需要费用最低的制度就是最有效的制度，这时，人们对既定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感到满意，无意改变先行制度，对新制度没有需求，这就称之为制度均衡。反之，如果现行制度的实施成本大于收益，制度效率不高，人们对既定制度不满意，这种意欲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就称之为制度非均衡。
在制度的非均衡状态，就会产生对新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在制度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新的潜在收益，这一潜在收益在原有制度内不可能被内在化，而若实现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就能获取这种收益，这样，在原有制度支配下的人中，总有部分人或组织为获取这一潜在收益而率先起来去克服各种困难，提供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供给，满足人们的制度需求，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当原有制度产生不均衡时，新的有效率的制度是否能立即实现，主要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净收益是否大于零。制度变迁净收益等于制度变迁收益与制度变迁成本之差。只有当制度变迁收益能够弥补制度变迁成本并有剩余时，潜在的制度供给才能变为现实的制度供给，并满足制度需求，达到制度新的均衡状态。
市场结构的演进是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市场结构向效率高的市场结构不断转化的过程。理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效率的，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是最没有效率的，它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但实践表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是很难长期存在的，最为常见的是垄断和竞争不同程度的结合而形成的市场结构，比如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所以，市场结构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垄断和竞争不断组合、不断演进的过程，演进的方向是各种低效的市场结构向效率高的市场结构转化。
市场结构的效率取决于不同产业对垄断和竞争结合程度的不同要求。我国产业众多，产业特征各异，这就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采取单一的市场结构模式，而应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特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市场结构模式。我国的市场结构的具体目标模式应是：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形成以少数企业为竞争主体的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上只存在少数大企业，企业间竞争在一定规模上展开；在产品由大量零部件组成的产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协作、规模适当的市场结构，即垄断竞争，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上存在少数几个大企业和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大企业围绕市场进行高层次竞争，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进行低层次竞争，提供最终产品的是少数大企业，其市场集中度较高；在规模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产业，鼓励小企业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并存，企业数目较多的完全竞争性市场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上存在大量企业，整个市场被众多企业所分割，单个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市场集中度和企业进出入壁垒低。只有适合不同产业要求的市场结构模式建立起来，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结构模式的演变才能达到稳定状态，即均衡状态。过度分散竞争、和超经济垄断、集中度太低、缺少规模效益的市场结构就是市场结构的失衡状态。
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有内在的一致性，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制度变迁和市场结构演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市场结构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和促进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比如提高市场集中度和产品的市场份额，降低或取消市场的进入壁垒，从而影响市场结构的演进。制度的均衡有利于形成均衡的市场结构，均衡的市场结构也有利于均衡制度的存在，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变的最理想状态是二者都实现均衡。
2.制度创新是我国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
实现市场结构均衡的过程就是市场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市场结构的优化要求形成有效竞争的、符合不同产业特点的市场结构模式，这就要求取消市场进入壁垒，提高规模经济，同时又要避免过度竞争和盲目竞争，防止损害社会福利的垄断行为，为此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因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使市场结构优化的最重要环节。
根据制度变迁与市场结构演进的关系，国家的制度创新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内在统一性。首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可以使企业产权多元化，而产权的多元化有利于有效治理结构的形成，进而使企业更加有效的参与市场竞争。其次，不同的市场类型要求有不同的企业制度与之适应。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市场多为个人业主制、合伙制企业，寡头垄断市场都是现代公司制企业，完全垄断则是独资公司。
第二、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取消行政壁垒，构筑合理的进入壁垒。我国目前的市场进入壁垒包括行政壁垒和技术壁垒。中国政府机构实施的行政审批制度是一种较高的行政壁垒，这一壁垒导致企业的小型化和本地化。要改变市场结构，政府首先要取消行政壁垒，而制定统一的技术壁垒。行政壁垒的取消依赖于政府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第三、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政府要制定政策，完善股票市场、股权转让市场及债券市场的规则，要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资本市场成为大企业的资金来源，同时为企业兼并、合并、收购等提供金融中介。
第四、进一步改革财税制度，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要尽快确立科学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税制和税率，从而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中资企业、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征收统一税赋，为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财政制度中，由中央财政有计划地发行专门用途国债，集中部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扶植部分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从而培育更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五、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市场秩序是有效竞争的前提，加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力度，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能促进有效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企业退出机制是优化市场结构的必备条件，对企业来说，退出的威胁将形成企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实行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压力。我国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主要是加大《破产法》的贯彻实施，同时要完善相关配套法律的建设。
［收稿日期］200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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