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三农问题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其中九亿人在农村，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世界，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无视中国农村这个人口总和比欧美总人口还要多的尚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而我们自己更应该首先充分开发利用好我国的农村大市场。2001年，占我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只创造了GDP总额的15％，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300余元，与此同时占总人口三成的城镇人口则创造出GDP总额的85％。显然，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的徘徊不前，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如此大的城乡反差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一百多年来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客观结果，历次革命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它也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成为至今仍阻碍我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难题之一。目前，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说到底，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的程度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依靠资本改造了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保持了相对的同步发展。反观我国，过去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下，近代不完全的产业革命也没有波及到农村，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业工业化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也越积越深，在农业的发展方面，可以说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300年。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既是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任务，同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建设中的新问题。三农问题成为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小生产比重的居高不下也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
有人认为，可以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通过发展工业来带动农业的发展，以此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消费约束，农村这个拥有9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到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还不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3，这直接造成了“大农村，小市场”的局面。当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日趋饱和的时候，由于农村的消费能力没有及时得到挖掘，我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拓展受到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工业制成品大量积压的现象。这个事实表明，二元化的经济不但隔离了城乡，而且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它的存在不但造成农民的贫困化，而且现代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也不可能顺利实现。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把握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面临着农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300年的客观现实，所以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当前的发展经验和经济模型。对应着三农问题的三个表现，我们不难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的大生产；变一家一户生产的只能上集市经营的农业小商品为有组织、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符合现代化国际国内大市场要求的农业大商品；变因受小生产制约而相对贫困的农村生活为社会主义小康化的现代农村生活。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出路在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而切入点则在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只有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才谈得到农产品市场化，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上了大市场，农民才能从农产品的增加值中获得更多收益，并且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从而切实提高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工业品的市场才能打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可靠保障，农村的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
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根本途径在于要对农村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就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变成为更有效率和效益的集约化的大生产。如果一切还从现有的生产方式出发，不改变传统的小生产经营方式，不对传统的小生产思维习惯进行根本的变革，任何实现宏伟战略目标的努力都只会是一句空话。
我国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要求，其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小农生产不适应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水平的客观要求。在种子的改良、肥料和农药品质的改善、大型农业机械的购买和使用等方面，传统的小生产者都显得非常无能为力。
2.小农生产不适应农业生产社会化分工的要求。小农生产包办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在生产与流通之间也没有专业化的分工。没有分工就无法实现专业化、标准化、基地化生产，更谈不到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3.小农生产面临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小生产者在获得市场信息方面天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除了交易成本无法降低之外，还面临着所生产的产品不适销对路，从而血本无归的危险。
4.小农生产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小农占有的资源和资本都是有限的，农户没有能力去运用组培、工厂化育苗等先进的生产技术；而由于推广困难，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也受到了限制，如此恶性循环，现代农业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农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完全取决于是不是符合市场需要，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源头在生产。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传统的品种丰富、价廉物美的需求之外，又对农产品的品种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要求达到绿色食品标准、无公害化等等。现存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在技术水平、生产规模、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诸多方面都已很难达到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无论是从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都到了进行一场彻底革命的时候。这种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实现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因为手工生产提高不了生产力，小生产也无法适应现代市场对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的要求，只有工业化才能解放生产力，否则农业生产最终还是只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生产圈子里徘徊。
重视三农问题，历届政府都是作为根本问题提出的，但政府的行为却一直没有从改造生产方式入手，没有积极地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而总是从枝枝节节的减负入手，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使矛盾日益扩大化、全面化、体制化。当前，对三农问题要从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新的方式去思考。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要做出创新。过去和现在一直沿用的是对农业的补助、支援、救济、开发、保价收购等等简单的输血救人方式，而不是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来培育农业生产自身的造血机能。那些脱离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和农产品的市场化，寄希望于通过简单地建市场、造城镇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做法都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因为只有当农业实现了集中生产、集中经营之后，农产品才能真正成为商品，只有成为了商品，农产品才真正需要大市场、大流通来支持，这时，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也就真正拥有了基础，城镇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业才能得到发展，城镇也才有了真正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加上先于城镇化实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产业化可谓一举三得。与之相反，那些无视产业发展规律，盲目保护落后的做法不能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生产力得不到发展，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将只是幻想。那些依靠指令建起来的城镇和市场因此也很难保持持续的生机和活力。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经营，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些要求都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无力做到的，因此要走集中土地，组建农业公司、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要集中生产经营的路子，这既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合理方式，也是农户避免现代大市场风险的可靠途径。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民被架空在不适应生产力的公社生产关系上的时代是一个巨大进步，而后农民充分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高度，而现在的农民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即脱离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经济自由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首先需要从上层建筑角度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除了应当长期稳定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还要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农村经营体制的各种创新举措。例如运用资产阶级法权允许土地的转承包，允许农户买断土地经营权，合作入股经营等等。当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农产品品质的标准化、无公害化才有了实现的基础，其市场也就有了保障。过去我国农产品出口经常会遇到因为检验检疫不符合进口国标准而遭退货，从而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打破国际农产品进出口的技术性壁垒，最根本的出路也在于推动农业产业化，从而实现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进而达到国际化的标准。无论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还是标准化，可以通过学习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来实现，这样一来，农产品的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展、商品化和高附加值的实现等等也就都有了保障。
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走向高度分工的过程，也是农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化生产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
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换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和积极尝试。在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许多地区通过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出了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路子，对于我国整体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西部大开发的建设和改变老少边穷地区的落后面貌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农业发展规模化生产首先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的过程应当是因势利导的，要用事实来说服农民主动参与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山东省寿光市的三元朱村，从1979年起，经历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走过了一条从发展果树种植到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再到大规模的大棚蔬菜种植的致富道路。通过试点，农民看到了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的优越性，从事蔬菜种植的积极性因此得到了充分调动，该村的标准化蔬菜大棚从1989年的17亩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亩，目前该村生产的蔬菜不但销往全国各地，而且获得了国际订单。生产的蔬菜有30％出口到世界市场。2002年底，三元朱村户均存款5万元，家家盖楼房，装电话、买手机、农用车，有的还有小汽车。实现了生活的小康化。三元朱村的村民尝到了标准化生产的甜头，在出口产品的同时，他们还把美国、西班牙、以色列等国的农业专家请到寿光，计划投资3000万元，筹备成立国际农业科技培训中心，从而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发展无公害蔬菜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营，向农业农场化、农民职工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国际化迈进。
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了，大市场和大流通的发展建设也就有了保障。享有“中国蔬菜之乡”盛誉的山东省寿光市，以冬暖式大棚蔬菜种植为经济发展切入点，把蔬菜种植业作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2002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80万亩，年产蔬菜40亿公斤。通过发展农业大生产，寿光在发展蔬菜种植过程中开发的臭氧杀虫、作物组培、工厂化育苗、农产品检测等400多种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均代表了当前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
大面积的蔬菜种植带来了流通规模的扩大，寿光全市农贸批发市场已发展到26处，集贸市场近200处，有“中华之最”之称的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种蔬菜常年在此交易，市场辐射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这也进一步带动了寿光本地无公害农产品的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基地面积近30万亩，有20个大类、100多个品种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认证。当地政府按照大规模、高起点、外向型、强带动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共兴办以蔬菜加工为主规模较大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44家，年加工能力达80万吨。近几年来，寿光市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引进外资，多领域引进技术，大力发展开放型农业，提高了全市农村经济的外向度和国际竞争力，加快了寿光农业国际化进程。
大市场、大流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涵盖范围开始向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快速而有力地延伸。以寿光的蔬菜种植为例，通过大棚蔬菜种植，农膜、大棚建材、种子、肥料等产业获得了发展空间，下游的包装、仓储、物流业也获得了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信息交流人员等各类专门人才的涌入，产业和人员的发展集中又带动了当地餐饮、电信、金融、医疗、酒店、文化教育、娱乐、农业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寿光全市的农民从事三、三产业的比例已经达到48.4％，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例也只占81.8％，由此农村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城镇化进程，离开耕地的农民们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股城镇经济发展的洪流，这样一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最为适当的安排，这不但不会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压力，相反还创造出了比他们留在土地上时更多的社会财富。
寿光蔬菜种植与流通的成功告诉我们，通过政府引导的市场化运作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以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培育大市场，以大市场、大流通进一步推动大生产，如此良性循环，推动生产和组织流通程度不断升级。是农业产业化成功的发展道路。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国广大农村借鉴。
同时，拥有特殊优势的地区还可以打破常规，根据自身条件闯出独具特色的新路。在条件合适的地区，整个农村整建制地发展壮大成为企业集团是一个好的经验，山东省荣成市的西霞口集团、龙口市的南山集团就是这方面的发展例证。以上两个集团依靠自身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即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镇工副业，通过实行灵活的土地出让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运用大企业集团的管理模式，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把自身所在的村庄一跃发展成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企业集团，不但使本村村民生活实现了小康目标，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一起致富。
荣成西霞口村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下，海洋捕捞业是其传统优势产业，以此为源头。该村以集体为单位，发展了水产品深加工、海产种植养殖业。随着渔业资源的日益匮乏和增加值增长幅度的下降，该村产业不断向工业转型，依靠临海和邻近韩国的优势，该村发展了船舶修造业和港口航运业。目前全村范围实行企业化管理，于1987年成立了西霞口集团，拥有全国唯一的村属一类开放港口——龙眼港，以发展海运业和国际贸易骨干，兼以发展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船舶修造、石材加工、羊毛化纤制品、旅游、餐饮等众多行业，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为免挂行政区划的国家级企业集团。全村实现了住宅别墅式公寓化；实现了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硬化道路五配套；实行粮食、水、电免费供应和医保制度；建立了完善的退休、养老和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全免费教育，对高中生和大学生实行补助金制度，全村500户居民全部实现了高水平的生活小康化。
南山集团位于山东龙口市，前身是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第三小队。1978年，该小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运用56户村民集资的5000元发展村办工副业。1983年农村实行“大包干”的时候，第三小队没有把集体积累分光花光，而是继续团结在一起，凭借相对的规模优势，先后上马了玻璃纤维、棉纺、毛纺等项目，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过20多年发展，目前南山集团已发展成为村企合一，集产、供、销、科、工、贸为一体的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占地45平方公里，固定资产106亿元，共转移、吸纳本地及周边就业人口3.6万余人。同时，其小城镇的发展已较具规模，生活区内全部实现了居民住宅楼房化，路面硬化，通电、通自来水、通暖气、通闭路电视、通电话。影剧院、幼儿园、学校、老年公寓、体育场、商场、农贸市场、医院、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齐全。
应当说，南山集团和西霞口集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寿光通过农业产业化带动大市场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如果各地都建自己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也是不现实的，难免会因此陷入低效率重复建设的陷阱。就全国而言，更广大的农村发展还是要依托于农业本身，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从农产品本身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的角度做文章。
通过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发展可以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并实现更多的价值；而在农产品深加工服务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在原料和销售市场两方面也都得到了保证，因此说工农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互补的统一体。当前，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主要需要通过龙头企业对农业生产的带动来实现。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经营管理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具有单一的农户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龙头企业通过基地与农户相结合，产生了订单农业，其中，农户负责农产品的生产，龙头企业负责农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并为农户提供一些产前、产中服务，双方的利益通过权力与义务的契约关系得到保护。基地成为连接农户与龙头企业的中间环节，而资本则成为贯穿于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农户的主要纽带。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缓解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既能保证农户生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能实现农产品加工销售的规模性，使契约双方均获得了比单干要大得多的利益。
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规模农业发展的结果是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率和附加值。在此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得到了市场的安排，转移到农产品加工工业成为拿工资的工人，农户和农民的收入从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增加，农村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成为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三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我国未来二十年向小康社会全面迈进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做出了明确部署——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将以上奋斗目标量化，我们可以得出本世纪前50年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即：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近1700美元；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3000美元；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8000美元的目标。
以上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三农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因为是否能实现2050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目标，难点在于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的发展。2000年，我国城镇人均GDP为1680美元，要实现人均8000美元的发展目标，50年内只需保持年均3％的增长速度，总共翻2.5番即可；而2000年农村人均GDP只有380美元，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有近1000万人，没有实现温饱的还有近3000万人，要实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8000美元的目标，50年至少要增长20倍，这对于从1991到2000年只增长了1.68倍的农业来说，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因此，在新世纪里必须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实现革命化，整个国民经济才有了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的牢靠基础。
除了二元经济结构之外，我国农村经济的另一个发展特点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2000年，上海市的农民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232美元，这一水平比全国城镇人均GDP还高出近1/3，而地处西部的贵州省农村人均GDP约为240美元，不足当年全国农村人均GDP水平的2/3。在这一大背景下，要实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势必将承担起不同程度的任务——发展基础较好的、沿海的农村，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基础薄弱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不利的、内地的农村发展要求可以适当降低，但是也必须实现跨越式增长。以贵州为例，考虑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因素，在现有基础上到2050年农村人均GDP实现翻三番的目标应当可以实现，那么将至少可以达到1920美元。将不同地区人均GDP加权平均计算，全国农业人均GDP到2050年在整体上实现3050美元的水平应当不成问题，而人均GDP8000美元的任务也将顺利完成。
在农业产业化发挥基础作用的时候，工业化的任务是利用自身的产业和行业优势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产品加工水平，利用市场的优势来集聚资金反哺农业，为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城镇化在其中的作用则是通过城镇聚集人口和产业的功能以及商品集散地的优势，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直接的市场，形成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中心，从根本上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农村经济得到有效的升级。它们的发展原则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就四为”，既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大城市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农村服务、为出口服务。
因此，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系列问题。不推动农业产业化，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工业化的带动和城镇化的支持，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者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是起点，工业化是保障，城镇化是依托，三者的发展应当形成合理有序，良性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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