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看我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_所有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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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的回顾

中国改革的经验已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不是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的最理想形式,除私营企业外,乡镇企业是一种被广泛推崇,带有半公有制性质的,可供选择的企业形式。在1981-1993年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以超过30%的平均增长速度超高速增长,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然而对此所做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到1990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总数超过了9000万人,约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19%。乡镇企业职工中约有60%工作在工业行业,这其中又有60%(约3200万职工)工作在附属于乡村政府的乡村集体工业中,这些企业的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0%左右。如果没有特别地指明,本文将集中讨论乡镇企业中乡村集体工业企业这部分。

乡村集体企业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混合制度形式。尽管名义上它属于本地区所有,但它与常规的私营企业及雇员所有的工业合作社有着共同的制度特征,对后者的研究是本文分析的起点。在乡镇企业中职工的收入是与企业运营相联的,特别是对企业的短期决策,尽管当地政府密切指导着企业战略决策。但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也有着相当的发言权。那么,乡镇企业这种独特的制度特征是否仅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由计划向市场转轨中的一种临时状态?它具不具有使中国长期受益的一些特征?实例表明,乡镇企业的实际产权制度是与西方公司制度,而非中国的国有企业更为接近。然而,乡镇企业的增长如此稳定和持久,难以用彻底的市场转制来解释。这些充满生气的效率明显高于在东欧所见到的任何类型的企业。文化的解释可以提供深层次的认识,但也并不充分。

其中一种解释是乡镇企业对其职工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奖励。其奖励方式与西方经济中实际的,而不是理论上的雇员所有制企业相似。这些企业通过部分或全部雇员所有制,来改善企业效率,使其实际产权更加清晰,并且保持长时期稳定。这种理论认为:具有雇员所有制或其它财务参与安排的企业可以受益于来自个人努力和集体合作的推动力。通过资本收益的剌激加强相互间平等监督。但另一种产权理论认为,雇员的有效监督需要满足其对企业净收入的全部剩余索取权。雇员所有制冲淡了剩余索取权,从而冲谈了有效监督对生产率的剌激性。而博奕论则认为:雇员所有制能否剌激生产率的提高,将取决于雇员是否能够加强自身间的合作。因此,尽管用理论定义出分析的框架,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必须是通过实践。

在进行分析中,我们将所有权分解成以下三个组成部分:1、决策参与权(如,投票权);2、利润分享权(全部或部分利润);3、资产(企业净值)支配权。

这种分析方法是很有益的,它为分析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选择提供了基本框架,例如,决策参与权与雇员所有制有关,因为资产所有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决定资产使用方式的权利;利润分享权及一定程度的利润分配形式也与雇员所有制有关,资产所有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对资产的收益权;资产支配权是资产所有权的第三个特点,在雇员所有制中,这个权利是受到禁止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限制雇员利用其所有者的身份去过分地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这样,雇员所有制就只同所有权的两个特点即收益分享权和决策参与权是联系在一起的。

发达经济中的雇员所有制:决策参与权和利润分享权的效果

一、利润分享

大量证据一致表明,利润分享能够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率。在近期众多的研究结果中很少有象这个结论那样如此准确地证明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最综合的一份文献是对216个统计分析的调查(这些资料收集于80年代期间,发表在16个独立研究论文中的统计分析),它发现几乎所有的案例都表明利润分享改善了企业运营。作者的结论是:“唯一的争论”是其作用“似乎太巨大了”。近期对美国工业“利润分享与生产力”的一个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中,在更大的样本范围上证实了这一联系。此外,近期研究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用利润分享或股份所有制计划(或两者均具备)的企业具有明显低缺勤率和辞工率”。

但利润分享对保持就业稳定的作用是较模糊的。尽管大量的讨论提出它能够创造出较高的就业率或较低的解雇率,但新近对美国利润分享与就业变化的综合研究表明“利润分享企业在经济下滑期间的就业减少量比其它的制造业企业相对较小。”在日本,在利润分享红利占其工人报酬总额25%的企业中,就业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随着高速增长期迅速增长,而在经济下滑期下跌。这种周期性的浮动,使人联想到利润分享可能是日本就业稳定的一个因素。在台湾和韩国,红利支付额也十分显著,平均占工人总报酬的15%,相比之下,美国的红利分享通常不超过总报酬的3%,而且随经济周期的变动很小,它通常是用于支付雇员的养老金,而非作为现金红利直接支付给雇员。这样,利润分享在美国的激励和就业效用是很弱的,但在美国经济中将有目的的收益分享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是较为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利润分享是被企业最普遍采用的,它不需要任何雇员股份所有制作为前提。但据此可以推论,对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来说,含有利润分享的明晰的产权对生产率将产生积极影响,雇员能够将利润分享作为一种激励而努力工作,并从长远考虑开展技术革新,对那些有了工作安全感的雇员,在“企业大门仍旧敞开”时,也会避免他们把利润从企业抽出。雇员能够更好地监督是否已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报酬,它不仅有利于激励雇员,而且也有利于提高雇员的士气。另外,一个清晰的收益分享合约能够帮助有关监督部门,如当地政府,去更好地监督企业是否对雇员的补偿过多。

二、雇员所有制

雇员所有制特别是雇员股份所有制对生产率作用效果的依据是与其它要素的共同影响溶合在一起的。近期研究普遍提出,雇员股份所有制计划只有结合有效的决策参与时才能提高生产率。“所获得的证据有力地表明雇员所有制,可通过工人参与决策,对其完成工作产生很强的积极影响。”而且,这一基本结论与从一些国家得到的证据是一致的。例如,在德国,已经发现当雇员所有制与雇员的高度参与结合在一起时,对企业生产率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否则将产生负影响。

在美国,对实行雇员股份所有制的1100家全国典型样本企业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只有当企业同时也采取雇员参与决策时,才会对企业产生积极的作用。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在那些让非管理型雇员参与管理决策的雇员股份所有制企业中,生产率超过平均数的52%。也有证据表明,具有大规模雇员股份所有制的企业,其发展速度也快于他的竞争对手,并且,实施雇员的决策参与提高了雇员股份所有制实施的效果,所有实行雇员股份所有制的企业比没实行的企业发展增长速度快3-4%,而且有较广泛的雇员参与决策的企业要比其它快8-10%。

其它研究还表明,较高水平的雇员股份所有制与工作满意程度、工作努力程度、工人对企业的承诺,以及技术革新都有着联系,在每一例子中,这一联系通过广泛的雇员参与决策而得到加强。

三、雇员的决策参与

即使那些工人没有利润分享权或雇员股份所有制的企业,也可以通过扩大工人在制定决策中的参与度来提高生产率,对个案的详细研究也已证实了雇员参与与改善与工人的关系,减少雇员的转业率,以及技能培训有更进一步的联系。在德国,设有工人理事会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和工人培训水平明显高于一般企业。最后,对劳动者管理的欧洲生产者合作社的研究也指出,在这些企业中,较强的决策参与和获得高生产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的乡镇企业中,职工参与决策的规定将制约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目光短浅的财政预算和其它干预,同时增加职工刻苦努力,提高技能,开展革新的积极性。

劳动者管理和合伙企业

劳动管理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参与。它将工人在利润分享、所有制,制定决策等方面的参与组合在一种形式内,工人在企业中具有决策投票控制权,劳动管理理论是在参与理论文献的背景下提出问题,但它可能与乡镇企业有关。传统的工人合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管理参与型企业的例子。在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它。

经济理论的一些结论指出,劳动管理参与型的企业潜藏着严重的无效率问题。

首先,劳动管理型企业的雇员(这里无非成员劳动者),当产品价格提高时有降低产量和就业的刺激,并且对成本和税收的变化作出“刚性”的反映。当所有者——雇员必须同新雇员一道分享由市场价格上升所产生的半租金,而且新雇员不论在何时加入企业,都会得到净收入的索取权时,“华德效应”①可能会发生。

其次,劳动管理型企业,还存在投资不足的潜在危机,与普通的投资者相比,雇员所有者对冒风险的反感将使他们采用较少的内部投资。因此,劳动管理型企业和其它一些全体雇员所有制企业对筹集资本的选择是有限的,它可能扭曲投资和就业决策。特别是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储蓄可能要高出自身的投资需要。而购买股份的需要将阻挠新工人加入,如果雇员不能在离开企业保留或出售他们的股份,那么投资决策将被制定在过短的时间水平上。同样地,如果目前的工人把其股份交给新工人这也将减少投资,缩小经营范围,而且减少就业。时间期限问题是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它主要是由于劳动管理型企业的产权阻碍雇员获取他们就业期间自然增长的资本收益。

因此,对劳动管理型企业而言,一种选择是发行普通债券,企业只保留部分增值,但承担全部风险。它不直接需要高储蓄,但不稳定的收入将需要额外的储蓄作为一种保险机制。解决此问题的另一种选择方案是“风险参与”债券,此债券将企业增值的一个固定的份额支付给投资者。由于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工人所有者均以固定的份额来分割增值,双方具有相同的利益,因此投资者可以允许工人管理企业。劳动管理企业在雇佣新工人时,不再需要他们予先支付其股份额;退休工人即可保留自己的股份也可以将其卖给企业。在这一制度下,劳动管理型企业的基本原则没有被放弃,却获得了企业就业和投资的高效率。

在乡镇企业的改革和上台阶中,这种类型的资产或许是有价值的和可以利用的工具。

最后,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89年提出的“合伙企业”作一简要评论。尽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享与增值和资产分享,以及共同决策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劳动份额证券,“劳动份额证券”是与单个人的工作相联的,并在退休或自愿离开企业时放弃、消除。米德提出在合伙企业中,如果每个工人劳动份额证券的数量是根据工人入厂时市场及企业的情况而分配的,而不是对同等技能或工作需要的工人给予相同的纯收入份额,那么“华德效应”完全消失了,而利润分享和劳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被保留下来。其特点是“差别待遇”,那些早入厂的职工得到的报酬高于晚入厂的职工。

一些证据表明,近些年来,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率已经下降,而产出率保持高速增长。这些变化反映了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也部分地反映出乡镇企业效率的改进。但它或许也反映出企业的内部职工不愿与他人共享经济收益,这是“华德效应”的温和性翻版。待遇差别原则能减少乡镇企业不愿多雇用职工的倾向,而雇用来自其它地区的工人;它也可能诱导乡镇企业去重新开始它们早期的高就业率增长。

西方国家关于劳动管理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乡镇企业的一些启示

在实践中,工业合作社,正如在意大利,法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中观察到的那样,创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运营记录。这一类型的企业可以为了解乡镇企业并指导其产权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在西方经济中,劳动管理的合作社企业发挥作用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巴特菜特等提供了49家这类企业与35家规模相近、行业相同的常规企业最详细的比较,其结果是令人瞩目的。

1、从工资分配上看,在这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兰领工人的工资是无区别的,两者都遵循工会的标准工资率。但白领雇员工资,特别是管理者,在合作社工作的工资低于常规企业,相应地,合作社中管理者之间的工资差别也相对较少。在常规企业中,管理者占劳动力总数的8.9%,而在合作社中仅占3.9%,这主要可以归结为合作社具有利用自身同级别或“平等”的监督优势,从而节省监督成本。

2、从投资方面看,两种类型中的大多数企业均使用贷款,其贷款偿还期,在合作社中,平均为4.564年,而在私人企业中是4.5年。进一步地看,在对内部等措资金的依赖中,两种类型的企业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差异:私人企业中50%的资金来自内部,而合作社是47.5%,这两类企业在投资方面的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合作社使用的资产较少,而且这些资产在合作社中贬值得较快。或许这是这些企业工作时间较长的一个结果。如果考察一下乡镇企业是否比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劳动时间更长、资产贬值更快得是很有意思的。

3、从生产率看,采用每种可能的方法测量生产率,包括使用每个雇员新创价值,每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单位固定资产实现的增加值等指标,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均较高,每个指标都在高5%的显著水平。

意大利合作社工人的辞退率和工作时间损失情况也明显好于常规企业。在私人企业中,罢工和类似的劳资关系冲突是经常出现的,而在合作社企业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合作社的一个弱项是出口,工业合作社的出口少于常规企业,两者出口销售额分别是16%和40%,合作社联盟目前正努力缩减他们的国内销售,而且越来越多的合作社联盟在广阔的欧洲市场上开展业务。

4、在自身运行目标上,对常规企业而言,增加销售的排行名次既高于增加就业又高于增加利润,同样地对合作社企业增加销售的名次先于增加就业和增加工人收入。尽管已陈述的目标可能偏离了企业的实际动机或行为,这些结论明确地指出仅仅是以利润和收入目标为基础进行常规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理论比较可能是非常不恰当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西欧就业增长中,工业合作社和其它雇员合作社占有相当大的部分,经济计量也表明,在美国和意大利的劳动管理企业中,以就业以及收入为企业的重要目标,采取同样的方法对乡镇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搞清乡镇企业早期较快的就业增长,以及近期就业增长相对放慢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向意大利成功的合作社学到一些经验,与意大利合作社相似,中国的乡镇企业倾向于从当地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力,从企业职工、企业留利、信用合作社中筹集资金(有时也是从乡村组织)。但意大利合作社同时也从地区或全国合作社联盟中筹集启动资金或扩充资金。乡镇企业也许想成立跨地区联盟以平抑风险,把资本运用到收益最高的地方。他们也可以组成联合以便于出口、研究和发展,或其它一些方面,如联合向大项目投标,所有这些活动在意大利合作社中均可发现。在意大利,政府也提供出口和“工业扩展”服务,类似于中国的“星火计划”。中国乡镇企业起步于低技术产品生产,而后快速升级的历程也与意大利的经济相似。

一个很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是是否乡镇企业要按其产品类型形成地区性的聚合,这种聚合,即工业小区在意大利北部中心的工业发展中具有显著特征,其中大多数工业合作社组成了这种小区。工业小区发展已证明是当地繁荣的关键。近期研究提出工业小区发展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以产品为纽带来促进这种聚合或许是进一步提高乡镇企业生产率的途径之一。

注释:

①华德效应:是指在劳动管理型企业,如工人合作社中,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成本变量要素,那么,当其产品的市场价格上涨时,企业的成员为保护自己独享因价格上升而带来的利益,而采取的限制新成员加入的一种行为,也可称“保护效应”?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苑鹏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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