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化与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美国开始抓紧制定21世纪的外交战略。影响美国跨世纪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政治全球化趋势。1999年2月26 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这个讲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要以全球化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克林顿再次发表有关对外政策讲话，突出强调了全球化将在21世纪给人类社会与美国外交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0世纪的最后一天，克林顿在新年献词中强调：在新千年，“为了这个互相联系的新世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显然必须继续接触。”（注：法新社华盛顿2000年1月1日英文电〔N 〕： 见 《参考消息》2000年1月3日。）这里虽然未用“全球化”这个词，但却表达了全球化与“美国利益”的关系。2000年1月5日，美国新闻署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新世纪的安全战略，报告一开篇就强调“全球化”给世界和美国所带来的影响。那么美国跨世纪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全球化对其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一、维护世界霸权是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的目标
在旧金山讲话中，克林顿以全球化为立足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必须而且能够在21世纪领导世界。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这样一个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非常清楚，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领导世界，维持其霸权地位，即推行霸权战略。（注：关于“霸权”的含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只是要“领导”世界，并不是建立“霸权”，所谓霸权，就是象纳粹德国所企图的那样，由它来统治世界，或者象大英帝国对待其殖民地那样；而美国承认“多强”的存在，它只是想在多强中充当“平衡者”，其地位类似于董事会的董事长，而不是当世界的“总统”。笔者取《现代汉语词典》对“霸权”的定义，即“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的权力”，那么“领导地位”就是“霸权”。中国“春秋五霸”也并没有对其它诸侯国进行直接统治。）
美国的霸权战略目标在冷战刚刚结束时就已开始形成。在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就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注：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M 〕，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88—190页。）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更明确地提出“美国应当继续领导这个我们曾倾注心血所造就的世界。”（注：见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的就职演说。载李剑鸣、 章彤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1页。）1994 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为实现霸权战略提出了三项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目标，或称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即：“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注：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M〕，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在以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政要的重要讲话中，都表达了霸权战略目标和三大支柱。
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是按着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展开的。特别是临近世纪之交，美国更是积极采取行动，加紧推行霸权战略。美日新安保体系出台、北约东扩、打击伊拉克、启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都是美国推行其霸权战略的重要步骤。（注：参见牛军：《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J〕，载《国际经济评论》 1999年5—6号。）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还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就连独立性很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说：“今天象昨天一样，世界需要美国。”日本的一位学者竟然称，正是美国的霸权才使得世界和平得以维持。许多欧洲人都承认，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没有科威特的“解放”，就没有代顿协议的签订，就没有希腊与土耳其领土争端的解决，也不会有科索沃危机的结束……。（注：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1月23日一期刊登的文章《美国的世界》〔J〕。）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谋划21世纪的安全与外交战略。1998年底，美国公布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完全继承了90年代以来美国所推行的霸权战略。报告不仅宣称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美国要领导世界，并仍将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推进海外民主作为外交的三大支柱，而且强调美国领导世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即“有人要求美国担当领导责任”，特别是，还将这一责任与“全球一体化”联系起来。将这份报告与克林顿的旧金山讲话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在世纪之交，美国在为自己制定跨世纪的外交战略时，特别重视全球化的作用。这意味着，在美国看来，全球化为它推行霸权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全球化为推行霸权战略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这一过程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以它们为中心。无疑，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匪浅。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更是“中心”的“中心”，从中受益更大。从推行霸权战略角度讲，全球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使美国受益：
第一，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是推行霸权战略的基础。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的兴衰，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都是经济实力；冷战期间，美苏争霸，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实力更为重要。美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深知这一点。美国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翰·瑞利说：“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在美国人看来，衡量综合国力最有意义的尺度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注：[美]约翰·瑞利：《美国人和世界：世纪末的展望》〔 J〕，载美国《外交政策》1999年春季号，第97页。（John E.Rielly,"American and the World:A Survey at Century's End", ForeignPolicy,Spring 1999,P97.））所以，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就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国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来。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在外交上明确提出“经济第一”的原则。在他发表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演说中，克林顿宣布：“首先，我们将把我国的经济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要是国内没有健全的经济，我们在国外就不可能保持积极的参与。然而，要是在国外没有积极的参与，我们在国内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我们将设法提高生产率来加强国内经济力量，同时我们要设法确保全球贸易以公开、公平和互利的原则为基础。”（注：[美]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M〕，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这里，克林顿把以公开原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和国内经济繁荣联系起来，表明了公开的全球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性。据统计，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30%；现在美国消费石油的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一大批就业取决于全球贸易。克林顿曾就美国经济对亚洲经济的依赖性有过这样的表白：“我们1／3的出口和100多万美国人的就业依靠我们同亚洲的贸易。 在今后10年，亚洲显著的增长将给那些有能力竞争的人提供不断扩大的市场。如果亚洲的前途未卜，那么我们的前途也不会有保障。”公开的全球贸易是与全球化的要求相吻合的，全球化无疑会促进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公开化，这必定给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此外，经济全球化是与信息技术革命相伴随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信息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可以借助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推动力，进一步巩固、扩大它已取得的优势地位。再者，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入这些组织，接受它们的行为规则，而美国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这有助于美国维护、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克林顿说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有利于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美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之一，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国家”，是“民主世界”领袖，因此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无疑符合美国的利益。克林顿曾说过：“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世界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注：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M〕，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说白了，“民主化”了的世界，更易于接受美国的领导，也更易于向美国开放市场。现在美国的盟友——西欧和日本——都是“民主国家”。正因为这样，冷战刚结束，当美国人在欢呼共产主义世界——民主的最大敌人——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吞没”时，（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美国的战略家们就提出，应该乘胜前进，将民主化向全球推进，并大声疾呼“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美国政府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将推进西方民主做为其外交的一大支柱。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美国看来，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正如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共同价值观取得一致的机会”。（注：见金克尔的文章：《历史永不停顿——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N〕，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26日。）在美国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民主的反义词”，（注：[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M〕，军事科学出版，1989年版，第18页。）所以美国始终对社会主义国家持敌视态度，对之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全球化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美国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说过，贸易是美国“能够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工具。”除了进行渗透外，美国还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借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它们施加压力，企图使它们按照美国的标准行事，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还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在某些方面对它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它们的内政，试图迫使它们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注：详见刘建飞：《经济全球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战》〔J〕， 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布热津斯基在谈到对华政策时清楚地表达了利用各种手段西化中国的意图，他认为：日本、印度、韩国在民主化上的成功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9页。）
第三，有利于提高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科技进步呈加速度之势。这使科技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上升，军事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从而为美国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高新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随着高新科技被应用到军事领域，美国的军事优势反而得到提高。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而现在美俄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高新科技武器方面遥遥领先。
第四，有利于密切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维系与其盟友的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共同的价值观，而全球化使这种“基础”得以强化。金克尔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里，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共同利益要多于他们与其他任何伙伴关系的共同利益。”“我们在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这个世界应该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注：见金克尔的文章：《历史永不停顿——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N〕， 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26日。）
第五，有助于美国增强领导世界的信心。在全球化促动下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的推进都使美国的优势地位突显出来，提高了美国的威信，增强了它在世界的影响力，这无疑有助于美国增强信心，以便挑起“领导世界”的重担。
总之，全球化对美国外交三大支柱都有助益，因此自然有助于霸权战略的推进。
三、全球化对推行霸权战略形成有力的制约
全球化虽然发端于西方并以西方为中心，但并不等于“西化”。美国虽然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甚大，但所受到的冲击也是非常严重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是把“双刃剑”，对任何国家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1999年4月7日的讲话中，克林顿说：“全球化所带来的并非是清一色的福音。实际上，全球化能否带来好处——开放和机遇——取决于全球化本身无法保证的一些东西，即和平、民主、市场稳定、社会正义、人身保护和环境。”“全球化能够使镇压、侵犯人权和苦难事件公之于众，但无法加以阻止；它能够在国家之间促进一体化，但也会在它们中间导致分化；它能够给每个大陆带来繁荣，但仍然让许许多多人落在了后面；它能够给人类提供21世纪和各种现代化的工具，但无法让人摈弃心中可能导致滥用这些工具的原始仇恨。”可见，克林顿已认识到，全球化在为美国推行霸权战略提供机遇的同时，也构成了重要制约因素。当然，全球化的制约因素并不象克林顿所讲的那么简单。
首先，全球化加剧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不平衡促进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基础。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那些善于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国力迅速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加大了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甚至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却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下两个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从总体上长期高于发达国家；二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比如，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大约1∶20缩小为大约1∶8， 而且中国的经济仍然在以比美国快许多的速度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也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力有了大幅度增长，它们极有可能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这是美国所阻拦不了的。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一方面要推行霸权战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多极化是个大趋势。著名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Brian Beedham ）在《新的地缘政治》一文中预测了2050年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认为届时可能出现6 个巨大的权力中心，即：美国、 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 日本和印度。（注："The New Geopolitics",The Economist〔J〕 ,July 31[st]—August 6[th],PP.15—16.） 这种状况是与多极化趋势相吻合的。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事实是：虽然美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9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50年代曾占世界的一半，而现在只占不到1／3。
第二，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美国很难有效推行其外交战略。为维持霸权地位，美国必须尽力阻止其他超级大国的出现。早在1992年，由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主持起草的一份报告就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提出了建议，其基本点是：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甚至应阻止任何有能力同美国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竞争的大国的出现。这一建议完全被美国政府采纳，这从对华政策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中国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而且经济发展迅速，必将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所以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始终有遏制的一面。
然而，全球化使美国的意图很难实现。还以对华政策为例，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从而增强美国与中国交往、接触的动力。而这种接触又客观上使中国受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这又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第三，全球化促使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增大美国寻求同大国合作的动力。首先，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为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十分关注世界局势的稳定。而维持世界局势的稳定并不是美国一家所能为的，它必须与相关大国进行合作。比如核扩散问题，美国把它看成是威胁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严重的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合作。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其数量、规模和实力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超越了国界，最终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制造的。管理跨国公司已成为超国界的行为，因此需要相关国家的合作。最后，由于全球化的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扩大。（注：关于资本全球化引起国际金融风险扩大，详见张世鹏：《论资本全球化》〔J〕，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始于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稳定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克服这些不稳定因素和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为的，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就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扼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就如金克尔所说：“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再有世外桃源。”“21世纪的世界将取决于大国和地区联合。”（注：见金克尔的文章：《历史永不停顿——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N〕， 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26日。 ）德国资深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恩更尖锐地指出：对于世界局势，“美国想控制，但是，它却控制不了。甚至在军事技术和经济上所占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都不足以使它能够控制形势。”（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1月5日。）
第四，全球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不利于美国对它国推行遏制政策。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立虽然已不像冷战时那么尖锐，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除了美国政府积极推行“人权外交”、“民主外交”、“新干涉主义”等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政策外，还不时地出现突出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因素的思潮。最有影响的两股思潮就是“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和非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和儒教文明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对立，并预言儒教文明会和伊斯兰教文明联手，从而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民主和平论”则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下，将西方民主国家与所谓非民主国家对立起来。这两种思潮都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推行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全球化是促进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弱化国际关系中文明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使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冷战期间美苏搞意识形态对抗，结果是一亡一伤，而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的日本和西德则成了冷战的真正赢家。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减少了寻求对抗的盲目性，也使广大群众更不易受政客们的带有偏见的蛊惑。
第五，全球化使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由敌国入侵而造成的安全威胁，它所担心的是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如苏联的核打击。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活动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而那些“无赖国家”的存在，使这种威胁更难以对付。此外，武器走私、毒品泛滥、环境破坏、非法移民、传染性疾病等同美国国内安全密切相关的事情也都被列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程。据美国芝加哥外交委员会1998年第一季度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制止国际毒品交易”、“制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和“保护全球环境”等与传统国家安全概念不相关的内容已经被排在相当优先的地位。在列出的美国外交17项目标中，政治精英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做斗争；保卫盟国安全；制止国际毒品流入美国。而一般美国公众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禁止毒品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与国际恐怖活动做斗争。（注：[美]约翰·瑞利：《美国人与世界：世纪末的展望》〔J〕，载美国《外交政策》1999年春季号，第101页。有关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在美国外交目标上的看法，另见王辑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载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比如核扩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核技术扩散的途径越来越多，速度日益加快，更加难以监控。这些安全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制约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而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比如在对外贸易上，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廉价进口品从亚洲涌入美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增大，这在“美国激起反全球化情绪”。据芝加哥外交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来说主要是好事的仅占54%，而认为主要是坏事的却占20%。（注：[美]约翰·瑞利：《美国人与世界：世纪末的展望》〔M〕，载美国《外交政策》，1999年春季号，第106页。）
第六，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形成冲击。尽管全球化对增强美国民族信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有反作用。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领先地位以及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使“世界美国化”了，但同时，也是在全球化的促动下，大量来自海外的移民、投资、消费品、毒品、武器，也使“美国世界化”了。这使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大为减弱，而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国家“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足够的“软力量”，一个国家是很难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际政治的影响力的。正是因为这样，全球化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其主要表现就是“新孤立主义”的回潮。（注：详见王辑思：《“新孤立主义”的幽灵》〔J〕，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11期。 ）新孤立主义主张美国不要像冷战期间那样过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而是希望美国政府能更多地关注国内事务，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们主张削减联邦预算，减少美国用在海外军事和外援等方面的开支。这种主张是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目标相背的。尽管孤立主义目前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还未占主流，但它的存在肯定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形成制约。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已经表示出了这种担心：有关美国“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他还引用了一份民意调查材料来证明这种担心：“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成‘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275—276页。 ）虽然不能把“压倒多数美国人”的态度与新孤立主义划等号，但二者却有密切联系。
总之，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美国推行霸权战略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因素。美国虽然会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21世纪绝不会是像某些美国战略家们所预言的那样是“美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