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主义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论庄子“道”“技”合一技术论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技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技术论文,存在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庄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09)02-0007-07
技术异化和克服异化是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庄子是现代技术异化批判者的先知先觉者，其回归自然的理想引起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鸣。西方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道家思想尤为推崇，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多次公开在出版物中讨论“道”，并引用老子、庄子的原文。海德格尔和庄子对各自时代的技术发展状况都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并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副作用，持有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
一、庄子的“道”“技”合一技术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框架”技术论
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早的技术论学者之一。《庄子》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技术论文献。虽然道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贡献比起《墨经》和《考工记》来逊色许多，但《庄子》因其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劳作形象也显示出其独到之处。
“道”“物”关系问题无疑是道家，当然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道”“物”关系的重要问题即“道”“技”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道”既是本体的，又是本源的，《大宗师》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样一种本源—本体之道是先于天地独立而生，它无形无为，不可捉摸，人们凭理性无法把握，只能凭主观直觉去体悟。“技”指技艺、技巧，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津人操舟，梓庆削躔，东野御车……中表现出的手工技艺。在“道”“技”之间，“道”是比“技”更高层次的东西。《庄子》书中有200多个寓言，其中不少都涉及到“道”与“技”的关系，庄子在这些寓言故事中，多以“技”喻“道”，借“技”体“道”，“技”即“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
庖丁正是在解牛的过程中体会到“道”，由“技”而入“道”，才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而游刃有余的至境。庖丁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解牛的熟练，不在于他十几年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而在于他从解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道”。庖丁解牛通过其所掌握的“技”超越了对象和自我对他的束缚，实现了自由运用“技”的境界，得到了“技”之上的“道”，庄子所描述的工匠最终追求的都是“道”。但是，对于技艺的把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语出自《庄子·天道》，庄子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也，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
其中庄子还举了轮扁斫轮的例子，说明工匠做车轮时，榫眼做得宽了就松滑而不坚固，紧了就滞涩而难入，不松不紧，这种技艺火候，“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天道》）庄子称不可言传的“不知之知”为意会之知，这种知是超越语言层面而达到的更高层次的知，庄子认为，“道”广阔深邃，普通的“知”无法达到，只有“不知之知”才能认识到“道”的真正面貌。
《庄子》中最高的“得道”的精神境界，都是由最高的手工劳动者表现出的工艺境界，诸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津人操舟，梓庆削躆等具体显示和升华出来。一方面，这是庄子思想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表现方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明道家思想具有和其他诸子完全不同的独特的观念起源。道家的理论主题是唤醒人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自然处境的自觉，呼唤人归向自己的真正的根源，归于自然，“复归于朴”（《老子》28章），“与道徘徊”（《庄子·盗跖》）。“庄子及其思想的不朽价值，正在于他作为先知先觉者，最早发现了人类赋予技术以及各种文化的为人类谋求自由、平等、快乐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从未实现之间的冲突，”([1]，p.40)两千多年来，随着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庄子回归自然的呼唤日益引起现代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鸣。
面对现代社会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积极寻求拯救的良方。他从本体论角度探讨技术，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追问技术的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技术的“存在”，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念可称作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把大自然视为加工制作的材料和被动的从属者，以期对其进行开发利用。通过技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海德格尔反对这种对技术的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认为“技术不只是工具。技术是一种去蔽的方式。”“在揭示和无蔽发生的领域，在去蔽、真理发生的领域，技术趋于到场。”([2]，p.126)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框架，“‘框架’，指支配现代技术的本质但本身又不是技术之物的那种揭示方式……技术活动总只是回应框架的挑战，它本身并不构成框架或产生框架。”([2]，p.132)技术的本质——框架带给人的最高危险是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既不是指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也不仅指人的活动，技术是把一切纳入它的框架，使之在其框架中出场的方式，成为一种展现的途径，并且技术自身就是这个框架——座架。因此，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此外，海德格尔的解释能够揭示出现代技术的真正的新的和从未有过的东西：由于现代技术，在迄今一切对事物和自然构造来说重要的神话、自然主义的、唯灵论的或神圣的方式的视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后，事物唯一地从技术交往中被构造，以至于它们的存在只能显示为千篇一律的功能性的材料，显示为可统治的、可耗尽的、可预测的对象。因此，新时代技术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3]，pp.80-81)海德格尔认为，不是科学决定技术，而是技术决定科学，他认为，现代科学描述事物的方式，是把自然当作可计算的力的聚集体来追赶或捕获的，并使自然在这个方向上展现它自己。从产生顺序上看，似乎科学先于技术，但从本质的起源方面说，科学揭示事物时，早已设立了一个框架，说明科学恰恰是在技术的本质之中得到展开的。因此，技术决定科学。从表面上看，技术是人的活动，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人投入技术活动本身是出于天命的征召，是天命把人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去的。“技术乃我们时代的天数，‘天数’又是一种无可更改的进程之不可避免性。”([2]，p.126)“当我们思技术的本质时，我们把框架经验为揭示的天命。这样，我们已然居于天命的自由中。”([2]，p.135)换而言之，现代技术的本质既支配着现代技术，又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的本质不仅支配着人与自然的交往，支配着科学，而且支配着一切包括宗教、艺术、政治等等在内的文化创造或存在领域。“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再作为理论和实践相互关联，技术不仅仅是科学理论在现实的实践运用，更确切地说，海德格尔的分析断定现代科学和技术具有深入的单一的、被他命名为‘框架’的本质。”([4]，p.165)
二、庄子技术观与海德格尔技术观之比较
对于技术与艺术二者的关系，道家“道”“技”合一技术观表现出技术与艺术相互交融的意境，海德格尔则认为技术和艺术是对抗的。
庄子对于“道”的追求是一场旨在消除技术规范对于精神束缚基础上实现的“逍遥游”。对于技术的社会价值评判，庄子认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技”在这里很明显成为达到“道”的境界的阶梯。因此，庖丁、梓庆、轮扁等人的劳动过程并非痛苦的劳筋痛骨过程，而是一种艺术的展示和精神的享受，是一个达到大道的过程。庄子所描述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就是工匠忘却自我，以达到“道”的最佳途径。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工匠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技艺，是在于他已消泯了主体与对象的差别，打破了物我之间的隔阂，心物相融，主客一体。在《达生》篇中庄子指出：“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工作倕以手画圆的技艺超过了圆规，是因手与物象融合为一了，心灵专一而不从欲念、外物而动，正如王先谦所言“本性适而无往不适者，是自适其适，不因物而后适，乃并其适而亦忘之也。”([5]，p.262)“道”“技”合一也就是达到“指与物化”的境界。
庄子虽然对于技艺及其承载主体——工匠极尽赞誉之辞，但庄子又坚定地反对使用机械。在丈人圃畦的故事中，庄子断定：“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庄子认为使用机械就意味着怀有机巧之心，同时“庄子意识到对技术做‘技’与‘机’的二分法陷入的困境，他要弥合自己造成的逻辑矛盾。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技’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又对‘技’加以批判。”([1]，p.38)作为一位诗人哲学家，美的判断是他的最高判断。庄子将技术视为和音乐、绘画一样的艺术创作，高度肯定其形式之美，同时严厉批评技术应用的自然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后果。庄子“道”“技”合一思想也就是艺术与哲学合一的思想，即是美与真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指向与审美的诗性品格的和谐。
如果我们认真体会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东方哲学尤其与道家思想的相通与相融之处。“海德格尔承认在东亚思想与他自己的思想尝试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深的亲缘关系’。”([6]，p.87)海德格尔曾经对中国的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海德格尔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道”的概念，“通过利用道的教义，特别以《老子》相关篇章为例，‘大道’对海德格尔来说很自然‘不是那些凌驾于我们之上的规范意义上的律令’。”([6]，p.79)因此，“‘道路’一词是语言的源始词语，它向沉思的人道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就是‘道’，‘根本上’意味着道路。([7]，p.165)而技术是天道展现的途径之一，只有在体会到天道本身的作用时，才会体会澄明的敞开领域，才达到自由的境界。海德格尔同庄子一样也是主张由“技”进乎“道”。因为技术是天道展开的一种方式，从事技术活动的人是处在其历史命运之中的，技术才可能成为人进入“道”的一条途径。庄子借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追随、体察天道是技术活动的最高境界。海德格尔则把人通过对技术的本质的追问，从而去体会人的历史命运，体验天道的澄明领域，当做是人达到的自由境界。
对于老庄哲学，海德格尔首先接触的是庄子哲学。在1930年，海德格尔就使用了马丁·内布尔的著作《庄子的谈话与比喻》，并引用了《庄子·秋水》中的关于鱼的快乐的讨论。庄子是这样描述的：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个寓言故事使人回想起普遍的同情，这种同情把一切自然性的东西如鱼和人彼此联系起来。庄子的“天地与我共生”的哲学观点使海德格尔感到一种特殊的意境，并因而反对现代技术支配自然。对于技术的应用方面，庄子在《天地》篇中曾提到一位老丈弃用提水用的井，对此海德格尔表现出与庄子不同的看法，认为提水用的井在另一历史境况恰恰不是僵死的东西。因为它对水的使用完全顺应自然。就此他还以半自动的风车为例，认为半自动的风车被精心设计以配合风力，风车是顺应自然的并非为剥削自然而“限定”自然。海德格尔其实并不拒绝技术，他虽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飞机与无线电，他喜爱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简朴，但海德格尔并不提倡放弃选择生活中的技术方面。他在追问技术问题时，提出技术给人的生存造成一种危险，但是它也向我们呈现出一种拯救的力量。因为技术我们经验到人在世界中庇护存在者的根本任务。([11]，pp.97-98)
对于艺术与科学的对抗形象，海德格尔描绘成诗人如何在现代科技导致的“世界之夜”里吟唱着去追寻消逝的诸神的踪迹。“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为伴，……而且更将西方的根源与道家所代表的东方世界的根源联系起来。”([6]，p.201)但是，“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后期的诗作与《老子》教诲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向一种前现代和前技术世界的回归；他其实是想把我们处身的当代世界带上一条生息之路。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进步能否以这种使词与物的结合重新可能、并使人‘诗意地’栖居的方式，来发现自身的局限性。”([6]，p.217)海德格尔将“诗”看做是克服现代技术及其‘世界之暗’的法宝，认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通过思和诗去做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做好准备。”([2]，p.126，p.150)
庄子和海德格尔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正如王先谦所言：“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5]，p.41)庄子回归自然的思想是主客二分观念产生之前的东西，具有很大程度的幻想性和原始性。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观则是对主客二分思想充分发展后的西方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思，从而体现出其思维的人文深度。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的技术的人已被技术所异化了，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对人不利的技术后果。当人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的后果后，最高的危险还是存在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危险首先表现在它使人昧于天命。”([12]，p.147)其次，“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成对象性的持存物，因而损害了事物，使人远离了事物。”([12]，p.149)因此，作为一种天命展示的技术本质是一种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存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危险。
庄子看到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对技术的过分依赖造成人的内心灵性的失落。人处在宇宙中，应与万物相观而自得，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对于以人道损天道的行为，庄子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如果运用不断强化的技术手段，强使自然为我所用，势必扼杀勃勃生机。在《应帝王》篇中，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哲理，故事中儵与忽想报浑沌的恩，给它凿七窍，结果好心办坏事，反把浑沌害死了。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用大量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事例，说明了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发挥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进一步认为，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同事物不可分离。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庄子·齐物论》）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的这一世界观使海德格尔感到一种特殊的意境，因而反对西方人运用科学技术支配自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Techology)一词出自希腊文Techne。“Techne这个名称并不仅仅指工匠的活动和技艺，而且指心灵的艺术和各类的艺术。Techne属于生产，它是诗一类的东西。”([8]，p.34)Techne这个词的关键最终不是在于工具制造、操作和使用，而在于展现。正因为它是展现而不是制造，Techne才是一种生产。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展现。当人运用技术力量主宰自然，把一切展现当做是出于人的建树，并在其中自以为到处碰到了人自己的时候，恰恰因为人不再能全面地体察天道，反而失落了人的本质。“老庄学说崇尚的是自然状态，在庄子那里就是让物退回到与人相融相契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海氏与庄子是不同的，海氏的退却回到上手状态是把损坏的、不好用的工具重新修理好，退回到被修整的东西的上手状态，使它用起来得心应手。”([9]，p.111)
由于庄子和海德格尔所处时代的巨大差异，面对技术与人的关系，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庄子重点谈的是人以怎样的心态生活在世界上，如在《天地篇》庄子重点不是分析机械之事、机巧之心，他关注的是在心物一体的境域中去谈论机械之事与机巧之心的关系。庄子描述了很多具有高超技艺的工匠，重点都不放在具体的技巧和自然万物的客观规律上，而是在于揭示人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契的原初的生存方式。([9]，p.37)海德格尔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无法回避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在学理层面上形而上学已发展到极致。海德格尔极力将人从形而上学体系拉回到前形而上学领域，他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人引导到存在本源的敞开之处。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反思虽然有其深刻之处，但他的确没有考虑到技术与法律、战争、政治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他几乎未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古典的手工技艺何以会演进为现代技术？([13]，p.284)同时由于海德格尔过于强调形而上学与技术问题的联系以及技术的本质问题，以至于忽视了技术扩散问题。对海德格尔而言，技术并不是技术的事物，理解技术就必须把握技术的本质，也就是要看到什么将分散的现象聚集成为相同的类别，而挑战始终支配着现代技术，([10]，p.315)技术的本质——框架，揭示了人的历史命运，技术的本质可以成为人追随天道的一条途径，也能使人背离天道。
庄子的技术观思想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顿悟到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导致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出复归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路。相对于庄子对待技术的悲观主义态度，海德格尔则既指出了技术对人类的危害，同时强调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得救的力量。（“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得救”是来自荷尔德林的诗句。）海德格尔想告诉人们，陷入于危险的技术又是使人得救的力量。这里的得救不是指运用技术的力量去克服由于技术的发展给人带来的弊端，而是指技术引导人去全面地追随天道。技术是天命展现的途径之一，人加入了技术发展的过程之中，不过是应天命的差遣，是认命而已。技术的本质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得救之道，是因为它从反面威胁着人的本质，使人猛醒。“唯独在这种沉思中，海德格尔看到了克服技术的可行的道路；唯独在对技术世界的荒芜中的存在的思索中，他毕生看出了他的天职和任务。”([3]，p.247)可见，庄子与海德格尔哲学都是面向生活本身的哲学。庄子哲学指导人们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去过一种契合自然本性的生活，海德格尔则从不同的角度，用丰富多彩的表述引导人们去寻找本源、寻找本真之性。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把人们从聪明智虑主宰的主观客观对立的状态，引回到那个活生生的玄冥之中，这种玄冥境域涉及游心游神、物我两忘的境域，涉及心物交融相契的澄明，涉及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9]，p.3)
三、以人文主义审美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
对于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许多人误以为他的技术解释旨在单纯地否认和否定技术，实际并非如此。在各种文章中，海德格尔一再谈到克服技术的可能性，他“把对事物的未隐蔽状态进行考虑的这种能力首先认归给艺术”，“因为正是艺术有能力使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3]，p.230)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个鲜明的人文主义主题，也就是“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把诗看做是体道的活动，认为人生就是一首诗，人就生活在诗意之中。正如有了思想，有了语言，才谈得上有人生一样，人也是在诗意中才有生存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框架”对人构成了威胁，它遮蔽了诗的意义的展现，使人无家可归。现代社会“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一旦人致思于他的无家可归，这就不再是不幸之事了。”([2]，p.115)而安居的本质置于和平中，也就是处于和平中，处于自由中。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现代技术具有占有性、支配性地将人类从自由的起源性事件中隔离开。”([4]，p.209)
海德格尔认为，能够使人得以宣称自己是地球主人的现代技术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和自身性，反倒失去了其真正的本质，当人试图通过技术活动挑战自然，消灭事物的特性，使其展现为持存物的时候，人其实已经先于自然变成了持存物。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原本“一个人面对一棵鲜花盛开的树，只有用一种没有科学监护的、没有实用功利的眼光，才有可能真正体验到鲜花盛开这一事件。”([14]，p.531)但在技术时代，“我们不是任自然自己产生发展出来，而是向自然挑战，要战胜它，克服它，逼它在‘某种可计算、实证的形式中就范，使其作为信息的系统而可以随时预订’。”([14]，p.531)由于技术的本质是“框架”，而“框架”的支配力量属于存在的天命，因此，克服现代技术重要的是将人和事物从危险的“框架”中拯救出来，使人和事物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向存在的本质的真实性转折，真正返回到存在本身。海德格尔一生的哲学生涯就是追问这一问题：向存在发问。([14]，p.571)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宗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技术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技术，正如树的本质并非树本身。”([15]，p.175)“理解框架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使技术活动如何得以可能。”([15]，p.177)“框架不仅仅被理解为存在，它更是一种天命。”([15]，p.178)因而克服现代技术，就是要使人和自然返回到存在本身。而返归存在本身就是让人摆脱现代这个“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返归到古希腊去寻找人可以“诗意地安居”的家园。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得到的审美享受与诗意的境界，与庄子的哲学宗旨有相通之处。庄子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之间是和谐的。人生存在大自然，应顺应事物变化的自然，凡事都要适其性。“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过度的人为只能导致对自然的极大的破坏。面对古代技术，人类早期出现的技术异化现象使庄子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同时庄子看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对技术的过分依赖所造成的人的内心灵性的失落。庄子极力反对以人道损天道的行为。人的参与使“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自然的原始平衡被破坏了，宇宙的秩序因此而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背离。人处在自然中，应与万物相观而自得，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面对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寻求拯救的良方。他反对从工具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技术，认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天道的一种展现的方式”。由此理解技术，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彼此分裂的，人对世界的关系由盘剥、利用、奴役和掠夺变为保护、爱抚、保藏与照料。海德格尔将人归属于天道的领域，与庄子的“道”“技”合一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成为听从天道的人，不再被强迫去服从，人是真正自由的。体现在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人诗意地生存”，只有在诗意的生存中，人才能真正摆脱工具学和人类学的技术观念，才能真正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体验到存在的真理性，才能在劳动实践中获得美的享受。庄子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也提到：庖丁的过人之处在于与自然天道合一的自由境界中实现了美的享受。可见，庄子和海德格尔在对技术本质的思考中都极其关注人类历史命运，都试图寻求一条由技术统治通向审美解放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强烈的共鸣之处。
道家主张以人文主义审美之柔克科学主义功利之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我们认为庄子技术理念可以通过中西技术哲学的对比而得以发展和弘扬。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卡普拉在其著作《物理学之道》中，提出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世界观与道家的宇宙观是相通的，认为道家思想正在引导着一场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进一步指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日本著名科学家汤川秀树，在反思自己的科学生涯时多次谈到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甚至认为道家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异常现代化的，现代科学正在向古老的道家思想复归。海德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是西方人少有的真诚学习的态度，他在长年的寂寞与孤独中，与已故的荷尔德林进行对话，并使他的思想远涉重洋在中国寻觅知音，道家的“道”、“无”、“器”等概念都被海德格尔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从而使经他引用过的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在西方加强了影响。
道家的“道”、“无”、“器”等概念都被海德格尔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技术异化和克服异化是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庄子在东方拉开了讨论的序幕。庄子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领悟到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因而构想出复归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路。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道家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人文文化。现代社会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文化危机，技术文化特有的工具性质决定了其无力自动地确定自身的旨归，而从根本上揭示人的社会本性的人文文化具有探索克服异化的特性。因此，以人文主义审美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就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必须以振兴人文文化相辅助，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比翼齐飞。
〔收稿日期〕200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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