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和“语境主义”——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语境论文,语言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1)02-0036-04
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在西方文学系出现的组合名词，它一方面可以指代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言人罗蒂对文学理论做出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一批主要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和视角进行文学理论和诗学研究的理论家。①新实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反对对于传统概念的“本质”、“本体”等的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在哲学领域之外，创造了一个“大写文学”的形象，将很多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放在文学描述和文学想象的基础上，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判断。新实用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在“后现代”语境中观察文学的新的视角，同时提供一种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重新界定文学、语言、心灵等概念的独特的批评理论。因此，如果给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下一个宽泛的定义，它应该是指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在新实用主义关于真理、语言、偶然性等概念的指导下，重新思考文学本质、文学价值和文本意义的解读等问题时所产生的理论。
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思潮有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20世纪后半期新实用主义的复兴也几乎与“后现代理论”的繁荣处于同一时间段，两者都处于相同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之中，都具有反传统和“反基础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后现代”思潮所构建的“破碎化”的哲学形象，新实用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整体化的思路，将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并列作为“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因此，相对于“后现代”的批评机制的解构主义的方法，新实用主义更多地借助了“语言学转向”的理论，将“语言”和意义的生成等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其本人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分析哲学到新实用主义的转型过程。早期罗蒂的哲学研究开始于分析哲学的传统领域，但是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分析哲学的阵营，转移到“新实用主义”的领地。后期的罗蒂从哲学系转到了比较文学系，开始反思“后现代”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力主一种“建构式”的充满希望的哲学文化。在这两个过程中，“语言”这一因素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语言学转向”所引发的对“语境”的关注和对语言地位的重新思考，对罗蒂的理论论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蒂本人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热情，因此经常将经典作家的作品作为哲学论证的依据，并将文学和哲学统一于“文本”之中，从强调“科学性”的分析哲学逐步走向强调“偶然性”与“文学性”的文化批评理论。
具体说来，“语言学转向”促使罗蒂开始逐渐质疑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并且逐渐脱离分析哲学，建立新的“真理观”和“语言观”。罗蒂从分析哲学向实用主义哲学的转换，逐步挑战“元哲学”的过程，既是为了解决分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也顺应了当时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语言转向’，按英国语言哲学家达梅特的‘经典表述’，是继笛卡尔完成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即主体论)转折后的第二次转折：由弗雷格开始，维特根斯坦完成，‘把逻辑或语言放到了哲学层次系统中的基础地位’。在他们之后，哲学家们不再为知识的权利辩护，而是探究表达知识的语句的意义。”[1]这一转向波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并且进一步影响到罗蒂的理论转型中的“相对主义”和消解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罗蒂最初是作为一名分析哲学家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发表了诸如《经验主义、扩展主义和还原主义》(Empiricism，Extensionalism，and Reductionism)[2]、《难以矫正性——作为意识的标志》(Incorrigibility as the Mark of the Mental)[3]、《转释和真理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nd of Truth)[4]等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明显都围绕着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带有明显的分析哲学色彩。但实际上，罗蒂最初的分析哲学的研究，已经显现了不同于以往分析哲学的端倪。作为一名“新派”的分析哲学家，在论述意识的“不可矫正性”中，罗蒂认为我们自己内在的意见是无法被他人所更正或者践踏(override)的，并且他提出，我们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才将意识和物质相区别，并非真正应当如此。不可划分性和“偶然性”，在罗蒂的理论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此，以意识和物质之间联系的偶然性为契机，以“语言”的偶然性为基础，罗蒂逐渐开始了从分析哲学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变。
1967年，罗蒂发表了他主编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罗蒂的这部书主要目的在于总结语言哲学家们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对哲学和哲学方法论所持有的观点，以及在传统哲学诸多难题被放在语言层面重新审视之后，探索哲学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当时的分析哲学界还是比较赞同罗蒂为这部书所写的长序——《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难》，认为这篇序言的立场与方法仍然属于分析哲学范畴内的自我反思。这篇序言从元哲学的角度，试图解决分析哲学发展中所遇到困境。罗蒂在这篇序言中指出，哲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特殊的语言游戏，在苏格拉底之后一直到20世纪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用性，这之后的“语言学转向”正是反映了哲学的自我批评意识。这篇序言便是延续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传统，从分析哲学的层面重新定义哲学的任务。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这篇文章与此前的论文一道奠定了他作为颇有影响的分析哲学家的稳固地位，……已经显露出他在元哲学层次上对分析哲学进行分析和批评的独特视角与风格，构成了其认识论批判和后哲学文化观的出发点。”[5]具有反讽意味的是，1978年，罗蒂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副主席。而当时的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正是分析哲学的重镇。但是一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哲学和自然之镜》这部耗费了罗蒂十年努力的著作问世，这部书引起了分析哲学家的强烈不满。在这部书中，罗蒂像是分析哲学阵营内部的“犹大”，从分析哲学的阵营内部，挑战作为分析哲学基础的分析与综合、概念与经验、语言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之后，罗蒂正式放弃分析哲学方向的努力，走向一种“新实用主义”和“后哲学”的路线。
罗蒂从分析哲学向“新实用主义”转向，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所以，无须断然地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划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理论，而应当看到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分析哲学固然在一段时期挤压了实用主义，但同时它也迫使实用主义完成了自我转型。分析哲学使实用主义家族多了一种叙事方式，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化，是实用主义后来复兴的基础，所谓的新实用主义是和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发展分不开的。”[6]“新实用主义”的产生，需要先适应现时代的分析语境，然后再谋求自身理论的发展，并且，它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分析哲学那里借用“分析”和“逻辑”等方法，也是新实用主义在20世纪后期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走向相对繁荣的重要因素。
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关于语言具体应用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促使罗蒂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语言理论。“语境主义”从本质上说应当是一种意义的生成理论。从意义生产的基础到意义产生的途径以及意义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语境主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见解，对罗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美国一位学者将“语境主义”对罗蒂的影响总结为三个方面[7]：
首先，对待意义的历史主义的眼光。语言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句子具有意义并非由一些超语言的，语言之外的事物所决定。我们并不能将语言的事物和语言之外的事物一一对应。不再将语言作为“再现”的工具，人类知识都变成了一种“隐喻”，这种“语境主义”模糊了对现实描述的“真”和“假”的界限，并且启发罗蒂提出了他的新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科学观和文学观。罗蒂提出：真理是被制造而非被发现；科学上的革新运动只是“隐喻式的对自然的重新描绘”而非对于自然内在本质的一种发现；理智或者伦理意义上的进步应当看作“一种逐渐增加的有用的隐喻的历史”，而非对于事物真正面目的更深入地理解；一切都无法逃脱隐喻的命运，文学想象成为哲学、政治、伦理生活真实性的主要来源。[8]在这种论调下，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学性”削平和覆盖了一切。罗蒂的本意在于追求一种平等、自由基础上对待历史和哲学的理论立场，但客观上也促成了语言文字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意义的狂欢。
其次，意义的问题成为阐释的问题，理解对方的意见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前提。对话的双方不仅仅要有共享的信念与观点，而且在理性和非理性方面还要具有相同的属性，在反映和行为方面，也要具有相同的基础。去说或者去理解某一种语言和与人交往或者处理事物的行动，这两者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实际上，罗蒂在这里用“语言”代替了“行动”，用“语境”替换了“处境”，什么是文学语言，什么是隐喻，这一切都是语境所决定，语境成为沟通与理解的基础。罗蒂继承了杜威将艺术作为对现存实际的“想象性的替换”的观点，但却远离了杜威的作为探究的基础的“经验”概念。语境理论为罗蒂这种对经典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的置换做了铺垫，并且直接影响罗蒂提出了“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共同体”的最根本的基础便是分享相同的语境，是罗蒂理想的交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和多元化的语境不同的是，罗蒂严格地区分了公共和私人领域，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也不必调和的鸿沟。这一点也造成了罗蒂对哲学和文学文本阅读的私人化倾向，无论是对杜威、戴维森、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阅读，还是对奥威尔、纳博科夫、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文学阅读，都是在独一无二的“罗蒂语境”中所完成的。
最后，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和非现实主义者之争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将会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意义与现实的关系)根本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罗蒂冲破了传统的意义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搁置了传统哲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理论家们发现与罗蒂的理论展开争论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语境主义”下，是否具有相同的基础，是否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一个先决条件将大多数反对意见拒之门外，任何相反的观点都仅仅只是另一套语汇而已。这使得罗蒂可以从容地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众多反对意见，并且反复强调自己的语言意义理论只是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诸多假设之一。
由此可见，罗蒂重新思考了自己从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学到的概念，并且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加具有颠覆意义的语言观——“偶然”的语言观。并且指出，这种语言观虽然无助于共相概念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得，但却可以增进理解和人类交流，进而实现“自由”。罗蒂所做的是一种哲学概念范畴上的缩小，用文学替代了哲学，用故事替代了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对于感知、道德、审美之间的划分界限，留给我们的只是无边无际的一个巨大的分类——书籍(books)。罗蒂认为这样便可以逃脱出认识论对于意识、美感、知觉的无休止的争论与区分，而趋向一种更加实用主义同时更加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
总之，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混合了分析哲学、语境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方法和观念的理论集合体。虽然它并没有像解构主义、心理分析、“酷儿”理论、历史主义等话语一样，逐渐在文学理论中占据受欢迎的地位，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罗蒂认为实用主义在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中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如果你不知何故深信：对于某一种批评，有一种叫做坚固的哲学的基础，就像新批评家们有时候确信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确信的、解构主义者笃信不疑的，那么，你或许会偶然发现实用主义，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反哲学的哲学来阅读。”[9]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在“语言学转向”和“语境主义”影响下的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解文学的视角，进一步地充实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理论。
注释：
①如理查德·波伊瑞尔(Richard Poirier)、史丹利·费什(Stanley Fish)、瓦尔特·本·米歇尔(Walter Benn Michaels)和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等人。实用主义和诗学研究的结合也存在着不少成果，在理查德·波伊瑞尔的《诗学和实用主义》(Poetry and Pragmatism)发表之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派屈克·雷(Patricia Rae)的《实践中的缪斯：休谟、庞德和史蒂文森的实用主义诗学》(The Practical Muse：Pragmatist Poetics in Hulme，Pound，and Stevens)、乔纳森·列文的《超越中的诗学：爱默生、实用主义和文学现代主义》(The Poetics of Transition：Emerson，Pragmatism，and Literary Modernism)、约翰·贝克(John Beck)的《书写根本中心：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约翰·杜威和美国政治文化》(Writing the Radical Center：William Carlos Williams，John Dewey，and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等专著。爱默生、詹姆士、杜威和桑塔亚那的理论，被用来解释经典作家的作品，实用主义对于现代诗学的贡献和影响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