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动词论文,名词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引言
沈家煊先生（2007，2009）提出的汉语名词、动词关系的新主张，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沈文将多年来汉语学界对于词类问题的诸多矛盾争议归纳为两个困境：
其一，在胡明扬（1995）的基础上将词类确定中的二难选择描述为：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
其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
对于困境一，沈文从跨语言的共性特征出发，提出了词类与句法成分间的关联标记模式（correlated markerness），认为汉语与印欧语实质上都遵从了这一相同模式，只是标记性的具体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同时也认为关联标记模式不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词类除了有连续性还有离散性的特点。对于困境二，沈文将汉语实词的类属关系总结为“包含模式”，即形容词作为一个次类包含在动词之中，动词本身又作为次类被名词包含，而印欧语则是“分立模式”，名、动、形三大类相互独立，小有交叉；这种“包含一分立”模式的对立根源于认知上“构成一实现”投射关系的区分。沈先生用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对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予以解答，对于走出两大困境的羁绊和今后汉语词类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我们在沈先生研究的启发下，对汉语词类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汉语名词、动词的“交融模式”，并从其形成的动因入手，指出汉语存在一批表事词，而名词、动词交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表事词的存在。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谈动词时把形容词考虑在内。
一 汉语词类形成的基础
《马氏文通》的出版，标示着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但是，语法学的诞生并没有因此影响并带来人们在表达上语法手段的变革。特别是词类表达上，变化的只是研究者开始按照西方语言的特点寻找汉语的词类了，汉语并没有随着语法学家们研究的带动而在表述词类上有所变化，依然是一个音节负载着意义去组合（个别合成语素是例外），并没有在类的差异上给予更多的语法手段的关注。而英语词在使用上类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人们日常说话时往往强化着这种词类意识。比如water，要表达“热开水”时用boiling water，这时的water是表述一种事物，所以要用原型；而在表达“这块地得到这些河流的浇灌”（The land was watered by these rivers）的意思时，说话人就会意识到“土地是‘被’浇灌”的，因而使用was watered就是母语者自然而然的表述形式。当然由于笔者缺少英语母语的感觉，不知道操英语的母语者在说“热开水”（boiling water）和“近海”（near waters）时，是否会有可数和不可数这样清晰的感知能力，但意识肯定是有的①。
因此我们说，汉语表达中不关注词的类与类之间差异的情况是古已有之，延续至今②。尽管人们在词类意识的隐形驱使下，也在表述中自然地形成了一些词类标记（像“子”、“儿”、“头”等），但这些标记的产生是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深刻差别的驱动，是表达中“求区别”的自然产物，一些经常用来表事物的音节慢慢发展成了词头或词尾，但这在词汇发展中还没有成为主流③，还不是人们的自觉语言手段。虽然我们谈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有词类意识时也能举出很多例证，但语法表现却难以形成明显、可操作的语法规则，同时，汉语表达讲求“义尽为界”，就是有必要区别时才区别，不求形式上的统一，因而汉语里的这些标记形式比较零散，不成体系。这样的词类样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造词的根源，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不注重“词”跟“语”的区分
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性的语言社团造词的取向是有差异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语里对于牲畜的关注就比其他民族精细，在词汇里有着很丰富的表现，仅牲畜的“毛皮”就用几十个词来区分（宋振华、刘伶，1983）。但无论注重哪个方面，词是表示事物、动作、状态等的最小单位，这是大多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究其原因，只有把事物、动作、状态分解到最小单位，在表达中才能根据这个最小单位的不同（类的不同）而标注性、数、格、时、体、态等限制标记，使表达更准确，因为这些形态要标记到这些最小单位上才能准确表达相关的意思。汉语表达的精细化并不依赖这些形态标记，因而在最小单位上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根据我们的观察，汉语与英语对什么是一个词的不同义项、什么是不同的词而应该分化造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英语造词是围绕一个事物或一个动作来观察的，比如表示“睡觉”就是围绕动作sleep来进行的，表示睡觉这件事的时候用sleepiness，表睡觉的状态的时候用sleepy、asleep（这两个词的位置分工和使用分工更能体现英语的造词关注），至于“昏睡（lethargic sleep）”、“沉睡（deep sleep）”、“酣睡（sleep soundly）”都不另外造词，而用表述（即词组）来完成。汉语不是通过给词加形态来体现表达的精确，因而造词上也就无需过多关注词、语的界限，出现给概念造词、为判断造词、为推理造词等多种情况，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为词造词，为词组造词、为句子造词等。《说文解字》“马”下计112字（词），绝大部分是马的具体动作、状态以及马行走、马得病等等，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都是用词组或句子来描述而不用造字（词）的方式表达。像“骊马白胯也”、“马后左足白也”、“骏马已壬申日死乘马忌之”、“马八岁也”、“马行顿迟”、“马行徐而疾也”等等，现代汉语里这样的词也造（保留）了不少，像“兼课”、“代课”、“摹刻”、“军垦”、“屯垦”、“围垦”、“林垦”等等，每个词都是一件事的过程，或是做一件事的方式、特点，在英语里则用描述性语言来说明，有的甚至要用很长一段话才能说清楚（比如“围垦”英语表达就是enclose tideland for cultivation）。不关注字词表义是否“最小”，掩盖了词的类的清晰度。
1.2 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的无意识
同源孳乳是汉语造词的途径之一。而不关注词的功能类别的直接后果就是孳乳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的无意识。比如：汉语从“戋”的词皆有“小”义，沿着“小”义同源孳乳而产生的词有：线，丝缕之小者；笺，竹简之小者；钱，农器及货币之小者；贱，价值之小者；盏，酒器之小者；浅，水之少者；溅，水所扬之细沫；践，轻踏；残，伤毁所余之小部；饯，小饮；諓，小巧之言；牋，木简之小者；俴，物不坚密……我们看到：这一组词的扩张是循着各种意念的“小”来造词的，虽然也有词性转化的新词，但并不是着眼“小”本身来造的，比如“使……小”、“小者”等等，而是依然循着各类物体“小”的思路延伸，从为“物体的小”造词顺延成为“方式的小”造词，因而不经意地改变了词性，像“践、饯”等。可以说，我们的古人对这种词性的改变是无意识的，而这种造词中词性转变的无意识反映了人们指称与陈述差别的自觉程度。这种造词的类的无意识导致使用上也无类的意识，即延续到今天所说的使用的多功能。
二 汉语动词的自指与转指
造词类的无意识导致使用上的多功能，是不是就是说汉语的实词用法就是混沌一片，毫无类的特点规律可循了呢？也不是。表事物的词在表达中更多地被用来做谈论的话题，因而体现出名词的特点；表动作的词在表达中主要用来陈述话题，体现的是动词的特点。至于使用上的多功能，更多表现为“客串”，属于“能这样用但不经常这样用”，就是说，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本用”，有时也客串为“活用”④。至于动词较之名词更容易充当客串的角色，这是动词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动作行为既可以理解为动作本身，也可以理解成动作行为形成的这件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陈述动作，一个是称说即指称动作。陈述动作行为在很多语言里都形成了我们通常说的动词，而对于指称动作来说不同语言社团的认识差异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表达上，这两个方面同指一个动作行为，联系密切，因而在如何区别它们的问题上，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
比如英语采取两种方法显示这种差别，一是静态的方法，即在动词的基础上，通过加词缀等改变词形的办法另造一个名词，像表示“丢”的动作用动词lose，表示“丢”这件事时造了个名词loss；表示“死”的动作用动词die，表示“死”这件事时造了个名词death，就是说，既有“丢”和“死”的动作，也有其名称，二者的差别在造词时就区别开了。二是动态的方法，其中的第一种办法是：如果没有动词对应的表动作这件事的名词产生，表达需要时就在动词原型的基础上加ing，构成一个动名词，也可以显示这两类词的差别；第二种办法是：用作名词时就按名词的规矩加单复数标记，用作动词就按动词的规矩加过去式、进行时、完成时等的标记，如print。与静态的方法相比，其不同点是造词时没区别开，使用时却区分开了，也同样可以完成表达的使命。
对汉语来说，这种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像英语那么清晰。其中原因既有上面谈到的汉语词类观念的深刻影响，也由于汉族人“事”、“物”不分的间接驱动⑤——事物做话题和指称动作行为做话题也没有清晰的区分。因而表现这两个方面差异的手法在单音词时代和双音化时期办法相通而性质不同。我们下面来逐一分析。
2.1 单音词时代动词的自指与转指
我们先看一下古代单音词时代人们是如何来完成动作行为的指称任务的。
（1）、（2）中的“教”、“谗”、“谀”都是直接来指称动作自身的。这种直接用动词来完成指称任务的原因，一是对于动词来说，指称与陈述的关系密切，不像名词表陈述时要受到制约⑥；第二个原因是使用者没有意识到表陈述与表指称对词的功能的要求是不同的，因而没有区别它们的意识，这可能是汉语形态不发达的根源，也可能是结果。
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两种语法现象：一种是指称动作（自指）⑦，一种是动作转指。上面两例的动词就是指称动作，动作转指如下面四例：
单音词时代的动作转指除了加“所”、“者”等句法成分、或改变声调外，如上面例（3）、（4）这类动作转指较之指称动作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转指的是人或事物，而指称还是动作本身。转指时，人们可以随时拿一个谓词来转指相关度很近或很远的事物。相关度近的如（3）中的“老”，哪怕独立于句子，我们也很容易猜出转指的是“老年人”；相关度远的如（4）中的“肥”，如果不是“策”的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转指的是什么⑧。而指称动作由于就是动作行为自身的称说，如“教”就是指“教学这个事”，因而不会让人费解。
2.2 双音词时期转指的名词化、句法化与自指的一身二任
到了双音词时代，转指和指称的情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分别陈述如下。
2.2.1 转指主要有两种情况⑨
第一种情况是产生了一批构成性的新词，新词还是单音节的，可以说是双音化时代的单音手段。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我们用下划线来表示动词，用斜体表示衍生的名词。可以看出，这组例句中的新词的产生是构成性无标记转指造成的。如（5）中的“小王左腿的伤”不是“N的V”结构，而是“N的N”结构，这里的“伤”是指受伤的部位。动词“伤”也无法进入名词“伤”的位置。
第二种情况是双音化时期转指的主体，在原动词的基础上加词缀形成一个名词。新词的产生是实现性的。可细分为若干种情况。
1）“子”为标记成分，如：
塞→塞子 卡→卡子 空→空子 凿→凿子 剪→剪子 包→包子
划→划子 滑→滑子 矮→矮子 胖→胖子 瘦→瘦子 碾→碾子
2）“儿”为标记成分，如：
岔→岔儿 空→空儿 兜→兜儿 盖→盖儿 印→印儿 包→包儿 摊→摊儿 垫→垫儿
3）“头”为标记成分，如：
看→看头 锄→锄头 捕→捕头 对→对头 抽→抽头 插→插头
接→接头 苦→苦头 来→来头 准→准头 赚→赚头 找→找头
4）“手”为标记成分，如：
打→打手 臭→臭手 投→投手 高→高手
5）“人”为标记成分，如：
爱→爱人 红→红人 高→高人 能→能人 好→好人
6）“巴”为标记成分，如：
哑→哑巴 磕→磕巴
2.2.2 自指的情况
双音化的动因，各家的认识虽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学者们都认可的，就是为了表达的精细和具体（潘允中1983；徐时仪2005）。对动词来说，围绕已有的单音动词造了多个双音词，细化、分解了原单音动词的各个义项。像根据“筹”的意义产生了“筹划、筹办、筹措”等代表“筹”原有各个义项的多个双音词；围绕着单音节词“出”，产生了“出版、出品、出面、出身、出售、出聘、出栏、出猎、出列、出局、出场、出差、出产、出动、出镜、出警、出家、出航、出击、出嫁”⑩等等双音词。这些后产生的双音词一方面表示细化后的动作行为，另一方面也自然承接了单音词时代单音动词的自指动作行为的能力。就是说，一身兼二任。这里的双音词的二重功能是与生俱来的，把原来单音动词自指的“活用”能力变成了自己的“本用”能力（11）。
也有这样的情况，单音动词并没有发展出对应的双音词，在汉语中表现为：一是像古汉语那样，表动作和表指称都用一个单音动词，比如表动作用动词“笑”，表动作的名称也用“笑”，像“他的笑很灿烂”。这里的“笑”还是动词，而不像“伤”、“锁”、“病”等词那样已经构成性地产生了对应的名词。二是像“圆了他的美梦”、“现了原形”中的“圆”和“现”，都没有对应的双音节词产生，单音动词又难以进入指称的位置，人们表达中也就不使用这样的表述，因而出现了构词空位和表达空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来的单音动词指称动作名称的功能并没有随着双音节新词的产生而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两个词都能指称动作名称的现象，比如“死”和“死亡”。理论上说，产生了对应的双音词后，无论是表达的精细度、清晰度还是双音节的音节优势，都会迫使原单音动词逐渐退出指称的位置。王冬梅（2010）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单音节词原来的位置被双音节词占据的情况（12），詹卫东（1998）也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作了统计，其中有单音节动词1316个，而能进入“N的V”构式的却只有4个：爱、苦、死、笑（13）。这仅占单音动词总数的0.3%。而双音节的情况则恰好相反。齐沪扬等（2004：222）调查了《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联合式、支配式、补充式、附加式、陈述式等5类572个双音节动词，其中427个可以进入“N的V”构式，约占总数的75%。二人的调查结果也支持单音动词正淡出指称的位置这样的理论推断。但实际语料反映，单音谓词进入V位置的并不仅仅这4个，“他的哭、他的醉、他的跑、他的跳、满眼的绿、满眼的白、满眼的黄……”都是汉语口语里很自然的表达。朱德熙先生曾在文章里（1985a）一口气举了7个单音动词“去”做主语的例子：
（11）a.去是有道理的。e.他的去是有道理的。
b.不去是有道理的。f.他的不去是有道理的。
c.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g.他的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
d.他暂时不去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虽然有了表义更具体的双音词，形成了与原单音词对立的格局，但在具体的语言应用中，单音词表指称的能力并未因此而立即丧失，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需要在一个漫长的语言使用中逐步体现。
2.3 精细化与指称动作行为的英、汉异同
在动作行为精细化这项内容上，汉语和英语采取的办法大的思路相同，都是以原有的词为基础造出一批细化原词义项的新词来。英语是在原有根词（从后产生的新词的角度看应该叫词根）上加前后词缀延长音节的方式增加词汇，比如动词act（行为）作为词根，把其细化的词如activate（使……活动，起动）、actualize（实现）、enact（实施，颁布）、exact（强求）、interact（交互作用）、react（反应，反抗）、transact（做交易，办理）、counteract（抵抗，抵消）等等，词缀的介入使音节加长，读音改变，产生了大量细化原动词各个义项的新词。而汉语的这一措施在汉语史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汉语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时期，这时，汉语的词与字联系紧密，人们感到有细化动作的必要时，往往从改变字形入手。这时的根词就转化为字内字根，用字形变化的方式显示这种精细化（所以说，汉语史上当有先造字后有词的情况。见吴长安1995）。比如“冓”，《说文》“交积材也”，是说材木交积，有交叉、搭合的意思。人们要细化各种情况的搭合、交叉的意思时，就产生了“構”（《说文》“盖也。从木，冓声”。段玉裁注“此与冓音同义近。冓，交积材也。凡覆盖必交积材”）、“遘”（《说文》“遇也”。郭璞注“谓相遭遇”）、“媾”（《说文》“重婚也”。段玉裁注“重婚者，重叠交互为婚姻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谓二姓互为婚姻，即今俗所称连反亲也”）、“購”（《说文》“以财有所求也”）等等。先人们是通过字形的改变显示这种差别的，并没有从读音上进行区分，这时用来显示这种差别的手段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同源孳乳即直线造词。而到了汉语双音化时代，人们已经对字与词的差别有了一定的认识，因而表现在造词上，也用加音节的形式来完成义项分化的任务。这与英语加词缀的办法是一致的。前面列举的从“出”生出“出版、出品”等等的例证就是这个时期词汇表义精细化的主要途径。
在自指动作行为这项内容上，汉语与英语走的却是不同的路子。英语采取的是静态与动态两条腿走路，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汉语则把义项精细化和指称动作这两条路一起走了，新造的双音词既表示动作行为，又表示这个动作行为的指称，一身兼二任。像我们说“这本书的出版”和“出版了这本书”中的两个“出版”，一个指称动作，一个陈述动作，可我们的语感上并没有感觉出二者意义的不同。就是说，汉语中的这类双音词继承并强化了指称、陈述两种功能，哪一个功能都不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没有经过“化”的过程。
2.4 单、双音节词的功能异同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单、双音节词在自指和转指表现上的异与同了。单音动词在古汉语时期有三个构成性功用：陈述、指称（自指）、转指。表指称的自指和转指体现为一种活用用法，这在前面已经做了说明；表陈述则是单音动词的天生功能。进入双音化时代，1）转指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种情况是大量的转指都实现性地加词缀而产生了名词；第二种情况是一小部分构成性地产生了表转指的名词。这又分三种情况，一是单音动词直接转出了对应的名词，像上面举的“锁、扣、伤、病”等等，二是先产生了双音动词再构成性转成表转指的名词，像“编辑、教授、警卫、校对”；三是采用句法手段。2）陈述的功能是动词的自然功能，这一点即使到了双音化时代这些单音动词也依然具有这一天然职责。3）表指称（自指）的功能到了双音节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着单音动词义项的细化，也可能是为了自指的标记需要，产生大量双音词承继着这一表达任务，同时单音动词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发挥着自指的“活用”功能。总之，单双音节词在此表现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三 动词、名词的交融模式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动、名词之间的交融。这种交融首先就表现在我们上面论述的这类双音词上。而让人感到这种交融铺天盖地，是由于原来的单音动词与这类双音词一般都是“一对多”即围绕一个单音动词造了多个细化动作又指称动作的双音词，因而后者占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同时由于双音化的发展趋势，人们表达上更习惯使用双音词，这就更强化了这种交融。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几乎每个单音实义动词，都产生了一系列这样的双音词。我们这里用取样的方式选择了60个单音动词（14）作为考察对象，这60个词是“摆、保、伴、采、操、传、搭、导、到、发、翻、反、告、攻、挂、合、护、化、解、集、记、开、亏、扩、离、领、流、磨、摸、灭、闹、凝、扭、排、陪、喷、起、牵、签、认、融、入、扫、伤、烧、跳、投、脱、诬、卧、围、洗、限、消、压、押、验、摘、招、找”。经初步考察，围绕着这60个单音动词至少产生了407个既细化动作又指称动作的双音词。这类双音词的存在，是形成汉语动词、名词交融模式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名词身上。名词没有像单音动词那样产生双功能的双音词，它用于陈述需要激活名词的某些附加意义，比如“很雷锋”激活了名词“雷锋”的比喻意义，“他铁了心”激活的是名词“铁”的性质意义；“处女地”激活了名词“处女”的比喻义，“处女作”激活了名词的性质义。名词用于陈述多为临时“激活”，只有少部分用法固定下来，成为动词的成员。
第三种情况是单音动词继续承担指称的任务，像上面说到的“他的死”、“他的笑”等等。
第四种情况是把形容词考虑在内，像“这种红颜色不正”、“那样的绿让人看着别扭”等等。数量不大，但也强化着交融模式。
我们把这四种情况按名词、动词分别列表，这种交融模式就可一目了然。
3.1 从陈述发展出来的（15）
表动作、状态表具体动作状态与动作状态名称表转指的名词表与动作有关的状态
死坏死客死…死亡死（脑筋），死（敌）
砍砍伐--
杀劈杀杀手-
伤损伤 负伤伤 伤口-
尿-尿-
射发射 点射 喷射…射手-
红红--
3.2 从事物发展出来的
表事物表事物的组成表事物的相关状态表相关的变化
鸡鸡（16），鸡肉--
牛牛肉牛-
神神（射手） 神（了）
银银子（表货币时用）银-
铁-（很）铁铁（了心）
3.3 对动、名交融模式的分析
3.3.1 “空位”的说明
沈家煊先生（2009）认为，汉语的动词、名词至今仍是具体范畴、使用范畴，还没有完全“化为”句法范畴。这可以从本文3.1与3.2中得到证实。汉语词类的发展至今仍在“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的深刻差异”和“不关注词的类别差异”二者相互矛盾中缓慢进行着。“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的深刻差异”使词类不断向句法范畴行进，标记不断产生，并在使用中予以强化；而“不关注词的类别差异”使语法手段向句法范畴行进缓慢，类的差异虽不断形成却依然不齐整，就存在着上面列表中显示的标注“-”号的样态上的空位。以往关于词类的讨论各执一词也说明了汉语词类的这种复杂性。
3.3.2 关于汉语名词、动词的交融情况
我们把3.1的第一、第四项与3.2的第三、第四项依据动、形合一的观点归为一类，称为动词；把3.1的第三项与3.2的第一、第二项归为一类，称为名词；3.1的第二项以往都归入动词，而我们现在无论把它归入哪一边，也都属于动、名“大有交叉”即体现交融性的部分。
Lakoff & Johnson（1980：30）的本体隐喻论（ontological metaphor）说明了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隐喻过程将事件和动作理解为实体，动词就可以用作指称语。因此，表动作、状态的词语进入主、宾语位置是具有语言共性意义的。“从语言共通性的角度来看，动词、形容词能够做主、宾语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由于人们交流时，话题的提出和话题的承接有时也需要具有动作性和描摹性，这是人类表达丰富性与多样性的诉求，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所说的动词、形容词做主宾语——这是人类语言共同的原则。这种共通的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表现的形式不同（参数不同），像英语这种形态语言走的是形式标记的路子，即用动名词化的手段来变通。”（吴长安，2006）汉语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单音动词直接做主、宾语，属于词类活用；二是双音动词来做主、宾语，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这类双音动词的产生有两个作用，其一是原有单音动词动作的细化和分解，其二就是指称动作的名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动词做主、宾语一般也是有标记的，这种标记的办法就是双音化！就是说，这些双音词无论做主、宾语还是做谓语都是实现性的，就是在原来单音动词的基础上通过加音节来完成这一表达使命。
四 小结
4.1 汉语由于有表具体动作和动作名称这样的双音节词的大量存在，动词、名词功能合于一词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二者的交融模式；但词类划分毕竟不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而汉语动词与名词依旧是相对独立的两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印欧语是“分立模式”，名、动相互独立，小有交叉；汉语是“交融模式”，名、动相对独立，大有交叉（17）。
4.2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造成汉语动词、名词交融模式的这批双音节词的特点了：
1）来源：都是在原单音动词上添加一个音节而来。
2）语义特点：陈述并指称一个具体的动作或行为。
3）语法功能：具有做主、宾语与做谓语的双重功能。
4）开放性：这批词不仅数量大，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商务印书馆的《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收了很多这样的词，像“开镜、开局、开哨、扩权、扩容、扩招、建构、建言、荐举、荐引、出栏、出局、出镜、出警、出家、出航”等。
5）名称：无论陈述还是指称一个动作、行为，都可以理解为在说一件事，所以这批词可以名之为“表事词”。
4.3 关于“本用”和“活用”的认识，也会随着这类表事词的认识而有所变化。“一个新闻，一个出版，都是起着宣传的作用”中的“出版”不是活用，而是本用，因为表事词本来就具有作主语即指称的功能；“他的来”中的“来”是活用。同样，“出版了这本书”中的“出版”也是本用，因为表事词也具有动词功能；而“毕校长这回乌龟了”中的“乌龟”是活用。
4.4 表事词与名动词的区别。朱德熙先生（1985b）所说的名动词与我们这里的表事词不是一回事：第一是性质的认定，朱先生的名动词是有名词性质的动词，而表事词是双功能的、没有主次之分的，第二，认识的视角有别，朱先生当时从功能观察，提出名动词应满足六个条件，而我们谈到的表事词是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水到渠成地为这类词命一个名。第三，朱德熙的名动词是要进入词类体系的，这就有一个与其他词类的关系问题，而这一条是最难确定的。裘荣棠（1994）已经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名动词设立的矛盾以及纠结；而我们的表事词的提出只是要说明双音化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造成了汉语动词、名词的交融模式，至于表事词是单独存在还是像现在归入动词，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第四，至于具体哪个是表事词哪个不是表事词亦即表事词的外延应该如何确定，也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初步的观察，表事词的范围可要比名动词大多了。比如朱先生对比着名动词举的对立的名词“手术”和“战争”，站在拙文的观点看都是表事词。特别是“战争”和“战斗”，都是细化了“战”中大战与小战的表事词，它们选择上的差别不过是意义的差别：“两国的战争持续了三年”、“双方的战斗开始了”。
4.5 从黎锦熙的“依句辨品”（1924/2001）到邢福义的“入句显类”（1991），学者们都坚信这样一个信念：哪怕汉语的词语在入句前是如何表现为多功能，只要进入了具体的句子，是哪个词类自然就显示出来了。一般情况下，这种认识是不错的。比如“伤了这个人的腿”和“这个人腿上的伤”，两个“伤”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名词，句法位置确实可以显示。但“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表事词的词性提醒着我们：“N的____”中____的位置至少可以涵容两个词性的词。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封面”、“小张的笔记本”，也可以说“春天的到来”、“张思德的死”，还可以说“太阳的红”、“青草的绿”。这样，我们把一个词A代入“N的____”中____的位置，还能显示出A的词类吗？
那么，什么样的句法位置能够显类呢？恐怕要具有“唯一性”才能做到。“唯一性”则属于“鉴定字”性质了。但一来汉语能够称得上鉴定字的场合还真的不多，二来鉴定字的办法又把我们拉回到静态的词类辨析了，也就无法“依句辨品”或“入句显类”了。
本文曾在“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2009）、第十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香港城市大学，2010）上宣读，并提交给北京大学汪锋主持的汉语词类网上讨论会；沈家煊先生多次审阅并提出详细的建议，为拙文的不断修改付出了很多心血；
、罗自群、马彪诸位先生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博士生张健军对初稿的写作出力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笔者曾就词类意识问题当面向沈家煊、何莫邪先生请教，并咨询了一些美国留学生，他们也认为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在表达中也会自然地在表陈述的词后面加表示时间的“-ed”“-ing”等来强调时间，尽管他可能并不知道这叫动词。
②先人的词类观念或与中国哲学“道生万物”、“天人感应”、“气化谐和”等综合论思想的影响有关。同样一个词，无论是表现属性、指称、变化、状态的，都可以共用，形式上却不需任何变化；而时间副词等的介入，使汉语不用形态标注也不影响表达。而西方哲学一开始就以范畴化为哲学基础的，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把现实世界分为十个范畴，即：本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动作、遭受。可以看出，西方哲学是以事物或现象为本体的，而围绕着本体的行为、说明等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范畴化区分，像动作、状态等用概念化进行区分（表现为词形的变化），而遭受、关系则在表述中进行范畴化区分，如比较级、最高级、被动语态等。
“白马非马”的论辩形成的“分理”思想为什么没有对先人词类的观念产生根本的冲击呢？这是由于“分理”的思想表现为同质的区别，即：动与静、大与小、长与短、松与紧等等，还是没能注意到异质的区分。表现在新词的产生和结果上，词族观念和结构的形成过程也延续了这种认识。
③这里所说的汉语“不关注词类”指的是不关注表达手段的差异，因而形成了汉语现有的样态。不是说没有人给汉语的词分过类（古代也有各种词的类别，比如为了“对对子”而分的类）。如果汉族人有这样的词类意识，汉语也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态。
④“本用”、“活用”这一对概念的使用参考了陈承泽（1982）和沈家煊（2009）。
⑤古人对“事”与“物”认识混论，“事”、“物”不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物”的解释为：“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物相当于事。王阳明对于“物”的理解与朱熹是一致的，他在《大学问》中对“物”解释为：“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这种“事”与“物”的混论的直接结果就是无法认识“表物名词”和“表事名词”的区别，就是指称事物还是指称动作；间接结果就是无法区分动作与其表述的这件事，还是动作和事情的关系。这一点，史宁中（2009a、2009b）、沈家煊（2010）都有涉及。
⑥名词占据的是空间，因而要表达陈述时要有一个“实现”时间性的过程，比如“他也雷锋了一次”中的“雷锋”的陈述性要通过加“了”来实现；而动作行为既可以理解为陈述，本身有时间性，也可以理解为动作行为这件事自身，因而也体现了空间性，这就是指称的基础，对汉语这类不强调陈述动作和指称动作差别的语言来说，二者的转换就可以通过“构成”来实现。
⑦以下的论述中根据行文的需要有时称“自指”，有时叫“动作行为的指称”或“指称动作自身”，都是指这一语言现象。
⑧正因为单音词转指的这种灵活性，也就很难固定下来发生转类变成名词。崔立斌（1998）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孟子》里光杆动词充当主宾语的指称化和名词化的用例，约为10∶1。这就说明活用是常态，改变词类是非常态。对此，刘承慧（2006）评论说：“推究其缘由，指称化之于原动词，仅涉及见事角度的歧出，因此限制较少；而名词化的概念转化要结合其他语义引申模式，故而自由度较小。”二人谈的“指称”都是指转指而非我们这里所说的“指称”的情况。
⑨这里所列转指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下名词、动词都是单音节的，想说清楚是动词转成了名词还是名词转成了动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在我们这里只是指出转指类型，哪一个在先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此这种情况的两个词的关系我们用“——”表示，后一种情况属于可以确定两个词产生先后的，我们用“→”表示。
⑩实际上，这里有一个以哪一个单音词的意义为核心形成双音词的问题。比如“出嫁”是以“嫁”为核心产生了“出嫁”还是以“出”为核心产生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词源学。但无论以哪个词为核心（从双音词的角度看应该是词素）产生的新词，都不影响我们这里的推论。
（11）我们这里提出单音动词自指是活用而对应着单音动词产生的双音词的自指是本用，是基于以下语言事实：古代单音动词除了表陈述外，还有转指和自指两种活用用法。到了双音化时代，转指如2.2.1所述已经名词化了；自指也采取了双音化的方法实现了名词化，只不过这个名词化还带进了陈述的功能。所以“一身兼二任”是这些双音词的固有特点。进一步推论：单音动词双音化的动因，一是动作行为的具体化、精细化，二是自指的名词化要求。只不过名词化没有做到纯粹，造成了双功能的双音词。
（12）王冬梅举的例子如“*我们的找～我们的寻找、*他的嫌～他的嫌弃、*他的信～他的信任、*你的猜～你的猜测”等。
（13）齐沪扬等（2004：214）的调查结论是能进入“N的V”构式的单音动词只有5个：爱、哭、死、笑、恨。这与詹卫东（1998）的统计结果总体一致，稍有不同。
（14）这60个单音动词的选择原则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26个拼音字母去掉5个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V，在剩下的20个字母中的每个字母里随机翻检，选择3个单音动词。直观上选择派生出这类双音词较多的。
（15）我们这里说双音词是从单音词发展出来的，是基于一种常识判断。张国宪也认为：“从产生机制上讲，单音节、简单概念都是语言和认知的原生态形式……”（2007）。
（16）王士元（2006）在谈到“鸡不吃了”的歧义时，认为从词汇的角度看，歧义的原因在于“鸡”的语义延伸。“鸡”既能代表一种家禽，也能代表家禽的肉。同样的，也可以说“鱼不吃了”有歧义，因为“鱼”可以指一种动物，也可以指这种动物的肉。而“牛不吃了”、“马不吃了”就没有歧义，因为“牛”和“马”只能指动物。我们能说“不吃鸡”、“不吃鱼”了，但是不能说“不吃牛了”、“不吃马了”。从造词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从表示“家禽”和“动物”的“鸡”和“鱼”构成性地产生了表示“这种家禽的肉”和“这种动物的肉”的新词或新词义，而“牛”、“马”要完成同样的任务则需要实现性地造出“牛肉”、“马肉”这样的新词。
（17）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显示交融模式的这批双音词独立出来，剩下的名词和动词（主要是单音动词和形式动词）的交融性可就不这么明显了。因为单音动词进入主、宾语的位置毕竟属于“有能力进入却不经常进入”，这是我们对单音动词进入主、宾语情况的一个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