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主导论文,力量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1979年以来开始引进外资，近年来，这一领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过去十几年一直实行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否该到了调整的时候？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内资与外资孰轻孰重，应以何为主？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认为：东亚国家今后不应该过分依赖外资，而应该优先实现自力主导型的增长，把对外资的依赖置于从属地位，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重新起航所应遵循的原则[1-2]。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发达国家的储蓄剩余，弥补资金短缺和经常项目赤字，对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必要的。我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企业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9 ～ 1996 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283344项，协议外资金额为4691.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748.84亿美元。进入90年代，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明显加快，1991 ～1996年6年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达254295项，占全部项目的89.8%， 实际利用外资达1559.02亿美元，占89.1 %（《中国统计年鉴1997 》）。 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连年增长，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97.5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排名33位； 进口额108.9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排名29位，贸易逆差达11.4亿美元。 1997年贸易额达到3250.57亿美元，首次进入世界10 大贸易国（地区）行列。据英国《经济学家》统计，我国有2／3的出口产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可以这样说，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中国拥有广阔的潜在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了市场也就赢得了利润。外资之所以蜂拥而来所看好的也正是中国的市场，外商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赚取高额投资回报，所谓“双方获利”，只不过是“投资者获大利，被投资者获小利”的隐晦说法。如果受资国不能抓紧时机壮大本国的民族工业，增强自身经济免疫力，势必会陷入“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恶性循环中。近几年来，外商投资产品在我国疯狂抢占市场，甚至垄断我国市场，将我国的民族工业推向困顿的境地。仅以程控交换机为例。近年来我国自主开发的04、05、06、大唐等机型，陷入难于进入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窘境，主要原因是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大部分市场已被外国机型占领。1995年我国安装程控交换机2170万线，其中进口占37%，合资生产占41%，国内自主开发的不到22%。即使这样，外资企业仍不满足，他们还想垄断我国市场。外商为了挤占市场，他们不惜倾销。我国自主开发的机型尚未形成规模生产，就受到巨大压力，不仅无利润可言而且面临亏损，小规模的厂子有的已经停产。照此趋势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乃至支柱产业将彻底依附于外资甚至于消亡。资本主义国家梦寐以求的资本殖民地化会将我国的经济主权，最后是政治主权掌握手中。这与我们最初的以市场换技术，富民强国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泰国自1992年对外资敞开了大门，允许国内投资者通过曼谷国际银行获取低息外国资金。由于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国内没有采取任何预防风险的措施而大肆借贷。差瓦立总理对《民族报》记者说：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他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泰国1992年外债已达200亿美元，1995年更高达750亿美元。大量投资导致投机性资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对泰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为刺激泰国国内需求。例如泰国最有特色的外商投资是汽车制造业。日本汽车制造商试图不断扩大在泰国的轿车产量，来满足泰国不断增长的汽车需求。很显然，这样的外商投资行为会引起泰国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增长。虽然有关方面曾经制定过一个出口小吨位卡车的计划，但没有人来认真实行，更没有要求日本投资者利用这项投资和技术来提高泰国的出口潜力。除汽车项目外，泰国多数外国投资都具有增加国内需求的特点。
我国外资的引入虽然没有形成象泰国那样的消费膨胀，但大量外资的涌入给通货膨胀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仅从国内配套资金来看，每投入1美元外资约需人民币配套资金3～4元。于是，1979～1994年外资 981.26亿美元所拉动的国内货币需求应在2943.78亿元至6868.82 亿元之间。事实上外资流入较多的年份通货膨胀率一般较高：1988年为引进外资较多的一年，实际吸收外资达102.26亿美元，当年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幅分别高达18.5%和18.8%，远高于1987年的水平。1993年和1994年亦如此。1993年的389.60亿美元换来了13.2%和14.7%，1994年的432.13亿美元则对应21.7%。此外，外资企业的高价进口行为对国内各类商品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刺激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尽管决定通涨的因素有很多，但就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外资大量持续流入对通涨确有推波助澜之效，如果一国引进外资是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货币需求拉动的则不应该对通涨造成压力，可见，我国大量的外资已超出了我国发展经济所需的货币量。同时，为了消除外汇占款巨额增长所带来的货币扩张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采取“冲销政策”，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减少国内资金的投放，而这一紧缩政策又引起了国有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国有企业不得不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一方面是外资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是当前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足，这也是外资所导致的一个怪圈。与泰国相比，我国没有近忧，也应有远虑。
攫取高额投资回报是外商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外商对外投资扩大了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的贸易机会，对投资方与受资方都应是有利可图的，尽管有大小之分。但在我国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有的外资企业帐面赢利能力居然比国企还要低，而1／3的三资企业则是亏损，部分地区亏损面达50%以上。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我国共计510381家工业企业中，127920家亏损，亏损比例高达25.1%。其中亏损比例最高的是港澳台投资企业， 26601家企业中有11064家亏损，比例高达41.6%， 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比例居第二，17692家中有6960家亏损，比例达41.1%， 而国有企业亏损比例为33.8%，集体企业为21.1%，股份制企业为21.7%。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不少三资企业累计亏损已超过其注册资本，可他们非但不破产，反而还在继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外商利用了转移价格，已将利润汇出了国外。且不论外商投资时的高报价，仅生产中进口原料一项，我们的损失就是以百亿美元计。据调查，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商品进口价高于全国平均价格50%以上的有62个品种，1993年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逆差达165.9亿美元。 如此的“高进低出”自然使企业帐面亏损，迟迟不进入赢利年度，这样不仅可以少缴甚至不缴所得税，而且转移出大量利润，带给中国的则是资本实际流出比帐面形式表现的资本流入更多。资料表明，仅外商利用“高进低出”手法移走的利润一项，即超过外商对华实际投资额，巨额的利润与中国无缘。
东亚经济奇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依靠工业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加大了出口额，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但从长远看，受资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掌握技术，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大量引进外资的泰国有18个产业无国际竞争力，占出口的80%，其中只有10种产品包括塑料、橡胶等被认为可能有潜在出口市场，这10种产品的出口占这18个出口竞争力下降部门的1／3。近年来泰国60%～70%新产业缺乏国内供应基础，产业结构的重大缺陷决定了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泰国虽然逐渐发展了高新技术产业，但没有配套发展中间产业，结果，56.5%的新兴产业出口价值来自进口，而传统的部门如农业则为5.4%，电子线路是泰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其72 %的价值来自进口，摩托车器件是30%～40%，电子产品更是高达90%。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我国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以市场换技术，但现在是市场给了别人了，技术引进的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根据调查的情况推算，我国引进80年代技术的企业不超过外资企业总额的1／3，引进70年代技术的亦占1／3，尚有不少企业引进的设备实际上是60年代以前的，只是外商不会言明的，而引进90年代技术的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当前存在的可怕事实是：中国企业正充当着外国大公司全球经营网络中简单加工厂的小角色。希望外资的投入引来先进的技术无异于与虎谋皮，精明的外商不会愿意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要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还要靠自己。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曾针对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观点发表过曾引起全球轰动的评论：他认为东亚经济是一种依靠投入来实现短期高速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方式。泰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很不幸的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其中一项简明而又有说服力的指标是，进入90年代后的泰国的资本产出率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87～1989年间，泰国单位产出增加需要的投资平均为2.5 倍（资本产出率0.4），1990年上升为3.5倍，1991～1996年上升至平均5 倍（资本产出率0.2）左右，或者说，从80年代末到1996年， 泰国的投资效率下降了50%（FAREASTERMECPMP OC REVIEW MARCH6 1997 P50）。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从1978 年到1994年，我国资本产出率平均为0.1409，而且呈现大幅度波动，最高年份为0.2279，最低年份为0.0613；投资率平均为0.631， 最高年份为0.676，最低年份为0.585。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GNP增长率＝资本产出率×资本投资率，可以得出我国GNP平均增长率为8.89%。 日本经济学家下村治测算的日本60年代的资本产出率为1，资本投资率为0.125，由此得出GNP增长率达达10%以上，事实也确实如此。与日本相比， 我国的资本产出率相当低，即使与泰国相比也不容乐观，我国9 %不到的平均增长率是靠远高于日本的投资率维持的。所以说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资本产出率，而不能再象泰国那样依靠高投入来保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
金德尔伯格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从一国在国际上的债权和债务关系的变化来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成长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一般要经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长为一个幼小的债务国。第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引进外资转向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同时投资增长放缓，成为偿债国。第三个阶段，成长为一个幼小的债权国阶段。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便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从当前国内情况来看，我们这一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存在巨额存差：1994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1269亿元， 各项贷款增加7217亿元，存差（即新增存款减去新增贷款）高达4052亿元；1995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为12957亿元，新增贷款9340亿元， 存差为3617亿元；1996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加款14800亿元，新增贷款10683亿元，存差2712亿元。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在外资大量涌入国内的同时，国内储蓄已经有了超过国内投资的趋势（如表—3）。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达30%～50%的储蓄率已足以支持8%～9%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综观我国当前国情，我们已经处于金德尔伯格所说的第二阶段。我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外商直接投资主导型增长”到“自力主导型增长”发展战略的转变。
表—3 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1985—1996年）* 单位：10亿元
年 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
国内投资总额338.6
384.6
432.2
549.5
609.5 644.4
国内储蓄总额301.9
359.1
433.4
534.4
591.0 695.5
年 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国内投资总额
751.7
963.6
1499.8 1859.2 2358.7 2686.7
国内储蓄总额
813.4
991.2
1431.8 1922.6 2449.1 2842.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 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7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我国在国内储蓄总额高于国内投资总额的同时，存在一个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国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1981年外资所占比重为3.8%，1996年为11.7%， 国内资金（国家投资+国内贷款）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40.8%降至1996年的21.2%。那么，我国连续几年的高额储蓄又在哪里发挥作用呢？国内部分学者认为，这部分国内资金有一部分流出国境，更有很大一部分在支撑着国内的金融机构的运行。我国银行业至1996年底坏帐、呆帐已达到一万多亿元，几近于银行自有资产的三倍，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情况也不容乐观。巨额增加的储蓄正被金融机构提前支付。但这些被提前支付的资金是地地道道的“笼中之鸟”，在债权人要求银行支付的时候，若不良贷款得不到妥善解决，一旦储蓄的增量弥补不了贷款的增量，爆炸性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生。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泰国金融机构在危机爆发之前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总规模的10%左右，达155亿美元， 银行业的坏帐相当于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 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席卷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从汉城、东京到台北、曼古的不良贷款估计累计达6600亿美元，这可以说是资产的净损失。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不容置疑的。但引进外资存在一个“引进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冰形态与水形态之间有一个温度隔点，即“冰点”（零度），在零度以上为水，在零度以下为冰。引进外资的正负效应正如冰与水的两种不同形态一样，这其间应有一个“引进度”的问题，保持在“度”之下，则外资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超过这个“度”，则外资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也就是说正负效益之间存在一个“阈值”，我们应尽力使外资引进接近这个“阈值”，但不超过阈值引起负效应，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最大贡献。前总理李鹏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引进外资的方向是肯定的。所谓“积极、合理、有效”，就是要求在引进外资方面应坚持“利我”的原则，主动引进，应重质量，而不是仅仅追求数量的扩张，应以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是否适宜我用为原则作为外资引进的取舍标准。
我们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尤其是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基础上，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利用外资只能用来补充国内储蓄不足，而不能是代替国内储蓄，是通过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帮助国内储蓄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不是抑制或阻碍之。象我国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主要来源，只能是国内储蓄，外资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席卷亚洲的这场金融危机警示我们：是由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了。
收稿日期：199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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