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地图的历史变迁——上海作协理论组座谈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作协论文,纪要论文,理论论文,地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3年11月16日上午
参加者：王纪人、徐俊西、吴亮、郜元宝、杨扬、王宏图、邹平、谭峥、朱小如
主持人：王纪人
王纪人(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师大教授)：今天邀请部分作协理论组成员来座谈，想听听大家对上海文学的意见和建议。上海文学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范围很广，为了便于讨论，事先听取了一些意见，确定将上海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作为我们今天座谈的主题。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上海文学的文学史变迁，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变迁史。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很多文化人来上海落户。这些来上海落户的人中，有蜚声文坛的宿将如鲁迅先生，也有未成名者而到上海来寻求发展的年轻人。这么多文化人云集上海，促进了上海文学事业的迅猛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上海的文学水平，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很多文学大师是与上海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曾有人探讨这一时期上海文学繁荣的历史原因，不少人都注意到出版、租界等上海独特的文化历史条件的影响作用。1950年代、196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发生了变迁，参与描绘这幅地图的人员身份发生了某些改变。原先是职业撰稿人、书社报馆的编辑和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文学队伍，现在变为以革命作家和工人作家为主体的创作队伍。“新时期”至今，上海文学队伍逐渐过渡到以“知青”作家和新生代作家为主的创作队伍。可以说，上海文学地图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风貌，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海文学就整体成就而言，存在着一种文化落差现象，也就是说，与当年鲁迅时期的上海文学繁盛期相比，今天上海作家的创作还是有相当距离的。目前上海的创作队伍主要由专业作家、签约作家、作协会员作家和非会员作家这四部分人员构成。其中能够在全国文坛赢得声誉的，不是太多，特别是与一些地区的作家相比，人数并不占优势，所以，我感到上海文学近些年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提出上海文学地图历史变迁这一问题的目的，主要还是针对目前的文学现状。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我们既可以采取将批评家与作家邀请到一起，面对面对话的方式；也可以像今天这样抓住一些问题，将文学与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谈。文学毕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它要参与当代生活建设，也体现着当代生活的某些精神气质。现在上海文学存在的局限，不只是文学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折射出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似乎是处在一个文学的平庸时代。原来还有人喊喊叫叫，现在连这点兴趣都没有了，大家很安于这种平静的生活。80年代文学高潮一个接一个，但那时的热闹未必都是真实的，有不少争论探讨不是文学原发性的，讨论的目的和兴趣很可能都不在文学方面。今天这样的时代，可能不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最佳时期，但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思考而言，倒有可能产生成果，因为没有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便于大家坐下来想问题。我的很多思考都源于对文学状况的一种假定性思考。所谓上海文学与别的城市文学相比，文化上可能有点优势，上海是对外接受信息最多最快的城市，但文学创作上就未必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内别的城市，像北京、南京等相比，上海出名的作家就少的多。为什么上海的文学创作不如别的城市?我看是上海作家自我定位有问题。上海当今正成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体，什么中国的金融交流中心、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等等，的确是很引人注目。但这种宏大叙事主要不依赖于文学和文化，而是经济、政治方面的政策优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文化的东西，那就是购买文化，政府出资，请一些世界上有名的人物和艺术团体来上海。凡是世界上有名的，我都可以出钱请到上海来。国内外对于上海也寄予了某种想象，这种想象并不是由上海本地发起的，而是一些投资者和高级打工仔因为特殊的利益诱惑而产生的对上海的宏大叙事。他们将上海描绘成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到处是灯红酒绿，充满物质享受和欲望。其实这是一种单一的想象。上海本地人对上海的生活体会大概不会这样。外界的这种宏大叙事越演越单一，也越来越浮浅表面化。上海的一些学者、理论人士觉得这其中有利可图，也将自己附加到这种宏大叙事中去；一些作家同样将自己的创作附加到别人对上海的想象中去。有些细节是上海的，但整个作品的框架不能不说是一种宏大叙事。有的作家最初的作品还保留着一些自己的体会，但现在越来越脱离自己，急于将自己的体会附加到社会的共同话题中去。他再也不愿意将目光停留在上海的弄堂中，而是把上海想象成世界金融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这样一来，似乎格局才大，其实是格式化了，他们作品中的框架与作家自己对上海生活动感受之间是完全脱节的。其实一个作家能够写什么，都是命中注定，有限度的，越出了这种限度，那就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了，而只能附加在别人身上。我觉得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到别的城市的文学创作上，看看那里的作家是如何创作的。譬如南京。南京从城市历史来说，比上海要悠久，但因为外界对南京没有像对上海那样一种期待和宏大叙事，所以，南京的作家在创作时反倒心态比较放松，像韩东、朱文、顾前等作家，写作时没有那种拿腔拿调预先设置一种要想表现什么重大的问题的想象，而是老老实实写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受。上海作家中也有一些个别的例外，如张旻、西飏等人的创作，个人生活与他们的小说创作很密切，没有那种要将自己创作附加到什么话题上去的冲动。
上海文学的话语优势已经没有了
邹平(《上海戏剧》杂志社)：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大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上海文学地图的变化和问题。我感觉制约上海文学繁荣的最大因素，可能还是上海的体制权力大于话语权力。当然别的城市也有体制和文学话语权力的问题，但不像上海这样突出。譬如北京，尽管也有体制问题，但作家创作毕竟还有自己的空间，报刊杂志和文学出版方面还是可以听到多种多样的不同声音，相比之下，上海的文学创作就缺乏这种氛围。这不是说文化艺术的东西在一些主管领导人眼中无足轻重，而是凡事都以政治、经济指标为先。具体说，重艺轻文。政府部门对一些世界知名的演出剧团和艺术家是愿意出重金请来，也就是刚才说的购买文化，而且，这对于拉动上海经济也是有好处，但像文学创作这种既不能直接创造形象工程，也不能引起社会哄动的东西，可能就不那么受到关注了。但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光靠政府出资购买是不行的，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文化艺术其实面临很深的危机。文学创作缺乏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区作家创作的竞争力，可以说在文学和以文学为基础的某些艺术门类方面，上海在中国没有优势可言。上海的作家作品，大概除了余秋雨之外，真正抢手的几乎没有。不是说上海的作家都没有才能，而是上海现行的文化体制约束了作家发挥创作才华。将上海与北京水平相近的作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作家的创作空间和作品出版空间远远比上海大的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形式和表达出版机会也比上海多的多。说到底，还是北京作家的话语空间比较多样，在各种体制和话语权力之间，有一种张力，上海不具备这样的氛围。上海的精神氛围和生活状况，其实还是很单调的，外界所想象的上海生活其实附加的东西太多，与上海人真实的生活感受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上海本地原创的东西常常出不来，只能进行二度加工，将别人现有的东西改编、加工然后拿出来。所以，从戏剧方面看，上海的一度创作，也就是原创的人才很少，而二度创作人才是国内很强的。对一个城市文化而言，老是这么维持在一种缺乏原创的文化氛围中，多多少少总是有问题的。另外，我想说的是目前上海文学创作的特点。我要强调的是，上海文学也是有特点的，这个特点就是时尚的特点。在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中，不断有时尚元素加入，外面流行什么，就加入什么。当然，上海人的眼睛不是看国内别的城市，而是国际发达国家，这可以理解为上海正趋向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郜元宝：这样的状态跟上海人的精神生活有关，不是想添加什么就能够添加什么，上海的文学、文化成为现在这副模样，说到底是上海的生活造就的。
邹平：其实这可以称之为上海方式，文化、文学乃至政治行为方式上都有这种时尚化的特征。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不是与南方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有关联。有些东西是上海人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而有些东西则是别的城市想学也学不会的。就如北京人也有许多不及上海的地方。
邹平：总体上讲，上海还是一个移民社会，外来人口占据主导地位。历史上文学的辉煌是移民造就的，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这是上海文学地图的重要景观。现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和一些报纸的副刊栏目，基本上都是外地写作者在撑市面，写一些小感觉小体验，纯文学反倒没有什么地位。时尚的东西渗入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郜元宝：你说的时尚是什么意思?
邹平：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元素，流行的东西往往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创作。流行什么，创作就会吸收某种流行的东西。在今天搀杂着很浓的商业味道。上海的市民在文化性格上大都倾向于安分守己，怕惹事。从社会安定的角度讲，这可能是好事，但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负面的影响就呈现出来了。文学艺术家一定要有一种反叛的精神，但上海这座城市太阴性化，太自恋，总觉得自己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像现在的文化怀旧，其实就历史源流而言，北京、南京比上海更有资格怀旧，上海的怀旧是一种附加上去的，将很多复杂的现实感受格式化、表面化，人们以为旧上海人也是如此生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上海文学的精神气候和自我定位
王宏图：刚才很多人都强调今天的文化政策对上海文学创作发展的负面影响，我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就一个创作者而言，自己的活动与政府政策之间其实未必有直接的联系，倒是与作家个人的文化视野、主体精神状态有关。我们对文学大师和创作的要求，总是大气、宏大等等庞大的东西，这些其实是北方文化，或者说是华北文化的特点，上海文化、南方文化的精神气候就不适宜于这种宏大东西的产生。所以，应该发掘和找到适合于上海作家自己表现的题材和写作方式。但上海作家有这种坚定性的人和作品很少，不知不觉总会被某种外在的东西吸引过去。
邹平：没有坚定的东西，这就是上海文学中的精神因素，也是上海的文化气候造就的。吴亮好像80年代讲过这个问题，让他讲讲。
吴亮(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我大概是1984、1985年时讲过，上海有很多中国很独特的东西，甚至像酒吧、私人洋房等等，未必都是表面的，也未必都是单调的，城市生活单调不单调，与这些存在没有必然的关系，作家创作状态与单调不单调没有关系。有时作家的生活很单调，像卡夫卡那样，但他写出来的作品未必是单调的。有的人他的生活非常丰富，但却未必能够写出作品。我当然不是说单调好，而是说上海的文学创作不景气有别的原因。上海在今天是一个已经被谈滥了的话题，关注上海文学这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化了的东西。为什么要将大家的兴趣集中到这个话题上来呢?就我们在座的各位兴趣而言，可能有人对上海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但也被调动起来谈上海文学了。有时我在想，那些流行的小报，那么烂的文章，怎么可以与一些文学杂志上的文章相比啊，但很多人，包括很多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他就是不看文学杂志而愿意去翻翻时报、晚报。这大概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城市中流动着各种信息，1980年代人们读文学作品，是因为那时很多最新的社会信息是通过文学传递出来的。而现在则是通过电视、报刊等传媒。今天的文学除非在信息上能够提供些什么新东西，能够满足城市人对于信息占有的欲望，否则，上海文学萎靡的状态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其实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城市的作家笔下的城市生活是不一样的。池莉笔下的武汉与王朔笔下的北京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王朔骨子里是一种精英文化，他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但这种精英是能够与市民生活沟通的。上海作家很少能够与市民生活保持一种沟通。王安忆笔下的人物，除了《叔叔的故事》中还保留着某种精神生活之外，其他人物几乎都是没有精神生活的小人物，正因为是小人物，所以，可以由作家随意处置。南京的作家倒是文人味比较重，他们不需要表现别人，或作为别人的文学代言，他们常常以自己的生活为表现兑现，与市民生活很明显的有距离，同时也很有诗意。北京文化人圈子很大，大到它本身成为一种群众模仿的对象。不像上海的作家总是在关注别人，同时又常常舍不得自己，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学创作和作家的本身总是显得强度不够。最近原来华师大中文系的李 在美国发表文章，他谈到某位作家与程乃珊的不同，认为真正能够代表上海的是程乃珊，后者精神上是与上海市民能够沟通的。李 强调生活本身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你是怎样的生活，就应该创作出怎样的作品，不要越出这种限度。这几年我与绘画的朋友交往比较多，对照上海与北京，北京的文化中最突出的是大腕文化，它不是中产阶级、小资，而是大爷、大款的结合，又有钱，又有名，做事情比较牛，有自己的创造性。上海是小资文化，努力拷贝世界上时髦流行的东西，很少有自己的个性。所以，现在是海派京派化，京派海派化。
邹平：思想方面也是这样，1990年代以来，上海一地几乎没有原发性的思潮发生，北京像“新左派”“自由主义”等多多少少中还有一些吧。我讲的上海生活的单调主要是指这方面。
吴亮：上海的文化人大概很少有文化人的身份感。住在居民小区，过着与大家一样的生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文化人只是一种职业而已，没有了身份感，也没有了自己的精神标记。我有时在想，上海的文化人有没有人在想文化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朱小如(《文学报》记者)：这是文学教育失败的标志。文学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意义了，对塑造人的精神生活几乎不再发生作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对现在的在校学生很难真正介入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去。能够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是动漫画、网络游戏和各种快餐文化。我看了自己小孩写的文章，不能说没有想象力，但语句和格式大都来自动漫画和畅销书。
吴亮：阅读是应该注意的，它实际上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方式的改变，会促使新的文化表达方式的产生。
无解的主题与上海文学的发展机遇
徐俊西(原上海作协党组书记)：这次座谈的题目很好，有很广的包容性探索性，但注定不会有结论，是无解的。记得19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有一天余秋雨来说起，他要到外地去走动走动，可能会更有所作为。根据他的观察，上海文学将进入一个文化滞留期。与北京、广州相比，上海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最差的。我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经过认真思考和有预见性的。我自己的感觉是，上海对文学和文化事业的管理行政干预过多过细过死，加上经济的杠杆，别人管不了的事都能管住。正像有些领导常说的那样，钱我有的是，只要你们有本领来拿。也就是说，你们既要拿我的钱，就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受我的管。所以有时连一个细节、一句台词，领导都要“事必躬亲”。这自然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看到上海这几年文化体制变来变去，越变行政干预的力度越强，越变创作自由的空间越小。例如文艺院团的一件事原来一两个部门签署意见就可以解决的，现在要在五六个部门之间周旋。这样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氛围当然不利于调动广大作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比之下，国内的有些地区在这方面还是不断有所突破的，上海应该看到自己的差距。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的看法和意见，说到底，是希望促进上海的文学事业的繁荣。但上海的精神文化气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改变和推进上海的文学，也不是一日之功，确实需要时间。另外，文学繁荣与作家个人的文化素养关系密切。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改善，未必就能马上带来创作的转机。我总认为，伟大作家和艺术大师的出现，除了客观的外在的条件，还需要作家自己具备的特殊的天份——如想象的天才。这点似乎不是靠搞什么“工程”所能奏效的。但历史上，上海曾经是鲁迅、茅盾等大师生活过的地方，上海是有文化的。与这些前辈作家相比，今天的上海作家是有很大差距的。文学评论曾经是上海文学一大特色，今天这种传统依然保持着。评论家要推进上海的文学创作，既要尊重文学发展的要求，又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评论家要不怕得罪人。上海文学面临的危机还是很现实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思考上海文学地图变迁的图景时，经济因素不能不考虑。上海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文学、文化会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世，这是需要思考的。
谭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我的感觉是文学期刊在中国文学读者中的影响在逐步减小，而出版，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出版影响在加大。一般国内的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都很有限，远远无法与图书的发行量相竞争。对照西方的文学读者，以中产阶级居多。西方的中产阶级对文学始终怀有很浓厚的阅读兴趣。在伦敦的地铁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些文学读者拿着厚厚的小说在阅读，在上海这种景象几乎看不到。这大概是中国人文教育失败的一种见证，文学教育从中学到大学，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在不多，另外，对技术进步的盲目崇拜，不少人总觉得新出现的东西总胜于以往的，所以，在文学上对网络文学、短信息文学一味追捧。而西方中产阶级不是这样，他们对技术进步好像多多少少总有些保留。像手机等，一般中产阶级人士是不用的。联系到上海文学，人们总感到上海这几年大型文化活动快速增加了，似乎在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迈进，事实上，这种交流有多少是文化层面的，值得反省。文学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相对那些高额的门票支出，文学阅读的经济门槛比较低，但读者一般总希望物有所值，不愿意买期刊，而愿意买保值期长一点的长篇小说等文学书籍。上海这些年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外界对之期望甚高，使得上海变成了一种新神话，总感到上海像一座“新孤岛”，浮露在中国的现实之上，一些上海作家感觉上也有种阔起来的感觉，写作上喜欢攀援一些宏大的东西，这其实是“新孤岛”人的一种装阔心理，造作得很。
杨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文学地图的历史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这就看我们怎么来叙述和吸收。历史上上海文学的繁荣，出版是很重要的推进器。现在有的人仅仅将出版理解成一种文学作品的印刷过程，这是很肤浅的，应该说，机器印刷这样的方式与职业写作、20世纪文学的表达需求这之间有某种相互契合的关系。这种代表20世纪文学表达、生产和传播方式和水平的东西，在相当一个时期，只有上海才能做到。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海文学的水平，曾经一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发展水平。相比之下，近些年来上海文学的发展势头和发展优势，已经无法与历史上上海文学的辉煌时期相媲美。这不能怪上海的作家、批评家，而是大气候造就的，上海文学要有一种改观，需要一定的沉积期。特别是目前上海成为一种流行的话题之时，更要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写。另外，上海的文学批评一直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历史上，有不少作家在未到上海之前还仅仅是一般的文学青年，但经过上海的文学洗练之后，就具备了大的文学气象。像沈从文就是如此。这些作家的成长，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催发。当今的上海文学中，与批评家有直接交流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有的作家之所以从“新时期”至今，一直有很强的写作欲望，与文学批评的刺激和启发是有关的。上海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比，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人员来自全国，通过大学这一输送渠道，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批评家不断充实文坛，而上海的作家来源大都还是限于本地。这是上海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人员构成的一个显著差异，各自的精神气象和社会影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