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10周年之际的中国对外贸易:质的变化、驱动因素与趋势_自由贸易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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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入世10年来,中国以坦诚务实的态度,如期并超额兑现了当年做出的承诺。WTO总干事拉米曾就中国入世表现给予“A+”的评价,中国加入WTO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外开放的坚定态度,市场准入的迅速扩大,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难得的外部发展环境,入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入世十年我国外贸发生质变

“十年磨一剑”。过去10年我国外贸发生了巨大的量变,结构也出现了新的质变。

总量连续翻番。入世之初,我国进出口总额刚突破5000亿美元,2004年过1万亿美元,2007年过2万亿美元,2010年接近3万亿美元大关,已逼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应该说,进出口总额连续攀升到新的“重量级”。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美国进出口贸易额达31896亿美元,仅比我国超出2100多亿美元,这一规模还不足目前我国1个月的贸易额。2011年上半年,中美两国贸易额差距进一步缩小到800亿美元。存量位居第二位主要是因为增量的迅速攀升。2001-2010年,我国外贸额增加了2.46万亿美元,美国、德国均为1.28万亿美元。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是美国、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图1 世界三大经济体贸易额(2001-2011年上半年,亿美元)

从过去10年外贸发展历程看,有5个质的变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顺差规模迅速攀升,贸易不平衡程度逐渐扩大。“十五”时期前四年(2001-2004年),我国外贸顺差每年保持在300亿美元左右,年度波动不大。2005年,我国外贸顺差一下子超过1000亿元,几乎是前四年的总和。2005-2008年,我国贸易顺差迅速膨胀,一度接近3000亿美元,超过德国列世界第一位。“十一五”后半程,在扩大进口、人民币升值等多种调控措施的作用下,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顺差增幅大幅减缓,比上年一下子减少近1000亿美元,2010年为1831亿美元,同比减少6.4%,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与欧美等传统市场双边贸易不平衡程度加深,顺差来源集中度明显增加。2001年,前10位顺差来源地的入围门槛为9.4亿美元,2010年这一门槛达120亿美元。入围门槛大幅提高,表明我国与单个经济体的不平衡状态加剧。

第二,两种贸易方式所占比重发生逆转,一般贸易取代加工贸易占据主体地位。“十五”期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一直高于一般贸易。但2008年,加工贸易结束了过去连续14年所占比重超过一般贸易的局面,至2010年,一般贸易比重超过50%,重新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比加工贸易比重超出11.2个百分点。

图2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所占比重(2000-2010年)

第三,贸易结构整体优化,出口进口大类商品地位进一步巩固。目前,我国贸易结构呈现两个60%的明显特征。一个是机电产品占6成。2001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为44.6%,高新技术产品17.5%,2010年两项指标分别达59.2%和31.2%。另一个是中间产品占6成。目前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贸易额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0%、60%和20%。

2001年,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方法,我国最大的出口类别是杂项商品(SITC第8类),比第二大类比重超过3个百分点。2010年,最大类别变为机械设备(SITC第7类),比杂项商品类比重高出22个百分点。最为明显的是自动资料处理机及其部件(SITC三位数商品代码752)出口比重提高了4.4个百分点,电讯设备及零件(764)提高了3.2个百分点。进口方面,10年来最明显的变化是初级产品比重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热离子管、冷阴极管(776)作为第一大类进口商品,进口比重提高了3.9个百分点,原油(333)跃升为进口第二大类商品,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

第四,私营企业贸易比重超过国有企业,各种性质企业均衡发展。2001年,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42.5∶50.8∶6.6,2010年调整为20.9∶53.8∶25.2。私营企业成为进出口的“生力军”,角色地位不断提升,出口比重由7.4%提高到30.5%,进口比重由5.8%提高到19.3%。2004年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使中国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能够广泛地参与外贸活动;2005年“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进一步为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外贸发展创造了更为公平的环境。个体私营经济无疑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体中具有增长潜力、对中国外贸发展影响深远的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内,个体工商户有望成为进出口的一支重要力量。

图3 我国各类企业进出口比重(2001-2010年)

第五,市场多元化战略稳步推进,新兴经济体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2001年,美德日在我国出口、进口的份额合计分别为41%、30.7%,2010年降低至34.1%、26.2%。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韩国跻身“第一梯队”。近年来,韩国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对中国外贸的意义甚至已经超出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韩国成为与中国外贸额超过2000亿美元规模的少数贸易国家或地区之一,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香港,是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国,反过来,我国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韩国成为最成功的以中国为市场拓展本国经济的国家。

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以来,传统发达国家在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不断降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不断攀升。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世界银行预测,未来几年内,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进口将占全球出口增量的40%。目前,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原料输出国和最不发达国家。2009年,美德日三国占到我国外贸总额的28.7%,传统的G7份额为34.8%,25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已占到30.6%。

上述5个方面的新变化,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要在今后的外贸规划编制、贸易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这些新情况,科学把握外贸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

二、五大驱动因素

过去10年里,到底哪些因素在外贸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结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

1.入世效应。这是我国外贸飞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入世过程就是一个关税、非关税壁垒不断降低或消除,贸易政策趋于自由化、透明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些变量因素对于我国外贸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2001年入世之初我国进口关税高达15.3%,2010年已经降低至9.8%,若考虑贸易结构因素,2010年我国加权关税水平仅为3%左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关税水平。制定、修订、废止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为各类主体创造了平等公正的法律环境。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也全部取消。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力度和范围空前,有力带动了商品流和资金流。

2.强势贸易政策。针对优化贸易结构、改善贸易收支状况、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等,过去10年是我国外贸、外资、外汇、外经、外债综合施策,出台措施最为密集的一个时期。特别是为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大幅度扩大出口企业信贷规模;出台中小企业援助计划;本币贬值;推动进出口贸易便利化;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发展;开发新市场和促内销;启用贸易保护条款,等等。比如,在应对危机的非常时期:①上调了钢材、钢坯出口税率,下调了国内市场紧缺的能源、小麦、大米、大豆等资源性产品税率。②先后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产品,特别是对纺织品、服装行业先后3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历史最高水平。③从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中剔除1730个十位商品编码,涉及出口额约300亿美元;从禁止类目录中剔除27个十位商品编码,涉及约15亿美元,占禁止类总金额的30%;暂停大部分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减少企业年资金占压近200亿元,减少企业利息支出近15亿元。④扩大外贸发展基金支持范围。⑤颁布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同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约6500亿元的人民币互换协议,促进双边贸易往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中央财政资助了330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等的贸易融资支持等。

特别要说明的是,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促进贸易增长、提高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五”期间,我国出口退税1.2万亿元,“十一五”期间退税2.9万亿元。10年里,外贸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2010年,全年出口退税7327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3.量增价升。这是外贸飞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过去10年里,大宗商品普遍经历了价格快速上涨的变化过程,国际石油价格从2001年的30~40美元左右一度涨到2008年7月的147.25美元,达历史最高价格;铁矿石进口平均价由每吨25美元涨到128美元。“十一五”初期,出口价格总体涨幅超过进口价格,2008年受国际原油、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我国进口、出口价格总体上涨15.8%、8.6%,对当年进口额、出口额增长贡献了很大份额。从具体商品来看,举一个例子,中国钢材进口单价接近中国出口钢材平均单价的2倍,也远远高于美德日水平。

4.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入WTO之后,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新起点。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以来,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从无到有,稳步推进,取得良好开局和积极进展。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正在或已经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磋商建设14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初步构建起南北齐进、东西两翼齐飞、多层整合、全方位放射状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已签署生效并实施的有8个,正在谈判的有6个,处于官方联合研究阶段的有3个。

建设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利益在于通过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服务贸易自由化等,使我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组合。一是有利于拓展贸易发展空间。我国与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外贸增长在企业减负、市场准入扩大的基础上,普遍实现“两个高于”:高于整体贸易增长水平、高于协定签署前的双边贸易增速。比如,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头两年,我国对智利出口增速两倍于同期总体出口增速。2009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2130亿美元,提前3年完成2000亿美元的目标,东盟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自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初至今,贸易增量超过中日、中韩、内地香港、内地台湾。二是贸易结构得到优化。机电产品、船舶、钢铁、针织服装、陶瓷制品等优势产品在我国对自贸伙伴出口所占比例逐步提升。三是有利于保障资源供应。随着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国际资源的进口依存度逐步提高,甚至超过50%。譬如澳大利亚、巴西是世界上铁矿石资源的主要生产国;中东、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亚洲的印尼等国家是我国石油消费的主要来源地。和这些资源大国商建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建立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供应渠道,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是有助于化解国际贸易争端。很多自由贸易协定一般都规定了反倾销措施不再适用于对方。通过发展自贸区,我国已推动21个自贸伙伴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自贸伙伴对我国动用贸易救济措施也呈明显减少趋势。

5.外贸体制改革。这是外贸飞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标志着对外贸易进入了体制性开放阶段,即由过去有限的市场开放、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以试点为特点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与贸易伙伴的双向开放、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原则融入中国经济制度,商业环境更加开放并可预见,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加快改革,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调控体系逐步建立,进口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市场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化。比如,随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出台,2004年7月1日起,中国对外贸易经营权最终彻底放开,对外贸易经营者开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为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活力。

三、发展趋势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作一个最为保守的估计,即每年2500亿美元贸易额的增量,“十二五”我国外贸总额将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上述五条驱动因素在“十二五”期间能否继续存在?新的1万亿美元从何而来?搞清楚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下一步外贸发展形势,为科学制定外贸政策奠定良好基础。

首先,这是一个后危机效应和入世后效应叠加的特殊时期。“十二五”期间,入世政策效应在逐步减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将持续。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来势猛、冲击大、影响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贸增长的国内、国际环境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从国际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复苏仍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融资环境没有明显改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盛行,都将对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从国内看,国内开放水平与风险程度在同步增加:关税总水平不断下降,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部取消,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一些国家频频对我国纺织品、鞋类等产品发起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出口这些产品的企业,还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就业造成重大影响。

其次,中势贸易政策是我国外贸政策体系的主要取向。“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将处在由短期应急向长远发展的过渡时期,在强势贸易政策上,可以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势贸易政策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趋向。这种近乎中性的贸易政策,是经济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发展的主导趋向。其并非意味着在短期内全面取消鼓励出口政策和全面取消进口保护,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是在特定情况、范围和时期内,仍然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必要的鼓励政策和保护政策,但绝不是采取无管理的完全自由化,更不是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

第三,外贸成本处于快速上升期。入世以来,我国国际地位迅速崛起,平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强大的担忧。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与其政治利益的交集在缩小,政治障碍无疑增加了外交难度,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加大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再加上,外贸发展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约束强化、贸易环境严峻等因素的困扰。这些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未来外贸发展的中长期增长率。与此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很大。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2005-2010年,本币分别比上年末升值2.56%、3.35%、6.9%、6.9%、0.1%、3%,这对部分中小企业出口影响比较大,对大量使用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行业和企业比较有利,但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大宗商品进口定价权,往往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商品,什么商品价格就飞涨,这对我们极为不利。

也要看到,我国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中间产品及零部件贸易等新的外贸增长点保持良好势头,显示性比较优势继续提高,外贸发展正在逐步纳入向贸易强国转化的通道。

综上所述,“十二五”时期,上述新的质变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相反还会不断强化。外贸既面临着波动震荡的影响因素,也面临着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具体走势取决于两方面的较量和平衡。

四、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要充分考虑外贸领域的新变化,着力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第一,给予一般贸易更多的支持。随着我国产业、技术优势的不断提升,贸易方式将以一般贸易为主,扩大一般贸易出口、逐步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迈向贸易强国的重要战略措施。要以“创品牌、深加工”为主攻方向,重点推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加快发展自有出口品牌和知识产权。制定优先贸易伙伴出口行动计划,下大力气开拓南亚、中亚、南美、东欧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带动一般贸易出口的发展。在企业融资、市场开拓、人才管理、技术引进、信息服务等方面,对一般贸易给予特别支持帮扶。

第二,力争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定价权。以加大勘探力度为基础,拓展大宗商品的进口来源地,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境外开发投资力度,提高国际资源控制能力。通过实施跨国并购、海外投资开发、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与外方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立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以增强谈判能力为核心,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建立资源利益共同体,建设长效沟通交流机制,减少短期利益矛盾,增强国际谈判合力。尽快健全期货市场,完善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最终获得国际市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以完善市场秩序为手段,进一步提高大宗商品进口资质的准入门槛,引导生产规模与库存能力、进口数量相匹配,避免两种国际价格所导致的超量进口。

第三,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贸易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平崛起进程加快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下,贸易摩擦又处在一个“集中爆发期”。往往是经济高速增长期,贸易环境相对好一些,2003-2007年世界反倾销数量1011例,比1999-2001年总和还要少。应该说,“十二五”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全球贸易摩擦数量预期将处于较高水平。要密切跟踪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信息预报,防范相关国家以贸易技术壁垒限制我国商品出口。同时,要引导企业将营销重点从价格竞争转到质量竞争的轨道上来,帮助企业合理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

第四,采取综合措施促进贸易平衡。坚持“稳出扩进”的原则,出口方面,不能轻易改变扩大出口的既有政策,保持“高出”是现阶段外贸发展的第一要务。要继续对出口产品给予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增强其出口竞争力。继续对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适当微调出口关税率,降低或逐渐取消对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口方面,建立良好的、常规的采购机制,适当增加石油、棉花、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要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重点节能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急需或必要的设备,集中大规模采购。完善进口贸易资金支撑体系。强化重点产品进口管理。提高进口便利化程度。建立政府主导,政府部门、驻外商经处、社会中介组织及企业共同参与的外经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形成进口调控的整体合力。要千方百计支持私营企业进出口,要对信誉良好、国际经验丰富的私营企业优先提供进出口信贷支持,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节约汇兑成本,推动我国外贸实现多种市场主体的均衡协调发展。

第五,全面塑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主要有5个努力方向:要将对外贸易与对外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合作综合考虑,避免单打一,综合采取构建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全面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以投资带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适用技术输出,加大技术装备和短缺能源资源进口规模,更加平衡地发展双边贸易。加强我国与巴西、阿根廷、印度等主要国家的经贸混委会机制,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和经贸争端问题。要选择一些主要资源输出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区,最大程度上实现“贸易创造”效应。充分运用各类多边合作机制,与新兴经济体一道,逐步提升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第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磋商双边自由贸易区实践中,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把自由贸易区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坚持立足亚洲,跨越洲际;坚持互补性竞争原则;坚持整体规划,梯度参与,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谈判。在选择贸易伙伴方面,借鉴东盟“10+1”的战略举措,在亚洲组建或参与更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要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困难重重的情况,优先建设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在选择谈判模式方面,对于一些在我国贸易、投资中举足轻重的伙伴国家,可以采取分别签署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协议的谈判模式。对于一些在某些区域主导性和示范性作用强,又在我国贸易、投资中具有“边际”性质的国家,可以采取签署内容全面的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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