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站在新世纪的门口——九十年代上海文学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新世纪论文,文学论文,上海论文,门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政治、精神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带来了一个文学多元、分流的充满生机、五彩斑斓的新局面。90年代文学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一统天下，号令诸侯”的。文学家们在忙乱、浮躁、令人晕眩的时代场景变化中，不断丰富着自己，改变着自己的书写方向和文化策略。这是一个文学上众声喧哗、杂语狂欢的时代。整个文学呈现出一派极不稳定的生机和面目模糊的活跃。
城市的变革、迁徒、建设，令人兴奋也不无遗憾。它唤起了作家们书写城市、为城市历史性变迁勾勒肖象的浓烈兴趣。
首先是关注处于“正在进行时”的城市和城市人。90年代，上海人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元、分流，工作节奏繁忙紧张，给文学创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现象。在文学遭受冷遇之际，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1991)和由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小说以5个远在云南的知青后代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为线索，将知青的历史契合到转型期城市现实生活之中，一方面开拓了后知青文学的巨大创作可能，另一方面真实地展示了上海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传达了底层百姓的伦理、情感诉求。叶辛的创作关注人物情感、命运，擅长故事情节编织，语言畅晓生动，叙事流畅明快的特点在小说中表现得极其充分，给读者带来了阔别已久的真正感动和情感冲击。俞天白的《大上海的沉没》(1988)在80年代末已经敏锐地预感到这座城市跃跃欲试的野心和躁动。他以尚未拆迁的石库门生活为底色，塑造了一批将在未来生活中充当主角的大大小小的“冒险家”，特别是可能主宰城市命脉的金融界人士。他们身上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敢于出击、冲撞，毫不掩饰的对金钱的欲望，和由此产生的精明能干、冒险精神。对于现代城市经济命脉的金融业，这位作家情有独钟，在90年代又接连创作出版了《大上海漂浮》(1994)、《大都会》(1997)、《金环套》(1996)、《大赢家》(1999)，从各个方位展现了从证券公司的新大亨到职业炒股手兴衰沉浮的命运。这些作品总的来说，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场面宏大气势壮阔，比较真实地显示了90年代上海生气勃勃的形象，另一方面因为信息过于密集而叙事不够畅达，因为过于看重史诗性的宏阔而头绪稍嫌杂乱，因为写作过于急迫而有欠提炼，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但其对金融业的熟悉和材料积累的丰富，是文学界极少有人可比的。整个90年代上海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其变化速度之快，使许多生活现象都变得稍纵即逝，使每个人都很难置身其外。对于作家来说，这是难得的良机。赵长天早在80年代就以热切关注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天门》(1988)引起广泛关注。进入90年代他先后创作完成长篇小说《伽蓝梦》(1991)、《天命》(1993)、《不是忏悔》(1995)、《肇事者》(1999)。这些作品真切地纪录了当代人生活观念的变化和社会转型期中价值观念的冲撞，塑造了在新的生活面前，价值观念情感领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而内心却充满恍惚、恐惧的“好人”形象。尤其是《不是忏悔》表现了中年人婚外情感丰富的社会和人性内容，以及情感要求和社会环境之间略带荒唐的冲突和妥协。小说一改他以往创作过于理性的局限，写得真切而有激情。陆星儿则一直思考着当代职业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命运，女性的价值、情感实现和为这种实现而付出的代价。中短篇小说集《天生是个女人》(1990)、《一个女人一台戏》(1991)，以文学形象集中地贯穿了她的思考。作为老三届一代作家，她还热切地关怀着同代人的命运。《精神科医生》(1993)反映了老三届的当代命运，既任劳任怨承担起社会的中坚又不被人们理解，既想追随时代节律又确实力所不逮的人生现实。《我儿我女》(1999)则是她80年代电影剧本《女大学生之死》的姐妹篇，反映了现代教育对童心的压迫，塑造了一个矢志教育改革，把关爱送到学生心里去的理想主义的女教师谭佩佩。她的创作动力经常来自于直接的社会采访和调查，渗透着急切强烈的人文关怀，其作品最感人的地方是她的始终如一的激情和关爱，在艺术上有时显得“赶”和“粗”。和她一样，王小鹰的创作也经常是来自“深入生活”。她80年代初期的创作虽然大都取材知青生活，但其气息却是小家碧玉式的闲愁、清纯、儿女情长，文字也典雅，可以看到她喜欢的越剧的风格和川端康成唯美主义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中篇小说《一路风尘》以后，一方面她的视野开阔了，她的创作走出闺房和小姐妹的小天地，更多地关注起周围生活的巨变和巨变中人们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这种被评论界认可的“进步”，她失落了原有的风格。在90年代，她继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1988)后，又接连完成了两部各40万字上下的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1993)和《丹青引》(1997)。在浮躁成为时代情绪的时候，王小鹰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上海作家总体受时代情绪干扰较小，潜心致力长篇小说创作的精神素质。《辩护》和《相爱》场面大、人物多、头绪繁，显示了她表现当代生活的创作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散点透视的长卷式的叙事结构。长篇小说《丹青引》借无极画派的兴衰刻画了名利场上近乎无法超脱的激烈和争夺。夫妻关系、师姐师兄关系、恋人关系、师徒关系、画家画商关系，社会、文化、艺术、政治中一些深层次的表现，被作家网络而立体地显现出来，文化和艺术的光环在卑微欲念的烛光下荡然无存。她摆脱了业已习惯的单纯和善良，用一种更深邃的眼光看取社会、人生和艺术，特别是人性深处的复杂和焦虑。在叙事上，小说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和当代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全书节奏紧凑，悬念叠起，人物饱满鲜明，让审美趣味变化不定的当代读者欲罢不能。这是新时期上海作家在90年代纷纷寻找自我突破而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作品。《丹青引》和竹林的《女巫》、王安忆的《长恨歌》堪称90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90年代城市生活的深刻变化在最寻常的百姓生活中也激起了持续不断的涟漪。在工厂终于成为文学弃儿时，殷慧芬却在机油的芳香中燃起了文学的梦想。中短篇小说集《欲望的舞蹈》(1993)，以交织着温馨而苦涩的笔调，记录了上海城乡结合部工厂小姐妹在机器的背景下所经历的忧伤、艰辛的情感发育的故事。工厂在她笔下不再是60年代的空洞的辉煌和壮丽，而是令人伤心又不无神往的精神家园，有了一种感伤的埋葬了青春的浪漫和诗意。中短篇小说集《屋檐下的河流》(1997)，展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不仅包含了原来的创作母题，而且扩展到石库门在几十年中的变迁和正在出现中的“新人类”、“新人群”的情感。前一类作品相当从容出色，积淀着厚积薄发的情感，后一类作品则显得有点浮光掠影。90年代上海冒出了一批年纪并不太轻而一出手就显得相当成熟的作家。除了殷慧芬，还有沈嘉禄、徐惠照、王周生、王晓玉等。沈和徐的文学视点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沈嘉禄在90年代先后写出《东边日出西边雨》(1994)、《被收获的青春》(1994)、《寒夜醉美人》(1998)，这些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家对真正意义上三教九流底层市民生活的稔熟，特别是上海弄堂口、小饮食店的风俗人情。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经常是从一个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市民后代眼中看出去的，不甚理解却实实在在。叙事风格令人想到白描的上海老城厢熙熙攘攘的风俗画。徐惠照创作不多，中篇小说集《闺中少人知》(1998)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作品。她擅长写生活在弄堂里的单身女性内心的美丽和苦闷。她们虽然年纪不小，却常常因为自己的善良和执着的纯情而一次次遭到生活的欺骗，最后耽误和荒废了青春。小说笔调凄迷、哀婉，语言也相当工丽。90年代，上海作为一个在全球再度崛起的最有活力的国际化大都会，经济急遽向世界接轨，产生了许多全新的职业和阶层。陈丹燕的中篇《吧女琳达》等和唐颖的“丽人公寓”系列，还有90年代后期在文坛浮出水面的女作家如赵波、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大都锁定在白领职员、奥菲斯小姐、发廊女、吧女、有钱人包养在豪华公寓里的“金丝鸟”，奔波在故土和上海之间的外商、台商和港商，在上海打工的男女各式人等……构成的庞大的新市民群落。这些新人群不仅给几十年未曾变化的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而且也创造了我们文学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冒险、刺激，不可压抑的物欲和感官享受的强烈要求，巨大的变幻无定的生活落差，物质生活的充裕，生活节奏的忙乱与情感、心理的空虚，极度的追求与追求失败后的失落、绝望，都在她们的作品中有着深度不同的表现。90年代后期上海出现了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除了把眼光投向外在的新市民外，自己也经常选择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经常把一些纯粹的私人经验通过“私人化写作”而公共化。这些作品质量是相当不稳定的，既有显露才华的实验性作品，也有搔首弄姿相当做作的文字，还不乏媒体、刊物的商业性炒作的成分。其中比较清新自然，天份和修养都比较好的是潘向黎。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无梦相随》(1998)大都以极有教养的青年知识女性为主角，笔致轻盈灵动，透明如水彩画。风格上有点像李清照前期的小令，散发着一些透着现代气息的薄薄的闲愁。难得的是她的创作典雅之中显出率真，没有某些女作家的做作。在文学反映当代生活，把80年代现代主义手法融进现实主义，再度向着现实主义回归的浪潮中，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作家是彭瑞高。他的小说集《本乡有案》(1997)像他80年代的创作一样，仍然着眼于江南水网地区，但关注的生活大都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干部队伍的作风腐败和对腐败的惩治。作品大都用经过提炼而显得韵致生动的江南方言写成，文风上有着农民土里土气的幽默，直率得有时甚至带点粗鲁、粗野，读了让人痛快淋漓。他是上海难得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乡土作家，从创作特点来讲有点象沈从文。
从90年代新潮小说全面退潮的大趋势中，仍然有个别作家在继续着文学的实验。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有来自嘉定的青年女作家须兰的《须兰小说选》(1995)。小说在想象中虚构着各个年代的历史故事，加工着从老人那儿“听来的故事”，仿佛红檀板响在那些历史的月黑风高的深沉夜晚，听来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意味。这位90年代初露头角充满了想象和才华的青年女作家90年代后期渐渐消声匿迹，象另一位嘉定的文风极其苦寒奇诡的作家陆棣，在80年代末完成《陆棣和猴子及阴阳人的传说》(1992)中一系列极为难读的作品就在文坛息影一样。
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最早开始了留学海外的浪潮，也是大陆留学欧美学生最多的城市。上海的出版界最早敏感到这一文学潮汐。《小说界》在留学生文学初露端倪尚未成气候的1983年就开始倡导，并在1986年开辟了留学生文学的专栏，1988年和美国留学生文学社团晨边社分别在纽约、上海召开专题文学座谈会，为这一文学潮流推波助澜。走出国门的上海作家蒋濮、王周生、刘观德、周励等陆续创作了《东京没有爱情》(1995)、《陪读夫人》(1993)、《我的财富在澳洲》(1991)、《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这些作品从各个层面展现了上海人在海外甜酸苦辣的奋斗经历，在异国他乡的文化冲突、心灵落寞。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留学生文学出现了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1995)、卢新华的《细节》(1998)，反映了留学生回国后，作为一种文化边缘人的独特思维冲突。这些作品80年代开始主要是作为上海人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其中《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因为过度的商业炒作和浅薄的过于自我陶醉的价值理念而产生过较大的争论。在90年代才摆脱了它粗糙的准报告文学的形态，从《我的财富在澳洲》开始，渐渐显示了文学形态的成熟度。
上海文学追忆的逝水年华并不遥远。这是站在今天对30年代的回眸。在回眸中，一个多少属于被文学和历史学家虚构的繁华梦出现了。最早参与这一现代神话的是程乃珊的《蓝屋》(1993)、《女儿经》(1988)、《金融家》(1990)。这些作品开始以仿佛亲历的稔熟，以婉惜和失落的口吻，讲述着旧上海上流社会的故事，包括80年代尚在绝迹90年代重现的那些香水、唇膏；后来作家干脆抛开了现实的支点，直接进入了旧上海金融家的家族发迹史。孙
则在《雪庐》(1990)、《烟尘》(1996)、《门框》(1999)中，追溯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逐渐从近代走进现代走向当代的艰难的人生和心灵历程，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中经历的磨难曲折。但是，作者照顾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笔墨过于省俭，叙述过于顺畅，而缺少展开内在心理冲突的描写。而且历史跨度过于宏大，常常显出形式对于内容的力所不逮来。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和女性题材创作的陈丹燕以非虚构文学的样式重构着昔日的海上繁华梦，并将这些文字收集在《上海的风花雪月》(1998)一书中。她以女性的细腻温柔耐心，在大街小巷每一座有点历史气息的房子前停下，一点一点地发掘着尘封着的历史遗迹，让怀旧的心找到浸泡的酒液。她最了不得的是，在沪上名流的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支撑上海都市文化星空的一种气质和风骨。怀旧的动力，也来自上海快速自我更新的历史时期恰好和世纪之交习惯性回顾的心理情绪相吻合，同时也因为上海90年代的开拓发展，急需一笔从历史中发现的精神资源来支撑和参照。但是中青年作家的文学追忆，经常流露出小布尔乔亚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过于热烈的对虚幻神话的依恋，以及由此产生的轻飘感。听不到为了营造这种乌托邦其背后的沉重和来自底层的沉重，因此显得风格有些单调。这里有美学气质的因素，更有人生阅历的原因。这缺憾只能由熟知生活另一面的开始步入老年的作家来弥补了。毛炳甫以自己童年的屈辱写成《算命纪事》(1991)和李伦新的《梳头娘姨传奇》(1994)，虽然是通俗小说，但不以低下格调媚俗，而是以厚实沉重的生活和生命底色，揭示了被美化过的记忆所忽视的历史内容，令读者凄怆动容。风格上相接近、艺术上更完整的还有王晓玉的《阿花·阿贞·阿惠——上海女性》(1993)，写了底层三代女性，从旧社会到改革开放的承接过程中的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人生经历。其中尤以《阿花》写得出色。在山东路上倒马桶的目不识丁的女子阿花的刚烈、柔情，她对棋士洪剑春生生死死半世纪的眷恋而不开花结果的爱情，在作家笔下表现得回肠荡气，充满了对民间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她的长篇《紫藤花园》(1995)虽然设置在沪上豪门大宅盘根错结的家族矛盾背景上，但漫长历史变迁的重心却仍然落在了敢作敢为，独立支撑一个大家族半个世纪的丫头紫藤身上。小说艺术上比《上海女性》少了点锐气多了几份成熟和精致。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是重体力劳动，它需要的不仅是才华，还有旺盛的写作体力。尽管如此，90年代依然出现了两位老作家的长篇力作。一位是大器晚成的寒波。这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在退休后专心从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版了《龚自珍·怨萧狂剑》（1992.4，41.5万字），《李商隐·昨夜星辰》（1992.4，25万字），《李鸿章·西风残照》（1992,4，39.2万字），《韩熙载·红粉金戈》（1991.5，31万字），《刘鹗·老残遗恨》（1995.8，35.3万字），《石达开·天朝悲歌》（1995.12，32.3万字），《张骞·状元天地》（1996.10，25万字），《梁启超·公车上书》（1996.10，26.5万字）。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旧瓶装新酒”，以扎实的史识和艺术功力，展开宏阔的想象，又吸收糅进了新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典雅流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风格上既古雅又通俗，既有文学性又有可读性，成为和台湾高阳、北方二月河相并峙的历史小说创作大家。将军出身的老作家陈沂以83岁高龄完成了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74万字长篇小说《白山黑水》(1995)。小说以他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在白水黑水之间展开的这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特别是以尊重历史的精神，塑造了敌我双方的高级将领，其中作为我军东北统帅的林彪其人物塑造尤其生动形象真实。
90年代，作为一个世纪的结束，在人们纷纷怀旧的时刻，冷峻的反省是必须的。竹林长篇小说《女巫》(1993)，展现了江南农村须家宅从抗战到改革开放的漫长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民间社会奇诡神秘的宗教文化和女巫的世代冤仇复仇交织，人的世界和巫的世界彼此交响。小说容量很大，一个世纪以来，在沉重的封建桎梏下，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变迁，中国农民挣扎、中国农村演进的艰难，尽收眼底。小说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的完整性上，都达到了竹林创作的新高度，是当代中国长篇的重要作品。在王安忆9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作品中，《叔叔的故事》(1990)有着重要的意义。小说的母题来自传统的两代人“我”和“叔叔”的代际隔膜和认识。小说强烈的针对性是已被虚构、被英雄化、神话化的上代人“叔叔”的人生传奇和故事。这是一场两代人无形的心理对话。“我”不断地追寻又不断地否定，不断地认识又不断地追问着叔叔的“历史”。这是运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消解历史的一个文学范本。小说预示了90年代，往昔令人晕眩的神话光环的消解，并且一切将重返世欲的趋势，深刻而新颖。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1995年连载《钟山》，1996年出版），则是对一个城市行将过去世纪的稍稍提前的“总结”。小说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城市女性。从40年代的上海小姐到80年代的死于非命，她作为一个小人物背后衬托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大历史。她的个人命运史，却典型地成了这座城市的命运史。小说和40年代的张爱玲小说遥相呼应，但无论是规模气势和对城市穿透的力度还是艺术整体水准，却已经超过了前者。小说关于上海弄堂的数万字工笔画式的细致描写，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最精彩最经典的文字。虽然小说发表在90年代中期，但在事实上，可以被视作一个世纪上海新文学的掩卷之作了。
90年代读者阅读趣味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瞬息万变的世情，面对无法把握理解的命运，面对剧增的心理压力和无情的生存竞争，读者浮躁不耐烦。他们需要絮语、唠叨、闲话，需要文字使他们疲惫不堪的身心得到一次抚慰和超脱，哪怕这些抚慰是麻木的虚伪的。出于商业需要，报刊杂志纷纷开设相应栏目。巨大社会需求量，使散文特别是随笔成为90年代最为时尚和流行的文体。在散文随笔作家中，最有份量的是老作家巴金、柯灵、黄裳。巴金90年代依然在写他人生最后一部总结性的大书《随想录》。他呕出心来给读者的文字，已经到了“至法无法”炉火青纯的境界。在许多年轻作者把散文随笔作为“口水文章”随便写写的时候，柯灵的散文树立了一种严谨写作的大家风范。他晚年创作的《龙年谈龙》、《梦中说梦》、《戏外说戏》，在意境的开拓、见识的睿智，在对汉语词汇选择使用的苛刻和自由方面，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回看血泪相和流》(1991)写老夫妇“文革”中相濡以沫，感人非凡，6000余字竟耗掉了这位年逾八旬老人一个半月的心血。黄裳的散文主要是书话，儒雅博识，透发着书香墨韵，文字典雅平实。与之相类似还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的读史和美食文字，书卷气与名士气相间。此时，学者专家、作家、诗人、记者、电视主持人……几乎都介入随笔写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余秋雨和赵丽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1992)，以黄钟大吕式对历史文化极具扩张力的占有和沉思，使散文“承载起了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王安忆语）。尽管不断有人就他对史实的某些粗疏提出批评，但毕竟开启了散文创作中少有的追求美学上崇高的风范。在小玩意、小摆设、小动作、小感觉、小男人、小女人散文推向极致的时候，《文化苦旅》为散文随笔写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赵丽宏《岛人笔记》(1993)以悲凉的心态、心如止水的笔调和《世说新语》开创的“笔记体”文体，记录了“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世俗人情，读来令人怆然涕下。在散文随笔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有一大批才情勃发、能量和产量极高的女作者：周佩红、陈丹燕、朱蕊、潘向黎、素素、南妮、赵波——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她们活跃的身影。她们中有的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有的写作相当随意，水平也常常有大起大落，有的几乎什么都能写。一般来说，她们的写作比较入世，比较感性化。也有的随笔则更是津津乐道于男女私情、商业社会的物质享受，比较切合世俗的小市民口味，除了文字娴熟，格调并不很高。新露头的极有个性的男性随笔作家有沈嘉禄、彭瑞高、马尚龙。沈嘉禄的随笔象他的小说，有着趣味较高的带点文人气的市民气，文字相当老辣。彭瑞高则是脑袋始终沾着泥巴的城里人，在随笔中很好地把自己定位为他人无法替代的农民和劳动者的代言人。他也是一位文字相当有功力的作者。马尚龙也以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批判者的形象出现，他冷嘲热讽，有时显得机智，有时则表现得轻飘流俗。但总体上看，90年代散文随笔的繁荣，数量庞大，精品不多，多少有点“泡沫文化”的味道。
上海的文学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是上海文学中最具全国影响的文学门类和文学群体。
上海文学在80年代前期即已形成了一个全国最完整、最有凝聚力和创造活力的批评队伍。其中老一代批评家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蒋孔阳……始终宝刀不老，以渊博的学识、成熟大气的智慧和不输于年轻人的探索勇气，驰骋在文学批评的前沿，不断有闪烁着新见的著作问世。王元化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文学沉思录》(1983)、《清园夜读》(1993)，学贯中西，文风冷峻，逻辑严整，形式严谨，渗透着思辨的力量。在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年批评家中，陈伯海的宏观文学史研究，徐俊西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李子云、周介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思潮的把握，还有潘旭澜、邱明正、王纪人，很好地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上海的中老年一代批评家思想解放，作风开明，对青年一代批评家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上海的青年批评家群体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上海良好批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最重要批评群体。80年代有吴亮、程德培、蔡翔、毛时安、许子东、陈思和、王晓明、朱立元、王文英、花建、夏中义、宋耀良、南帆（后去福建）、殷国明（后去广东，90年代又回上海）、杨文虎、邹平、李劼、朱大可、李振声、戴翊、吴俊……90年代则有郜元宝、张新颖、杨杨、薛毅、王宏图、包亚明、屠友祥、陈引弛、严锋……同时还有巳届中年的文化学者顾晓鸣、许纪霖、朱学勤等不断介入。形成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蔚为壮观的局面。他们和中老年批评家们一起，面向文学、面向未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方法、新的批评文体，在当代作家作品思潮的评论、现代文学的价值重估、文艺理论、西方美学、文艺创作心理、文艺社会学等各个批评领域，进行了富有生机的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提供了一大批给文学创作以有力刺激和启发的成果。
1979年4月，《上海文学》以编辑部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为文艺正名》。文章从正面批驳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长期统治着文学界批评界的文学观念，从理论上根本上清算了长期以来极左文艺路线的错误，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文章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属性、功能，就是“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而不是长期以来认定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文章理清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辩证关系，为文艺创作繁荣的多样化发展打开了理论通道，为党在新时期纠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错误观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的提出，作了有力的理论铺垫。“为文艺正名”在全国引起了长达半年的争论。
1985年在全国掀起的文学批评引进“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方法的热潮中，上海批评家卓尔不群，清醒地认识到，方法对于批评的拓展，同时方法特别是科学主义的方法，必须和文学本体结合，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方法，不能生硬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更不能把丰富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文学简单地纳入各种方法的模式中。对于当时流行的“两重性格组合论”、“主体论”，上海的文学批评家也大都保持了自己清醒、独立、客观的立场。
也是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思想背景下，1988年下半年《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专栏特约青年文学史家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专栏问世，该刊即在第4期的《编后絮语》中明确指出，创办的目的在于“用当代眼光返顾历史，从昨天中抽象归纳出一些对今天乃至明天文学创作发生作用的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新东西，避免今后再发生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充分注意到历史当代性的全部复杂内涵，避免简单化就事论事地‘唱反调’”。这个栏目持续了一年半，于1989年底结束。栏目选择的论题有两类，一类是有定论的作家作品，如《子夜》、《青春之歌》，赵树理、柳青、丁玲、何其芳、郭小川、郭沫若等。通过对这些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的再认识，引发对创作规律的文学沉思。另一类是应该注意而未被注意的文学史问题，如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作用，姚文元的“文艺批评”。这些课题不仅带有一定的开拓性，而且具有重大性和涵盖性。“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仅得到了广大中青年批评家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许多老一辈批评家的赞赏和认同。全国各地媒体迅捷作了广泛报道，冲击了定于一尊的文学史观，对于文学史的建设、史学观念的多元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两位主持人为此和编辑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栏目尽可能地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应有的水准。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在处理正面与负面、肯定与否定、历史性与当代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上，出现了倾斜，没有摆脱简单的线性思维，没有充分考虑到事物复杂的因果关系。
90年代，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的伦理规范、价值体系失衡，新的又未确立。对急速转型缺乏必要和应有思想准备的当代社会，一时间产生了“瞬间休克性”人文危机。上海批评家最早对此作出了敏感而严肃的学理反应。1993年6月《上海文学》率先发表王晓明与几位青年学者题为《旷野上的废墟》的对话，严厉批评了文学没有信仰，没有社会责任，自娱、媚俗，调侃一切，“以废墟嘲笑废墟”，走向虚无主义的做法。文章以强烈的学术激情呼吁面对人文精神的危机，重建人文关怀。嗣后，《上海文学》第7期又发表了陈思和与青年学者题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的对话，继续深化了这一命题，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面前严肃的人文关怀。不久，北京的《读书》杂志又以对话形式，连续发表陈、王等人的观点，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发生在90年代，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文化思潮，关系到世纪末的精神选择、文化走向和一个民族的人格建设、价值定向，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参与意识的学术文化命题。这一思潮的出现表明，随着社会转型，上海的文学批评正在经历一场从经院走向民间，把文学批评泛化为更具介入意味的文化批评的学术转型。
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狂欢”作为一种时代特征对文学发展的贯穿。如果说80年代是从思想狂欢到形式狂欢的话，那么，90年代是一个文学众声喧哗，杂语狂欢的时代。不仅人们的文化消费趋于多元，文化价值趋于多元，文学自身也趋于多元，于是我们听到在各种文学观念影响下的各种文学，争相发出彼此对立、彼此矛盾的声音。这是一个什么声音都有，却什么声音也听不清楚，任何一种声音都被其它各种声音包围、淹没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学秩序混乱却充满着发展生机的时代；这是一个选择机会太多却无法正确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学渐渐边缘化却由此争得了自由空间的时代；这是一个自说自话，谁都在争夺话语霸权却谁也不拥有话语霸权的时代；这是一个虽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却最终还是50年当代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若干年后回顾，也许这就是上海文学、中国文学走进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标签：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上海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艺论文; 丹青引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