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环境论文,缘由论文,学科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007-06
撰写这个题目的缘起，得自于二十世纪末与一位美籍华人的谈话，他说在美国学术界，当下最受关注的热点莫过于环境史，并且有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环境问题越来越关心。笔者由然而产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环境史会受到如此关注？环境史研究在当代学术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一、为什么环境史成为学术热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环境史的论著与日俱增，通过百度点击“环境史”词条，竟然达到近20000条，而期刊网上的论文难以卒读，出版的著作举不胜举。为什么环境史成为学术热点？笔者认为，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兴起有两个明显的原因：
其一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从表面看，环境史关注的是环境的历史，其实不然，环境史关心的是人类史，并且特别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史。如果审视环境史研究的题目，不难发现大多数学术成果不是关注人类对环境的美化，而是对环境窘迫与恶化的担忧。换言之，环境史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环境问题就提到了人类关心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环境已经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环境问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消耗过度，另一方面是环境污染过度，长此以往，人类将无法生存。环境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社会的进步。环境史最终落脚到对人类的自我终极关怀。因此，对环境的关心，本质上是对人类本身的关心。环境史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类生存史的研究。
从环境史这门学科的兴起来看，这门学科的兴起缘于人类的责任感。任何一门学科的勃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高国荣在文章中曾谈到：“环境史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的，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互动关系。环境史在美国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关于环境史学的理性阐释，即便在美国，成果也非常有限，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美国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也各不相同。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美国学者纳什提出的。他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提出：环境史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由此可见，美国兴起环境史热的原因在于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回应，是对环境保护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类生存的担忧。事实上，在美国的环境史著作中，不论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还是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都把环境放在被关怀的位置，体现了人类的高度情怀。
其二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当代学术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如果追根寻源，不难发现当代的一些学科早已孕育在古代的其他学科之中。环境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走出来的新兴学科。在以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研究环境史，把环境史当作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学者朱士光曾经倡议：从事历史地理学的学者要开展人地关系的研究，应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对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1]
环境史的兴起，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是学术的反弹与补课，或者说是“还债”。从学术史轨迹来看，环境史研究一直是最为薄弱的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家热衷于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忽略环境史。有的学者担心过于重视环境会犯地理决定论的错误，于是环境史研究被搁置在了一边。随着国外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随着中国学术的全面开展，环境史才启动起来。其实，中华民族是热爱自然环境的民族，古代学者非常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当代环境史研究不过是历史上环境研究的继续，弥补前一段时间的空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空前的推进，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现。学者不能对环境问题麻木不仁，而环境问题已经让人坐立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顺应大势，加强了对环境史的研究，率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一批从事历史地理学的学者。从学术理路而言，环境史研究是把最初的“政治中心主义”、“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理念转移到“环境保护主义”、“人类与环境和谐高于一切”的理念，这在哲学上可以称之为否定之否定，达到了新的肯定。从环境学上看可以称之为从狭隘的学术视野转变到包容的、综合的、持续的学术视野，构建了崭新的研究平台。
有人说，既然已经有了历史地理学，何必还要有环境史？诚然，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视野上有密切的联系，环境史采用的许多术语大多是从历史地理学中借用过来的，但是，历史地理学家太局限于地理，忽略了人的因素，没有把环境放在应有的地位。英国学者迈克尔·威廉斯对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曾经做过辨析，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地理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脱离了环境”，一些地理学家脱离了对“人与地”研究的传统。[2] 其实，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还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环境史侧重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门有很强社会责任感的学科。同时，环境史的包容性更大，涉及的内容不仅在于地理，还在于环绕人类的整个生存境域。环境史对人类的价值观、自然观有全新的探讨，提倡生态链接的系统观念，主张采用科技的新手段。环境史研究采用交叉学科方法，运用不同的知识系统、不同的手段研究人类的环境问题，如长时段视角、国际性视野、问题式取向，使环境史研究既有宏观，也有微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重心在地理，主要采用文献查阅方法。历史地理学虽然也关心人类，但没有环境史的人类意识与忧患意识强烈，而地理的概念过于狭窄。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关注人类生存的学科。如，李文海先生于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以“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是一次环境史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广泛，入会者来自不同国家、跨越多个学科，不仅仅有历史地理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文化学家；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许多外国学者。[3]
时下有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环境史感兴趣，他们对中国的森林植被、水利建设、鼠疫流行、土地利用都有研究，甚至按地区开展研究。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邓海伦曾经编有《中国环境史通讯》；日本的上田信著有《森林与绿色中国史：对历史的生态学考察》。日本政府曾经拨款专门研究“中国近期的环境”问题，举办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有的学者提出：“在过去的4000年中，自然界已经被大地的刺绣者彻底改造。在过去20年中，灌溉和现代技术扩大了边缘地区的农业，引起土壤的沙漠化和盐碱化，使用农业化肥和农药使土壤耗竭。随着中国进口自然资源的增加，这些因素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地方的环境增加了压力。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消费者。”[4] 英国的伊慰可著有《中国历史的模式》、《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我国学者称《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是一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谁也绕不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外国学者之所以对中国环境史感兴趣，原因在于环境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地域辽阔，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他们认为只有从环境史角度入手才能加深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正如伊慰可所述，他之所以要研究中国环境史，是因为认识到“在环境史领域，我们可能比在其它领域更明白万事最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5]。
二、环境史在当代学科中的地位
在当代学科群中，环境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从表层看，环境史是一门分支学科，是介于历史学与环境学之间的学科。透过表层不难发现，环境史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性的学科。环境史由众多的学科共同构建，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物候学、人类学、文化学、文献学、园林学、伦理学、未来学都可以参与到环境史研究中，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环境史内容庞博，它不仅可以细分为气象史、水文史、土壤史、灾害史，还可以细分为环境人类史、环境伦理史、环境艺术史、环境法制史等。如张岂之先生本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近些年也走到环境史领域，撰写了关于环境伦理史的论文，他主张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去研究和了解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的认识。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在环境史中找到拓展的空间。
从现实看，环境史不仅是一门历史学科，还是一门未来学科，更是一门研究现实问题的当代学科。环境史着眼于历史，受益的是现代；关注的是自然，思考的是社会。环境史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它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修建大型水库，如果不知道当地的地震情况、水文情况，就难以形成科学的决策。建设现代化城市，如果不知道环境及资源，就有可能酿成错误。当瘟疫流行时，如果不知道过去的防范措施，就难以制订新的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因为环境史实用，它必然会不断壮大，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联系实际，环境史研究非常重视对环境实地的调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由于旧有环境的改变，环境史研究一定要大量采用田野方法，对实际的情况掌握一手资料，才能得出实用的结论。
从长远看，环境史是一门前途光明的学科。任何学科，只要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就有生命力。环境史研究的领域是环境，是社会，是人类生存，因此，它的走向与时代脉搏是一致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我国当前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要义有诸多方面，人与环境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和谐。政府正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观，了解了环境，才可能科学决策，才可能持续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发与保护的和谐，都需要从环境史入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史。在笔者看来，环境史立足于环境，而不仅仅局限于环境，而将加快向环境人类学或人类环境学方向发展。正如历史地理学起初属于历史学范畴，后来逐渐被归到地理学一样。环境史起初是从历史地理学起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角度的调整，它会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倾向，采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这是人类学的引力大于地理学的引力所致。一当环境史向人类学拓展，或者从人类学观点观察和研究环境问题，它必将更有生机，更有社会价值，更有学术魅力。
环境史是一门尴尬的学科。在国家公布的学科设置中，没有环境史的应有地位。历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根本就没有环境史这个分支。绝大部分高校都没有环境史这门课，整个中国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从事人文学科的人指望从事自然科学的人研究环境史，而从事自然科学的人指望从事人文学科的人研究环境史，使得环境史研究成为边缘地带和被冷落的地带。按说，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应当是两栖人才，既有历史学背景，又有环境学背景。可是，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很难有两栖人才。国家有环保局，地方上也有环保局，但高校一直缺乏环保专业，大多是从事化学、林业的人走上了环保的岗位，而在环保行业工作的人未必了解环境史，也未必能从事这项研究，还未必有人文情怀。我们经常听到说某某领域需要某类人才，还有多大缺口，而一当培养出这方面人才，又很难分配。如环境史人才，本科毕业之后何处去？就业并不容乐观。正因为如此，高校办环境史专业的积极性是不高的。
环境史是一门需要呵护的学科。任何有前途的学科都需要精心构建。名正才能言顺，建议国家在学科设置的文件中提升环境学的地位，把环境史作为二级学科；建议有远见的高校赶紧开设环境史课，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设置相关的专业；建议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进入到这个领域来，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学术研究；建议中国学者加强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使国内的学术研究国际化；建议国家从发展基金中多拿出一些经费，设立环境史研究课题；建议环境史的研究成果，一定要转化为对现实有益的思想理念，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环境史研究的人类化倾向
环境史研究是要告诉人们过去的环境状况，人类与环境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人类生存有什么经验与教训，人类生存面临着什么样的境遇，人类生存的希望与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从历史与环境的角度，采用多维视野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为了对环境史的走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环境史研究是如何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
对人与江河湖泊的研究。人类依水而居，靠水生存。但人类一直在污染水资源，破坏水环境。史念海考证黄土高原的一些干涸的河流，如渭水、汾水都曾经有相当的流量，渭水通航时间超过一千年，而明代中叶之后，各河流逐渐就不能通航了，究其原因是人类对生态的破坏。[6] 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长江发生洪水的原因，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盲目开垦所致。[7] 有的学者研究宋代的鉴湖本是很大一片湖泊，由于皇亲国戚与官僚地主掠夺土地，导致鉴湖被废毁。中国历史上，从南朝开始的围湖圩田，到当代的填湖造田，截水修电站，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水环境。
对人与植被的研究。植被对于保持水土，提供生活资源极为关键，然而人类一直肆无忌惮地砍树，毁坏森林，使生态恶化。蓝勇考证明清时期为了修建宫殿，把西南地区的楠木资源进行了一次卷地式的扫荡，使得西南地区如今只剩下皇木乡、楠木沟之类的地名。他还认为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在明清一直较好，而到了20世纪，由于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三峡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8] 杨煜达研究清代的铜业，认为开矿导致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导致水土流失。[9]
对人与沙漠化的研究。地球的沙漠化趋势一直在加剧，这一方面是自然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原因。学者们对西部的环境格外关注，王乃昂研究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西部人口的迅猛增加与土地开发，导致了环境的恶化。[10] 西部曾有一些绿洲，后来都沙漠化了，人为因素是不可忽略的。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曾经组织学者到内蒙古西部沙漠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盲目开垦，导致了草原的沙漠化。马敏在《中国西部开发史·序》中指出，对先秦至当代的西部开发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西部的生态十分脆弱，开发西部必须以历史经验为指导，并借鉴国外区域开发的经验。[11]
对人与灾害的研究。自从民国年间邓云特开拓灾害史研究以来，中国学者从未停止对灾害的研究，成果丰硕。对灾害的分类，赈灾的办法，防灾的举措，学术界已有很好的总结。近些年，学者们更加倾向于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研究灾害，根据方志、家谱、野史笔记等材料，对鼠患、蝗灾、瘟疫、旱涝开展了细致的研究。如曹树基对区域性的鼠疫发表了一些论文，而陈业新研究汉代的水灾、明代至民国年间的蝗灾，也不断有成果推出。[12] 学者一方面认为灾害源于天成，但也不否认人为因素，认为人口的迁徙，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都加剧了灾害的发生。总结这方面教训，推测未来的环保举措，这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人口迁徙与环境的研究。人口迁徙有利于区域经济开发与文化交流，但对环境也有负面影响。葛剑雄等学者近些年研究中国移民史，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曹树基研究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转，考证明洪武二十六年，长江流域（从今浙江到四川）接受移民700万人左右，奠定了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大格局。（详见《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梁洪生在《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历史地理》第10辑）考证了唐以前江西地区从“四姓衣冠”发展到近三十个姓望的过程。龚胜生研究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移民向水要地，向山要地，滥垦滥樵，就容易导致环境的恶化。[13]
对人类社会游牧文明的研究。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学术界非常重视游牧民族与环境的关系。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一直主张从环境的角度理解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他在《草原帝国·序言》说：“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地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牧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14] 草原不可能为游牧民族提供稳定而丰富的生活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经常到定居的农耕民族处获得生活资源，有时是通过交易，有时是通过战争。笔者亦认为，在游牧民族每次发动的大规模向农耕民族进犯的背后，不仅有统治者的贪欲作怪，更主要的原因是大自然引起的灾害。一旦发生天灾，草死畜死，牧民就无法生存，不得不向农耕区讨活路，于是就引起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碰撞。碰撞的罪魁祸首是天灾。
对人类聚落环境史的研究。由于国家近些年颁布了全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而各地政府在保持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于是有许多名镇名村成为了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如，浙江的诸葛村、江苏的周庄、安徽的宏村、江西的流坑、湖南的张谷英村、湖北的大余湾，还有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都成为环境文化的品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因此，对人类聚落环境的研究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其典型的经验有推广价值。如果中国大地遍布这样的聚落，那么，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了。
综上所述，环境史研究的走向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学者们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不论是在理念上，还是方法上，环境史都有人类学的倾向，有社会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环境史课题往往是结合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的经济文化战略而开展的，如西部开发、根治沙漠、三峡工程、南水北调、1998年抗洪、非典流行、文化遗产等，都在学术研究中有及时的反映。这种学术特点，顺应了历史的大势，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须知，我们的时代是对环境开发的时代，也是对环境破坏的时代，还是迫切要求构建人与环境和谐的时代，相应的必然会兴起对环境史的学术研究。研究环境史，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学者正在自觉地履行这个重任。据我们所知，国家环保局近些年越来越重视对环境史的研究，在国内组成了环境文化研究会，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方兴未艾。还有许多学者正在跻身于环境史研究，每年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中国的环境史必将成为新世纪的显学，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