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管理研究：情境问题与理论前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中国论文,战略管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Robert在2010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在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总额将占到全球的40%，那么，中国经济的快速追赶的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引起了全球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问题”逐渐进入西方主流战略管理研究的视界，并对国际战略研究的传统范式形成挑战，如出现了系列对中国情境下“制度”、“关系”、“政治连带”的研究。但是，通过对西方主流战略管理期刊①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入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尚未充分挖掘中国经济追赶的真正智慧，理论贡献不够；二是西方文献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多为华人学者②，非华人学者发表的中国问题研究论文数量有限，说明西方战略研究者“犹抱琵琶”；三是少数西方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不够“中国”，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偏向于“迎合西方主流”，对中国情境的深度刻画显得力度不足。 为了全面深入的回答“什么是中国问题”、“如何开展中国问题研究”、“如何实现中国研究与国际对话”等问题，我们开展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对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012年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章进行了纵向维度的全样本分析，试图分析出十多年来研究的脉络。二是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4次“中国战略管理学者高端论坛”(2010年、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的学者报告进行了全文本内容分析。本文就是以“中国战略管理学者高端论坛”演讲内容作为原始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形成的，因为该论坛与会者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战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华人学者群体。然后，我们对西方主流刊物发表的研究与国内高端学者论坛的内容进行了综合分析，以刻画中国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 (二)中国情境下战略研究的重要问题 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充分反映了西方经济发展情境和中国情境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引起了全球战略学者的极大兴趣，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就“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主流战略管理理论能否对中国情境下的战略问题进行充分解释”的争论还经常发生。不过，学界有一个共识：对中国情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既要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开放，也要为全球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做出贡献。为了更好地洞悉未来，有6大现实问题亟待中国战略管理学者重点研究。 1.问题一：制度环境的独特性 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法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存在诸多制度真空。在此情形下，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二是区际的制度距离。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国内与国际之间存在制度距离。三是制度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改革中信奉“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原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特别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领导层变动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 制度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除了产业竞争力、企业特定资源和能力外，会极大影响企业战略的第三条腿，即内生变量。受这种独特的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表现出3种常见的行为。 一是依赖基于信任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减少正式制度不完备性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么，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绩效？以往的文献大多关注“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和绩效的积极意义，但“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以政治连带为例，一方面，从社会资本看，企业的适度政治连带有助于企业获取资源，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市场效率看，政治连带会弱化组织效率，并具有潜在成本风险和安全风险。因此，需要梳理清楚什么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会增强或弱化组织绩效？非正式制度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二是利用制度距离来寻求机会。制度距离意味着企业将面临新的环境，新的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学习和创新的机会，但是，一旦进入一个制度差异过大的新环境，对企业的适应性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企业运营将遭遇困难。比如，国内省际间的产业梯队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一方面为企业发展带来机会，但同时，制度距离给企业发挥其资源和能力优势带来了风险，目前仍存在的“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局面，导致一些到中西部寻求机会的企业选择回流东部。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对国内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转移，是区域间制度差异重要还是国家整体宏观制度重要？区域间制度距离的大小和方向究竟会对企业行为及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地，在国际化产业和生产要素转移过程的一个新情境是不断出现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那么，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大小和方向又如何影响并购绩效和整合效果？ 三是利用制度真空，游离在“合法”和“不合法”的边缘地带，以获得制度真空带来的利好。制度创业、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但同时，如果这些制度创业和非正式经济下的创业，不能及时得到合法性，就会给企业家和创业者带来潜在可能的风险，导致大量民间资本外流，一批企业经营者选择移民海外。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企业是怎么发现制度真空和利用制度真空的？企业利用制度真空的绩效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如果初期所利用的制度真空不能获得合法性，潜在风险合作？如何规避？ 2.问题二：组织网络形态的无界性 产业组织形态正在发生剧烈变迁，目前发展最快的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准市场组织形式——网络，比如产业集群、全球制造业网络、虚拟网络组织，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企业家俱乐部、同乡会等社会网络组织。其中的社交网络和虚拟网络为企业组织提供无边界化创新社区，比如，阿里巴巴、小米、腾讯等企业依托无边界创新生态正在创造奇迹，再如，维基百科、开源软件等典型案例说明，闭门造车和固步自封的发展路径已经完全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无边界组织模式的延伸和发展，为资源配置方式从局部空间配置转为全球化价值链配置，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配置转为网络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型态的支持。由此，对于战略研究提出全新的问题。 首先，无边界创新网络组织形态的有效治理体系。中国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性和契约精神的缺失，使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网络化发展面临比西方国家更加明显的挑战。大家发现，单单基于信任、契约的治理方式在转型中国，往往是失效的，比如，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换届之后，往往会推翻前一任的政策，这就是契约精神失效的恶性病灶。这种失效的负面影响延伸到了企业市场行为中的不守信誉。因此，现实中出现了诸如社会经济组织治理、社区声誉治理、龙头企业治理、第三方治理等一系列新方式。但是，这些治理方式如何成为结构化、规范化和可复制的治理机制？如何来设计与未来产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管制政策？ 其次，网络组织形态中焦点企业和非焦点企业的行为和功能差异。目前有一系列相关问题需要关注和研究，如处于焦点位置的企业(如华为、联想等)与不处于焦点位置的企业如何战略性地匹配网络组织形态？不同的网络嵌入模式会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企业应该怎样构建和选择嵌入网络的类型以改进企业绩效？嵌入网络多样性和嵌入网络节点本身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哪个更大？ 第三，跨国网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竞争力的影响。在全球化不断加快和加深的趋势下，跨国网络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绩效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具体地，企业跨国网络的结构与关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企业应如何设计其在跨国网络中的结构和关系？中国企业如何突破“资源获取型”的国际网络嵌入路径？如何通过融入全球网络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认知和合法性？ 3.问题三：全球竞争的深度融入性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如陆亚东所总结的那样：已经从“走出去”逐步发展到“走进去”和“走上去”的阶段。“走进去”就是实现本土化，企业能充分的融入当地的文化，整合当地的资源，积累全球的管理经验等。而“走上去”则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深度融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当地实现制度嵌入、文化嵌入、关系嵌入、生态嵌入等全面嵌入的过程。中国企业在“走进去”和“走上去”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当地全方位嵌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快和加深，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当地全方位嵌入？对于制度、文化、认知、关系和生态等嵌入，哪个更为关键？中国企业应该通过市场手段(如产品质量和创新)还是非市场手段(如对当地社区慈善捐赠、对掌权者的关联寻租等)制胜？现有实践初步表明，中国企业进入越发达的国家，采用非市场的手段越能融入当地；而进入越不发到的国家，采用市场手段越能容易融入当地。这种现象到底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白天鹅事件，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检验。 第二，跨国企业如何实现全球资源整合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在海外并购一个企业或在海外设立一个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并不表示企业实现了全球资源的整合。企业间的跨国“联姻”如何从“得到人”进而“得到心”？不少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在跨国联姻后，依然无法掌握被兼并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并购并不必然帮助提升“买家”的技术能力。那么，是跨国并购自身还是其他相关条件(如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产业技术特性、文化制度差异)影响了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追赶？这显然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跨国企业如何处理东道国和母国的嵌入冲突？是以同一的标准应对母国和东道国事宜，还是根据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文化差异等采取不同的标准？如果采取不同的标准，虽然不违法，但是却违情，跨国公司又如何应对来自非政府组织(NGO)的挑战？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冲突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制度冲突、文化冲突、认知冲突等，会极大地增加跨国公司的成本和风险(liability of foreignness)，跨国企业又该如何克服这些冲突？这些都是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而产生的新问题。 4.问题四：商业伦理重构的迫切性 企业社会责任是今后二三十年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和中国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中国的软实力必须高度依赖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全球影响力，如果中国的企业不能在社会责任、诚信、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改变，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个别或少数不守信的企业正在破坏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不合格玩具、有毒奶粉等事件导致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危机。如何重构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需要从全球价值观、战略资源、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全球竞争力等角度去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环保责任行为、企业慈善行为或者企业建立政府连带行为。这方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解决。 第一，如何平衡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企业商业伦理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与政府政策、社会发展、公众认知、媒体导向高度相关。经过多年的粗放式快速增长之后，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始不再一味强调GDP增长速度，把“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那么，在这种转型的制度下，企业应该如何把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转化为企业自身战略？企业采取策略性还是战略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来提升自身价值？在社会公众和竞争对手的社会责任意识尚不高时，企业实施积极的社会责任战略会有“善有善报”吗？ 第二，如何认识企业全球竞争力与商业伦理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是凭借低成本优势，包括人力、资源的低成本，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企业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和路径锁定，而是对企业经营价值观的错误引导，即只要东西便宜就会得到全世界的接受，于是，在低成本导向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采用了以寻租降低成本，以破坏性开发资源降低成本，或者以高污染排放降低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不断发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抵制。那么，在未来全球深度融入的趋势下，中国的企业如何重构其价值观？如何通过整合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来重塑企业形象？如何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取得国际市场和人民的信任？如何把商业伦理作为企业的战略来赢得全球竞争力？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企业要真正融入全球是不可能的。 第三，如何去识别和引导企业商业伦理。在整个社会的素养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境界时，很多企业家会说“商业伦理取决于自己的良心”，导致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停留在个体意识而非社会大众意识。可能的结果是，社会对企业特定的社会责任行为“不领情”。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确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何避免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反而被市场淘汰？我们还需要解剖企业“善”与“恶”的相互关系，比如，到底先前自不量力的“善”埋下了后期铤而走险的“恶”的种子，还是原罪的“恶”孕育了“达者兼济天下”的“善”？ 第四，如何平衡企业价值和利益相关者价值。如果企业已经将自身视作一个由利益相关者所组合成的集体，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但现实中，还有不少企业主要关注股东的利益，把自身看作是市场上的孤岛，只要耕耘好孤岛上的“一亩三分地”，对供应商、同行、员工、社区等个体和群体的利益不太关注和重视，导致非社会责任行为频繁发生。可能的一个原因在于，企业看不到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所以，我们需要探究：企业如何成功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转向能够实现双赢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将企业核心业务与社会责任整合如何改进企业绩效？比如，如何引导企业去关注金字塔底部(BOP)的创业、企业的生态战略和绿色创新战略等。总之，对商业伦理的研究，在中国既重要又迫切。 5.问题五：创新创业范式的突破性 中国经济步入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期，也就是创新创业的范式进入了变革期，这个范式已经不是渐进性变革，而是到了突破性变革，突出反映在：在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企业创新创业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创新驱动下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过去顽强的草根创业精神正在退化，而国有企业创业精神并没有得到激发；国内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的多变性正驱使创业资本向国外流失。反过来，也说明了创新创业模式正面临深度调整，我们正在期待着全社会二次创业精神和基于创新的创业精神的到来。 首先，如何解决那么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企业创新动力问题。过去30多年企业创新动力更多来自于快速模仿和技术引进，更多地来自于面向市场的民营企业，更多来自于面临生存危机的草根企业，但是，这些民营企业和草根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国有企业。现在，国家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究竟是国有企业的弱创新动力拖累民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弱创新能力拖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能解决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问题吗？国家在创新资源配置上极大地向国有企业倾斜，究竟是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创新动力还是进一步阻碍了企业创新动力？同时，未来中国企业将越来越成为国外竞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先发企业对先进技术知识的保护将更为严格，寄希望于过去那样从国外企业那里学到“真本事”的路子显然是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中国企业如何重新找到创新动力和能力提升的路子？ 其次，是否可能像1992年之后那样再次激发起企业的创业动力。前面已经提到大型企业的创业动力是弱化的，创业动力主要来自草根和私人的中小微企业，一方面他们市场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也可以反逼大企业的创业。但是，现有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进入方式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小微企业创业？改革开放之后的企业创业存在制度创业、社会创业两个明显的特点，那么，现在制度创业的空间究竟是放大了还是缩小了？社会创业的机会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尤其是现在基于互联网的新创业模式不断涌现，但与之相随的，这种创业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如这些年来互联网金融面临的不确定给企业带来的风险，那么，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制度创业、互联网创业的趋势是什么？如何选择新阶段的创业机会，如何选择合适的创业行为以保持创业的动力？ 第三，如何形成创新驱动的企业价值形成机制。中国企业当然深知创新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现实中还是存在“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的困境？该如何破解这个困境？在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和有力的情况下，企业能否通过打造一种复杂的创新体系来避免被同行模仿？如果通过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来增强创新的市场价值？多变的社会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于是出现了联盟创业、跨界创业、网络创业、国际创业等不同的应对创新价值导向和风险控制方式的创业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会不会成为未来主流的创业模式？ 6.问题六：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性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的阶段，信息技术无论对于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其影响也在持续深化。近几年“大数据”概念正深入人心，对中国消费者和各类企业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选择，但也形成了不可回避的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等不断涌现，BAT(百度、阿里、腾讯)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影响正在持续加大，这为中国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塑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由此引出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 第一，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调整和优化组织结构。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企业边界被极大地改变和拓展，一方面企业内部不同组织之间、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便利，另一方面给企业塑造核心能力而不被外部组织侵蚀设置了难题，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竞争对手会更加容易地获取企业的情报和诀窍。那么，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和优化组织结构以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如何在利用信息技术获取外部知识和资源的同时避免自身知识和资源被获取？信息技术会本质性地改变企业的边界以及竞合格局？ 第二，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全面和深入把握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不断涌现，为企业全面了解顾客的需求特征以及变化趋势提供了可能。那么，企业应该如何科学架构其数据库以发掘大数据所内隐的规律？如何平衡大数据获取和分析的成本与潜在的顾客收益？如何塑造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和能力？ 第三，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塑造和获取竞争优势的新武器，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涌现。但是，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塑造一种不易被模仿的商业模式？信息技术如何渗透到企业的战略愿景、核心价值、顾客导向以及组织边界等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显然，信息化背景下的企业战略研究正方兴未艾。 (三)中国战略研究的理论前沿 根据中国情境下战略研究的新问题以及主流战略文献的最新发展趋势，我们提出了战略研究理论研究的六大前沿问题：组织双元性、网络化能力、全球化整合、商业模式创新、基于创新的创业、战略性社会责任。 1.方向一：组织双元性 组织双元性(ambidexterity)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由于中国企业面临着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态势，中国企业的组织双元性问题尤为突出。未来组织双元性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 第一，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深化双元性构念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双元性智慧，如竞合、阴阳等。西方文化将竞和合一分为二，认为两者非此即彼，而中国文化认为两者可以兼容，竞中有合，合中有竞。中国的阴阳文化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转换。 第二，研究组织二双元性的前因后果。组织双元性的前因研究应关注个体、组织、网络层面因素的独立影响和跨层次交互影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者的关系处理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具体包括非正式制度对创新创业的正向和负向效应、正式制度的正向和负向效应等；国家间、省域间、企业间制度距离对企业战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组织双元性的后果研究应关注组织双元性对不同维度绩效(如效率、增长、创新等)的影响，并考虑对短期和长期绩效的不同作用。 第三，拓展组织双元性的研究范式。除了需要进一步深化组织学习、技术创新、组织架构、组织适应等领域的双元性研究范式，应该把组织双元性拓展运营到商业模式、创业战略、国际化等新兴研究领域，同时，不断探索组织双元性的适用边界，以增强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2.方向二：网络化能力 在组织无边界的背景下，对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在主流战略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网络结构和关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还较少研究企业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网络。因此，研究企业的网络化能力具有理论价值，对网络关系建立的能力、网络关系发展的能力和网络关系终结的能力，应逐渐成为企业网络领域研究新的热点。 首先，企业网络连带对象(节点)选择研究。在网络状况下的合作伙伴选择标准与非网络状况下的异同，节点选择和网络结构优化，在全球网络中，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网络连带以获得互补性资源的路径和手段。这些都是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前沿研究问题。 其次，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治理机制相关问题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网络构建，还较少研究网络发展问题。这方面的前沿问题包括：企业通过什么方式使得连带双方的关系从对焦点企业的单方依赖转变为双方的深度嵌入，焦点企业建立深度连带获取对方所掌握的稀缺资源实现后发企业的快速追赶的可行路径；网络情境下的战略性治理模式和网络治理机制；组织从封闭条件下的治理向网络条件下的制度转变过程，以及网络治理的结构、主体及其功能。 第三，企业网络的终结研究。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实践进展已经远远快于理论，因此有着迫切的研究需求。如，企业有效终结低价值网络关系的政治战略和商业战略，企业选择连带对象、连带目标和连带方式来终结网络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政策选择，网络关系应该终结的标志和绩效评价，等等。网络的构建、发展和终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全过程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对于网络终结机制和退出机制，目前几乎是个空白，对此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贡献。 3.方向三：全球化整合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主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了诸多发展机会，可以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知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也对国外企业形成了影响。在此背景下，三方面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演进。之前一段时期，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往往采用国际承诺度较低的出口等方式，为了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将采用国际合资合作、并购、绿地投资等国际承诺度高的方式。因此，需要解决国际进入方式的成功演进及其与条件的匹配关系，国际化战略演进与能力建构的协调关系，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对国际化嵌入的影响机制。 第二，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全球化使得专业化分工协作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得以实现，但是，中国企业目前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环节。企业全球战略联盟构建，国内与国际的连接和竞合策略选择，组织合法性双元与本土市场、国际市场开拓的平衡，复合式战略对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等。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先前研究往往研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中国企业的快速崛起会令一些外资企业感到不适，或者成为其他新兴国家企业的学习模仿对象。在此背景下，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企业重塑与外资企业的共存机制，中国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路径，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和资源互补战略等。 4.方向四：商业模式创新 战略研究正从价值链向价值网络和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转变。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商业模式是一种复合优势和综合优势，而不是强调单一的市场优势或技术优势；价值创造的水平取决于目标客户对新任务、新产品或者新服务的新颖性和专有性的主观评价；企业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取价值，价值获取过程成为商业模式成功的一大关键。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沿问题有： 第一，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可能的前因包括外部环境(市场、技术和产业竞争)动态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全球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下的模式创新战略，信息技术普及下的价值协同等。特别地，商业模式创新受到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深刻影响，急需研究“大数据时代”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的后果。从架构视角考察客户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之间的匹配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权变影响因素。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了不同部类和不同类别产业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和形态，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商业模式创新所带来的产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盈利模式的改变机制。 第三，服务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强需求性，需要研究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作用效应，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下，传统企业利用信息技术、跨界合作来实现创新商业模式的机会和创业战略；互联网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创新创业态势，基于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制度设计，以及天生国际化的互联网企业的能力发展和战略演变，这些研究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期的重要价值需要有深度的刻画和解析。 5.方向五：基于创新的创业 在环境日益动态复杂的情况下，强调创新、进取和主动的创业精神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起着积极作用。创业精神对于后发的中国企业构建能力和提升竞争力尤为关键。 第一，公司创业。从公司创业行为看，目前出现网络创业、非生产性创业、虚拟创业等态势，需要研究这些新涌现的创业行为的制度、认知和行为。从公司创业的主体看，有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需要研究这些不同主体创业过程中的创业激励、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从公司创业的所有制看，有民企创业、国企创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创业，需要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创业的动力、能力和相互作用效应。从公司创业过程看，需要研究创业导向的组织惯例和规则效率导向的组织惯例的兼容并蓄，公司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特别是要改变传统战略管理研究主要关注成熟企业和大企业，较少研究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局面，认识清楚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国际创业。在全球化的时代，创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国界，创业者可以通过整合全球性资源来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新创企业在国际创业过程中将面临经验和资源劣势，国际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生存机制、成长机制和竞争机制。解决好从出口导向的国际化创业，到生产导向和全球创新导向的国际创业战略，深入分析新情境下的新创企业与跨国大公司的分工协作模式。 第三，社会创业。除了盈利性创业，社会创业也成为当前一种以商业性运营理念和手段来承担社会责任的创业模式，它将承担社会责任与开发企业核心业务有机整合。如针对金字塔底部的市场进行的创业(穷人银行、山寨手机等)，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创业(绿色创业)等。显然，这种创业模式对于帮助解决转型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特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6.方向六：企业社会责任 在经济转型、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平衡，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处理各种冲突具有指导作用，并日趋重要。对战略的关注需要从经济角度演化到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在努力盈利的同时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在解决社会问题理念和实践中实现经济利益。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 第一，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尚不系统，结论尚未统一。未来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的机制，识别关键的情境因素，为相关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更为扎实的理论依据。 第二，特定的社会责任行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出现特定的社会问题，企业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现有环境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是自然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强调企业选择环境战略以应对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环保压力。但是，社会责任不是被动的选择，而是主动的设计，未来研究需要研究主动性环境战略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企业实施环境保护战略对企业绩效和持续竞争力的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前因深度剖析，尤其是国际化情境下的积极环境保护战略对促进企业改进绩效的机理分析。 第三，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和后果，对企业不做坏事的关注还不多。近期的文献表明，企业往往是善恶同行、善恶交替。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境下，强调企业不做坏事比强调企业做好事可能更为重要。因此，企业社会不负责任将是未来社会责任领域研究的新领域。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化现象，如一些企业在一些情况下善于履行社会责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违背社会责任。 (四)结语 中国战略管理研究既有巨大的现实需求，也有贡献理论新知的可能。中国战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贡献，包括改进构念的定义、引入新的构念、增加新的理论关联等；二是情境的贡献，主要是情境的概化，在新的情境下检验和发展既有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中国情境的战略管理研究的贡献具有双面性：一是基于中国情境拓展和创新理论，如对现有核心构念(如竞合)的内涵进行丰富和修正，引入新的概念(如阴阳)，对现有理论引入新的逻辑。这方面的贡献是重要的，但也是高难度的，其关键在于深入把握现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二是利用中国这一天然实验室来检验现有理论的概化效度。这种研究可以为现有理论的普适、简约和精确提供新情境下的检验。这方面的研究也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洞察中国所特有的情境要素，还要理解引入这些特定情境要素的必要性。总之，中国战略管理研究需要多视角、多层次和跨领域的研究，丰富和特殊的中国情境为发展战略管理理论创造了便利和可能。 感谢历次参加浙江大学战略管理学者高端论坛的各位嘉宾。其中，海外华人学者包括迈阿密大学陆亚东、加拿大约克大学谭劲松、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李明芳、美国莱斯大学李海洋、美国莱斯大学张燕、香港城市大学杨海滨等。国内学者包括浙江大学吴晓波、魏江、陈凌、张钢、宝贡敏，北京大学武常岐、周长辉、武亚军，西安利物浦大学席酉民、上海交通大学李垣、复旦大学项保华、中国人民大学徐二明、毛基业，中山大学李新春、南开大学张玉利、管理世界编辑部蒋东生、大连理工大学苏敬勤、湖南大学陈收、南京大学刘洪、南京大学陈传明、哈尔滨工业大学田也壮、王铁男，吉林大学蔡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范黎波、重庆大学龙勇、中国科学院大学霍国庆等。本文的完成得到了彭雪蓉博士的前期整理帮助，薛婷婷女士安排了专人翻译和录音校对，冯芷艳、吴晓波、谭劲松等教授对初稿提出了很好的点评意见。本文再次感谢各位专家贡献的洞察力和宝贵观点。 ①如SMJ，AMJ，AMR，ASQ等期刊。 ②如彭维刚(Mike W.Peng)、陆亚东(Yadong Luo)、谭劲松(Justin Tan)、张燕(Zhang Yan)、李海洋(Haiyang Li)等。标签：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责任报告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创业资源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论文; 创业论文; 全球化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