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末，重读托尔斯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许多人来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被贴上“批判现实主义”标签的古典作家，已尘封于记忆之中了。虽然其作品、其思想、其人格曾经给予世界以巨大影响（从百姓到统治者，从思想家到商人，从欧洲到亚洲、美洲等），比如，被称为20世纪两大思想家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均从这位农民装束的俄罗斯老人那里获得过深刻启示，对其十分尊敬；但是，由于当代人有着太多的思想导师、太多的现实世故导师，所以，昔日伟大灵魂的光体往往就只是辉耀于昔日。巴金在其早年及晚年对托尔斯泰饥渴般的仰慕，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深入理解呢？
诚然，就哲学及宗教义理方面的思辩深度、完善表达来说，来者可能会超过前人，但托尔斯泰的作品、著述却注定不会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而是会常读常新的，这是因为我们从中读到的恰恰总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灵魂。
相对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托尔斯泰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其作品而且其整个生命历程本身便是一部既平凡拙朴、至真至纯又惊心动魄、极具撼人力量的不朽史诗，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恰切地说，托尔斯泰的探求历程，是人类精神史的缩影。由于面临着完全相同的生命问题、灵魂问题，由于这实际上是每一个真诚灵魂所根本无法绕开的最真实的探求历程，由于托尔斯泰惊人的执着与真诚，人们又最容易将自己的生命思索、灵魂探求与这部“作品”合而为一，最容易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最丰富、最深邃同时又最亲切的启示。
托尔斯泰曾经有着自感欣慰又令人钦羡的生活。社会道德思想、宗教思想的熏染使其秉有着良好道德修养，秉有着使良心安宁的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爱怜；遗产继承、经营有道使其拥有着丰饶的田产和财富，睿智、深邃的思想、罕见的天赋使其作为作家在全世界已享有了巨大的声誉……然而，正是在其全面进入“佳境”之际，在那个被中国的人生导师孔子所称的“知天命”之年，托尔斯泰的整个生命、整个精神却完全崩溃了，他甚至为这种真实的精神崩溃因婚姻生活迟到了十多年而感到惋惜。托尔斯泰突然完全领悟到：如果等待着我的必然是整个生命的毁灭及永久地被忘却，那么生命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老年和死亡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当一个人的全部活动在无穷的世界中间只是很难觉察的一点的时候，当整个生命只是两个永恒之间的瞬息一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为改善生活而劳动呢？当一个人必定要走向死亡，并且既看不到更好的生活，也听不到因为他为人们做了事而得到感谢的时候，他又为什么要为改善别人的生活而劳动呢？”“无论是享受、提高自身的能力、完成丰功伟绩、甚至促进社会的幸福都不可能是生命的目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人民文学版，第十五卷511页）
死亡，这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知晓的生命事实。青壮年时期，托尔斯泰也曾遭到死亡意识重锤的打击，比如1860年他痛苦地目睹了长兄尼古拉的死亡过程，他感到已触摸到了这实际上也横巨于自己面前、毁灭一切的死神；1869年他感悟到了给自己以沉重压迫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死亡意识突然而猛烈的侵袭，生命进一步露出残酷、悲凉的真相。但是，为什么只有此次，这种精神崩溃才会如此之深刻呢？——像其作品中的人物列文一样，托尔斯泰也藏匿起了绳索，以免在搞清生命悲剧之前，就主动结束掉自己那已无意义之光的生命。
那是因为，在先前，死亡实际上又是一种可以被再度忘却的生命现象，死亡意识仍然可以再度沉睡，于是，世俗价值目标借助于对托尔斯泰或明确或潜隐的诱惑，拥有着极强的生命恢复能力，尤其是在生命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空地充入一片幻像，使其误认为自己仍在生命真实之中。而只有当他真正领会到了死亡的全部可怕之处，只有当他站在了一览无余的成就高山之上，他才真正醒悟到了一切世俗价值目标的虚妄，醒悟到了自己原本一无所有。
人类当然离不开世俗生活，世俗生活欲求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世俗生活是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但是，如果以世俗生活担当起生命存在的根据，担当起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那么，在死亡这个巨大的否定力量面前，生命这会立刻暴露出其全部脆弱，生命就终究只能表现为各个不同的毁灭样式。
托尔斯泰不再可能象许多人那样将死亡问题再度抛掷脑后或束之高阁，在整个生命的毁灭事实面前他感到一刻也不能漠然下去了，他必须重新找到生命存在下去的真正确实的根据，必须重新找到生命的为死亡也无法摧毁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否则便根本无法再活下去。也就是说，从此，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转化为了一种在奋力搏斗中的生命拯救之路、灵魂拯救之路。
我们其实不难看到，对于生命真理，托尔斯泰绝对称不上有多么高的悟性（50岁不是有些晚吗？况且若未登于成就的高山之上，不是可能看不到吗？）。真正可贵的是，在生命真实面前，托尔斯泰葆有了一种人类精神史上罕见的真诚。这种真诚的绝决与惊人之处在于，从此，托尔斯泰再也不可能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任何一条退路、准备任何一种逍遥之境，他必须为使自己的生命得救、灵魂得救而一步步艰难地走下去，直到他82岁高龄时的令全世界感动的生命行动——离家出走。
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如何可能呢？“我，以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身体和极为有限的生命期，该在这个时空无限的世界上做些什么呢？”（《文集》第十五卷510页）
托尔斯泰并没能依靠理性而找到答案。理性除了指导人做其本性与智性要求人做的事情并使人分析出生命必然死亡这一悲凉的科学事实以外，并不能再多告诉人一点什么，“我们的智慧虽然无疑是可靠的，却没有提供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知识。”（同上，37页）相反，实际上，正是理性一手摧毁了生命的意义，使生命的意义大厦坍塌于世界与生命的事实之上，而生命的意义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理性（逻辑）推导出来的。
在善良、有虔诚信仰的俄罗斯底层劳动者生命的启示下，托尔斯泰突然觉悟到超越死亡而能够真诚地活下去，与超越理性、拥有一种真实的信仰完全是一回事，生命就是对信仰之拥有本身。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种唯一真实的信仰就是相信将有一死的个人是能够得救的，就是相信世界与生命的事实还不是终极，人的本性、智性趋引还不是终极，继而相信世界与生命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终极的目的，相信人类存在着一种绝对的也是最真实的使命，相信世界上存在着高于人的本性与智性，真正能够使人类得以幸福地活下去的一种绝对法则。
信仰，便不是理性分析；信仰就是事实说不甚至知性说不、本性说不后仍然不绝望，而绝对地以虔诚之心去相信着什么。绝对，便不再是相对；绝对便是唯一之可能；绝对便是至高无上之永恒。而信仰以及那种绝对法则又是如何被托尔斯泰领悟到的呢？托尔斯泰反省到：既然人类之悲凉归宿是如此之明白，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一种力量赐予我生命、“将我送入这一世界中来”呢？虽然死亡在路前等待着我，但一个有血肉、有心灵的我活着这一现象本身不就足以令人惊奇、感叹不已了吗？不就足以令人对这种生命怀有一种虔敬之心吗？
对于此种疑问及感叹，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是痴人说梦。人为父母所在，生命为演化所致，这难道不是极为通俗明白的常识吗？然而，这种生命科学又如何可能构成一个精神问题呢？真正能够构成精神问题的是，生命已经存在了，是何种力量不顾其渺小、不顾其存活短暂依然将其安置于这个世界之中？那种“最高力量”使生命得以存在，又是为了让生命如何去存在，使生命趋于何种目标？托尔斯泰感到，那种“最高力量”将其安置于世界，必定不会就是为了去毁灭它，必定是要其战胜死亡的毁灭力量而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最高力量”安置人于世界的同时，又必定赋予了人类一种超越于其本性、智性之上的绝对使命。而需要人类去做的就是，首先借助死亡之否定力量，摧毁一切虚假的生命目标，摧毁人依靠于自身就能完全履行、实现那种绝对使命就能得救的虚妄，进而，谦卑地倾听、信仰、服从那种伟大的昭示。人绝不是全能的，人实在是脆弱的，这里，全部理由就在于，人只能与绝境或废墟中升起的信仰同在，人需要高于自己的一种力量的提升。
托尔斯泰认为，“最高力量”昭示出的“高于人世间一切法”的绝对法则就是，世界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着绝对的价值，无论承受着多么巨大的苦难，无论对象与自己多么无关，尊重与爱都是人类每一个生命的绝对使命。只有在这种绝对的尊重与爱中，只有在这种由信仰引导的与真正的永恒者结合的生命行动中、在这种灵魂的呈献、灵魂的提升中，每一个人才有可能战胜死亡的否定力量，使灵魂、生命得救，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真实寓居，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最确实的、终极的幸福。信仰与爱，托尔斯泰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简单、最真实、最深刻也是最后的真理。
对于托尔斯泰发现的这一生命真理，许多人肯定会很不以为然，世界事实、生活经验使他们在赞赏此种愿望之美好的同时，也会轻斥之为天真梦幻。但是，究竟孰为梦幻？孰为真实呢？对此，托尔斯泰是有着清醒思考的。
首先，托尔斯泰不再相信人类依靠自身所有，比如不忍之心等向善“本能”，就能使温爱、幸福充满人间。自人类诞生以来，为什么人类间肉体及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相互残杀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呢？“恶是如此之强，它是整个背景，随时可以构成对比。”（《文集》第十七卷173页）不仅生命原欲的强固使人仿佛总是陷于罪中，而且相对的理性法则（实为关于利益的法则）也根本不可能将人类拖出不幸的泥塘。如果爱以各个不同的利益（包括精神利益）为基础，如果爱只是亲近者或精神相认同者之间的美好感情，那人类甚至连和平也都不可能得到保障，何有幸福可言？因此，信仰与爱的那种绝对性才是人类的和谐、幸福成为真实、成为可能的秘密。
其次，托尔斯泰不再相信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能够使人类的存在状况得以根本改善，不再相信文明与人类的终极幸福有什么关系。“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人类的成长，成长是必然的，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享受最高级、最精致文明和文化的人同最原始、最野蛮的人所拥有的幸福完全一样。通过科学——文明、文化增加人的幸福，等于要水面上某一处的水比别处的水停得高一些一样，根本不可能。”（同上，287、262页）的确，无论科技理性文明将来会怎样先进，实践理性文明会如何“完善”，都丝毫不会有助于死亡问题、生命的意义问题之解决，而人类最确实、最终极的幸福又必然有赖于对此重要问题之真诚应答，必然是一种灵魂得秘的幸福。同时，即使是就知识而言，托尔斯泰也做了极为深刻的区分：“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实际存在什么，而只能知道应当存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最重要、最可信的一种是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甚至，对世界是如何产生的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十分重大的问题，托尔斯泰也回答以“我不知道，无法知道，而且无需知道”（同上，165页、364页），因为那毕竟在生命之外，并不关涉生命得救。
再者，在生命求索过程中，托尔斯泰深刻领悟到死亡意识与信仰诞生（找到生命的意义）之特殊重要关系。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是绝对不可能通过学习或外在灌输而获得的，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的获得只能源于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只能源于每一个人在其自己生命最悲凉事实（死亡）而前他自己的决断、情怀与信心，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活出来。而死亡意识之不可绕过、不可搁置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死亡意识才有可能摧毁一切虚假的生命意义、将人带入一个无蔽的境域。托尔斯泰问道：“导致一个人不幸的那种欺骗是什么？”“这种欺骗就是人们忘掉了死亡，忘掉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永久生活下去的，他们只是匆匆的过客。”确实，如果生命中不存在死亡，那么一切虚幻之物都可以成为生活的目的，都可以将生命之意义建立于此，只有死亡意识可以提醒他，在这里，“幸福感”是非常虚幻的，在这里，还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其最确实的、终极的幸福，其生命还是不可能得救。“动物可以不想到死而活着，但是人有理智，他不能这样活着。”“一个记住了死亡的人，不可能为单独的自我而活着。”（《文集》第十五卷，517页、518页）一个真正领悟到死亡的真实涵义（非仅发现死亡事实）的人，一个时刻与死亡意识同在的人，一个一次又一次不停息地摧毁生命的虚假意义的人，一个真正发现并时刻记住自己根本一无所有的人，才有可能勇敢地、坚定地、谦卑地、虔诚地踏上朴实而又伟大的灵魂拯救之路，才有可能在信仰与爱中找到人类唯一最确实的幸福，找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最后真理。
托尔斯泰生命的得救不是一种完成，而是无片刻停息的紧张求索、践行的历程。这里并不存在静水般的安宁，相反，正由痛苦的挣扎与全力的拚搏所构成。托尔斯泰不仅要深入到肮脏、卑微、苦难的世界中大声喊出在心中燃烧着的真理，为改善人们的灵魂、改善这个世界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而且更要直面自己的生活、探析自己的灵魂，真诚地、勇敢地向世界呈献出自己的全部忏悔，呈献出为自己新生命的诞生所做的全部努力。这是一条最普通又最动人的灵魂自我拯救之路，这也是人类得到拯救、走向幸福所必经的一条生命之路。这条路实在是荆棘重重、艰险万分的，然而，托尔斯泰再也不愿意欺骗自己，再也不愿意为了肉体的短暂福乐而陷入虚伪的生活，再也不愿意踏上其他任何一条“坦途”，他必须时刻与死亡意识同在，时刻与信仰同在，否则生命就会再度沉沦。在他82岁高龄之际，在本世纪开始后的第10年，托尔斯泰卸下了最后残存的装饰，穿上底层农民的服装，勇敢地逃离出了最后的虚伪之境。
信仰，对于中国人来说曾经是一个甚至不懂其字面意思的人也耳熟能详的字眼，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对于中国人的内在心性来说，信仰，实际上是一种甚为陌生、甚感隔膜的精神现象。中国人习惯的生命道路、精神道路一是在实用理性指导下，将自己附属于并无生命价值根据的社会结构、社会目标（非神圣事物，或仅具相对价值或价值虚假，往往同时又是对生命价值的践踏），在工具化中泯灭个人真实的生命问题；二是在生命的真实困境或生命的苦难事实面前，致力于审美的超然逃脱，归宿于失去价值关怀的虚幻的平衡、安宁。
由于我们有着悠久的在堂皇口号下践踏生命尊严的历史传统，有着极左政治扭曲生命价值的思想背景，建立真实的信仰，实在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人类的一个个体，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将有一死的不仅有肉体而且有灵魂的生命存在，那么，通向我们肉体生命终点的，通向我们唯一确实幸福的，就不能没有一条信仰之路。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感觉到了一种神圣之音。他告诉欧洲，“这种语言在欧洲是听不到的，然而不管欧洲有多么骄傲，它也需要这样的语言。”同样的，我想，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人无论曾经遭受过虚假信仰怎样的愚弄，无论对于科技文明、商业发展以及自身怀有怎样的信心，在托尔斯泰老人整个一生的真诚求索面前，在其于生命绝境中升出的信仰之光面前，都还应当努力去领受在这个世界中的一种伟大的生命态度、一种谦卑而虔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