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剑桥交游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徐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中国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喜欢交际，而且善于交际的人。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前后约一年半时间里，他与英国知识界高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徐志摩的交往主要是以剑桥大学和伦敦为活动中心的英国知识分子上层，直指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徐志摩的剑桥交游固然对他走上文学道路有巨大的催化和激励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维系中英现代文学的重要纽带，经由他，两国文学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徐志摩与狄更生
狄更生(1862—1932)是徐志摩到英国后结交的第一位英籍学者，正是他介绍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特别生”。狄更生在英国历史上不是一位伟大人物，却也算得上鼎鼎有名。他是作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的主要著作除徐志摩提到的两部外，还有《现代法国中的革命和反应》(1892)，《十九世纪国会的发展》(1895)，《希腊人的生活观》(1896)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其中的一些结集为《宗教：批评和预言》(1905)，以及《宗教和永恒》(1911)，《国际无政府主义，1904—1914》(1926)等。
狄更生一生最辉煌也最忙碌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数年时间。狄更生反对战争，他认识到，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是招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他就呼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通过这一国际性组织，使国家间的争端得到调解，避免今后再发生战争。战时及其后的数年间，狄更生都忙于国际联盟的创建和运作，他为此撰写相关的小册子，发表演讲，出席会议，奔走于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自己到剑桥后，“狄更生常在伦敦或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狄更生此时的忙碌，也与这类事务有关。
徐志摩到剑桥后，虽然不常见到狄更生，但他们的密切交往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梁锡华《徐志摩新传》中引述了与狄更生同一时代的英国学者回忆，“每当狄更生在王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常在狄更生的套房内闲坐聊天；但狄更生在欧陆的时候也不少，当他不在时，徐志摩有时仍然会到他的宿舍，坐在房门口凝思”。可见徐志摩对狄更生感情之深厚。徐志摩结束剑桥学习生活回国时，特意请画家弗赖画了一幅狄更生的肖像留作纪念。
回到中国后，徐志摩出于对狄更生的景仰之情，不遗余力地想把这位中国文明的颂扬者介绍给中国读者。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夏令班主讲英国近代文学，把狄更生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与莎士比亚戏剧、《圣经》、罗斯金的著作一起推荐给中国读者。他介绍狄更生的这部作品“盛称中国的文明”，称赞它的文字“美得未尝有，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好像涧水活流一样”。徐志摩的话未免过誉，但他对狄更生的感情是真挚的。徐志摩1926年4—8月间日记辑录了致江绍原信的片断，在此信中他向民俗学家江绍原推荐狄更生到中国旅行时所写的游记作品。信中说：“绍原！你记得狄更生先生记西山一个庙景的那篇妙文？他看到脸上搽着有厚度可量的脂粉的信女们，多半为了求早生贵子的动机，穿上桃的衣衫，到佛像前来礼拜，以及脑袋上嵌满疤痕身披破袈裟的和尚在佛殿上做功课时，对于女客们含心理分析性的注视，再也忍不住感叹佛教在中国几于不可信的堕落！”徐志摩向江绍原介绍的这篇游记，名为《北京》，描写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庙中所见所闻，属于狄更生1912年到中国旅行后写的系列游记作品之一，后来收进他的《印象记》一书。事实上，狄更生原文并没有批评的意思，倒是对这些到寺庙进香的善男信女语含褒义。徐志摩看来是误解了狄更生的本意。
回国后的徐志摩与狄更生书信不断，友情更浓。1924年2月21日他给汉学家韦利写信，告诉他“狄老寄来你新面世的大作，但我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韦利在1923年出版有《中国画研究导论》，未知狄更生给徐志摩寄的是否这部著作？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作为前辈的狄更生，非常关心徐志摩的成长和需要。在参与由泰戈尔创意、恩厚之实施的“农村建设计划”过程中，徐志摩也极力促请狄更生加入其中。因为狄更生对于东方的知识，并不限于中国，对印度同样也有非凡的见解。
徐志摩1925年重访英国，与狄更生重逢。这一次狄更生介绍他去见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哈代。也正是因为有了狄更生的介绍信，哈代才答应见他。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来到英国。他到剑桥访狄更生未遇，经巴黎、杜伦、马赛回国。狄更生得知徐志摩的消息，一站一站地追赶，最后在马赛港与徐志摩相见，上演了最感人的一幕。
狄更生与徐志摩年龄相差三十五岁，来自不同种族，成名早晚有别，这些却没有能够阻碍二人建立深挚的友谊，其主要原因，是狄更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徐志摩提到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1901)是狄更生最著名的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广泛注意。狄更生在书中虚构了一个曾经长期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写信比较东西方文明。信中主要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痛斥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辩护。信的作者说：“我们对你们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厌恶，这种情感现在是，也必将永远是我们与西方关系中决定性的因素。你们将这种情感归咎为偏见和无知，这很自然。但我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是出于理智。”又说：“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好的文明，当然我也承认，这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坏的文明。相反，正因为其古老，反倒证明这种制度保证了我们可以得享稳定，而这种稳定在你们欧洲各国中我们是无法找到的。我们的文明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认为，它还体现了道德秩序；可是在你们的文明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混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对近代积弱动荡的中国能够有如此同情，对中国文化的潜在力量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有人以狄更生这部作品的虚构性加以指责，狄更生这样回答：“我对你们讲中国，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有什么了解，也不是因为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在上一辈子就已经是中国人。”狄更生的好友，著名作家E.M.福斯特说狄更生“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的”，“对中国充满了同情”，“他的心属于中国”，绝不是妄言。
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给罗杰·弗赖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起狄更生对他的恩惠：“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遇到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剑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徐志摩如此感激狄更生，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介绍之功，但狄更生本人的人格魅力对徐志摩施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狄更生1881—1884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1887年起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Fellow，一直到他去世。狄更生能够介绍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作特别生，这一身份是十分重要的。Fellow很难翻译成“研究员”，因为这个职位通常承担的是学院内部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不是专门做研究。在剑桥大学，Fellow都由资深成员担任，是剑桥大学特色的一个重要体现。有了这个职位，狄更生介绍徐志摩就有了着力点，更有机会在学业、教养、识见等方面亲炙作为“特别生”的徐志摩。狄更生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幽默、乐观、正直，富于爱心和同情心的人，懂得友谊，看重年轻人，尊重他们的价值。而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fellowship制度鼓励导师与本科生之间建立紧密的友谊。狄更生个人性格与制度的完美结合，谱写了许多佳话。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声誉在降低，但是，他与年轻人保持友谊的能力使他在去世后很多年仍被人们回忆起来。爱·摩·福斯特为狄更生写过传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都评价过他的这一性格。我们都知道徐志摩是朋友中间的“一团火”，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性格的亲和力所感染，这其中是否有来自狄更生的影响呢？
二、徐志摩与罗杰·弗赖
罗杰·弗赖(Roger Fry,1866—1934)是英国杰出的艺术家、艺术活动家和艺术批评家。他1885—1889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是狄更生的院友，也是他极其亲密的朋友。1927年弗赖还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徐志摩与罗杰·弗赖的交往，得自狄更生的介绍。徐志摩在给弗赖的信中承认：“因着他，我跟着认识了你。”
徐志摩给弗赖的四封信，分别写于1922年8月7日，1922年12月15日，1923年6月5日，以及1928年。在写于1922年8月7日的道别信中，徐志摩提及希望弗赖能到中国访问。信中说：“但请你相信我，你要在西湖的柔波上一舟容与，调弄丹青的美梦，迟早一定会实现的。”要知道，徐志摩并不是出于礼貌客气地随便说说，回国后，他就开始着手邀请弗赖到中国访问之事。1922年12月15日和1923年6月5日的两封信是告诉弗赖，邀请之事得到落实。徐志摩是通过由梁启超等创建于1920年9月的讲学社来邀请弗赖的。讲学社的使命就是邀请各国学者来华讲学，此前曾邀请过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此后又邀请过印度文学家及诗人泰戈尔，都是一时之选。细心的徐志摩担心弗赖一人孤单，还请狄更生和他一道来中国，二人可以结伴。徐志摩非常希望促成此事，他以热烈的笔墨，向弗赖倾诉了渴望陪伴他的心情，描绘了中国南方春天的美景。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如果他和狄更生能来中国，“无疑在沟通两个文明这件大事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徐志摩通过讲学社请弗赖到中国“演讲美术”，当然有报答弗赖知遇之恩的意思，同时弗赖也的确是上乘人选。正如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给他的信中称道他与狄更生都是“英秀超卓，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了成就的代表人物”。弗赖最初进剑桥大学是学习自然科学，但在结识了一批剑桥有自由思想的人后，对哲学和艺术发生了强烈兴趣。在1887年和1888年两次学位考试失败后，弗赖放弃了学习科学的打算，改学绘画，取得了相当成就，他的一些肖像画还被著名的英国国家画廊收藏。
弗赖是一个画家，但却是以艺术批评家、艺术活动家和艺术教育家著名，对英国美术和时尚的现代转型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艺术批评家，他精通法国现代艺术，加上自己的艺术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美学原则。弗赖的主要思想是反对艺术领域的现实主义倾向，认为伟大的艺术是灵魂的事情，涉及观念，而与生活和模仿无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艺术不是寻求模仿形式，而是创造形式；不是模仿生活，而是发现生活的等价物”。艺术形式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自我实现，正是“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它最根本的性质”。这是一种非功利性、非道德性，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弗赖表达的思想成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美学纲领。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在《视觉与构图》一书中得到系统表达。由于该书表达的思想由于基于大量的绘画实践，能够用真正行家的眼光分析绘画艺术，且文风清晰、流畅，因此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
弗赖担任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监，英国国家画廊总监。他利用自己的这一有利地位，成功地举办过一系列欧洲大陆和英国现代艺术的展览，其中最著名的是1910年他在伦敦的格瑞夫顿画廊举办的莫奈与后印象主义艺术展。“后印象主义”这个术语就出自弗赖的创造，用来指高更、凡高、马蒂斯等现代画家。这次展览为弗赖招致了卫道人士的无数谩骂和攻击，但却把公众的审美趣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后数十年英国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使自己成为英国现代艺术最著名的支持者。弗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演讲家，他有一种独特的与听众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激情的能力，许多同时代人都对他富于磁性的声音印象深刻。弗赖长期从事艺术的普及工作，他在《视觉与构图》中的文章《艺术与社会主义》，表达了对普及工作的重视。如前所述，徐志摩回国前和回国后，多次写信邀请弗赖到中国访问。但从这一时期弗赖写的书信看，他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此事。一则他忙于筹办各种展览，二则身体不佳。我们可以想象，由徐志摩极力操办的这一邀请，如果成行，将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刮起怎样的现代艺术旋风。
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给弗赖的道别信中说：“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开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炙那些博大、魅力和高贵的思想与情感。”又说：“英伦的日子永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念这一段时光，并会忆想到自己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先生和您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这两段文字徐志摩都承认了弗赖给予自己的巨大影响，并就这种影响向弗赖表达感激之情。那么，除了如徐志摩所说人格和思想的“亲炙”与熏染外，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存在呢？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到清华大学发表过一个名为《艺术与人生》的英文演讲。明眼人一看即知，徐志摩这篇演讲的题目与弗赖收在他的名著《视觉与构图》中的一篇演讲同名。徐志摩知道弗赖的《视觉与构图》一书，他不避重复，以同样的题目发表演讲，引出梁实秋先生的议论。梁实秋当时是清华大学文学社的负责人，徐志摩的演讲是应他的邀请发表的。作为当事人，梁实秋对徐志摩这次演讲评价不高，说“这回讲演是失败的，我们都很失望”。从演讲效果看，这应该是实情。《艺术与人生》一开头长长的从句，足以让人“听而生畏”；况且“牛津式”的照本宣科，实在是高估了中国学生的理解力和感受力。但梁实秋先生说徐志摩这篇演讲“其中的一些思想见解也来自这位英国朋友”，这话就要分析了。
细读这两篇同名演讲，发现徐志摩除了也在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外，其他方面与弗赖的观点甚少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从对“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看，弗赖的“生活”，主要指历史现实中重大的事件、运动和思想主潮，徐志摩所谓“生活”更多地与民族特性以及相关的社会状态联系在一起。就“艺术”而言，弗赖在“艺术”的名义下，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而徐志摩谈论的范围更广，包括诗歌、戏剧、绘画、舞蹈以及其他一些民间艺术形式。在徐志摩的演讲中，“生活”是一个包含正面价值判断的概念，“有生活”代表理想的社会状态和国民性格，反之则是“无生活”。徐志摩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的存留持否定态度，并将其产生的根源归咎于社会状况和国民性的低劣。徐志摩又以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伟大艺术为例，呼吁创造有激情、有悲剧、有美、有灵魂的生活，从而为创造伟大的艺术准备条件。这是他演讲的主旨，也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体现。弗赖完全不同，他是一位先锋艺术批评家，他的使命是为以法国后印象主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辩护，而“纯粹的形式”是弗赖对先锋艺术美学原则的高度概括。正因为如此，弗赖这篇演讲的立足点就是要斩断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生活”在他笔下是一个具有负面价值判断的词汇。他以西方艺术史为例，论证了艺术对生活的疏离、背弃和对立，以此来说明艺术不受生活的直接影响，它的发展具有内在连贯性和自足性。弗赖称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习惯性假设”，他甚至嘲笑试图从艺术品中发现生活真实这种艺术的欣赏方式。二人都从艺术史中寻找自己立论的依据，但结论却大相径庭。
徐志摩所受弗赖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这就是他对西方现代绘画的鉴赏和议论。关于这一点，梁锡华先生已经作了论断，她说：“这影响主要在西洋艺术方面。徐志摩回国后宣扬西欧当时的新派画家塞尚(Ceznne)、马蒂斯(Matisse)及毕加索(Picasso)等人，这完全是从傅来义接受过来的衣钵。”只要读一读徐志摩写的《我也“惑”》，就知梁锡华先生所说确实。徐志摩这篇文章的起因是1929年4月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徐志摩是展览的筹办人之一，又是会展期间出版的《美展》三日刊编辑之一。1929年4月22日《美展》第5期发表徐悲鸿《惑》一文，抨击后印象派艺术。徐志摩在同期发表《我也“惑”》一文，与徐悲鸿商榷，为后印象派艺术辩护。徐志摩在文章中提起后印象派画家如塞尚、高更等的作品轶事如数家珍。又说到弗赖创造了“后印象派”这一术语，以及他1911年举办的后印象派画展，和那次画展在英国引起的震撼。徐志摩还说自己是第一个把塞尚、凡高套版绘画带回中国的人。徐志摩认为后印象派绘画有“真纯的艺术的感觉”，是“纯艺术的作品”，是“一些新鲜的精神的流露，一些高贵的生命的晶华”。这些足以显示，徐志摩为后印象派辩护的勇气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弗赖的影响。
徐志摩在英国期间，与弗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志摩临行前，弗赖特意送给他一幅自己创作的狄更生先生的画像作为纪念，激动的徐志摩表示“会永远珍藏”这“贵重非凡的礼物”。在1923年上半年，弗赖给徐志摩写信，并寄去一些自己画作的复制品。徐志摩称赞它们“有惊人的成就，完全可以和塞尚大师的作品同列”。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到英国，在弗赖家中盘桓数日，获得了“无限的喜乐和安慰”。徐志摩这次回国后，把弗赖赠送的两幅作品刊登在《新月》1929年3月2卷1期，题为《法兰先生画稿之一》、《法兰先生画稿之二》。后来徐志摩友人郭有守的弟弟郭子雄到英国求学，徐志摩特意介绍他与弗赖相识，并请他转达对弗赖的致意。
徐志摩与弗赖的深厚友谊，一如与狄更生，主要建立在弗赖对中国艺术强烈兴趣的基础之上。弗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把许多的精力用在研究介绍中国古代艺术方面。弗赖的《变革》一书有“中国艺术面面观”专章。《最后的演讲》第八章是“中国艺术”，包括“商周时期艺术”、“秦汉艺术”、“佛教艺术”三部分。此外，他还有不少论述中国艺术的文章散见于报刊，如《中国艺术》、《北京之墙》等。至于引证涉及中国艺术的文章就更多。弗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时欧洲人还不熟悉的青铜器、佛教造像、文人绘画、古老建筑等领域。弗赖不像他的同时代人翟理斯、卞因、魏雷，这些人是专业汉学家，弗赖不是。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加之他有精湛的西方艺术造诣，他评论中国古典艺术没有专业人士常见的学究气，能广泛对比，三言两语抓住要害，还善于为己所用。弗赖作为先锋艺术批评家，他观察中国古典艺术的目的，是希望从中汲取养料和灵感，为现代西方艺术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和领域，为现代艺术建立普遍适用的美学原则。古老中国艺术在线条运用方面所展现的独特韵律节奏，各部分的协调匀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戏剧性的幽默感等等，也的确被弗赖所利用，纳入到他的形式主义艺术批评体系中。
三、徐志摩与罗素夫妇
徐志摩写给罗素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21年10月18日。徐志摩在这封短简中，向罗素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以及拜访的愿望，还提到渴望读到罗素新婚妻子朵拉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有关中国的“大作”。朵拉(Dora Winifred Russell,1894—1986)也是一位学者、作家、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从剑桥大学哥顿学院毕业后，先在伦敦大学学院从事18世纪法国哲学研究，1918年，担任剑桥大学哥顿学院研究员。1920年，朵拉为陪伴罗素访问俄国和中国，辞去了研究员职位。徐志摩信中所称朵拉的这篇“大作”其实是一封有关中国问题的信，题为《美国的中国政策》，发表在该杂志1921年11月2日第28卷361号上。徐志摩此信写于10月18日，这一期杂志当时还没有出版，故他说“一直找不到”。徐志摩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的信中，又一次说起这篇文章：“顺便提一下：上次我们见面时，你是不是忘了给我一份尊夫人所写关于中国的文章？要是她尚有余本，我想拜读一下。”朵拉的《美国的中国政策》一文，主要是批评美国政府对当时中国北京政府和广东南方政府的矛盾政策，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的虚伪性。美国媒体清一色称赞广东南方政府的诚实和英雄主义，指责北京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性，反感港英当局干涉广东南方政府。朵拉揭露说，这主要是因为广东南方政府与美国跨国公司勾结有关，美国跨国公司从南方政府取得了修建港口的合约，获得了对广东省能源勘探开采的垄断权。也就是说，美国媒体对中国南方政府的称赞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朵拉调侃说，英国政府从来都是以对自己的反对或臣服来区分“道德”政府或“邪恶”政府的，她把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推荐”给美国人，因为他们正急不可待地准备迈出走向帝国主义的第一步。朵拉在文章中，还深情地回忆了她在中国的美好经历，向中国表达了“最崇高的尊敬和最真挚的爱”。她郑重声明，“他们的古老文明与欧洲和美国文明是平等的，而正在发展的新中国文明，可以设想，将比我们和你们的都优越。”
徐志摩1921年10月24日给罗素的信，主要涉及邀请罗素夫妇出席1921年12月10日旅英华人协会在伦敦专为他们举办的一次聚会。徐志摩提到自己给主理此事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给罗素夫妇多寄一张请柬，以免邮错。据查，这次聚会由1921年刚成立的“英国华人协会”出面正式邀请，具体操办人是协会的秘书梁龙先生。徐志摩1921年10月24日给罗素的信中有一句“您要我传的话已转达给梁龙先生了”，估计就与这次聚会的筹备有关。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罗素档案馆存有梁龙为安排此次聚会写给罗素的两封信，说明聚会的目的是“欢迎罗素夫妇访问中国归来”。聚会还为罗素夫妇安排了简短的讲话，以及与中国学生的问答和讨论。徐志摩在这封信中还向罗素夫妇的新出世的孩子约翰祝贺。我们知道，朵拉是奉子成亲，他们1921年9月27日正式结婚，11月16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约翰出生。徐志摩是想借12月10日的聚会，也给约翰提前做满月。做满月是中国习俗，指孩子出生满一个月时，家长请亲族中人来家中庆祝。徐志摩信中所说的“我们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是中国传统习俗在这类场合中必用的食物。这次聚会于12月10日如期在伦敦举行。
徐志摩1922年1月22日的信，提及的是剑桥大学邪学社(Heretics Sociely)邀请罗素夫妇演讲的事情。关于邪学社本身的情况，我将在后文会有介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徐志摩信中所说邀请罗素演讲的地点是王家广场对面的一家“茶店子”，其实那并不真的是一家茶馆或酒吧，而是剑桥学者奥格顿租赁来作为邪学社办公活动场所的王家学院广场10号，后来它又成为奥格顿创建的推广基本英语运动的永正语言研究所(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所在地。这栋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房间不少，但单个房间的面积都不大，因此徐志摩在信中才说奥格顿担心他的“茶店子”太小，“容不下拥挤的听众”。后来知道，奥格顿为此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即演讲只允许邪学社会员参加。罗素夫妇这次演讲于1922年3月5日举行。保存在罗素档案馆的一份日程表显示，罗素夫妇当天演讲的主题是“工业主义与宗教”。罗素主讲的具体题目是“传统宗教”，朵拉主讲的题目是“工业信条”。
徐志摩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的信，建议请梁启超为奥格顿编辑的“世界哲学丛书”撰写一部介绍中国哲学的书。此事主要涉及奥格顿，我在下一节将作重点介绍。
徐志摩与罗素的密切关系，不仅浮现在上述人事层面，更深入到思想的交流和影响。徐志摩评价罗素的文章现在发现的共有四篇，分别是《罗素游俄记书后》(《改造》1921年6月3卷10号)、《罗素与中国——评罗素著〈中国问题〉》(《晨报副刊》1923年12月3日)、《罗素又来说话了》(《东方杂志》1923年12月第20卷23号)、《卢梭与幼稚教育》(《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此外，他还翻译过罗素的《教育里的自由》。这些文章和翻译，绝不是应景之作，它们深刻反映了徐志摩与罗素思想的共鸣，和受到的影响。
四、徐志摩与奥格顿
徐志摩研究者最先是从徐志摩给罗素的信中知道语言学家查尔斯·凯·奥格顿(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的名字。但由于没有更多材料，人们对他与徐志摩的密切关系了解有限。笔者有幸从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图书馆威廉·瑞德档案与收藏研究部发现了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经由对这些书信所涉人事背景的考证，徐志摩与奥格顿的密切关系才浮出水面。
奥格顿就读于剑桥大学美德林学院，毕业后他访问过意大利、德国、瑞士和印度的一些学校，调查语言教学的方法。1912年，奥格顿创办《剑桥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份杂志成为一个有关政治和战争的国际论坛，引起广泛注意。奥格顿还是剑桥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成立于1909年，主要起因于奥格顿等人对校方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反感，追求一个能够自由讨论宗教问题的空间。如邪学社章程第一条规定，会员必须抵制所有强制性的宗教要求和正统信仰。但邪学社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宗教问题的讨论中，学会章程第二条阐明学会的目的是推动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自由讨论。邪学社的一个重要活动是邀请文化、思想、文学界名人举办演讲。受邪学社邀请发表过演讲的名人有作家萧伯纳、T.S.艾略特、E.M.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乔治·穆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艺术家克立夫·贝尔、罗杰·弗赖等。奥格顿最初担任学会干事，后来长期担任邪学社主席。奥格顿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他把学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剑桥大量的学子。在邪学社成立之前，剑桥已经有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著名的使徒社就是其中一例。但邪学社后来居上，风头甚至盖过了使徒社。从徐志摩1922年1月22日给罗素的信看，徐志摩在剑桥时，虽然没有加入邪学社，却能够参加演讲会，可见徐志摩与奥格顿以及其他邪学社会员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
徐志摩与奥格顿相识，大约在1921年7月间，比认识罗素要早。徐志摩给奥格顿的头两封信分别写于1921年7月12日、18日，当时他还在剑桥的沙士顿住。徐志摩告诉奥格顿，自己因为要去伦敦，所以与他无法在星期二见面，希望把见面的时间推迟到下星期。从这封信的口气推断，徐志摩是在安排与奥格顿的初次见面。六天后，徐志摩给奥格顿写去第二封信。显然在此期间徐志摩已经见过奥格顿。徐志摩1922年9月离开欧洲回国。在回国的第一时间，他就给奥格顿邮了一张明信片。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又给奥格顿写信。在这封信中，徐志摩要求奥格顿给自己邮寄一本他的《意义的意义》。他还告诉奥格顿，自己已经把他的来信在两份大报上发表，并且就奥格顿在信中所讨论的问题征求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奥格顿给徐志摩这封信的下落，也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测奥格顿的意见会涉及他这一时期正在进行的语言魔力的研究。他与新批评理论的创始人剑桥学者理查兹共同执笔的《意义的意义》一书就出版于1923年。这本艰涩的著作应用二十世纪初期心理学、语言学方面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歧义现象，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对语言的控制和利用等。西方学者认为，《意义的意义》是二十年代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就奥格顿和理查兹本人而言，《意义的意义》可以说是他们后来一系列学术发展的起源，如奥格顿的“基本英语”，理查兹的新批评理论，都把根扎在《意义的意义》的思想资源之中。理查兹说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注意语言活动的方法和结构，这是实话。况且在二十年代，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刚刚起步，对奥格顿、理查兹的语言学思想可能还无从知晓。因此，徐志摩告诉奥格顿，他信中讨论的问题在中国没有找到一个知音：“我遇到不少学者表示对这一问题有兴趣，但未能发现他们的意见有任何中肯之处，也达不到你的标准。”徐志摩信中说他在去年圣诞节时给奥格顿邮了一本胡适的《论逻辑》的小书，希望他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思考有益的东西。事实上，中国对奥格顿和理查兹《意义的意义》的回应，延迟到十年之后。1929—1930年，理查兹来到中国，应聘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三十年代前期，奥格顿的“基本英语”事业已经风靡世界。由于这两个事件在中国的影响，学者们才注意到《意义的意义》一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义学》是李安宅编译《意义的意义》，并融入自己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心得写成。该书由冯友兰作序，在附录中还收入了翟孟生的《以中国为例评〈孟子论心〉》一文。翟孟生和李安宅都是理查兹写《孟子论心》时的合作者，对理查兹和奥格顿《意义的意义》中的语言理论有初步了解。
徐志摩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的信，讨论了“世界哲学丛书”拟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的作者人选问题。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写信，也涉及到奥格顿担任学术编辑的这套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的完整名称是“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由奥格顿主持编辑，但罗素与奥格顿关系密切，是这套丛书重要的学术顾问，故徐志摩也与罗素讨论过人选问题。这套丛书在英国科根出版社出版，在头十年间出版了一百卷之巨，把那个时代许多大师的著作都囊括其中，如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国际文库”丛书的本意是介绍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最优秀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罗素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了解中国哲学界情况，他推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显示了非凡的眼光。胡适的英文著作《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1922年由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出版，罗素1923年即写了《早期中国哲学》一文，对此书加以介绍。罗素称道说：“对于渴望一睹中国思想玄奥的欧洲读者，这部著作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他赞赏胡适像欧洲人一样了解西方哲学，能用英语写作，而对中国文言的翻译，没有任何一位外国人可以比肩。胡适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这部著作的优秀是可以预期的。胡适在此书中试图在中国古代哲学非主流派别，如老庄、墨子哲学中寻找与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契合呼应之处，罗素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称赞“这是一种奇异的现代声音”。但罗素显然有些怀疑胡适通过翻译给这些古代哲学家的言论“增添”了现代性，不过他没有去追究这一点。我们从罗素的这篇书评可以看出，罗素推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徐志摩却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不适合翻译出版。理由是这部著作只写出了上卷，其中又包括大量西方读者不感兴趣的枯燥考据，篇幅太长，而且胡适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这些理由十分充分。继而徐志摩建议，由梁启超承担一本“有关中国思想的书”。他在信中介绍梁启超“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项背的”。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他如此热情洋溢地举荐老师，一方面固然因为梁启超是理想人选，但徐志摩与梁启超的这层师生关系恐怕也是他举荐的重要原因。徐志摩与胡适建立深厚友谊是后来的事情，此时他们可能还没有见过面。
罗素对梁启超并不陌生。梁启超发起创办的讲学社是邀请罗素到中国讲学的主要团体之一。罗素在中国期间，与梁启超多有交往，并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罗素和奥格顿当即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议。梁启超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后来促成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出版。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说：“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也就是说，他在二十年之前即有意写这样一部著作。但显然罗素和奥格顿的邀请，大大增加了梁启超实现多年夙愿的动力。与此同时，在1922年秋冬间，梁启超应聘在东南大学和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举办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座，1923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根据这些授课的讲义整理而成。
梁启超完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罗素、奥格顿要求的“中国思想”在涵盖范围上有一定出入。对此徐志摩的解释是，“这和总体上的思想史大致是一码事”。梁启超完成的是中文本，翻译成英语的任务最初由徐志摩承担。徐志摩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23年四五月间。他在给奥格顿的信中说：“到目前为止，我只翻译了导言。书的篇幅很长，翻译成英文，我想不会少于350页。如果我下决心干，估计需要整整一个夏天。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此书是来自东方的重要贡献，我愿意花几个月时间翻译它。”徐志摩显然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他甚至准备把部分译文寄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韦利，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徐志摩这一时期太忙，1923年11月不得不放弃了翻译计划。这在徐志摩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中得到证实，徐志摩说：“至于梁先生的书，我真是惭愧极了，一方面对不起你，另一方面也对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愿意承担这一翻译工作，但这意味着要花三个月时间全身心投入，而我挤不出这么多时间。同时，西伯利亚的秩序已经恢复，我现在正计划再一次去欧洲旅行。我不久还会给你写信。”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有“徐志摩拟译为英文”的话，这说明在书出版前梁启超与徐志摩已经有了翻译的约定，徐志摩也预估能在1923年夏天完成翻译工作。因此，“国际文库”在1923年出版之著作的扉页，都印上了梁启超将要出版的《中国思想的发展》一书的书目。由于徐志摩没有能够完成英译，出版之事只好一拖再拖。到1927年，“国际文库”拟出版书目中仍然有梁启超的《中国思想的发展》。由于主编奥格顿以及罗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视，他们始终支持促成梁启超这部著作英译本的出版。徐志摩放弃翻译后，改由北京一位“世界通解丛书”的编辑L.T.Chen接手完成。最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终于忝列“国际文库”，由英国科根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这个英译本增加了译者弁言，作者生平概略和重要术语索引等三部分内容。
罗素和奥格顿接受了徐志摩请梁启超写一部著作的建议，但也没有放弃请胡适写一本类似著作的打算。由于梁启超提供的是一部断代政治思想史，写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思想的书的任务就落在了胡适头上。徐志摩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肯定地认为胡适会接受这个建议：“胡适博士几天内就会来北京。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会很高兴把自己的书在英国出版。”徐志摩的判断是对的，1924年2月11日他写信告诉奥格顿，胡适接受了在英国出版他的著作的建议：“胡适博士很高兴你打算在英国出版他的书。我相信他不久就会给你寄去他改定的稿子。或许他已经写信给你了。”事实上，胡适并未写信给奥格顿，奥格顿档案中也没有胡适这部“改定的稿子”。可能是胡适并未寄出稿子。但奥格顿仍然一直在等待。我们从1930年“国际文库”丛书扉页上印制的拟出版书目中，还可以看到胡适的《中国思想的发展》。遗憾的是，奥格顿所期许的这部著作，胡适终于没有完成。
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中，都提及为刚刚成立的松坡图书馆添购外文图书事宜。我们知道，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916年病逝后，梁启超即打算建一座图书馆纪念这位共和英雄。经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终于在1923年春天成立，馆址设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徐志摩受聘担任刚刚成立的松坡图书馆(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第二馆的干事。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徐志摩就负责外文书籍的采购以及英文函件的处理。从上述两封信看，奥格顿显然是徐志摩在国外采购图书的重要代理人，而奥格顿也的确是适当的人选。一则奥格顿与徐志摩的私交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愿意不辞辛苦为他选购图书。二则如前所述，奥格顿与出版社关系密切，对图书市场了如指掌，他主编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荟萃了当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精华。三则奥格顿本人就是出色的学者，站在学术前沿，有选购优秀书籍所必需的敏锐眼光。第四，奥格顿性喜藏书，一生收集了大量的古版书以及其他图书，他去世时，留下的私人藏书达十万册，对书的嗜爱令他把选书购书看成一件乐事。徐志摩在信中告诉奥格顿，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松坡图书馆能有五百镑用于购书。徐志摩还告诉奥格顿，他邮寄的第一批四包书已经收到。他准备请梁启超再汇一些钱给奥格顿，以便他继续购置图书。他要求奥格顿也赠送一些“你认为我们需要的书”，这其中包括徐志摩格外点名的奥格顿与理查兹合著的《意义之意义》。
文学批评家理查兹说“徐志摩朋友遍剑桥”，中国学者赵毅衡更认为徐志摩制造了“剑桥神话”。除本文介绍的几位，徐志摩还与剑桥学者理查兹、阿瑟·韦利、福布斯、伍德、布瑞斯维特、弗兰克·兰姆瑟、斯普如特、鲍威尔小姐等有着深厚的友谊。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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