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社会教育中学习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王晓静 孙发利/延安大学
摘 要： 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根据战时需要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社会底层的群众在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识字教育中把隐性的思想意识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外显，文字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媒介，连接着群众内心与外部世界。学习者逐渐挣扎着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求的过程。这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学习者能动的认识外部世界并尝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有状态的一种积极求索。从教育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方法的视角分析对延安时期群众的社会教育，都可体现共产党通过扫盲识字教育积极引导民众对自我意识觉醒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社会教育 扫盲识字教育 主体意识觉醒
1937年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并在此逐渐牢固地站稳脚跟后，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士开展全民学习运动，通过扫盲识字教育、卫生宣传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使他们开始成为学习、生活的主人，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从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视角去观察学习者的地位，民众经历了从大字不识一个、无法解决温饱及保障生命到能够开始通过文字这一符号对身边环境、对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尝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从被动的接受生活所带来的贫穷状态开始谋求自我改变，遇到困难把所有的希望寄予桎梏的封建迷信思想到开始走向追求科学的方法甚至能为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的奉献自身的力量。
在新形势下，我国要积极承担世界财经合作的“大国责任”，避免在现有的双边或者多边关系的“拖累”下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不良的严重后果。为此，我国需要积极的探寻新形势下的国际财经合作新模式。从旧有的实际操作与国际政治的角度不难发现，寻求稳定的国际财经合作伙伴，并以实体经济的输出作为互动的纽带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有如下建议可供参考：
一、教育内容紧扣群众现实需要，激发群众改变思想观念
作为社会公民，都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延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每一位公民都应积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当时学习者主体权利意识的茫然与义务担当的不明。所以通过社会教育激发群众改变思想观念。而且在教育过程中学习者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整个教育的发展状态，无论采用何种教育形式，只有教育的内容符合学习者的需求、教学方式方法适应实际情况，才能激发群众热情，积极参与并取得成效。在延安时期确定社会教育的内容必须以解决老百姓生存、生活中面临的最紧迫、最棘手的问题为要旨，针对当时延安时期的民众的现实需要提出社会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应主要以扫盲识字教育、政治教育、卫生宣传教育、移风易俗教育和劳动教育。在旧有体制之下，群众不愿意学习，他们认为学习文化知识没有任何用处，既不能吃饱也不能穿暖，种地需要什么文化，只要有力气就行，可他们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自身的思想文化意识限制使他们生活的更加贫穷和艰难。因此，开展扫盲识字教育运动，尽快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成为社会教育的首要任务。
边区政府颁布法律，要求边区上下紧紧围绕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博、改造二流子、废除缠足及不良婚俗陋习等任务，开展广泛的群众社会教育运动，以提升妇女地位，革除各种陈规陋俗对边区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社会和谐的制约因素，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新思想文化的传入逐渐抵制迷信封建思想，帮助改变生活习惯、移风易俗。把卫生宣传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点内容进行推广，在全边区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和健康的生活习惯，以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边区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善，死亡率开始逐渐下降。一切的教育内容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将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其中所带来的好处，从自身需要开始改变与旧体制旧思想抗争。相对被动的接受一切新思想，这是一种有主体意识的觉醒，自我要求，自我采取行动的去改变原有秩序更有冲击力，更能取得显著性效果。
二、教育组织形式符合边区实际，鼓舞学习者参与学习
文化是什么，日本学者钱穆说文化是在长时期内大群体的公共人生。由此可见群体创造文化，什么样文化水平的群体，就能体现所在区域文化生活的发展状况。他们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就发展到什么状况。对于延安时期出现的面向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对于边区的落后经济文化状态，文盲达90%以上。学习者明确有“我”的存在，有自我概念，但主体概念的产生并不代表学习者主体意识的产生，其身体成熟度及生活的经验使个体能被动的应对外部世界，但心里并没有深刻认识自我及认识外在环境，更没有尝试通过自身力量去改变生活的现状。所以实现完全自主的学习是不可能实现的。主体性意识的形成就需要在一定的教学情境下引导、激发和培养。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调动群众参与其中就必须创造与之相符合的教学组织形式，首先在外在条件上满足需求。基于教育任务繁重、战争形势严峻的现实，党探索创新出冬学、识字组、识字班、民众教育馆、俱乐部等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既满足了边区居住分散的环境又满足当地群众务农学习两不误的需要。这些教学组织形式呈现相对简便易行，实行过程成本较低，学制也相对灵活，组织形式形式丰富多样等特点。
本研究采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的CLASS-C(children’ leisure activities study survey)问卷中文改良版对学龄儿童体力活动进行测量[7]。该问卷调查过去一周内日常生活中包括学习和休息期间，各种体力活动(包含走路、跑步、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广播体操、踢毽子、跳跃、投掷等常见体育项目)的次数、持续时间、自我感觉以及组织类型；静态生活项目中包含写作业、看电视、使用电脑、玩电子游戏、听音乐、艺术制作等。本研究将看电视、使用电脑、玩电子游戏三项合并计算屏幕时间。同时，本研究还调查了家长和教师对儿童体力活动的态度等。
俱乐部是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在比较宽阔的场所，采用形式多样的娱乐方法针对成年人的一种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各县普遍设立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大型集会等时机，通过发放通俗画报和宣传品、开办展览会，宣传妇婴卫生知识、农业科技、禁止缠足，新法接生和妇婴卫生常识及党的移风易俗政策等。其中戏剧是教育宣传最有效的一种形式，演出通常是在露天场地或者街头，这样也符合当时实际，节约经费，而且能容纳大量群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是表演者经准备练习体验其中，表演过程中观看者感染其中，潜移默化改变以往的旧习俗，引导他们走出封建落后思想的束缚，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发展当地经济，积极响应党的政策。基于时代的背景下，正规学校的缺少，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生产的学习，而且忽视了对成人的继续教育。针对从事生产劳动的成人，兴办社会教育并且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从而弥补各自的不足，形成一个完整教育体系，也有利于向终身学习迈进。
式中,ppd为探测器读出光功率;B为测试带宽;λ为光谐振频率;θ为探测器光电转换效率;c为光速;h为普朗克常量;D为谐振腔直径;Q为谐振腔品质因数。由式(1)可知:
识字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一种简便易行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学习时间是按照老师和组员们的时间而确定，不设固定地点，或在炕头上、或在田野里，也可以在灶台前，一有时间就学习。并且识字班和识字小组的社教组织形式非常便捷，成本也低。对于我国现行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将一定数量的学生按年龄和能力水平分成固定的班级，依据课程表和日常作息时间表安排各科教师有计划的有目的给学生上课。识字组，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既利用班级授课制以集体教学的方式来快速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且时间、场地、人数安排都比较灵活根据民众和老师的时间情况安排，一方面达到教学成果，另一方面也不耽误民众的务农还能吸引广大妇女在做完家务之后，积极参与识字学习。
三、教学方法符合灵活多变，倡导学习者集体的自动学习
在延安时期开展的各种成人教育的学习都属于阶段性的学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学到了一些知识，但一种组织形式的课程结束，学习者就没有机会巩固和继续学习。学习的师资环境和过程中学习者的时间、能力都是延安时期群众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此边区政府确立了“不忙多学，少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教学方针，采用了“小先生制、民教民、丈夫教妻子”等方法。这是不同以往正规学校的学习方式，群众集体自发探索学习的一种方式。延安时期倡导学习者集体的自动学习过程中，。尤其像是小先生之的推广，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先生制是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所倡导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知识随时随地的交给身边的人，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小先生制主要是边区政府针对延安时期师资匮乏、社会教育迫切等问题，由小学生在学校里学习识字，然后回家把学到的字交给身边的人。这种教学方式是引导集体自动的学习，使文化程度高的学生教程度地的学生，形成互助的精神，使学习者自动的学习，养成自学精神，更高层次的使学习者离开识字组、夜校、冬学也能自求上进。经过这样教学方式，调动了所有成员，尽量对所有学习者进行继续教育，引导学习者形成持续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主张一面学习，一面实践，学习和实践是联系统一的，学习者不紧要参加识字小组，还要组织识字小组，去教其他群众，今天学到的东西马上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而且从行动中又能获得的更丰富的新经验。
如绥德实验小学五年级女学生刘佩珍，先在家办识字组，教自己的家人和邻居，后来又在外办识字班，经几个月过后，其中有几人识字达500个，其他民众也学会三四百字。在她的带动下，识字组中的妇女儿童越来越多，将近1000人参与其中。再如延安市的张泰，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曾识得一些字也教过一些学生，在识字扫盲教育过程中他一开始教自己的家人识字，后来又找邻居亲戚一起学习识字，而且一有时间就学习，学习用品都是自家提供。这种教学方法在自愿的原则下，打破传统集中办学，施行分散与集中结合的新型学习模式，是符合延安时期民众社会教育的迫切需求。
小先生制在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字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或承载语言的图像或符号。是人类思维及思维概念的外化。在延安时期通过灵活的教学方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进行扫盲识字教育。这使群众的内心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从本质上看是由内而外的激发学习者的敏感意识，从被动的接受中解放出来，逐渐取得自由和主体的地位。由此，小先生制的教学方法正是符合居住分散的乡村地区，也适合小城镇地区，群众可以集中学习，也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在家中学习，这样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识字学习当中，并且用时较短、成效较高。群体自发的学习冲劲足，干劲大，持续久。而且弥补了教员不足的问题。
四、结语
学生作为教学中的主体，其学习是主体性，是自我追求的主动学习。在整个过程中，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教育者做出改变，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更重要的话是需要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对延安时期的民众进行社会教育正是从学习语言文字出发，引导民众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需要学习转变。教育者采取各种方式激发群众参与学习，但毕竟由于延安时期的落后经济条件和落后的师资力量，因此必须激发民众自主学习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唤醒是思维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具有创造性的过程。真正的解放是人性的解放，不是强加灌输的过程，因为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支架式的教育，需要从引导走向自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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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静( 1994-)，女，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孙发利（1965-），男，陕西富平人，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延安时期的教育、教育原理和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