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和回应：面对“全球伦理”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伦理论文,机遇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伦理”思潮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近年来国内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作为全球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也许是一个中国伦理学界与世界伦理道德文化接轨的机遇，也是一个难得的进行对话的契机；这既是一个表达东方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文化追赶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机遇。目前国内学界已从多个方面做出了努力[1]，其势可嘉。对于这样一个既涉及全球化广泛领域，又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内核的问题，理应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对话和追问。不仅要分析其可能性[2]，寻求一定的方法和路径[3]，把握其内容和特征等，而且还应对这一思潮作一整体的思考和回应。
一
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伦理”思潮，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和平发展的形势，我们应从全球利益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加以思考，并对其有一个总的评价和分析。
第一，要高度重视这一思潮的积极意义。全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的认识和观察也要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对于处于开放和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全球伦理”思潮实际上表达了人类对新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是人类力图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一种努力和思路。从目前来看，发起者和参与者更多的是宗教界和非政府组织[4](P29)，也有世界各国的许多前政府官员和人士[5](P268)，他们是国际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宗派的宗教组织及其人士是重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关注表现了宗教对世俗世界的关心和态度。对此，我们应有开放的心态、冷静的态度和积极的思维，这是一个大国和开放的社会应有的态度和思维。同时，我们应适时、适当地派出自己的专家和宗教团体及宗教人士参与这一新“事业”，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说，非政府人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专家比政府官员更加敏感和专业，宗教人士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加热心和冷静。静观默察，掌握信息，适当参与，是目前比较恰当的方针。
第二，要把握住弘扬和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全球伦理”思潮，从缘起看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思潮，从目前表现和发展的态势看，正表现为积极发掘和吸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全球化问题解决的积极的思想资源，并提倡各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作为东方文化大国，我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富有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解决各种复杂的民族、地区矛盾和纠纷的经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儒家及道家、法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宗教文化如道教、佛教等文化亦丰富多采。有人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及东方文化不甚了解，或有偏见，其实，这既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外宣传不够有关，也与我们的文化缺乏对世界各类问题的回答和参与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文化要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要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就应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尤其是参与对世界重大事务的回答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全球伦理”思潮为我们进行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只有那些能回答和解决现实课题的文化，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也才能为世界所接受、所认同。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要求主动介入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理应在参与中展现自己，在介入中宣示自己，在对话中表现自己。
第三，要认识到“全球伦理”是一个重要的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领域。“全球伦理”思潮的涌现，给世人展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和天地，它既是一个新的理论领域也是一个新的思想阵地。我们对它的了解程度、理解程度、影响程度，取决于我们的介入程度。对此，我们要改变过去对许多世界事务尤其是思想文化和宗教思潮的不过问、不干涉、不介入的态度，积极扭转不作为的被动的局面。这一新领域既是新的讲坛，也是新的舞台。可以预料，在当前和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既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也是发生交锋、斗争和较量的阵地。甚至还有可能被文化霸权者所利用，成为一些超级大国对他国进行干预和干涉的特殊阵地。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觉和足够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支持一些思想家、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学术团体以至宗教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并以此为阵地去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以此为渠道积极吸收和借鉴别国或别种文化样式中的积极合理的文化因素。应积极介入而不是固执封闭，应参与对话而不是一家独白。同时，在参与和对话中，应善于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反省和觉悟，发现其中的欠缺和不足，在沟通、理解中予以修补和完善。如何真正使民族文化在开放的世界中获得发展，在比较和交流中获得丰富，在冲撞和会通中获得新的生长，是思想文化界在新世纪的全球化思潮中应有的使命。
二
积极的着眼于未来的思考固然可贵，然而基于现实的考察研究亦更珍贵。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伦理”思潮，如何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思考，从现实存在的消极倾向和危险趋势作出判断，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消极的取向，也是一种必要的应对方式。
第一，以虚化意识形态来求得“全球伦理”是危险的。迄今为止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目前条件来看，抛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民族国家及其独立自主仍然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抛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并不是建立全球伦理的前提条件，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寻求全球伦理的最大障碍。况且从现实看，即使许多已达成的国际性的协议、公约，即某种“共识”，由于民族国家的参与而建立，又由于一些国家的阻挠而失效。这的确形成了“悖论”，但恰恰是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和国家要思考和解决的。如果认为只要放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只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去思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和问题，没有化解不了的危机，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天真的或幼稚的，也是缺乏历史感或浅薄的。况且在和平发展趋势的另一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逆流的主要代表。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霸权，也必然反映和表现为文化、思想以至“话语”霸权。对此，后发展国家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勿使自己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第二，以贬低意识形态来求得“全球伦理”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中，都创造了具有本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国家思想文化的源泉，是一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它在今天和未来都不会失去其应有价值和功能。“全球伦理”问题的提出，的确使世人看到了希望，是寻求从另一角度思考和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新方式。但又要看到，它可能是一种新版的“乌托邦”，它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了人们对现存世界的不满；其发起者和依靠力量，并不是国际社会主流力量，而是一些“弱势群体”和“边缘化”力量；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回到了早已为历史证明的不可行的老路，即从人的抽象本性出发去追求现实世界矛盾的解决，诉诸人性的复归以求世界的秩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以贬损本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来求得“全球伦理”是没有出路的。本国及民族传统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是民族心理和精神的基本内核，是民族凝聚、团结和统一的精神支柱。“全球伦理”提出了一种从全球角度进行人文关照的思维和路径，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想法和努力，但不可以贬低和损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以求与国际“接轨”，不可以全球伦理来置换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适用的人文关怀，不可以贬低民族的发展和选择来认同“全球伦理”。
三
如何从未来的可能和现实的困境中寻找某种解决方案，如何在新思潮中有所作为，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当前我们应主要关注切实可行且需要积极行动的方面和领域。
第一，注重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文化领域的对话。面对全球化提出的新问题，要进行跨文化领域的对话[3]，尤其要让各种文化谱系的代表都能积极参与交流，让各种样式的文化都有机会参与并充分发表意见，这是全球化赋予所有文化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要本着自愿、自觉的原则，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国家的文化特色，使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先行一步的基础工作，应注意理论研究的优先性。“全球伦理”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就“全球伦理”问题而言，在其基础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全新”的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中对共同价值的寻找为什么首先关注伦理领域，难道人类的普遍共同价值存在于伦理道德之中？“全球伦理”思潮倡导的“金规则”[4](P148)几乎是各文化谱系之间的最小的交叉、重合部分，难道这一部分能作为“全球伦理”的表征和终极目标？伦理道德历来是各国各文化体系中最具民族化、个性化的部分，难道这一文化样式可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人类价值统一的基础？等等。
第二，从潜意识形态或弱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和文化样式入手，积极探索前进的方法和路径。思想文化领域既有强意识形态性内容，也有潜意识形态性及弱意识形态性内容。这方面，“全球伦理”思潮的始作俑者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把“四不”[4](P15-26)作为建立“全球伦理”的基础。应当承认，从目前各种文化体系的重叠、交叉的部分入手，的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和路径。从“同识”入手，经交流、比较和沟通而产生“共识”，这就是一个进步；在“共识”的基础上，经交流的双方或多方的讨论、争论，从而产生超越各方的且又为各方所共有的新的理解和见识，形成“和识”。这一“和识”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是普遍伦理可能存在的形式[2]。作为更高级的共识形式，它已不同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共识，而是经过讨论、争论而产生的“新共识”。这种“共识”的新境界，理应是今天和未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化追求的目标。它是超越现有各种文化体系的种种局限，以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为背景的，因而是一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共识。我们相信，以“全球伦理”的提出和讨论为契机，可以推动全球化的文化讨论和交流，从而寻找“同识”，扩大“共识”，产生“和识”，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要求。
同时，人类特有的意识形式和文化样式，本质上说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消解、转化、整合，其中有的得到强化，有的却被弱化。就今天而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等仍然属于强意识形态，而道德、宗教、文艺等则属于弱意识形态（“政教合一”的国度，宗教仍是强意识形态）。就宗教而言，本是强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但在社会发展和历史选择中，大多数国家、民族随着“政教分离”的普遍化，宗教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弱化并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使之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并生存至今。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中，由世界宗教界首先提出“全球伦理”问题并制定和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4](P3)就理有所然。由此可见，如何利用宗教的特殊身份和教义，充分利用各国的宗教资源，让其参与全球化一些特殊问题的回应，通过跨宗教的对话，消除误会，祈祷和平，沟通同识，弘扬共识，追求和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善事。
第三，从具有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着手，建立相应的解决机制。问题的提出具有时代性，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时代特征。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各国都有着各自的国内事务，但全球化的课题已摆到了人们面前。困难不容回避，回旋的空间也日益缩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已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生态危机；生物濒危、基困技术、克隆技术大有滥用之势并已危及人类自身，产生了生存危机；技术泛滥、精神失落、理性失色等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此等等。这无不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新的难题和困境。对此，各国政府及其政治家、思想家都应从全球的角度加以思考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是所有地球人的权利和责任，“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5](P214)。
然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全球伦理”问题提出的方式来看，先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后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再解决思想信仰层面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或路径。就当前来说，应优先关注环境、人口、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并把握人类基本的共同的要求，确立人类的共同标准，建立全球联络机制，发挥人类的共同力量。全球化时代，是人类重新学习的时代。各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搁置而不是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议，理解而不是取代价值观念的差异，“消弥”而不是消灭文化和信仰的差别，这也许正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入口处应当具有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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