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谈我国的民族、民族问题状况与民族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民族学论文,状况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162（2000）03—0092—07
多民族与民族问题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民族学则是与这一基本国情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研领域。世纪之交，如何评估这一基本国情，如何使民族学研究更好地为各民族的发展服务，更好地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也求得自身的快速发展，是一件大事，也值得学术界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全面而认真的讨论。
一、世纪之交我国的民族状况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共有人口1130510638，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90567245。另按公安部呈报数字，1997年年末，我国人口已达到1205826819，7年间增加了约1.07%。〔1〕（第四部分，统计资料）由于我国的人口政策原因，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应略大于这一比率，即，到1997年末，其人口总数应不少于91536314人。世纪之交，这一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庞大群体的各方面状况如何呢？总的回答是，尽管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目前已取得的成绩还是巨大的，更可喜的是，党和政府在实现了东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又不失时机地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因此，不久的将来，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的实现是有保障的，因此，前途是充满希望的。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使各族人民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行使其政治民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愈来愈有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是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历来对此都是高度重视的。早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年代，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试图通过民族立法来调整与少数民族人民间的关系，以期团结他们一道参加革命。如1934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便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承诺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则决定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再次重申：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可以划成民族区，组织自治政权，订立自治法规。〔2〕（第1卷第60页）这是有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立法。
新中国建立后，迎来了我国全面的民族立法时期。在建国初短短的几年里，就完成了50多项有关的民族立法，除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外，主要的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年）和《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开始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并且，到1959年上半年已经写出了8稿， 因反“右”和“文革”才被长期地搁置了下来。
我国民族立法工作的再一次全面展开始于1979年，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一次办公会议的纪要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我国的“民族立法”与“民族法制”建设。此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全国人大为主，自治地方县以上各级人大共同参预的多层次民族立法体系。现在，各种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已构成了我国日趋完善的民族法体系，内容涉及到民族区域自治、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信仰自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立法，就是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特别大法，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效地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人民行使社会民主的权利。此外，1982年宪法及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在我国民族立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我国现在已形成了较完备的民族法制体系，民族法制观念也正日益深入各族人心，并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各级各类民族法学研究团体与民族法教育基地，民族法也正在发挥其保护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各族人民发展本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生产力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各民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将会愈来愈有保障。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建设市场经济，在改善全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十分巨大的，对此，下面所列举的数字更有说服力。如，从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7年的前后20年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由367.7亿元（人民币，下同）增加到8412.8 亿元，增长了22.88倍；其中，农业总产值由155.6亿元增加到3175.1亿元，增长了20.41倍，粮食产量由3124万吨增加到6963万吨，增长了2.23 倍；工业总产值由212.1亿元增加到5237.0亿元，增长了24.69倍，钢铁（生铁）产量由296.7万吨增加到1705万吨，增长了5.75倍。 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由53亿元增加到820亿元，增长了15.47倍。铁路通车里程由0.9万公里增加到1.8万公里，增加了2倍。公路通车里程由20.8 万公里增加到35.4万公里，增加了1.7倍，更主要的是， 公路等级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76元增加到1997年的1463元，并有14个县、市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3000元，最高的如内蒙古的额尔古纳市达6894元。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由约38.33亿元增加到约3473.46亿元，增长了90.62倍，其中， 农户储蓄由约14.14亿元增加到约300.65亿元，增长了21.26倍。除了工业方面以外，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指标也以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在发展着，如，从1986到1997年，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4%（全国平均速度为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速度为12.90%（全国平均速度为7.05%）。〔1〕（ 第四部分，统计资料）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毫无疑问，这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的。因此，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会愈来愈高。
第三，我国现代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各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将使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愈来愈巨大的改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完善各项政策、法规、组织与制度，同样起决定作用的，是要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劳动者，因此，就必须发展高科技和现代文化教育。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现代教育，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只有提倡科学，才能破除迷信，战胜愚昧。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之路，究其根由，盖缘于此。教育是通向科技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地区要想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关键还在于发展民族现代文化教育。可喜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在这方面，我们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1979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有977148人，1997年已增加为1437921人。同期， 各类学校在校生分别为23200848人与29014090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分别为61955人和204663人。1980年， 全国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有456367人，1997年则增加为833197人。同期，全国少数民族在校生分别为9656471人和17295847人。1979年，我国有民族院校9所，专任教师2430人，在校生7384人，到1997年，民族院校已增加到13所，相应各项（尚不包括1997年正式批准成立的大连民族学院）分别为4755人和35081 人。另外，1997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及情报文献机构共2033个，职工总数143448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为70412人，经费支出总额为212055万元人民币。卫生技术人员由27.94万人增加到47.58万人，增加了1.7倍。〔1〕（第四部分， 统计资料）以上资料充分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正在获得全面而稳步的发展，它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各少数民族全民素质的提高与民族地区社会精神面貌的改变。因此，我们相信，在进入21世纪之后，各民族人民会更加精神焕发，意气昂扬。
第四，维护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互助三大原则，将使各民族在未来生活在一个更友爱、更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之中。
我党历来重视维护和发展我国良好的民族关系，不仅很早就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到建国前夕，还进一步确立了民族互助原则。现在，我党维护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三大原则，即平等、团结、互助，已写入党章、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目的就是要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度重视，遵照执行。
我党一贯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因此，提倡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乃是高度自觉的，自愿的，是认真的。因为，这三大原则之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不仅关系到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对此，前苏联与东欧已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前车之鉴。为了贯彻这三大原则，我党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高度重视各民族的利益与要求，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在提倡民族互助的同时，也承诺国家帮助并号召汉族人民支援少数民族、国内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其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党提倡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完全可以落实并正在全面落实，完全可以付诸实践并正在全面实践着的革命事业，并且已找到了成功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全国各族人民普遍地联系起来，让他们在自由的竞争中，结成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因为，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各族人民才能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同时，最终消除他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政治、法律、经济等全面的社会平等，同时，创造出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化，而平等又是最终实现团结与互助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世纪之交我国的民族问题状况
民族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都是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世纪之交，该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问题呢？或者说，我国的民族问题状况如何呢？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民族问题仍突出而集中地表现为各民族间——尤其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新的发展。1979年以后，我国全面转入经济建设时代，并逐步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骤然间加快了起来，使得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较慢的问题日益突出，在从事商品生产、发展乡镇企业，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以及农村城市化道路方面，在发展现代工业企业方面，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那些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总是远远地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正是这些新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以下带有普遍性、紧迫性的两大问题：
其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却又难以实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相对快速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与我党早日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愿望与决心颇不一致，对我国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很不利。
周恩来总理曾讲：“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3 〕（下卷第263页）现在，党中央号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为了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伟大目标，因为这是必由之路。然而，市场经济是要讲竞争的，有竞争就要有淘汰；靠综合实力竞争，这是市场经济最自由、最公平的地方。市场经济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新的无法逃避的考验，而且，对于正面临着更多困难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来讲，这一考验更严峻。就目前而言，不要说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对一些地区而言，就是迅速摆脱贫困状态难度都很大；不用说想赶上发展较好的汉族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是达到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所面临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事实上，对于即将告别贫困——党中央已承诺要在本世纪末消灭贫困——的许多少数民族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虽能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很快摆脱贫困，但却无法迅速甩掉后进的尾巴，注定要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最终攻坚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党中央已有了清醒的认识，现正在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要取得预期的成绩，使这里也迅速地发达起来，恐怕短期内还是不能实现的。如，正是在少数民族经济也同全国一样获得全面而稳步增长，甚至农业等行业还以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在发展的同时，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中占绝大部分的工业经济却仍在困难中运行，低速、低效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性扭转。1997年，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比全国平均增幅低5个百分点， 除贵州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的差距则更大，达9.38个百分点。尤其是轻工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境十分困难，民族地区的增长幅度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其中，青海省的轻工业全年累计增长幅度仅有0.15%。另外，民族地区自身市场容量狭小，面向全国市场又受到市场信息、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真正要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困难很大。人们都在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而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在恰恰是工业。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缓慢，不仅会拖全国现代化的后腿，从未来着眼，“无工”也将会是一个不稳定因素。〔4〕（第182页）
不过，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慢，主要是相对全国的高速发展与巨大增幅而言的，并且主要表现在工业方面。就其自身而言，1986到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仍高达14.59 %（全国为18.47%），不仅远远高于同期的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6.54%）， 也高于1979到1997年的平均增长率（13.99%）。〔1〕（第四部分，统计资料）民族地区的农业商品化、社会化、产业化虽还很不如人意，但总产值却也以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在增长着。因此，发展是绝对的，也是高速的，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乃是一种喜中之忧。
其二，汉族与少数民族、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拉大可能引发民族关系问题，尤其是政治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国的边疆稳定与国家政治统一具有着某种潜在的威胁。
在实现了政治、法律平等以后，党中央也想让各民族在经济上实现平等，并为此而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在仍是毫不放松。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却愈来愈大了，经济发展水平也愈来愈不平等了。以近10年为例，民族自治地方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工农业总产值所占全国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7.2%降为1997年的6.1%。其中，农业总产值由14.3%降为12.9%；工业总产值由5.4%降为4.6%。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9.4%降为7.7%。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由1990年的10.4%降为1996年的8.6%。1986到1997年， 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14.59%）也低于全国（16.6%）。 到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1463元）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90元），并且有22个县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在500元以下。〔1〕（第四部分， 统计资料）以下有关产业结构的数据更能清楚地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如：1997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一二三产业的构成状况分别是32.4∶36.6∶31，而全国则为18.7∶49.2∶32.1，这说明，当全国的工业化程度已进入到较成熟的中晚期的时候，民族自治地方则仍未走出中初期阶段。又，从增长量来看，全国的一二三产业分别提供了18%、45.8%、52.4%的增量贡献，民族自治地方则分别是25.4%、43.3%、31.3%，第一产业的增量贡献大大高于全国水平，第二产业略低于全国水平，第三产业则大大低于全国水平。还有，民族地区的农轻重的结构分别为37.7∶23.4∶38.9，依然保持了“重农轻”的不合理格局。从增量贡献来看，农轻重分别提供了37.5%、1.7%、60.8%， 民族自治地方以资源型农业、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特点极为明显。〔5〕（第167页）
不过，这里必须做出说明的是，以上所讲的差距，乃是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差距，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奔向繁荣富强（14个县已步入小康之列）之际出现的差距。对于这一差距，我们既不应视而不见，也不应该无原则地夸大。各民族彼此之间有一点差距也应该是正常的，我们看待“差距”，应该是辩证的，客观的，不能谈“差距”，就色变，危言耸听。
除了以上所讲以外，目前我国民族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西方势力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勾结，利用当今到处泛滥的民族主义，不断干扰和破坏我国的民族事务，以图达到分裂我国、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正在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可是，侵犯成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却不允许我们安安静静地从事经济建设，总是要寻找并利用各种机会，来与我们做对，他们打着资产阶级民主与人权的旗号，干预我国民族事务，企图制造分裂，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之间，不仅有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更主要的是，他们推行世界霸权主义的行径，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所以，他们就百般地敌视我们，在其他手段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便企图从民族问题方面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野心。于是，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便成了最有利用价值的工具。他们彼此勾结，狼狈为奸，并通过民族、宗教影响，以金钱利诱，捏造事实，编制谎言等手法，混淆国际视听，愚弄国内民族群众，或利用我们民族工作中的某种失误，或利用某些不满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给我们制造麻烦，企图使前苏联的悲剧在我们这里重演。对此，我们必须警惕，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与之做长期的、反复的、决不妥协的斗争。
今后，我国可能还会面临由于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原因引发的民族问题，也会出现一些少数民族间的局部利益冲突等问题，但这些都是个别的，是依法可以管理的，虽可能随时发生，但一般不会形成全面影响。
三、世纪之交我国的民族学研究
以多民族这个客观现实为背景，民族学注定会像历史、哲学、文学和艺术一样，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基础学科，从而为下个世纪尽快实现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广大的民族学工作者需要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跨世纪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认真讨论和规划未来一个时期内民族学研究的基本发展方向，十分重要。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不够。许多问题还需继续讨论才能辨明，基本发展方向还需继续讨论才能确立。考虑到我国现有的民族、民族问题与民族学研究的状况，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供学界参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民族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它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最终又回到实践中来。我国民族学以往比较注重应用性研究，就一般性理论而言，向前苏联学习得较多一些，从而影响了我国自身的民族学理论建设。现在，前苏联早已解体了，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已责无旁贷地落后在了我们的肩上。
我国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要坚持我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还要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民族学有益的现代理论观点。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提倡学术自由，对于我国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要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精神；也不要对西方的理论观点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实际上，西方学者活跃的理论思维，以及他们日新月异的观点，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理论研究还要注重方法论研究，它能使我们创新科研方法，提高研究效率，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民族学的应用性是指它的研究成果必须能直接应用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对健全我国的民族法制，推动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处理我国的民族关系或矛盾，能起到直接有益的指导作用。民族学的应用性研究是其发展源泉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没有这一特点，社会不需要它，它在社会上也就没有立足之地。加强应用性研究，必须强调田野作业，要求学者们经常到民族地区中去，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研究与实验基地，要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见到社会实效，否则，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总之，没有基础理论研究，我国的民族学就只能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会向纵深发展，没有理论的学科是苍白的，缺乏生命力的。没有应用性研究，我国的民族学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必须结合起来进行。
第二，传统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建国初，根据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我国民族学曾把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并认为这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1979年以后，根据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需要，在继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把民族法制、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文明、民族问题理论等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最近几年，还重新提出了民族学“本土化”这一研究课题（1929年，吴文藻从美国回国任教，就倡导要将功能学派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显然，研究的范围是愈来愈宽了，程度也愈来愈深化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学研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十分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一传统，保证了它能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规模。实际上，一个半世纪前，当民族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它就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研究不是立足于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代。世纪之交，我们应该继续使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就目前而言，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使我国少数民族实现更快速的发展，如何缩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以及反西方颠覆战略并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带有很大的紧迫性。
现在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想让民族学走出“山野”，其用意基本上是好的，但这种提法却应该慎对待，搞不好容易误导。除大部分汉族外，我们的少数民族都在“山野”里，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让民族学走出山野，而是如何继续坚守这块传统的阵地，同时，还要按照时代的要求，积极开拓山野之外的广阔领域。
第三，国内民族研究与国外民族研究相结合。
早期西方民族学主要是研究海外或殖民地民族，后来，才逐渐转向各自的国内，我国民族学与之不同，从来都主要是以本国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现在看来，这既是一个大的特点（学界有此观点），同时，也代表着某种不足。这里讲两条理由，其一，民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世界现象，地球上有几千个民族，我国的民族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研究本国民族，而不研究其他民族，就难以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研究对象。其二，不研究其他民族，对我们把握国际形势，反对霸权主义，开展人权对话与广泛的国际往来也不利。因此，在下一个世纪，我国应创造条件，加大必要的投入，来研究国外的民族。
第四，民族学的本土化研究与中国民族学走向世界相结合。
回顾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受西方民族学的影响，就是受前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始终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没有解决，这就是民族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西方民族学的影响曾一度不复存在，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西方民族学著作的传入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国内又出现了个别对国外民族学不加分析地盲目推崇和照搬照套的倾向，再加上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我国与前苏联民族学界的长期合作也自然中止了，这就引起了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的反思，从而突出了民族学本土化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民族学直到现在才开始本土化，事实上，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在传入之初就已经在开始本土化了，并且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6〕，只是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实现本土化， 对于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实现民族学本土化，还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相关，这就是中国民族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扩大自己的世界影响这个问题。无疑，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21世纪，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民族问题的世界，民族学注定要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我国各项事业包括各项科研事业，都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民族学没有理由不这样。因此，中国民族学如何走向世界，这应该是一个跨世纪课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认真的对待。
第五，民族学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研究相结合。
民族学虽然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也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我国的民族学也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这段历史应该总结，也值得总结。事实上，民族学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已有了相当的进展。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应该认真研究前苏联民族学史。前苏联民族学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民族学的发展史上，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来研究这一历史。
其二，应该重新研究旧中国民族学史。笔者在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科研过程中，深深地感到，旧中国的民族学虽受西方影响较大，但仍有过较普遍、扎实的发展，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有的可视为“国粹”）也很早就受到了国外的重视，这一时期所培养的民族学家，有许多人曾为新中国的民族学建设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仍有人在做着重要贡献，而对所有这些及其他相关方面，学界长期以来却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进入21世纪，离旧中国愈来愈远了，从资料方面考虑，这一研究也愈来愈带有急迫性，甚至带有抢救性质。旧中国民族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路线，更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其三，民族学史的研究要与今后的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众所周知，我国的民族学尽管搞了几十年了，但它的学科地位，在国内似乎并不牢固，近十年来，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地位，刚刚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民族学界内部就出现了所谓的“正名”问题，与“人类学”这个名称有些纠缠不清。实际上，不管是叫民族学，还是叫人类学，在我国，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这56个民族，传统上，只是55个少数民族。自从蔡元培（他在1926年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提倡使用“民族学”以来，这个名称就一直没有变，现在，试图阻止人们讨论它，显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应提请学界注意，不要忙于下什么结论，因为，搞不好会动摇学科建设的信心。至于有关政府部门，倒是应该对民族学与人类学都采取认可与扶持的态度，以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学科建设涉及到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科研组织与制度、科研规划、科研基地、数据库与博物馆等多方面内容，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是应该的，也是有益的。学科建设都是逐步成熟起来的，也都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仅要研究本国的民族学发展史，还要研究国外的尤其是前苏联的民族学史，以便推动我国民族学在21世纪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收稿日期】200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