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扫描（专题讨论）——2.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热点论文,美国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三十年来，左派激进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面对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处于被动防守之态势。更为糟糕的是，正如齐泽克所言，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屡遭左派嘲笑，但当今大多数人却是不折不扣的“福山派”，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可能社会，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无非是使它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宽容。面对这种形势，左派能否转守为攻，能否清楚地设想出一种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前景，能否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激进目标？这一切无疑是摆在左派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2008年度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体系的对抗性与左派的立场
面对新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左派应当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以《超越资本》名世的理论家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在其新著《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负担：21世纪的社会主义》①中，驳斥了现行新自由主义秩序无可替代的流行观点。他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世界运动中，左派必须“采取攻势”，改变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态势，而这就要求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作出新的强有力的论证。梅扎罗斯力图证明，资本积累的根深蒂固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这种结构命令不可能通过局部改良来改变。只有设想一种不同性质的“结构框架”，才能实质性地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承担起变革结构框架的重任。
无独有偶，久负盛名的思想家阿明(Samir Amin)在《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21世纪的革命目标》②中也指出，要想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有效的反抗，实现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就必须把世界上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联合起来，即在工人、学生、农民与其他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人之间实现“多样性的联合”。因此，必须组织一种新“国际”，有效地协调全球反抗运动的工作。新“国际”必须区别于旧“国际”，其组织结构必须具有开放性与可变性，以免重蹈旧“国际”封闭性与僵硬性的覆辙。
那么，左派在新时代的激进政治中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立场呢？齐泽克(Slavov Zizek)在《自然及其不满者》③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明确强调左派在解放政治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虽然在他看来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现已不复存在。他指出，当代解放主体的客观性与物质性来自资本主义本身。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过剩”(excesses)（贫民窟、生态威胁等等）的实体性“基础”，这些“过剩”开辟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场所。因此，今天的左派必须坚决抵制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化”，必须清楚地阐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所包含的对抗性。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存在四种足以阻止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性：(1)生态系统；(2)私有制在“知识财产”问题上的不适当性；(3)新的技术—科学发展（尤其生物遗传学）的社会—伦理含义；(4)新式隔离、新墙与贫民窟。这四种对抗性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存在着重叠现象。但是，不能把这种对抗性的重叠理解为拉克劳式的霸权斗争（即空洞能指如“人民”，由此而被斗争所填充），也不能把这种重叠理解为被压迫的性欲实践、种族、宗教等等的“彩虹联合”，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无产阶级立场”。这意味着不能把这四种对抗性等量齐观，而必须以第四种对抗性即“被排斥者”(Excluded)（全球资本眼中的“动物”）与“被容纳者”(Included)（那些参与资本主义的人）之间的对抗性，作为全部斗争领域的主导。只有这种对抗性才是所谓“起点级对抗性”(the zero-level antagonism)，因而是其他三种对抗性的参照点。没有这种对抗性，一切其他对抗性都会丧失它们的颠覆性：生态系统问题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财产问题会转变为“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学问题会转变为一个“伦理性”问题。没有这种对抗性，人们可以一方面真诚地为环境而战，捍卫一种广义的知识财产观念，反对把基因版权化，另一方面却对被排斥者的苦难与抗争无动于衷，甚至会根据被容纳者的立场来表述这些斗争。结果，人们就会十分吊诡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比尔·盖茨居然是同贫穷与疾病作斗争的最大人道主义者，而鲁珀特·默多克竟然是通过其媒体帝国动员亿万人采取行动的最大环境保护主义者。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诸多“过剩”（生态危机、贫民窟等等），齐泽克希望左派打破消极无为的“声障”，从政治上把非结构化的贫民窟居民组织起来，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作出大胆的“集体决断”。齐泽克的这一要求确实显示出其左派立场的某种彻底性，然而，他所开出的救世药方却不时有回落到现行体系之中的危险。譬如，在如何应对生态灾难方面，他所提出的四条锦囊妙计④在多大程度上奠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就难免令人心生疑窦。
二、辩证法的当代阐释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如何从马克思相关论点和他对辩证法的运用中建构辩证法一直是其追随者的任务。然而，这种建构的主要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一百多年来的聚讼纷争，导致辩证法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内部也日益被边缘化，以至于阿尔都塞派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政治立场上相去甚远，却不约而同地要求彻底抛弃辩证法。非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把辩证法作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焦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沉湎于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思辨，因而受制于封闭的辩证法体系，失足于历史决定论与自然辩证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与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于2008年合编了一本《新世纪的辩证法》⑤，大张旗鼓地为辩证法正名。
编者指出，这本文集展现了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当下所从事的辩证法工作，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涉及辩证法一些重要的传统论题：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世界真实所是的反映，还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抑或两者都是呢？换言之，它究竟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抑或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它是既适用于自然又适用于社会，还是仅仅适用于社会？它是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有机的相互作用，还是它也可以处理一般的历史变化？它主要是一种阐述方法并主要适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它也涉及一种研究方法？另外，在矛盾、内在关系、总体性、同一／差异、量／质、否定之否定等等同辩证法相联的范畴中，哪一个或哪一组范畴对马克思的阐述更为核心呢？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辩证法两者之间毕竟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差异究竟何在呢？
然而，正如编者所言，该书的作者们并非仅仅满足于处理上述传统论题，他们的相关探讨具有强烈的时代关切。其中，奥尔曼把辩证法当作当今认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莱文(Richard Levins)把辩证法同系统理论相比较，辨别其间概念之异同；哈维(David Harvey)探讨了“空间时间”(spacetime)的经验，分析包括从曼哈顿的“零地”(Ground Zone)到马克思价值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在内的复杂现象，由此阐明保持空间与时间相互处于辩证张力之中的重要性；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辩证法视为一种适应于未来的思维方式（现在只能不完满地实现这种思维方式），寻找一种以矛盾为中心的完全开放的辩证法；梅扎罗斯在重申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同时，寻求一种总体性观念扮演关键角色的辩证分析，指出政治改造的任务离不开总体化意识；马特沙(Savas Michael-Matsas)诉诸本雅明的同线性时间决裂的“现在”观念，发展一种否定性辩证法，揭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矛盾与过程性质；史密斯认为在四种全球化模式——社会国家(socialstate)的、新自由主义的、接触反应式国家(catalytic-state)的、民主—世界主义的——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联，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对抗性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形式的全球化才能得到克服；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其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反映了整体（对马克思言即资本，对黑格尔言即思想）的相互依赖的条件；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试图建构一种特别吸引女性主义者的辩证方法，因而主要关注辩证的真理理论、主体性与能动性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斯特(John B.Foster)则力图证明，坚持“自然辩证法”立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于强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更加接近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本体论，而且最适合用来理解并应对社会同自然的异化。
众多理论家虽然很难在辩证法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强调辩证法的当代相关性。
三、批判理论的伦理学转向
尽管马克思本人一向不愿用“道德”或“不道德”来描述资本主义，但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近年来却致力于恢复“道德”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的中心地位⑥。他们相信，批判剥削与不公正不能独立于道德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一种道德赤字，必须予以纠正。
柄谷行人试图以康德的道德律来补充马克思社会理论。他认为，虽然《资本论》不考虑道德因素，但是马克思暗示了任何反抗资本主义的行动都受到道德的刺激。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道德可以独自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与不平等。道德因素要有效力，就必须同经济范畴的分析与价值形式理论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经典价值理论，因为后者假定剩余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被生产的；而马克思则指认消费领域是一个主体能够进行自由干预的社会生活领域，是工人作为购买者能使资本从属于他们自己意志的场所，因此反对资本主义既不能由孤立的工人运动也不能由孤立的消费者运动来完成，而必须由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与作为工人的消费者的跨国运动来进行。这种包括消费者运动在内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公众行动能够赋予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以一种道德转向。然而，这种道德主义的成功不能仅仅依赖道德力量，而必须依赖它的政治效力与经济效力。因而，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作为实践既不单纯是经济的，也不单纯是道德的，用康德式术语来说，共产主义无经济基础则空，无道德基础则盲。
伊格尔顿试图把亚里士多德经典的伦理生活概念同马克思社会理论联结起来。在经典思想中，伦理学与政治并不区分。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关乎在做人方面达到卓越，并且这不可能由孤立的个体来完成，而只能在适当的政治状况中来进行。现代思想分离了伦理学与政治学，把道德问题转到形而上学领域。但是道德问题并不独立于社会力量，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要求恰当的政治解释。伊格尔顿认为，在“道德主义者”(moralist)这个词的经典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一位道德主义者，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从未把其理论所假设的深层道德含义概念化。因此，马克思是一位不自觉的道德主义者。马克思对其道德立场缺乏哲学反思，因为他混淆了“道德”(morality)与“道德主义”(moralism)，并把“道德”贬低到意识形态领域。而在伊格尔顿看来，道德主义固然不足为训，因为它主张规则与义务的有效性可以脱离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但是道德却不同，它意味着要尽可能深入细致地去探讨“人的行为的结构与性质”，并且这种探讨不能脱离个体的社会环境。
批判理论的这种伦理学转向遭到了塔斯森尼(Giuseppe Tassone)的批评⑦。塔斯森尼指出，柄谷行人与伊格尔顿试图在批判理论中重新整合道德，这种努力虽然不无优点，却难以避免道德分析的基本缺陷。就优点而言，他们都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学，在避免进步主义的历史主义陷阱的同时，指认那些能够建立物质条件从而废除剥削与不正义的社会力量。换言之，他们把道德问题从上层建筑领域转到了基础领域。就缺陷而言，柄谷行人在恢复康德的道德律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它们的满足离不开社会总体的激进改变，而这是同其“超越论”(transcendentalism)格格不入的。伊格尔顿的德性伦理学则复制了一个阿多诺早就揭示过的矛盾，即道德行为同对其社会前提的反思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意味着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德性生活的不可能性，用阿多诺的说法就是“不当生活不能被正当地过”(wrong life cannot be lived rightly)。
正如塔斯森尼所指出的，由于批判理论的伦理学转向放弃了辩证法而难逃“应当”与“是”的传统困境，从而丧失了应有的批判力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批判理论不仅放弃了组织化的社会运动，而且放弃了旨在彻底变革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纲领。
注释：
①The Challenge and Burden of Historical Time: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István Mészáros,Monthly Review Press,2008.
②The World We Wish To See:Revolutionary Objective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by Samir Amin,translated by James Membrez,Monthly Review Press,2008.
③Nature and its Discontents,by Slavov Zizek,SubStance # 117,Vol.37,no.3,2008.
④这四条锦囊妙计如下：一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正义”，即在全世界严格按人分配能量消费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二是“恐怖”，即对违反保护措施者严惩不贷；三是“意志主义”，即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决断来应对生态灾难而不是依赖资本主义的自发逻辑；四是“信任人民”，即相信大多数人民会支持诸如此类的措施。参见Nature and its Discontents,by Slavov Zizek,SubStance #117,Vol.37,no.3,2008,p.69.
⑤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by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9,2008).
⑥Kojin Karatani,Transcritique:On Kant and Marx (Cambridge,MA:MIT Press,2005),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 (London:Penguin,2004).
⑦Antinomies of transcritique and virtue ethics,An Adornian critique by Giuseppe Tassone,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Vol 34,No 6,pp.66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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