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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4)02-0121-05
一、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心理学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出现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了心理学家，其直接的结果是80年代以后产生的后现代心理学。从后现代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尽管以往的心理学理论和流派充满着对立和矛盾，但是它们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即都是把心理或行为看作是一个独立于研究者的“实体”。这个“实体”客观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和认识。心理学的知识是以这个实体为基础的。后现代心理学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其基本主张是：
第一，反基础主义。现代主义站在两分法的立场上，认为存在着作为理性的主体和被主体理性认识、描绘、反映或表征的客体或实在。这些客体或实在是自明的，不需要加以证明。知识是以这种实在作为基础的，科学的知识是这些实在的精确描绘。心理学的知识同样如此，从理论上讲，心理学的知识是对作为“心灵”、“精神”等实在的精确反映。依照心理学中的基础主义观点，心理现象的分类是以心理的实在作为基础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人格等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成为我们对心理现象分类的根据和理由。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1]因此，心理学的概念，诸如态度、情绪、记忆、思维、人格和个性等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它们只不过是心理学话语的建构物，并文化地、历史地存在着，随时间、地域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反本质主义。依照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心理学中的本质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1)经典本质主义。经典本质主义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记忆和思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经验实证方法是达到这一内在本质的有效途径。(2)现代本质主义。现代本质主义认为在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自然的、普遍的本质。在心理学中，这种本质主义表现为生物决定论，认为行为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是由生物驱力决定的。(3)文化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对人的成长过程的影响，但它并不认为文化对人的影响会“内化”为人的“本质特点”。心理学中的文化本质主义认为文化通过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成为人的内在本质。后现代心理学认为这三种形式的本质主义都假定了行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内在本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第三，反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源于西方启蒙时期对神学权威的反抗。在启蒙时期，为了反对神学专制，学者们把个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认为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神圣的“心灵”，这个心灵是自主的、独立的，具有理性判断的能力。这种对个体心灵的社会建构逐渐发展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从强调个人的理性、自主、独立出发，个体主义否认或忽视个体心灵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把个体的研究与社会生活孤立开来，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个体身上，从个体的内部或直接的环境刺激中寻求人类行为的解释，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因素被置之不顾。但是在后现代心理学看来，个人的心灵、理性都是一种文化的、语言的建构物。同时，科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的思考，个体心灵的研究只有放到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放到文化的话语中才是合理的。所以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体的心灵、个体的认知结构、过程等，而是社会文化和话语怎样建构了心灵、意识和行为。脱离文化历史，把个体的心灵孤离出来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是不足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
后现代心理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含着许多具体形式的心理学理论，如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解构心理学、多元文化论思潮、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等等。以下我们分析和阐述社会建构论、多元文化论思潮和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因为这几种形式的后现代心理学在现代西方心理学领域中异常活跃，受到心理学家的普遍关注。
二、社会建构论
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建构心理学主要有三种形态：1.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亦称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为主要代表，主要特征为完全否认心理现象的实在特性，认为所谓的意识、心理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2.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以英国心理学家海尔(R Harre)为主要代表，其特色为话语心理学和后结构主义倾向；3.修辞－反应(rhetorical-responsive)的社会建构论，以肖特(JShotter)为主要代表，强调语言的修辞和反应特性。这三种社会建构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其主要的观点有：
第一，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传统上，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知识是经验观察的产品，这种观点已经被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摒弃。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representation)，也并非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而作的“科学发现”。所有的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置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同时，建构是社会性的，并非个体的、内在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
第二，实在(reality)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谓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语言的建构。“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里，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2]所以，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格、态度、情绪、认知等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心理现象提出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内在意识和心理结构。所谓的实在、精神实体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
第三，语言并非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也并非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的工具。我们用以理解社会和自身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所指涉和描绘的对象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系统并不是一个地图，准确地反映它的对象。作为“能指”的名称和作为“所指”的实体之间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关系是人为的、偶然的。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语言是先在的，能指并非仅仅具有命名功能，它同时具有规范作用，规定了人们认识的方式，限定了思维的方向。由于对于心灵的社会建构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而社会建构论把心理学关注的焦点由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到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探索语言是怎样影响心灵的社会建构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中性的、透明的，是人用以表达心理内容和心理状态的工具。但是社会建构论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主张。它认为所谓的心理状态、心理过程恰恰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所以，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和媒介，相反，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使我们能对意识和心理进行分类，并用于解释新的经验。它不是表达思维，而是规定思维。
社会建构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认识论构成了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三、多元文化论思潮
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是流行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心理学中的多元文化论认为心理学就其本质来讲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产物，因此，这种心理学具有文化的局限性，并不具有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意义。
心理学中的多元文化者指出，文化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一种社会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内部因素的调节，也为社会的文化因素所制约，而且由于个体某些内部因素如需要、动机等也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讲，行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行为的研究不能脱离制约行为的特定文化背景。因此，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应该融入文化的概念，给文化影响以应有的重视。
多元文化论认为传统西方心理学建立在一元文化的基础上，只能适合西方白人主流文化。就世界范围来讲，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讲，往往由于存在不同的种族、肤色、民族、性别倾向，因而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里，文化的多元性十分明显，存在着白人文化、黑人文化、亚裔人文化、西班牙文化、同性恋文化、异性恋文化等多种文化，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里，如果仅仅以白人的行为作为研究的范例，其研究结论怎么能解释白人之外的其他群体呢？
所以，多元文化论者反对心理学中的“普适主义”(universalism)观点。传统心理学排斥了文化的概念，其发现和成果被认为是可以忽略文化因素而适用于所有文化群体。尽管大部分研究者也对这种普适主义假设心存疑虑，但是由于文化因素难以体现在实验中，因而将其排斥在考虑的范围之外，默许了这种普适主义的存在。这种状况甚至在社会心理学中也十分严重，尽管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等文化因素对群体行为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仍旧热衷于在实验室中研究社会行为，以便于得到一个普适主义的研究结论。
从反对心理学的普适主义出发，多元文化论者也对西方心理学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一元文化论”(ethnocentric monoculturalism)提出强烈批评。多元文化论认为，西方心理学的一贯倾向是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得之于主要人口的成果和理论应用于所有的群体。由于西方社会中占优势的群体是白人群体。白人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在西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因此，以白人文化为中心，忽视其他弱势群体文化的现象就很难令欧美心理学家觉察到。经常的情况是，面对一个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时，会认为研究结论仅仅适合少数人的解释，不具备一般性的特点，但是对于以白人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却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认为可以运用到一切群体的一切人。欧美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惯常使用的是大学二年级白人学生，这些学生的文化背景、阅历和经验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最多只能代表白人学生群体，又怎么能作为一般性的原理而推广至所有文化群体背景下的所有人呢？
多元文化论思潮被称之为继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后心理学中的“第四力量”，或心理学的“第四个解释维度”。《作为第四力量的多元文化论》一书的主编皮特森(P Pedersen)指出：“由于认识到精确的评估、有意义的解释和适当的干预需要关注行为习得和表现的文化环境，作为第四力量的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已经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3]多元文化论在西方心理学中的地位由此可略见一斑。
四、后现代女性心理学
女性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的发展经历了女性经验主义、女性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心理学三个阶段，而后现代女性心理学是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其科学观和方法论贯彻了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它已经成为后现代心理学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尽管在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是两者都认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决定着社会性别，因而都是本质主义的，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女性经验主义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是文化环境的不同造成的，通过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和客观公正的实验程序，最终可以确定男性和女性的普遍和共同特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假定了男性和女性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内。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观点。女性立场论从相反观点出发，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男性和女性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质”。男性培养了独立、理性、刚毅等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则形成了关联(relateness)、互助、同情、怜悯等女性气质(femininity)。特质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性别就像阶级、种族那样，成为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假定了一个内在本质的存在，因而也属于本质主义的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特质或特性(quality)。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对适合于某种生理性别(sex)的活动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概括地说，性别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建构。换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把性别定位于个体的内部，而是认为性别存在于社会所认可的交互作用中。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某个个体描绘为“友好的”，也可以把某个谈话说成是“友好的”。如果我们说某个个体是友好的，那么我们就假设了这个个体具有“友好”这个特质；如果我们说谈话是友好的，我们是在讨论谈话者之间互动的性质或气氛。在这里，“友好的”具有特定的含义，这个含义是谈话的双方都同意的，且与谈话双方所属的社会群体赋予“友好的”这个词的意义相一致。性别也是这样一个现象。本质主义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人，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更倾向于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谈话。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活动通过社会的协商和互动，带有了性别化的色彩。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友好，女性的天性似乎就是友好，而男性天性似乎就是冷漠。不管这种性别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即究竟是生物因素，还是社会化过程，或者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这种差异，友好成为女性的一个特质。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友好行为的性别化是社会协商的结果，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适当性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并没有某种起源于生物因素或社会化过程所造成的某种内在特质决定女性比男性更友好，而是社会风俗和情景线索诱使或迫使女性更友好。有研究表明，处于权力和领导岗位的女性，其行为特征更加男性化；在职业领域里，处于相同或类似岗位的男性和女性，其价值观和行为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另外的研究也表明，若与一个保守、正统、大男子主义风格突出的男性交往，女性更易于表现出温顺、柔情等传统性别风格，而同一女性若与柔弱、体贴、优柔寡断的“小男人”交往，则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风格。这表明在我们看来的那些属于性别化的行为（如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刚毅）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所从事的活动决定的。性别并不是人“具有”的内在的东西，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对社会要求而做和实践的东西。因此，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于人内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测量的实在。实际上，性别是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一种协议。界定某种行为风格是男性化的或女性化的并不决定于表现这一行为风格的个体的生理性别，而是这一行为发生的情景参数。总之，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品。
总的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等社会情景因素决定的。第二，多样化的女性观。本质主义的观点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均匀的范畴，似乎女性生理性别上的共同性决定了女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生理性别仅仅是决定妇女生活风格的一个因素。第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回避价值问题。换言之，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等社会活动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反对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应该把个人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哲学观点糅合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它要在性别的解构中，揭示其中存在的权力问题。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性别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五、超越现代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对立
后现代心理学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与现代心理学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两者的激烈对抗。但是深入地分析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构成了超越两者的基础。
现代心理学的核心是经验主义。但是这种经验主义并非17、18世纪流行那种简单、粗糙的经验主义。早期的经验主义持机械论的观点，坚持经验作为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反映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典型的学说是洛克的白板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简单的经验主义早已被更为复杂的经验主义所取代。现代的经验主义吸收了理性主义的某些观点，在坚持经验起源的基础上承认理性思维对经验的制约作用。所以现代经验主义更加赞成康德的观点。一方面赞成所有的知识来源于经验，一方面承认理性范畴在整理感觉经验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后一方面恰恰体现了建构论的思想。现代心理学所依赖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皮亚杰学说，符号加工的认知心理学都体现了这种观点。
后现代心理学的核心是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站在经验主义的反面，认为知识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的建构。但是建构不是凭空的建构，建构的素材来自于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建构论同现代经验主义是一致的。至少，两种主张的差距并不是那么遥远，只不过现代经验主义在经验和建构的天平上更偏重经验，而社会建构论更偏重建构。
两种取向的超越可以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而后现代心理学所依赖的社会建构论是建立在反实在论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作为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基础，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各自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若要超越这两种取向，则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基础。这一新的基础是实在论的，但是这种实在论是科学实在论，不是那种简单粗糙的实在论。它承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在地位，认为心理学的理论知识真实地反映了作为精神实体的意识或心理的实在特性。但是，这种科学实在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仅仅由实体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科学的观察包含着建构的成分，针对同一经验数据，不同的科学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因为科学观察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研究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科学群体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对结论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结论也是相对的。总之，这种科学实在论吸收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优点，既坚持了科学的立场，又避免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因而可以作为超越两种取向的元理论基础。
但是两种取向在元理论基础上的结合是困难的，毕竟两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截然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两种取向在实践层次上的结合和超越。事实上，许多研究结合了两种取向的方法论，达到了一种互补的效果。这说明，两种取向在心理学的实践中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相比较而言，现代心理学由于强调科学的程序，方法的纯洁，因而更注重个体的因素，而后现代心理学由于更关注心理的社会建构，因而注重社会的因素、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其分析的焦点处在社会水平上，且后现代心理学关注理论对观察的指导意义，注重理论的综合，因而若在实践的层次上把经验研究与文化意识结合起来，把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相结合，把对个体的分析放到社会历史背景中，必然促进心理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超越现代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这两种取向对立的关键在于双方的合作态度。事实上，两种取向的心理学家已经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相互吸收、坦诚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后现代心理学早就声称不想以心理学中的经验研究传统为敌。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H.Friedman)尽管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相对主义观点，但是也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4]因此他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有它有益的一面。在我们看来，两种取向各自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就每一取向的自身来说，没有哪一种取向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自身的唯一正确性：现代主义取向强调经验证实，但是经验证实并不能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因为以经验证实来证明经验证实只不过是循环论证；而后现代取向的相对主义观点更使得证明自身的努力变得更加不可能。因此，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存在绝对的正确性。彼此的尊重、坦诚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两种取向的超越需要在方法论上持开放的观点。传统上，经验实证方法是倍受推崇的方法，其他方法要么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要么被置于边缘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得失。经验方法有着严格的科学程序，所得的结论简洁、可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经验方法在研究具有反思性的人方面，在反映文化历史的要求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把经验方法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拒斥一切非经验的方法，那么必然危害心理科学的发展。而非经验方法，如质化的方法，释义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等是从其他社会科学借鉴而来，在反映文化历史的要求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接受这些非经验的方法论，在研究方法上持开放的态度，对心理学的发展必然产生有益的影响。正像心理学家印笛克(W Indick)指出的：“尽管经验主义对于验证和测量已知的理论是一个基本工具，但是心理学如果希望开拓新的问题，以便于最终得到更为宏大和更加完善的答案，那么就必须对不同的思想学派保持开放……所有正确的观点，不管是经验的还是非经验的都得到聆听，并被接受为可行的解决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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