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三传”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春秋》三传”的作者、成书过程，以及在汉代的出现，和汉代君主对“三传”的不同态度，做些考查。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春秋》三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及在汉初是如何出现的。
（一）要谈“《春秋》三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等问题，首先便涉及到汉人所谓的“古文经”与“今文经”的问题。先秦时期儒家经典的流行传播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记录成书，以书籍的方式流行传播；一种是没有记录成书，只以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的方式流行传播。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设挟书之律，焚烧儒家经典，严禁学习儒经。在此情况下，原先已经记录成书的儒家经典多被焚毁，少量残存之书也无法公开流行传播，只能在私下继续秘密地流传；而原先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也遭严禁，不敢记录成书。西汉初，惠帝四年（前191）三月“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史记·儒林列传》），儒学才逐渐复兴。原先已经记录成书而经秦火残存下来的少量儒家经典，在汉初陆续出现，由于这些儒家经典是原先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记录成书的，因此被汉人称为“古文经”（包括经文和传文）；而原先一直靠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在汉初也陆续记录成书，由于这些儒家经典是汉初才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的，因此被汉人称为“今文经”（包括经文和传文）。在汉代，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主要经典，其经文与传文都有古文与今文之分。就“《春秋》三传”而言，《左氏传》是古文经，而《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今文经。
（二）关于《左氏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孔子作《春秋》后，对《春秋》经文的深广含义虽曾向弟子们口授，但由于未形成统一的书面解释文字，因此弟子们便各安其意，理解不同，而有些理解其实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在此情况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左氏传》时亦明确指出作者是“左丘明，鲁太史”，并说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孔子曾“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以上说法，《左氏传》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人左丘明。这个说法在中唐以前一直没有异议，但自中唐开始却引起争论。
《左氏传》是否为左丘明所作，关键问题在于左丘明是何时之人。《论语·公冶长》记孔子之语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在中唐以前，人们一直根据孔子这段话而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故对司马迁和班固所说的左丘明作《左氏传》深信不疑。但中唐赵匡对孔子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左丘明之时代问题却有不同理解：“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我于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由此引起关于《左氏传》作者问题的长期争论，千余年来，异说纷呈，迄无定论。到了近代，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甚至认为《左氏传》是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分《国语》而伪造：“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为了从源头上彻底否定《左氏传》，康有为又说：“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同上）即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左丘明作《左氏传》之记载，以及《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与左丘明同耻之语，都是刘歆精心伪造窜附的。还说刘歆伪造了左丘明与孔子同观史记之事，而《汉书·艺文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同上）。即认为班固将刘歆所伪造的左丘明与孔子同观史记之事，故意记入《汉书·艺文志》，其目的在于使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并作《左氏传》之说，得以证实。更有甚者，康有为认为汉代本无古文经和古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全是刘歆为佐王莽篡汉而伪造，所谓古文经学，实际就是为王莽服务的“新学”（即“新莽之学”，王莽篡汉，国号为“新”），“新学”之经，全是伪经。
康有为之说，虽然惊世骇俗，但却证据不足。赵匡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司马迁和班固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并作《左氏传》的说法，则不能轻易否定，左丘明仍应是《左氏传》的奠基者。但《左氏传》的最后成书，当另有他人。近代学者多认为《左氏传》最后由魏国的孔门后学在战国初期或中期定稿成书，这种观点大体是可以接受的。《左氏传》既然在先秦时期已用当时的古文字记录成书，则其当然是古文经，此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
（三）作为古文经的《左氏传》在汉初是如何出现的，这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代古文经的出现，大体有三个渠道：或出自孔壁，或献自民间，或发自秘府。现分别从这三个渠道对《左氏传》的出现加以考索。
先从“出自孔壁”渠道看。《汉书·鲁恭王余传》载，鲁恭王刘余（汉景帝子）“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这里只笼统地说出自孔壁者是“古文经传”，至于其中是否有《左氏传》，则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里具体指明出自孔壁的四种古文经，其中并无《左氏传》。许慎《说文解字叙》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这里虽具体指明出自孔壁的五种古文经中有《春秋》，但却不是《左氏传》。王充《论衡·案书》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在《论衡·佚文》中，王充又说鲁恭王将孔壁出书之事“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王充的说法明显与许慎不同，他认为孔壁所出者不是《春秋》经，而是《左氏传》。
再从“献自民间”渠道看。汉初民间向朝廷进献古文经者，主要是孔安国、刘德、张苍等人。孔安国是孔子后裔，他所得到的古文经，实即出自孔壁之古文经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据以上两处记载，孔安国向朝廷进献的古文经只有《古文尚书》与《逸礼》两种，其中并无《左氏传》。刘德是汉景帝庶子，汉武帝庶兄，为汉初藏书最多的诸侯王。《汉书·河间献王德传》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并曾为《毛诗》和《左氏传》立博士。据此，刘德既为《左氏传》立博士，则其藏书中肯定有《左氏传》。刘德既有与朝廷等量之藏书，而汉武帝又雅好儒术，在即位不久的建元五年（前136）就设置“五经博士”，广泛征揽天下名儒和经籍，加之汉武帝与刘德的关系非常密切，对刘德非常敬重，故刘德向朝廷献书之可能性是存在的。张苍是秦朝故吏，《汉书·张苍传》曰，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喜欢藏书，于书无所不观，汉高祖时封“北平侯”，而当时萧何为相国，因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张苍历仕汉高祖至汉景帝四代君主，于景帝前元五年（前152）百余岁乃卒。在仕汉的五十余年间，张苍向朝廷献书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对此，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得更为肯定：“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复从“发自秘府”渠道看。汉朝秘府之藏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接收汉初出自孔壁和献自民间之书，如孔安国、刘德、张苍等人所献之书。另一个来源是接收秦朝的藏书。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刘邦入咸阳后，诸将皆争抢金帛财物，只有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所接收的秦朝藏书，后来当然藏于汉朝秘府。秦法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言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按此规定，焚书主要行于民间，对朝廷设立的博士官尚有例外，故秦朝藏书中可能还有部分儒家经典。但秦法又规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按此规定，秦朝藏书中可能不会有《春秋》及《左氏传》一类非秦朝史书。
汉朝秘府所藏之书，并非一般人所能轻易看到，只有个别特殊人物才有机会接触。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特殊人物是司马迁与刘歆。司马迁在汉武帝时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而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并管理秘府藏书，他曾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自己曾“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对汉朝秘府之藏书是非常熟悉的。从《史记》大量取材于《左氏传》这个事实看，司马迁肯定看过《左氏传》，而且极有可能就是从秘府中看到的。但奇怪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虽曾提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但并未说明自己从何处看到《左氏传》。尤为奇怪的是，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外，司马迁再未提及《左氏传》，凡是提到左丘明时，都只与《国语》相联系，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都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对汉初研治《公羊传》和《谷梁传》者都曾提及，唯独未提研治《左氏传》之人。司马迁的这种态度，便为后来今文经学反对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甚至认为《左氏传》是刘歆伪造之书而留下了借口。刘歆在汉成帝时曾领校秘府藏书，他在汉哀帝时所写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曾说：“《春秋》左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藏）。”这里所说的“《春秋》左丘明所修”，即指《左氏传》，据此，刘歆说自己在汉成帝时于秘府中发现了《左氏传》。班固在《汉书·刘歆传》中也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这进一步证实了刘歆之说。刘歆为西汉末期人，他在秘府中发现尘封已久、伏而未发的《左氏传》这一事实，正可证明西汉初期的秘府藏书中确有《左氏传》，而司马迁极有可能就是从秘府中看到《左氏传》的。
通过对以上三个渠道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大体考知《左氏传》在汉初是这样出现的：西汉初年，北平侯张苍将自己从秦朝秘密保存下来的《左氏传》献给朝廷，藏于秘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还存在其他两种可能性。一是河南献王刘德向朝廷进献《左氏传》之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是在出自孔壁的古文经中，许慎说有《春秋》经，王充说有《左氏传》，不知二者孰是，抑或经传兼有。如果王充之说属实，则汉武帝“遣吏发取”之《左氏传》，必然也藏于秘府。司马迁在任太史令时，从秘府中发现了《左氏传》，并在写《史记》时从中取材。但在司马迁看来，由于《左氏传》是史书，其性质与《公羊传》和《谷梁传》截然不同，因此只在侧重史料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提及，而在为儒学立传的《史记·儒林列传》中不曾提及。
除了以上三个渠道外，《左氏传》在汉初的出现可能还有另一种渠道。《汉书·儒林传》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如前所述，张苍的《左氏传》是从秦朝秘密保存下来的，并已献给朝廷，藏于秘府。而贾谊等人与张苍并无师承关系，也不可能看到秘府所藏之《左氏传》，那么，他们的《左氏传》得自何处？对此，只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除了张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从秦朝秘密保存了《左氏传》，但在汉初并未献给朝廷，而是在民间私相传授，贾谊等人的《左氏传》或即得之于此。
（四）关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问题则比《左氏传》单纯一些。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公羊传》时曾指出作者是“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曰“名高”。又据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战国初期，齐人公羊高受《春秋》于孔子门人子夏，并为《春秋》作“传”，此即《公羊传》。《戴宏序》所述《公羊传》由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关系是：“（公羊）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据此，则《公羊传》由公羊高在战国初期首创之后，经数百年之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生（字子都）著于竹帛。但从战国初期至汉景帝时口耳传承《公羊传》者，恐不只是公羊氏五代人，原因有二：一是从战国初期至汉景帝时，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只传五代，甚觉可疑。一是《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高子曰”、“鲁子曰”等语，这说明除公羊氏五代之外，还有其他解经与传经之人。所以，《公羊传》实际是由公羊高于战国初期首创之后，在数百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公羊氏历代子孙和历代儒生不断增益补充，至汉景帝时才最后定型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正式记录成书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谷梁传》时曾指出作者是“谷梁子，鲁人”。但“谷梁子”何名，则说法各异。颜师古注曰名“喜”，王充《论衡》曰名“寘”，桓谭《新论》及应劭《风俗通》曰名“赤”，阮孝绪《七录》曰“名俶，字元始”。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则曰：“谷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即认为战国初期，鲁人谷梁赤受《春秋》于孔子的门人子夏，并为《春秋》作“传”，此即《谷梁传》。《谷梁传》由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关系及何时由何人著于竹帛，记录成书，虽然史无明载，但从《谷梁传》中有“沈子曰”、“尸子曰”等语来看，说明除谷梁赤之外，还有其他解经与传经之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谷梁传》实际是由谷梁赤于战国初期首创之后，在数百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历代儒生不断增益补充，至汉初才最后定型，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正式记录成书，时间大体与《公羊传》同时或略晚。
班固《汉书·艺文志》谈及《左氏传》的成书过程之后，又说：“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这说明《公羊传》和《谷梁传》自产生之后，都一直靠师徒父子口耳相传。所以，当《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初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记录成书之后，便当然是今文经。
二
关于汉代君主对“《春秋》三传”的不同态度。
汉代的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而轻视古文经，就“《春秋》三传”而言，就是重视属于今文经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而轻视属于古文经的《左氏传》。重视与轻视的标志，则表现在是否为其立学官，设博士。
（一）《公羊传》是汉代君主一直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从《公羊传》记录成书的汉景帝时期开始，即专为《公羊传》立学官，设博士，首先成为博士的就是《公羊传》大师胡毋生和董仲舒。汉武帝尤为重视《公羊传》，不但自己“尊《公羊》家”，而且“诏太子（戾太子刘据）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贫苦儒生公孙弘因师从胡毋生而精通《公羊传》，在武帝时官至丞相，封为平津侯。董仲舒在武帝时也颇受重视，武帝不但采纳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且先后任命他为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晚年归居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由于君主重视《公羊传》，因此研治者益众，且多获致名位。
据《汉书·儒林传》载，西汉时研治《公羊传》者，除了胡毋生、公孙弘、太子刘据、董仲舒及其弟子褚大、嬴公、段仲（《史记·儒林列传》作“殷忠”）、吕步舒之外，其他著名人物还有：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王中、公孙文、东门云、冷丰、任公、疎广、筦路、贡禹、堂谿惠、冥都、马宫、左咸等。其中成就最著者六人：严彭祖、颜安乐俱师眭孟，分别创立了《公羊传》严、颜之学。冷丰、任公、筦路、冥都俱师颜安乐，分别创立了《公羊传》颜氏学中的冷、任、筦、冥之学。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及该书其他人物传载，东汉时研治《公羊传》的著名人物有：张霸、丁恭、樊脩、周泽、钟兴、甄宇、楼望、程曾、张玄、李育、何休等，所治多为《公羊传》严氏学。以上两汉研治《公羊传》者，多因君主的重视而获致高名显位，其中不少人还兼任过《公羊传》博士。
这里必须特别谈及的，是东汉末期桓帝、灵帝之时的何休。他专心研治《公羊传》，以十七年时间写成《春秋公羊解诂》，世称“何氏学”。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传》本旨。复作《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以难《左》、《谷》二传；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贤注）。
何休除本胡毋生之条例为《公羊传》作注外，对《公羊传》还有另外两大贡献。第一，著《公羊文谥例》、《公羊传条例》，揭示出《公羊传》“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从此，人们对《公羊传》的研究才真正有完整系统的义例可循。第二，将《公羊传》按年月附于《春秋》之后，使原来各自单行的《春秋》经与《公羊传》合为一编。此问题有争论，纪昀曰：“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于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实际的情况是，《公羊传》对绝大部分《春秋》经文都有解释（有“传”之经），而对极个别的《春秋》经文则无解释（无“传”之经）。从今《十三经注疏》本中之《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即《春秋公羊解诂》，徐彦疏）来看，何休对绝大部分有“传”的《春秋》经文确实未直接作注，因为他对《公羊传》“传”文的注释中已间接包含了对《春秋》经文的注释。但对极个别无“传”的《春秋》经文，何休却直接作注。例如《春秋》隐公二年的三条经文是：“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十有二月乙卯……郑人伐卫。”这三条经文，《公羊传》均无解释，属于无“传”之经，而何休却对其直接作注。因此，何休并不是纪昀所说的“但释传而不释经”，而是经传兼释。既然何休经传兼释，则说明将《公羊传》按年月附于《春秋》经之后，使经传合为一编者，始自何休。所以，何休乃是两汉《公羊传》研究之集大成者。
《谷梁传》也是汉代君主一直很重视的儒家经典。《史记·儒林列传》曰“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认为汉代最早研治《谷梁传》者是瑕丘人江生。而《汉书·儒林传》则曰“瑕丘江公（即“江生”）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认为汉代最早研治《谷梁传》者是鲁人申培。但从二人的实际贡献看，申培是汉代今文经《鲁诗》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在《诗》；而江公研治今文经《春秋谷梁传》的成就大于申培，其主要贡献在《春秋》。江公在汉武帝时与《公羊传》大师董仲舒齐名，武帝曾命江公与董仲舒分别就《谷梁传》和《公羊传》各抒己见。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口讷，表达不如董仲舒。丞相公孙弘本治《公羊传》，经过比较，赞同董仲舒的观点，武帝遂更尊《公羊传》。但太子刘据在奉诏精通《公羊传》之后，又私下从江公研治《谷梁传》。
据《汉书·儒林传》载，西汉时研治《谷梁传》者，除了申公、江公、太子刘据之外，其他著名人物还有：荣广、皓星公、蔡千秋、小江公（江公之孙）、周庆、丁姓、刘向、尹更始、王亥、申章昌、房凤、胡常、萧秉等。其中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凤分别创立了《谷梁传》尹、胡、申章、房氏之学。以上西汉研治《谷梁传》者，多为汉宣帝时人，且多因君主的重视而获致高名显位，其中不少人还兼任过《谷梁传》博士。
《谷梁传》在汉宣帝时最受重视，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公羊传》。汉宣帝自民间即位后，听说祖父（戾太子刘据）喜好《谷梁传》，自己也就喜好《谷梁传》。《谷梁传》是鲁人谷梁赤首创，而汉宣帝的丞相韦贤、少府夏侯胜、侍中史高，皆为鲁人，他们又共同建议汉宣帝大兴《谷梁传》，宣帝遂更重视《谷梁传》。为了大兴《谷梁传》，宣帝曾选郎官十人专门学习，先后命蔡千秋、小江公、刘向、周庆、丁姓为师，详加讲授，自元康年间始讲，至甘露元年（前53）积十余岁，十郎官皆大明习。经过多年准备之后，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前51）召开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这就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石渠阁会议在“讲五经同异”之同时，重点是“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汉书·儒林传》），即组织《公羊传》与《谷梁传》的辩论会，让萧望之、韦玄成（韦贤子）等十一人以《春秋》经义判其是非。《公羊传》一方参加辩论的有严彭祖、申輓、伊推、宋显、许广，共五人；《谷梁传》一方参加辩论的有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王亥，也是五人。辩论涉及三十余事，结果“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汉书·儒林传》）。从此，汉宣帝正式决定在原有今文经博士的基础上，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汉书·宣帝纪》），而担任《谷梁传》博士者就是参加辩论会的周庆、丁姓。尽管汉宣帝在石渠阁会议之前实际已征小江公为《谷梁传》博士，但石渠阁会议对《谷梁传》来说仍然意义重大。由于石渠阁会议是由诸儒共论五经同异而最后由汉宣帝亲自评判裁定的，因此，会议正式决定为《谷梁传》立学官，设博士，便标志着《谷梁传》正式获得了显学地位。
《谷梁传》在西汉虽然很受君主重视，但到了东汉，却过早地趋于衰落。《后汉书·儒林列传》对东汉时期研治《公羊传》和《左氏传》者多有记载，而对研治《谷梁传》者却未记一人，就是明证。《谷梁传》在东汉过早地趋于衰落，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君主不重视，而在于研治者个人素质之低下及研究方法之不当。东晋的范宁曾说，自东汉至魏晋，研治《谷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春秋谷梁传集解序》），指出了《谷梁传》在东汉过早趋于衰落的主要原因。
（二）与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不同，汉代的君主普遍轻视《左氏传》。据《汉书·儒林传》载，西汉时研治《左氏传》的著名人物有：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兼治《谷梁传》）、尹咸、翟方进、房凤（兼治《谷梁传》）、胡常（兼治《谷梁传》）、贾护、陈钦、王莽、刘歆等。其中成就最著者是刘歆。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及该书其他人物传载，东汉时研治《左氏传》的著名人物有：郑众、郑兴、陈元、李封、贾逵、马融、郑玄、服虔、颍容、谢该等。其中成就最著者是贾逵、马融、郑玄、服虔。
两汉研治《左氏传》者虽不乏著名人物，尤其在东汉还出现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但《左氏传》在汉代受君主重视的程度却始终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君主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只有短暂的两次。第一次是西汉末年的平帝时期。当时王莽执政，刘歆受到重用，他趁机劝王莽兴立古文经。王莽本来就从陈钦受过《左氏传》，执政之后，又出于托古改制及附会古经的需要，于是在元始四年以平帝名义为《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学官，设博士。但不久刘秀建立东汉，废除王莽的一切制度，《左氏传》等古文经之学官及博士亦均被废除。第二次是东汉初年的光武帝时期。当时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曾就是否应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进行过激烈争论。最后，光武帝为了收揽安抚古文经学家而不得已采纳陈元的建议，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但不久，《左氏传》博士李封病卒，光武帝难违今文经学家之意，不再补立《左氏传》博士。除了以上短暂的两次之外，在两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左氏传》及其他古文经均未获得官方地位，只能私相传授。
《左氏传》在两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虽未获得官方地位，但在诸多古文经大师的相继提倡及不断研治下，却呈现出逐渐压倒《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趋势。到了东汉末年，服虔在郑玄的支持下写成《春秋左氏传解》，对两汉的《左氏传》研究加以总结，《左氏传》便最后彻底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服虔之后，东汉末年研治《左氏传》者虽仍不乏人，但成就均未超过服虔。直至西晋之时，服虔的地位才被杜预所取代。
至于汉代君主重视《公羊传》和《谷梁传》而轻视《左氏传》之原因，以及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我已在《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和《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两文中分别详加论述，此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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