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学和秦汉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政治论文,史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秦焚书和秦刻石
秦汉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史学与政治联系的紧密。从秦始皇的愿望和他所采用的手段来说，都表明了史学与政治联系之新阶段的开始，即封建政治权力控制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重大事情。
秦皇朝为了推行其严刑竣法的法家路线，实行愚民政策。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采纳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 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焚书是以严酷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也是封建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焚烧秦以外六国史书，禁止谈论《诗》、《书》，它们都是史籍或记载历史的资料，这即是以残暴的手段对不利于秦朝统治的历史记载实行干预和禁绝，企图把民众变成没有历史知识、不懂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任意摆布的愚民，以达到毫无阻碍地“别黑白而定一尊”、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
秦朝文化专制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是次年又在咸阳坑杀儒生460 余人。秦始皇大肆任用酷吏钳绝天下人口，实际上意味着它的统治基础更加脆弱。
秦始皇害怕人们利用诸子学说和历史记载“非今”，而他所需要的是“颂今”，颂扬其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秦始皇多次巡行全国，到达一处名山胜地便要刻石颂德。刻石铭文都是由丞相李斯等大臣撰写，而为秦始皇认可的，故也可视为秦朝制定的特殊的史论，铭文共同的中心内容，是宣扬秦始皇的功绩超越自古以来的帝王，以五德之运来神化他的统治，宣扬秦统治秩序的永恒。因此要透过这些封建帝王自我宣扬的官样文章，注意到其中的历史观点。如泰山刻石云：“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之罘东观刻石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会稽刻石云：“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是训戒当世和后代永远遵循现有的制度，永远不得改变。秦过去曾经奉行过变革的思想，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的转折点，而商鞅奖励耕战、行郡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改革，理论根据便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秦孝公和商鞅坚持了变革进取的主张，从而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而现在由于秦取得了全国的统治，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秦始皇反过来要建立永恒的统治秩序，反对变革。所以说“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秦皇朝企图凭借其严刑峻法和思想专制实现“万世不变”的统治，结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秦皇朝只存在短促的14年，也没有留下可观的史书，但是，秦始皇这种用封建政治控制史学和不准史家“非今”的根本性原则，却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故其实际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只是后代统治者吸取秦朝使用酷烈手段招致灭亡的教训，而改变了思想控制的具体做法。
二、汉初君臣论历代兴废
秦汉之际巨大而急剧的历史变局，向人们提出了需要回答的深刻课题：为什么强大的秦朝骤然灭亡？为什么不可一世的项羽功败身亡？为什么平民出身的刘邦能取得胜利？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汉高祖刘邦经过艰苦征战，于公元前202年登上帝位。此年夏，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让列侯诸将不要隐瞒真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他们认为刘邦取胜是因为不吝封赏。刘邦本人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讲任用人材的决定作用和“汉初三杰”的贡献：“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
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庆功酒宴上这番有名对话是对楚汉战争结局一次及时而中肯的总结，刘邦富有谋略、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谏议，项羽则嫉贤妒能、刚愎自用，确是造成刘胜项败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陆贾著《新语》，便是由于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盛衰而在史论上取得的成果。“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君臣这场对话进而总结了秦亡汉兴的教训。陆贾中肯地总结秦朝实行残暴统治导致灭亡的必然性，指出汉朝立国要吸取这一深刻教训，“逆取而以顺守之”，实行宽厚政治，与民休息。陆贾讲到历史转折关头必须实行政策转折的关键问题，使刘邦醒悟过来，郑重要求陆贾著书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于是陆贾著成《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均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新语》的中心主张是，汉皇朝必须以“秦亡”为鉴戒，施行“仁政”，实行“无为”方针。陆贾强调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见《新语》之《道基》、《术事》、《辅政》、《无为》等篇）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至东汉初年王充仍对《新语》作出高度评价，称：“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叁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
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为系统的总结，以“过秦”为题写了三篇史论，分析秦国由崛起—统一六国—最后灭亡的历史，从中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他指出，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他进而指出，政治成败、人心向背是比什么权位、兵器都要强大得多的东西。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岂不更强，而拿陈涉的地位、兵器等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为什么呢？结论只能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搞坏了，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敌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群众。贾谊“过秦”更突出了“戒汉”的用意。他对人民的处境极为关切，同情下层民众的苦难，对于当时社会矛盾体察特别敏锐，因忧国忧民而“痛哭”、“流涕”、“长太息”，斥责剥削阶级的奢侈挥霍为“天下之大贼”，大声疾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陈政事疏》，见《汉书·食货志上》），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司马迁记述秦汉历史明显地受到贾谊的影响，称赞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并破例地将《过秦论》几千字的原文全部引录在《秦始皇本纪》论赞之中。
与贾谊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贾山写有《至言》，揭露秦政暴虐造成“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民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被迫起义反抗。尤有特色者，贾山分析秦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由此总结出“人主不闻其失，则社稷危”（见《汉书·贾山传》所引《至言》）的规律。
由于在汉初半个多世纪中总结秦亡教训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来，并成为决策集团相当一致的认识，所以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充溢，奠定了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实与重视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智慧直接相联系。
三、从独尊儒术到石渠阁、白虎观会议
封建政权奉行“尊儒”政策始于汉武帝。自秦朝至汉武帝，思想领域中居主导地位的学说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走了“之”字形道路。秦朝实行法家路线的统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很快被人民所推翻。新建立的西汉政权鉴于暴秦的教训，由严酷政治转向宽省政治、清静无为。因此，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是与当时经济凋敝、伤残待救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但从思想学说演进的全局看，应注意到，自秦至汉初，儒学始终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战国时代，儒学已成为显学，学派蕃盛，在学术上已居特殊的地位，所以李斯的奏语中才将“《诗》、《书》”与“百家语”相对称。至秦实行焚书坑儒，太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为谏，可见，在秦始皇压制儒学之时，人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视儒学为正统。汉初，思想控制骤弛，在政治上以黄老学说为指导，在学术思想上则呈多元格局，萧何、曹参、汉文帝、窦太后等权势人物先后提倡黄老之学，陆贾著书，则兼有儒家和道家观点，儒生叔孙通为汉制礼仪，率为“汉家儒宗”（《史记·叔孙通列传》赞），贾谊的言论，基本上从儒家立场出发，又糅合了法家观点，晁错则有明显的法家色彩。观其大势，在当时战国子学余波荡漾之中，儒学势力又逐步增强。所以至文、景时，朝廷已先后立儒者辕固生、鲁馀生、董仲舒为《诗》、《礼》、《春秋》博士，还有王臧因明《诗》立为太子少傅。并且导致了儒学与黄老之学信奉者双方在朝廷上的直接冲突。
武帝时期的尊儒确有其十分深刻的背景。封建统治集团吸取了秦朝苛法虐民以亡的教训，改用标榜仁义礼乐、重视“教化”的儒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学说，同时因儒学本身长期存在着由潜伏到明显的发展趋势，至此终于走向舞台中心，而武帝尊儒的特点，则是外儒内法、儒法并用，所谓“内多顾而外施仁义”、“杂王霸道而用之”。既不是对儒学创立的始发点的复归，更不是对前面过程的简单抛弃，思想学说演进的过程构成正—反—合，体现出辩证运动的逻辑。在这种背景下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意义也具有多重性。我们要看到儒学有保守性、维护封建统治、提倡森严的等级制度等严重的消极面；看到儒学独尊，开始了专制主义对思想领域的新控制，在以后封建社会中造成种种弊端；同时也应承认，在秦推行极端的法家路线而骤亡、汉初黄老学说的一度适应之后，能够代之而起、成为封建社会长期指导思想的，只有儒家学说，承认它在当时曾起到巩固封建统一国家和促进封建制度成长的历史作用。
汉武帝尊儒，同时摆出重视学术文化的姿态，“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就在这样的政治、学术背景下，出现了董仲舒和司马迁两位大师。董仲舒发挥了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论点为汉皇朝的统一事业服务，宣扬三纲的论点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结合，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对于后来的正统史学有很深的影响。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他也拥护汉的统一，尊重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他的历史观中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大有区别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在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武帝采用董仲舒建议，把不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各家学说都作为罢黜压制的对象，“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汉书·董仲舒传》）这种把儒学作为加强专制统治工具的做法，指明了以后思想文化专制的途径。此后儒学与封建行政权力进一步紧密结合，有过一系列突出的演示。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举行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这次主要平议《公羊》、《谷梁》经义异同优劣，有公羊学者严彭祖、申輓，谷梁学者尹更始、刘向等各五人双方辩论，名儒萧望之及施雠、欧阳地馀、林尊、周堪、张山坿、戴圣等博士和官员11人引经义平议，宣帝当场裁决。结果谷梁传一派取胜，“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均见《后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议奏四十二篇》，班固自注称：“宣帝时石渠论。”此书今不传。这次会议开创了皇帝亲自对经义异同进行裁决的先例。
至东汉时，明帝即位后，即在明堂隆重举行朝典。“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继位之后，也于建初四年（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均见《后汉书·儒林传》）此即有名的白虎观会议。东汉明帝、章帝也都仿效汉宣帝，以皇帝、宗师和教主的身份亲自出场，宣扬他们所同意的教义，标志着封建主义对思想的统制达到了强化的阶段，儒学至此成为国教。班固即生活在这一时期，他本人还被指定为白虎观奏议的整理者。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刻板地服从，对于此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四、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流行
自汉元帝起至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止，是西汉统治后期和两汉之际时期。此时期的特点是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和皇朝对学术思想控制的加强。这一时代特点，助长了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这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包括史家在内的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思想浊流泛滥的困难条件下，仍坚持史学反映社会状况、总结政治成败的进步倾向，使先秦以来中国史学的传统经受了考验并得到发展。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使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在当时曾起到巩固封建大一统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董仲舒极力宣扬神秘主义，结果大大助长了两汉之际迷信思想的盛行。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以后被眭孟、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刘向、翼奉、李寻等所传承。眭孟在昭帝时，因大石自立、僵柳复起，推《春秋》之意，论说“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夏侯始昌“明于阴阳”，能预言柏梁台之灾。夏侯胜在昌邑王时，因“天久阴而不雨”，预言昌邑王将被废。元帝时，中书令宦者石显专权，京房建言：“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秋》所记灾异尽备。”以此劝说元帝疏远石显，卒遭石显报复被杀。翼奉也在元帝时，因连年大水灾、饥荒、地震，遂上书称：灾异频仍的原因是“二后（按，指宣帝王皇后，此时为皇太后，元帝王皇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阴气太盛”。成帝时，李寻也上书推言灾异，谏请“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均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在西汉后期，不仅儒臣以灾异言政事成为风气，专权的宦官、外戚集团也引灾异来攻击别人，皇帝也常因“灾异”下诏让臣下议政，或因“灾异”更换大臣。仅成帝一朝，即因日蚀、地震、火灾等“下诏书达13次（据《汉书·成帝纪》）。又因何武上书言灾异，而擢用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哀帝也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去孙宠、息夫躬等（据《汉书·彭宣传》）。
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由于被采入《汉书·五行志》，成为今天所能见到的阴阳五行说的代表性言论。刘向著《洪范五行传论》，是结合当时灾异，对外戚王氏而发。刘向之子刘歆则在政治上拥护王莽，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解释灾异所指没有一条跟刘向相同的。这正是父子因政治态度不同而各自杜撰比附一套的明证。如解释鲁隐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刘向认为表明君权受到威胁，刘歆则只讲不正常，而根本不往君权削弱方面去讲。
两汉之际还有谶纬说大肆泛滥。谶又称图谶、谶记，是一种神秘性预言，起源甚早。在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不了解自然变化、人事沧桑、国家兴亡的原因，而归结为神秘性的因素所支配。秦始皇时有“亡秦者胡”的说法，就是较早的一种谶言。但在汉代前、中期，一般政治人物和学者都不大引用谶言。至西汉末年，图谶之说大盛，这是当时社会危机增长、局势动荡的一种反映。此时的谶又大多与纬相杂。纬是对经书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托于孔子，其中虽也包含有某些有关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其主要内容都属神学迷信。而且越沿袭下来，就越发成为神秘杂乱的妖妄之词，并与谶合而为一，故称为谶纬。
西汉成帝时，由于阶级矛盾加剧，社会险象丛生，再度出现了秦始皇末年那种人心动摇的局面，于是政治性的谶言应运而生。齐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神秘地预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赤精子指汉高祖，因汉代传说刘邦感赤龙而生，甘忠可即据此造谶言。意即赤精子下凡传达天意，汉家要再受命，要有新人当皇帝。当时因刘向以宗室和大儒身份反对这种说法，甘忠可以妖言惑众被治罪，病死狱中。哀帝时，王莽势力已成，夺取西汉政权野心毕露，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看准了这一点，进行投机，他继续鼓吹其师“赤精子下凡，汉家要再受命”的谶语，王莽立即加以利用，胁迫汉哀帝“再受命”，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很怪的称号正隐含天下要归王莽的意思，因为王莽自称虞舜之后，而舜是陈姓（见《汉书》《哀帝纪》及《王莽传》）。以后，谶言便和王莽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企图同步升级。最后，有个无赖哀章造谶言施行更大的骗术，造铜匮，造天书，说王莽应该做真天子。于是王莽应谶言登上皇帝宝座，任哀章为国将。
由于图谶在王莽废汉自立过程中发挥了奇迹般的作用，遂造成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谁符合了图谶，谁才是符合天命的“真命天子”，才无可争辩地得到拥护。在西汉末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刘秀及其周围人物也学到了王莽的这一套，利用制造图谶，将刘秀神化。图谶的地位达到了顶峰是在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此时光武帝62岁，正月斋戒时夜读《会昌符》，强烈地感受到谶纬对东汉朝廷具有性命攸关的作用。于是诏令搜集谶纬中有关“九世受命”的话（九世指从刘邦至刘秀共九代），大加显扬，又上泰山祭祀天地，刻石勒铭，向全国宣布他钦定的81篇谶纬，赋予它们以权威的地位。这就是有名的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称图谶为“经谶”，也说明这类妖妄言词，已取得和儒家经典相同的地位。由于光武帝的提倡，东汉初年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要决定于图谶。
西汉后期和两汉之际阴阳灾异说和谶纬迷信的盛行，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时期。这种情况对于学术的发展当然带来不利影响，刘向、刘歆父子著书推言五行灾异之说即为明证。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考验，这一时期，有识见的学者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不妄论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桓谭在光武帝时任议郎，他上书批驳图谶，说：“今诸巧慧小才使艺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哉？”光武帝阅后甚为不悦。后光武帝召群臣议建灵台处所，“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如何？’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方得解。”（《后汉书·桓谭传》）后贬任六安郡丞，郁郁病死道中。桓谭不愧为一位敢于公开反对图谶、不怕招来灾祸的有胆有识的人物。
班固对灾异谶纬的态度则需作具体分析。班固在《汉书》的结尾概括了全书的内容，云：“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假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汉书·叙传下》）说明主要记载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于当时被奉若神明的谶纬学说根本不提。《汉书·艺文志》著录天下图书，却对当时大量存在的谶纬书摒弃不载。班固还讲诸子出于王官、儒家是诸子之一，孔子是先师、是学者，儒家经典是文化典籍，这些同谶纬把孔子说成是巫师神怪、儒家典籍几乎成为符篆是根本对立的。班固还在《王莽传》中揭穿了王莽制造谶言夺取帝位的欺骗伎俩，更是对谶纬的妖妄本质的深刻揭露。班固在其他汉赋、议奏作品中，也多从政治得失、人事成败的角度，赞颂光武中兴，明、章治世，观察、评论人世间的功罪治乱。但《典引》一篇却为东汉皇朝宣扬的祥瑞符命捧场，用大臣进奏的口气，讲明帝之时“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坰，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文选》卷四八《典引》）反映出迷信盛行在班固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但这毕竟在班固的作品中只占次要地位。从总体讲，《汉书》继承了《史记》的实录精神，在记载客观历史和反映社会生活上都取得了成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谶纬迷信的思想浊流的直接对立物。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汉代的杰出史学家，把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活动都写进《史记》、《汉书》这两部信史之中，这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标签：董仲舒论文; 儒家论文; 秦始皇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王莽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 新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