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唯物主义”———种基于随附式物理主义的解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种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唯物主义论文,物理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9-0018-12 一、问题的提出，以及预先给出的答案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乃是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在对于该术语的林林总总的解释中，美国学者伍德(Allen Wood)在其《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给出的说明是颇具有代表性的： 马克思成熟社会理论的基本论题，就是他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或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坚持认为，所有的社会建制和社会意识的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体系。而对于每一个历史时代来说，这些建制或者意识的特征，反过来又是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社会之所以成为可理解的对象，乃是奠基于人类的生产力的增长，以及人类对于社会关系所作的持续化革新(而这些革新也正是为了使得生产关系能够与生产力相匹配)。社会的各种建制、其政治形式、其哲学的以及宗教的意识形态，统统都被视为对于下述功能的实现机制——要么就去维持物质生产与分配的既定模式，要么就去为其社会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学说(这种学说将人类历史视为思辨化原则的表达，或是神圣目的的现实化)。马克思的理论被视为一种经验性质的假说，而促发这种假说的，不过是寥寥几个非常简单的关于人类之社会行为的设定。但马克思的理论，不论就其概念的基础性而言，还是就其适用领域的普遍性而言，都足以被称为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哲学理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试图发现历史背后的一种进步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并领会历史大潮以及历史运动的深刻意义。……① 不难看出，这段引文的第二自然段，乃是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哲学定位的评断。他在这里其实是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学说(并因此和关于历史的经验研究——如社会学研究——具有连续性)；其二，它又不是一种一般的社会学学说，因为它包含着关于“究竟该如何做社会学研究”的哲学元叙述。而在这段引文的第一自然段，伍德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描述：整部人类历史的动力学运作机制，应当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层面(特别是经济层面)来加以把握。 有鉴于伍德的《卡尔·马克思》一书在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国内学界同类解释之间明显的相似性，笔者将不再着力讨论他得出这一解释的文献学基础(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将转而探讨由此被构建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自身的概念自洽性。笔者的问题是：凭什么说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呢？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回应便是：既然人类社会活动的意识层面——如哲学活动、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被看成是某种物质活动(即经济活动)的倒影，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 不难看出，这个回答已然预设了经济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活动，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哲学、宗教活动则是纯粹精神性的。不过，从常识角度看，该预设却颇为可疑。就拿哲学来说：哲学活动就一定是纯精神性的吗？哲学思想难道不正是通过相关的物质载体(无论是竹简、纸张、电脑硬盘，还是哲学家大脑中的神经系统)才得以存在的吗？而反过来说，经济活动就一定是纯物质性的吗？在经济关系的层面上，没有人类对于契约精神的领会，纸面上的契约能够成其为契约吗？由此看来，一种更符合常识的说法应当是：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我们都看到了“物质”和“精神”彼此交融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者仅仅因为对于经济学解释之优先性的强调而认定自己姓“物”，似乎理据不足。毋宁说，“历史唯物主义”所更应得的哲学标签当是“二元论”(dualism)或是“双面相理论”(dual-aspect theory)(前一种理论认为精神和物质都是存在的，后一种理论则认为精神和物质乃是同一对象的两个面相②)。 面对这种责难，希望历史唯物主义能继续保留“物”姓的论者，或许会提出如下两个前后关联的回应：第一，我们要修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并非是和人类无关的冰冷的外部实在，而是可以被感性地呈现给我们的活泼对象。第二，本着上述新界定，意识形态活动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分界，便可被视为前反思的感性意识和反思理性之间的分界。这样一来，只要我们坚持认为人类的反思理性(如科学理性)是奠基于人类对于世界的感性意识的，那么我们依然可以称自己是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 上述解释显然受到了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如下观点的影响：人类在“生活世界”中得到的领悟，乃是反思性的科学建构的现象学根基。③然而，在笔者看来，且不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真的与胡塞尔有契合处，这种在马克思和现象学之间“拉郎配”的方案，最终必将使得我们遭遇如下两组二律背反： 第一组二律背反： (甲)根据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科技的创新(如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尝试)参与了生产力的构成，并因此是物质活动的一部分； (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化解释，科技的创新必然牵涉到反思性活动，因此不是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它本身需要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奠基。 诊断：(甲)和(乙)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同真。 第二组二律背反： (甲')根据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宗教活动(无论是参禅还是唱赞美诗)都是意识形态活动的一部分，并因此不是物质活动的一部分； (乙')我们知道，在禅宗所鼓吹的“入定”状态中，修行者是被自我屏蔽于任何一种反思性活动的。因此，按照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化解释，参禅也是一种前反思的“感性活动”，并因此成为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物质活动”。 诊断：(甲')和(乙')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同真。 这两组二律背反显然将历史唯物主义者逼入了这样一种理论两难：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就是常识所说的外部自然存在(如大海、森林、地球，以及我们的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一种执著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有资格姓“物”；如果他们所说的“物质”必须按照现象学的方式来加以重新理解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他们既能将具有明显反思性特征的经济学活动视为“物质活动”，又能将明显具有非反思特征的参禅活动视为“意识形态活动”。总之，无论是在“名”与“实”之间，还是在其包含的分论点之间，“历史唯物主义”都包含着种种不自洽性。 这并非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信任，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笃信，笔者才敢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叙述的融贯性提出质疑，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可容修正的科学，而是不容置疑的宗教了。并且，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而且还应当包括恩格斯的学说。有鉴于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而言，其所面临的理论压力其实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分解。 作为一种讨论的策略，本文将暂时忽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辩证唯物主义经典文献中的具体论述，而仅仅将注意力转向恩格斯提出的如下宏观理论企图：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辩证唯物主义”——或改用一个更恰当的名目：“物理主义”——所提供的基础，才能够成为一种完整并充分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也便构成了笔者对于本文标题所设疑问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唯物主义”？——通过物理主义的奠基！ 本文的余下部分，将致力于通过英美分析哲学的思想资源，对上述论题给出一种独立于恩格斯式叙述方案的辩护。 二、何为“物理主义”？ 近代的“唯物主义”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新名字叫“物理主义”(physicalism)。澳大利亚哲学家思多而里亚(Daniel Stoljar)在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物理主义”词条中，为这个名目给出了一个标准定义： 物理主义指的是这样一个论题：天下万物皆为物理物(everything is physical)，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天下万物均随附于物理物，或因物理物的存在而变得必然会存在(everything supervenes on，or is necessitated by，the physical)。④ 乍一看，上述物理主义立场，似乎和苏式哲学教科书所说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理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那么，为何当代哲学家喜欢“物理主义”这个新名目呢？思多而里亚在该词条中提到了两个缘由。第一，“物理主义”在分析哲学圈子里之所以会变得时髦，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维也纳学圈的干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纽拉特(Otto Neurath)所赐。此二君所说的“物理主义”立场的实质，便是主张将所有的关于精神活动的描述语句(如“罗密欧很爱朱丽叶”)翻译为一些纯粹的物理语句(如“那个专名为‘罗密欧’的大脑，在形成关于专名‘朱丽叶’的特定神经激发状态之时，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等等)。也就是说，物理主义方案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翻译方案”进入20世纪哲学的，而这种鲜明的语言哲学意蕴却是近代的旧唯物主义所不具备的。第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包括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深受其影响的苏式马哲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物质”视为在空间中具有广延性的、并具有“不可入性”的对象。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是否适用于“力”“场”“电荷”“能量”之类的物理学概念，则颇为令人担心(尽管也未必一定不能)。考虑到未来基础物理学还有继续发展的巨大可能，所以用“物理物”(the physical)这个词来取代“物质”(matter)，显然是一个更显明智的选择——因为“物理物”所指的，无非就是时下物理科学所能合法描述的一切对象(至于这些对象具体是什么，且具有怎样的物理性质，则不是哲学家关心的话题)⑤。相应地，“唯物主义”这个词也最好被更新为“物理主义”。 除了用“物理主义”替换掉“唯物主义”之外，思多而里亚所给出的“物理主义”定义还在另一个关键方面和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同：他引入了“随附性”(supervenience)这个概念，而没有使用“第一性、第二性”之类的提法。之所以不使用这一旧提法，乃是因为旧提法在含义上过于模糊：所谓“第一性”，究竟是指物理物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还是在逻辑上具有前提性，还是说其在价值上更具崇高性？与之作对比，关于“随附性”，分析哲学界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的： B层面发生的事件随附于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当且仅当：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W1和W2而言，若W1和W2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乃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那么，它们在B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亦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⑥ 举个例子：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你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奥巴马的相片；而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你的桌子上照样有一张奥巴马的照片。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担保这两张相片的分子构成(即上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是完全彼此一样的(即“不可被彼此分辨”)，那么我们也就能够保证相片在宏观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视觉特征(即上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也是一样的(比如都显现为“奥巴马在啃玉米棒子”的视觉形象)。如果有人竟然会认为两张分子构成完全一样的照片，会在宏观层面上各自涌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不是一个“物理主义者”。 再换个例子，以便帮助我们理解“随附性”这个概念是如何进入对于心-物之间关系的界定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心”，就是各种能够被我们意识到的精神状态(如感知、回忆、想象等)，而“物”，则是可以被各种科学仪器所测量到的神经运动状态。假设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大脑都和特定的脑电探测以及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接驳，以便将自身的物理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在神经科学家眼前。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两人大脑的神经运动状态(即前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科学家知道朱丽叶的心理状态很痛苦(即前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他们也就立即会推知，罗密欧在同时也感到了痛苦。而对于这一推论的有效性有所怀疑的论者，肯定就不是“物理主义”立场的支持者。 初次接触物理主义论题的读者，或许会感到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哲学立场：它将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全部都还原为冷冰冰的科学事件。这无疑是对丰富人性的无情褫夺，是科学主义者妄自尊大的自娱自乐。熟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者，甚至还会祭出马克思的原文来增强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效果： 费尔巴哈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⑦ ——只要稍加改动，这段文字就可以被直接用以对于随附性论题的攻击： 当代英美的物理主义者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通过脑电仪或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设备制造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撑，哪里会有神经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神经科学，也只是由于医学需求和其他的社会需求，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 面对上述这些看似义正词严的批评，物理主义者当然还有话要说： 第一，否定随附性论题在理智上是疯狂的。你真的要感受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吗？你真的要聆听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吗？你真的要品尝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吗？那你首先得要有一个健全的神经系统，及所有与之配套的外围传感器。罹患自闭症的大脑很难感受爱情，听觉皮层受损的大脑几乎不可能享受音乐，味蕾受损的舌尖则承受不了中华饮食文化之重。意识活动对于相应的物质基础的依赖，其实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常识之一，而恰恰是对于这种常识的依赖，才能够防止我们做出很多蠢事。 第二，核磁共振成像仪当然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仪器所揭示的神经活动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这就好比说，福尔摩斯所发现的某桩凶杀案的真相，固然是通过近代侦破技术的协助才得以被揭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凶杀事件自身的发生乃是近代侦破技术的产物。更为一般地来看，任何人倘若想将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还原为催生相关科学理论的社会条件的话，那么，他就迟早会因为如下这个归谬论证而颜面扫地： (1)假设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归谬法前提)。 (2)我们知道，任何条件所催生的后果，在时间上都不可能先于条件的实现而出现(这是常识对于因果关系的最一般规定)。 (3)结合(1)和(2)，我们马上可以推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能够描述那些在使得该科学理论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发生的事件。 (4)按照(3)，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不是合格的科学理论，因为二者都描述了远在近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早已发生的事件。 (5)但我们都知道，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值得尊敬的科学理论。 (6)(5)与(4)矛盾。由于(5)的正确性不容辩驳，所以错的肯定是(4)。 (7)而(4)又是从(1)中导出的。所以，我们无法认同(1)所给出的假定：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 第三，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者们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上误解了物理主义：物理主义者并不想说非物理事件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事件，而只是想说，所有的非物理事件都随附于物理事件。为了说明这两个讲法之间的不同，我们需要对“还原”(reduction)的含义作出更为确切的定义。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词汇表中，“理论间还原”(intertheoretic reduction)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A理论的解释范围覆盖B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说“B理论可以被还原为A理论”。套用到身-心关系上去，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界定“还原”：如果你认为人类的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还原为神经状态的话，那么你就无疑是说，神经科学的解释范围可以完全涵盖心理学。 但这恰恰不是物理主义者试图通过“随附性”所要表达的意思。具体而言，如果此类还原必定是可行的话，那么只要我们知道了罗密欧的心理状态，我们在原则上就一定能够知道其所处的神经状态是什么——这就好比说，你如果知道了如何用罗马数字系统记录一个数字，那么你就肯定能知道如何用阿拉伯数字记录之。但这一点显然又预设了在各类人类心理状态和神经状态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就像在各个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之间亦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一样。但事实却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映射关系。举例来说，对于一个算术心算能力超强的人来说，其解出一道复杂运算题的耗时会很少，其大脑所消耗的生物学资源也会相对较少——而执行同样运算任务的一个算术呆子的大脑，则会消耗比前例多得多的生物学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你仅仅知道一个大脑所进行的运算任务的内容的话，你是无法知道具体有哪些神经活动会被牵涉于其中的。在心理层面上出现的同一个运算任务，可能会对应着种种彼此不同的底层神经活动——因此，对于这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是无法担保我们获得关于后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的。 对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之间非等同关系的这种认识，最后催生了一种叫“非还原式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的哲学立场。该立场的核心命意便是：承认精神事件是随附于神经事件的，但是不承认精神事件是可以被系统地还原为神经事件的。⑧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但只要大家仔细再想想，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个论题的前半部分(即对“随附性”的肯定)涉及的是特定的精神事件个例(token)和特定的神经事件个例之间的关系，而该论题的后半部分，谈论的则是精神事件的类型(type)和神经事件的类型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承诺每一个别的意识活动都有其神经活动的基础，的确并不意味着每一类意识活动都可以被映射为一类神经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随附”和“还原”之间所作出的这种概念性区分，绝非是无关痛痒的术语游戏。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同时满足了我们对于两个理论追求的需求：第一，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充分保证自然科学尊严的物理主义理论，因为一种蔑视科学发现的物理主义立场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我们也需要一种适当照顾人类精神活动之自主性的物理主义理论，否则这样的理论将难以被直接用于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描述。 很显然，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于“随附性”的强调，满足了上述第一个需求，而其对于“非还原性”的强调，则在大体上保护了人类个体的特异性——或者说“人类的尊严”(如果我们将所谓“人类个体的尊严”维系在其特异性之上的话)。更妙的是，此论对于这两个要点的强调，在逻辑上并未产生任何不自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所亟需的理论模板吗？ 三、按照“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模板来重塑“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即对于经济学活动的阐述，构成了对于意识形态活动的最根本的解释资源；第二种则是掺杂现象学因素的“新派”解释，即对于现象学层面上的感性意识的把握，构成了高阶反思意识的真正源泉。有鉴于这两个解释之间的不相容性(请回顾第一节提到的关于科技发明和参禅的两组二律背反)，我们就必须要从中挑选出一个而摒弃另一个。笔者的决定是摒弃现象学解释而保留经济学解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解释显得更为“正统”并因此更难以被割舍，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解释所面临的理论难题(即无法厘定历史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或双面相论之间的分界)，其实是可以通过引入物理主义来得到克服的。而与之相比较，悬搁因果解释的现象学，最终必将逼着我们去放弃马克思对于历史动力学的整个超现象的因果解释，并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核心构件——如政治经济学——亦变得无法得到保留。 下面就来谈谈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引入物理主义。这一工作将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在第一步中，我们将按照随附性论题的格式，重新表述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后续的重构统一表述词汇；在第二步中，我们将在重述的基础上，引入物理主义的基本立场，以便为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奠定共同的“随附基”(supervenience base)。 先来做第一步。按照随附性论题所提供的话语框架，本文第一节所引的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就可以被重述为： 随附关系一：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两个人类社会在经济层面上发生的诸事件没有办法被彼此分辨的话，那么它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需要注意的是，本规定将在后续的理论建构中被加以修正，因此并不代表笔者的最终立场) 这个论断显然否定了某意识形态事件可以在不依赖于任何经济活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好比在讨论身-心关系时，物理主义不允许某类心理活动可以在不依赖于任何神经活动的前提下突然发生一样。但是，上述论断也并未承诺我们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之间作出“理论间还原”，就像物理主义者未必会主张心理事件的类型可以被系统还原为神经活动的类型一样。这一补充性说明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某类意识形态结果归结为某类经济学成因，而应当“就事论事”地逐一考察个例背后的经济学机制所起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下述概括恐怕就显得有点言过其实了：“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试图发现历史背后的一种进步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并领会历史大潮以及历史运动的深刻意义。”(摘自第一节引文)而实际上，更符合“非还原随附论”之精神的表达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特定历史事件出发，理解特定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概括出一些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但同时却保留着通过新的个例调查而随时修正这些模式的全部权利。”⑨ 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经济活动自身横跨心、物的双面相性，我们还没有说明为何唯物主义当姓“物”。其解决之道便是：引入物理主义，以便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提供相应的随附基。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新的规定： 随附关系二：人类社会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自然科学无法分辨两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它们在经济活动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 随附关系三：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层面(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自然科学无法分辨两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它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 需要注意的是，物理主义的立场在“随附关系三”中的出现，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对于经济活动的随附关系(即“随附关系一”)的——也就是说，物理主义所描述的物质自然，可以绕开经济活动的中介，独立地对意识形态构成本体论支撑。这就在理论上允许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两个缺乏足够经济活动的社会共同体，仅仅因为彼此的生态学或生物学条件极为类似，而具有了彼此极为类似的意识形态。而这一点本身也便构成了对于“随附关系一”的修正。其修正后的形式应当是： 随附关系一(修正版)：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既随附于其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因此，对于特定意识形态成因的考察，不能仅仅诉诸对于相关社会的经济条件的考察，而应当将使得相关社会得以维持的整个自然条件也纳入相应的考察范围。 图1便为这里所提到的几种随附关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直观性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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