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伦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伦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描写爱情和科举故事见长，但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假如我们从伦理学角度去考察的话，同样会发现其中有这方面的丰厚内涵。它所涉及到的伦理学范围也很宽泛，但最多的是夫妇伦理和交友做人这两方面，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着重阐述之。
一
因为《聊斋》多讲婚恋故事，故而不得不涉及到夫妇伦理。夫妻伦理的第一要义是恩义，即相亲相爱。《张鸿渐》篇，张生鸿渐逃难在外，狐仙舜华收留了他，但他仍然不因舜华之美和生活之安而忘记妻子方氏，用张的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义”，所以，狐仙舜华因此而帮助张鸿渐回到妻子方氏的身旁。再比如《瑞云》篇，贺生受知于名妓瑞云，但因为没有钱财可以为瑞云赎身，甚至连一宵之聚的费用也筹措不起。可是当瑞云遭受灾变，脸上出现怪痣，墨黑色，从颧骨一直到鼻梁，丑陋不堪，而贺生却变卖家产，为之赎身，把一个“丑状类鬼”的瑞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他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这里，把“恩义”的范围推广到“同甘同苦”“祸福与共”这个意义上。一旦这种“恩义”丧失，夫妻双方即使有名份也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张鸿渐》篇中狐女舜华不再痴念张鸿渐的原因。因为舜华伪装其妻方氏，假装与张见面，张对伪装的方氏说：“我与彼虽云情好，终非同类。”暴露了张鸿渐心中的底牌：他与舜华的感情仍然有虚假不诚的因素，这就与“恩义”标准有亏了，所以舜华便决心送张鸿渐归家。再比如《葛巾》篇，当常大用与葛巾相亲相爱之时，并不存在人与花妖的区别；但当常大用怀疑葛巾是花妖，并把咏曹国夫人的诗讲给葛巾听以试探葛巾时，葛巾就“举儿遥掷”，渺然消失了。葛巾说：“三年前，感君见思，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可见得互相信任也是“恩义”的一个部分。再如《连城》篇，只因为倾心相爱，哪怕是婚姻难谐，乔生也愿意割肉相救，这种“不爱肤肉”而“报知己”的精神，就是《聊斋》提倡的夫妻伦理。由于这种浃骨入髓的相知，乔生与连城终于克服了人世间种种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终于花好月圆。很显然，这是人类一种十分美好的感情，并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落颜色。
夫妇之间，难免有矛盾。因为只要是两个人，两个出身、教养、性格、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屋顶下面，关系如此密切，就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方面，《聊斋》也有答案。比如《黄英》篇，书生马子才与商人黄英结婚之后，一个习惯了清贫生活，而黄英又习惯了富裕的生活，二人对生活方式持不同看法，怎么办呢？作品提出了一个“和平共处”，保持各人习惯，互不干扰的方案：“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让马子才住到一个特地为他筑就的茅草房中去。这样，马子才自然心安了。可是，马子才“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这样，经过一段时间，马子才被黄英同化了，适应了黄英的生活方式。这样处理夫妻矛盾的方式很有意义。这就是说，当夫妻双方有分歧时，不必强求谁服从谁，而是各自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有分歧是正常的，“何害？”有“害”的则是一方强迫一方改变，这样就会伤害感情，影响婚姻。经过长期的融合，一方理解了另一方，或者是对方同化，或者是双方彼此接近，这样，就不至于为矛盾而苦恼，或者急于克服矛盾而焦燥乃至发生冲突。《黄英》篇提出解决夫妻双方矛盾的原则实际是蒲翁对中国传统夫妻伦理的新发展。
再如夫妻双方，一方犯了错误，或者可能要犯错误，如何对待？在这个方面《翩翩》一文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是监督，二是允许悔改，不要纠缠不放，要允许改正错误。书生罗子浮受仙女翩翩救助，脱离苦难，结为伉俪。但罗子浮果然有点轻浮，当翩翩的女友花城娘子来访时，他假以拾物偷偷摸她的脚，这一摸，翩翩当年给他用芭蕉叶裁成的衣服，刹那间变回芭蕉叶，吓得罗子浮正襟危坐，正心诚意，这一正，芭蕉叶又变成衣服。居然二人并未发现。罗子浮见此，又生妄想，“酬酢间，又以指搔纤掌”，这时，那衣服又变成蕉叶。两次警告后，罗子浮“惭颜息虑”“不敢妄想”矣！这种托之以神奇、寓之以实际的警戒，是蒲翁认为夫妻之间应相互监督、提醒，在尚未失足之前就予以警戒的伦理观的反映。事后，罗担心翩翩“诮责”，可是翩翩始终不责一辞，“晤对如平时”，对罗采取宽容态度，让丈夫自悔自责，让丈夫从容改正。在人伦关系中，夫妇一伦，十分重要，俗话说，“满床儿女抵不上半床夫妇”，因此，在对方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予以必要的提醒、警戒，无疑是防止发生问题的最好手段。而且，夫妻双方，整天生活在一起，也最容易发现犯错误的苗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这些俗语总是说妻子对丈夫的警戒。其实，在今天，男女都参加社会工作，这些俗语的意义已经发展到男女双方都有意义的程度。另一方面，已经发现有错误，对方又已改正，或者有了改正的决心，则要有宽容态度，胸襟宽阔，不必斤斤计较，唠唠叨叨，让对方有重新振作的气氛和机会，保持夫妻间的和谐。这一点看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不容易的。蒲翁创造的这个翩翩形象，对夫妻双方都有借镜意义。
还有一种现象，即存在夫妇极端不和，互相间虐待的问题。《聊斋志异》中《江城》、《马介甫》等篇就深入探讨过这种现象。这两篇都是女方无理虐待丈夫，其实在那个时代，更多的是丈夫虐待妻子。《江城》故事中，江城无理虐待丈夫，后来被和尚感化，幡然悔悟，从悍妇一变而为贤妇。《马介甫》篇中之尹氏，悍同江城，且全无理由，始终不误，最后另嫁于一屠夫，反受屠夫无理虐待。这种现象，蒲翁不解，惟以佛家果报说解释之。他在《江城》篇末尾说：“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江城》篇中解释江城之悍，是其丈夫前生偶游于寺庙，误毙和尚所养长生鼠，鼠死后投胎，为报前衍，生而为江城，报高蕃于今世。这种解释显然是不科学的。他在篇末“悍妇十之九”的结论怕也是从男子本位观点出发而夸大了的。但是，蒲翁这样花大力气写江城，写尹氏，并且注意到夫妇之间多不很和谐，这是很有意义的。夫妻之间，必有矛盾，绝对和谐是不存在的。相互
龉者，原因也很多。有的人个性乖张，难与人相容；有的是男女双方性格不合；有的人，没有责任感，责任心，不能承担家庭责任；还有人生性不宜组织家庭，原因是复杂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条件的丰富，单亲家庭、单身贵族多了起来，这说明传统社会每人必婚并不是千古不易之理。现代法律保留离婚一途，且不必双方同意，只要一方坚决离婚即可离婚，实际上是看到了上述事实而开辟一条折散伦理学所不容的夫妇而欠许已婚者解脱的通道。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虽然现在比蒲翁时代进步许多。蒲翁远在十七世纪提出这个问题，用小说形象强化这个问题，尽管其解释显然不妥，但观察的深刻，思考的深入，对家庭伦理的探讨，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研究对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还有《恒娘》一篇，提倡已婚妇女的容貌修饰，很值得注意。聂绀弩先生从“争宠”的角度去否定这一篇，立论似未公允。（见聂绀弩《＜聊斋志异＞关于妇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27页）该篇之可贵在于不把婚姻看成终结，而是看成一个过程。已婚妇女仍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保持自己的吸引力。书中的人物形象恒娘，她口中讲的那些道理，在那个时代，是有点超前了。其实，在今天，谈到已婚妇女，中年妇女的保持形象，则是社会上很普通的知识。由此开拓出去，把爱情婚姻看成一个过程，婚姻双方要不断更新自己，不只是仅仅局限在相貌一点上，要包括修养、知识、志趣、胸怀、眼界等多方面，这怕又是更为科学、更为普遍、更为永久的真理了。蒲翁在三百多年前，就注意和挖掘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了方向，应该说是对中国伦理学作出了贡献。
当然，囿于时代，蒲翁思想上亦有多种局限，譬如多妻制，夫权制等等，这些东西前人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他对夫妻伦理，注意力是集中而持久的，许多观点是有创见的，许多观察是有深度的，显示了一个伟人的眼力和识力。
二
《聊斋》文字中反映伦理学方面的情形，最多的要数交友一伦。“朋友有信”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点。“信”者，诚信，诚实不欺。这里就有遵守诺言、困难时互相帮助、不应互相欺骗，不应以利交友等涵义。而这些标准，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宫梦弼》一篇，柳芳华“财雄一乡”，广泛交友，“宾客如云”，有求必应。然而一旦柳氏病卒，柳门衰落，朋友作鸟兽散。儿子柳和衣食无着，求告二十余日，父亲这些旧日朋友居然一文也不肯相助，只有一个唱戏的李四，“义赠一金”，可见得“朋友有信”在当时社会，也是不大行得通的。《王六郎》篇写的是另一种情况，许姓渔夫与溺水鬼王六郎相交，渔夫不以王六郎为鬼而见弃，王六郎后来当了招远县某方土地，也不忘旧，所谓“置身青云，无忘贫贱”，这种品德是值得推崇的。《宫梦弼》篇就是以神奇的笔法写宫氏对朋友的恩惠不肯忘记，想办法报答的故事。
《聊斋》写朋友信实，不仅写同性别之交，也写到异性朋友之交。《娇娜》一篇，写书生孔雪笠与娇娜的友情。孔生患恶疮，娇娜尽力为之治疗；当娇娜有了灾难，孔生不惧生死，挺身相救，这样的友谊，作者也是歌颂的。
更引人注目的篇目是《田七郎》。田七郎是个猎户，武承休是个富绅，二者社会地位相差很多。但武氏向往诚信，愿意结交“可共患难”的朋友，这就提出交友之道的又一标准。田七郎经济拮据，武氏想方设法接济他。田七郎吃官司，武氏想法平息。当武家有难，田七郎挺身而出，以死相报，而且这又与惩罚横行乡里的土豪和贪官相结合，这就更可贵了。书中田七郎母亲所说的“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去鉴别“人”的内涵，不分恶人好人，但这比起那些趋炎附势，利尽而散，全无信诚的行为比较起来，则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
除此以外，《聊斋》还对另一种伦理予以充分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公共伦理。我们都是普通的社会人，除了具体的社会角色之外，我们作为社会普通一员，与素不相识者、与邻居、与关系不密切者，都要相处，这里也有其伦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王六郎》篇中的水鬼王六郎，他的投生要以一替死鬼为条件。当他发现其替死鬼是一个妇女，而且还带着一个小孩，“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在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发现他人之损有甚于己之所得，则不愿损人之重利以济本人之轻利，这种伦理原则又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至于《水莽草》一篇，提出的原则就更崇高。故事讲南方有一种毒草叫“水莽草”，食之即死，死者若要投胎转世，则必须又要用水莽草毒死一人才可瓜代。结果倪老婆子逼年轻女鬼寇三娘为其作圈套，骗祝生上当，这是一种想尽办法损人利己者；而寇三娘之父听说祝生中毒，不肯以寇三娘旧裤之裆相赠，因为这样祝生将被救活，其女寇三娘就失去一次投生的机会，这是为了利己，则不惜损人的行为；而祝生则不同，因己之毒死之惨联想到他人被毒致死的痛苦，故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肯投胎，而索性以鬼物的身份，去救助中毒者。这种舍身济物普渡众生的品德，显然是十分高尚的，是得到蒲翁推崇的。所以，篇末，蒲翁让祝生当上“四渎牧龙君”，为天下人去掌管利害关系甚大的水利事业去了。这样的人物办事情，蒲翁是放心的，人民也是放心的。
《孙必振》一篇，也很有意思。一船旅客遇上风浪，一只巨手从乌云中传下一纸条，上书“孙必振”三字。满船人皆认为神灵要惩罚孙必振，逼孙上小船，不管他这样危险不危险，不要因他连累大众。可是一当孙上小船，大船就立刻倾复，无一生还，孙必振幸免。这包涵一种什么伦理原则呢？即使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强迫个别人牺牲，这也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行为也将受到惩罚。这样的原则的提出，显然有价值。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决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去剥夺少数人。这恐怕已经具有重视个人利益，个人生存发展权利不可侵犯这样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原则在其中了。试想一下，如果以某种借口，肆意侵犯个人，那么，全社会每个个人还有什么保障而言呢？最后，保障人民权利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雨钱》一篇，也有意味。滨州的任秀才在家读书，一狐狸老翁慕其高雅，登门求见，交谈投机，这本来是以文会友的雅事。可是任秀才缠着老狐，要老狐施展法力，为他谋财。狐翁无耐，作法为他下了尺把深的铜钱。可是一转身，这么多钱又化为乌有了。秀才责备老狐欺骗他，狐翁说：“我本与君子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这里，讲交友也有一定的原则。不要让朋友为自己干不义之事，也不能因为是朋友则一概要求都应允。朋友之间有一“义”字为原则，这朋友的交往才会长远。
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也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胡作非为。《戏缢》写一轻薄子弟，为了调戏一过路妇女，从人家墙头堆着的高粱秸秆中抽出一根来，套上裤腰带作自缢状，逗该妇女一笑，结果却真的吊死了。这是“非礼勿动”“克己服礼”的小说阐释。“无益身心事莫为”，这是每人须遵守的原则，也是应该采取的态度，无聊而轻薄，在人格上已经被判处为死刑了，这大概是蒲翁的劝诫。《骂鸭》一篇，亦有此味。一个无赖，把邻居家的鸭子偷去吃了，结果浑身长满了鸭毛，“触之则痛”，“无术可医”。夜里做梦，有人告诉他：“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无赖不好意思承认偷鸭，对失主谎称某甲偷鸭，怂恿失主骂詈，偏失主雅量，不肯征于声色，结果疼痛不已的无赖不得不实告求得老翁一骂，其病乃消。这看起来很神奇，实际上应该从生活中得到解释。社会伦理道德得到普及之后，即使损人利己者，其良心深处已承认其合理性，已经感到愧疚，故而疑心生暗鬼，处处做贼心虚，便会发生这种借事生疑的情况。伦理道德是法律之外，在人们心理上筑成的一道防止不规范行为的堤坝。它与法律一起，内外起作用使社会秩序良性运转。《聊斋》故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开玩笑，寻求快乐，这也是人的天性。《狐谐》一篇，那个善于诙谐笑谑的狐娘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开玩笑也有个伦理道德的原则，即不能伤害他人，否则好事就变成坏事。《霍生》一篇，讲文登霍生，与朋友严生，一向喜欢开玩笑，这一次玩笑开大了，说他与严生的妻子有私，言之凿凿，导致严生夫妻不和，以致严妻自经而死。再比如篇末载王生开玩笑，也故意说自己与同学之妻有私，结果也造成人家夫妻不和。这样的玩笑就超出笑谑的范围，不免太不道德，太对不起朋友同学了。故而蒲翁借报应之说，都给他们以严重的教训。口谈笑谑之间，亦有道理在焉。谑而不虐者，则不妨偶尔为之；讥刺他人，造成口业者，则应少说为佳；图口舌一时之逞而伤人乃至有严重后果者，则绝不可为。蒲翁《霍生》故事，恐怕就是对我们的告诫。
应该说，《聊斋》对朋友伦理以及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关注是广泛而且深入的，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传统道德的魅力。
《聊斋》故事反映其它伦理原则的篇章仍然不少。比如《珊瑚》反映婆媳关系，主张姑慈妇孝，下敬上而长爱幼。再比如《细柳》篇，讲母亲不能一味慈爱，对儿女仍要严格要求，溺爱不利于子女成长。再如《仇大娘》讲出门的女儿为娘家主持公道，惩罚恶人，挺身而出而不谋私利，都令人感佩。中国是个重伦理的国家，《聊斋》作者蒲氏是个重传统的作家，因此，细读《聊斋》，是可以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即，重建精神文明，重铸民族灵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吸取传统伦理道德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从中吸取菁华，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设精神的新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