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后冷战以来绩效与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对外开放论文,冷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对外开放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不仅为近代以来各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而且也为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研究所支持。
中国和印度同属发展中大国，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半期，两国的主要发展指标——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贫困人口比例等——曾一度大体接近；在经济体制上，两国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其中，中国曾经仿照苏联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印度建立的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但其中也掺杂了不少政府计划的成分，且与苏联保持了密切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体制上受后者的影响也很明显。
“后冷战”以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彼此模仿的迹象。中国自1978年掀起市场化体制改革，促成了此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受中国改革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印度在1991年也实施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样促成了其后的经济快速增长。近期的例子是，无论是中国经济决策机构还是经济领域的学者，都在关注印度软件产业及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产业的出色表现，以期从中获得借鉴与启示，尤其是体制与政府政策措施方面的经验。而印度也在积极借鉴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如，201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就大幅度放宽了FDI自动获准的限额上限。
客观地看，后冷战以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外开放。但两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所循路径明显不同，因而其开放重心及程度亦明显不同。就最近的时段来看，这种不同在以下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对外贸易方面。2009年中国以1.2万多亿美元的出口额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而同年印度出口仅1500亿美元，远不及中国。二是引进FDI方面。中国经过持续的鼓励FDI政策的实施，十多年前既已形成了庞大的外资经济，目前FDI存量达5700多亿美元。相比较而言，印度引进外资规模则要逊色得多，截至2009年底仅为1960亿美元。
上述线索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印两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对外开放究竟发挥了怎样的效应？具体而言，对外开放究竟以何种机理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对于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增益性影响究竟有多大？同时也引出主流经济学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论题——对外开放之增长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围绕开放之增长效应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将对外开放进行细化研究的较多，而从综合视角切入者极少；二是沿着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线索研究者众，而从其他开放线索切入者较少。除此之外，大量实证研究所用模型都带有“黑匣子”特征，鲜有针对具体国家之具体特点进行修正者。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从经济开放的综合视角切入，较系统地梳理中印两国开放之增长效应与绩效可比性线索；二是综合主流经济学在开放之增长效应方面的“散点”研究，结合中印两国的差异，就现有实证框架提出若干修正思路。这种研究的学术创新空间是不难推断的，而其现实政策意义也当是可以预期的。
经济增长绩效：中国与印度的比较
评价国别经济增长动态有多个指标，但最重要的有两个：经济总量增速和人均收入增速。前者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后者最常用的衡量指标则是人均国民收入(GNI)。除上述两项指标外，还有其他一些指标可利用，其中颇具实质意义的指标之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个指标不仅反映一国经济运行波动的幅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济调整中的资源再配置之效率损失。要比较中国与印度后冷战以来的经济增长及其绩效，首先须从这些基本指标切入。
先看经济总量即GDP增长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后冷战以来的所有年份，中国经济的增速始终高于印度。其中最大年度增速差距高达9.2个百分点(1993年)，最小年度增速差距也有1.4个百分点(1999年)，在多数年份中国高于印度高3个百分点以上(见图1)。两国经济增速差异累积叠加的结果，是经济总量差距的拉大。同一系列数据的比较分析显示，冷战结束时(1990年)，中国经济总量大约为印度的1.1倍，1995年突破2倍，此后印度经济虽不时呈现追赶迹象，但始终未能改变与中国差距拉大的态势。到2000年，中国GDP约为印度的2.6倍，2008年突破了3倍，高达3.7倍，2009年进一步达到印度的4倍(见图2)。①
再来看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及其差距变化。关于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银行有两组数据可以利用，分别以当年本币兑美元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以下分别简称人均名义GNI和根据PPP计算的人均GNI)。这两组数据都显示，后冷战时期的初始时段，印度人均GNI一度曾略高于中国。具体来看，1990年，中国人均名义GNI为310美元，印度为370美元，印度比中国高近20％；而两国按照PPP计算的人均GNI分别为800美元和860美元，印度仅比中国高10％多一点。此后中国反超印度，到1995年，中国人均名义GNI高出印度约40％，按照PPP计算的人均GNI高出印度30％。2000年中国的上述两种数据分别为印度的2.1倍和1.6倍，到2008年，中国分别相当于印度的2.8倍和2.1倍(见图3)。
图1 中国与印度GDP增速比较(1990-2009)
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
图2 中国与印度GDP比较(1990-2009)
资料来源：根据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的数据计算。
显然，两组数据反映的两国经济差距有两处不一致：一个是两国的GDP差距与人均名义GNI差距的不一致——两国GDP差距明显大于人均名义GNI差距；另一个是人均名义GNI与根据PPP计算的人均GNI的不一致——两国人均名义GNI的差距明显大于根据PPP计算的人均GNI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总量差距与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巨大缺口(近1倍)，显然与两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反差效应推断相左。我们知道，后冷战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同期印度则未实行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人口持续高增长。联合国人口组织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里，印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4.6‰，中国则仅为5.8‰。一般而言，两国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之巨大差异，经过人口增速“反向差异”的“放大效应”以及叠加，其结果应该是人均国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放大。然而上述数据显示的却是相反的趋势：人均GNI差异小于GDP差异，也就是说，印度人均名义GNI与中国的差距，并未像名义GDP显示的差距那样大。而按照PPP计算的人均GNI显示的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还要小，换句话说，名义GDP实际上将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足足放大了2倍。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图3a 按当年汇率计算的人均GNI
图3b 按购买力平均计算的人均GNI
图3 中国与印度人均GNI及差距变化(1990-2009)
资料来源：按照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数据计算。
到2009年，中印两国都脱离了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之列，而进入“中下收入经济体”之列。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均GNI位于“下中等经济体”的上限，且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下限“门槛”收入水平相差无几。印度则刚刚跨过“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下限门槛。②
最后，若就经济增长稳定性来看，过去20年两国经济都未曾出现过负增长。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虽然远高于印度，但增速上下波动幅度也明显大于印度。具体而言，由增长波峰到谷底，中国最大波动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印度在6个百分点左右(见图1)。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低于印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损失要大于印度。
对外开放进程：中国与印度的比较
无论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历，还是经济学研究对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联系的关注，其所涉及的对外开放或曰国别经济的国际化内涵，从未达到过后冷战以来这样的宽泛程度。历史地看，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期间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领域，虽然也有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但规模要小得多。与此相一致，直至冷战结束前后，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也几乎全部局限于“贸易-增长”论题上，很少涉及外国直接投资(FDI)及对外直接投资(ODI)等形式的开放效应。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等大批前计划经济体的市场化转型，尤其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及其示范效应，极大地丰富了后发型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内涵。与此同时，受发达国家技术革命和转型经济体普遍开放的“双重刺激”，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产业空间重置，产业内分工日益深化，由此催生了FDI与产业内贸易的同步快速扩张。
在宽泛的“经济开放”内涵下，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可作为比较两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三个重要线索：
(一)对外贸易方面
可从两个层面对此领域加以考察与比较：一是总体贸易扩张路径，二是贸易结构的变化。考察总体贸易扩张，有两组重要的数据可以参考，即进出口总额和外贸依存度。前者是个绝对指标，后者则是贸易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规模的相对指标。就前一个指标而言，后冷战以来中国外贸规模一直大于印度，但两国外贸规模之间的差距变化不大。具体来说，冷战结束时的1990年，印度的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到2009年，降至五分之一以下。就外贸依存度而言，中国虽然也远远高于印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20年间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了剧烈的“W”型变化，时而攀升时而下降；印度则不然，除了个别年份外，其外贸依存度总体上保持了阶梯式攀升的趋势，其上下波动幅度也较小，外贸相对规模稳步提升(见图4)。
图4 中国与印度的对外贸易比较(1990-2009年)
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WTO.
再看外贸结构的变化。后冷战以来，国际贸易扩张最快同时也是最为活跃的部分当属服务贸易，因此，反映外贸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指标，也当属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结构变化。这方面，中国与印度的差异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两种贸易间比重的差异。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08年，中国服务出口总额与货物出口总额之比一直徘徊在1：10左右。2000年服务出口相当于货物出口值的12.2％，2008年下降到10.3％。同期印度的这一比重由近39％提升到近58％(见表1)。二是服务贸易总量差额。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多年间，印度服务贸易持续盈余，从2000年到2008年，盈余不断增加，由18.3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63.9亿美元。服务贸易实际上成了印度最大的外汇储备增加源泉。与印度截然不同，中国虽然在货物贸易方面拥有巨额盈余，但在服务贸易方面则持续赤字，且在不断扩大(见图5)。
表1 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比较(2000-2008)单位：亿美元
服务出口 货物出口
服务/货物(％)
年份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中国 印度
2000304.3166.92491.31432.47
12.2 38.59
2001333.3173.42660.75447.93
12.5 38.71
2002397.4194.83256.51511.41
12.2 38.09
2003467.3 239 4382.7 608.93
10.7 39.25
2004624.3382.85933.93779.39
10.5 49.12
2005 744 525.37624.81021.8 9.8 51.41
2006 920 697.39689.82
1208.619.5 57.69
2007
1222.1869.7
12177.81453.25
10.0 59.85
2008
1471.1
1029.5
14285.5 1790 10.3 57.51
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WTO.
图5 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比较(2000-2008)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 WTO.
(二)引进外资方面
单纯就绝对规模来看，中国在引进FDI方面的成效瞩目，不仅令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望尘莫及，而且多年高居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之前。对FDI的高度依赖，是中国产业与贸易扩张的一大特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在引进FDI方面日益显现出紧追中国的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后冷战初期，印度引进FDI总量曾不到中国的3％，但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明显的追赶迹象，2001年印度FDI流量仅为中国的12％，2006年上升到26％，2008年则已相当于中国的近30％(见图6)。就相对规模来看，由于经济总量远小于中国，虽然印度引进FDI绝对量少于中国，但相对规模却略大于中国。根据有关数据推算，2008年印度FDI流量占GDP比重接近10％，而中国仅为8.7％。如果考虑到印度投资占GDP比重远低于中国这一因素(后冷战以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在50％以上，印度则低于35％)，FDI在印度总投资中的比重当更高。
图6 中国与印度引进外资流量比较(1990-2008)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8.
(三)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都很快，引起国际经济界的极大关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时间大体相同，都发生在后冷战初期，且在最初十年都经历了徘徊或探索的阶段。具体来看，1991-2001年的10年间，两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不大。期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由11亿美元增加到约44亿美元，印度由1亿多美元增加到26亿美元。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也几乎同时发生，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44亿美元增加到1180亿美元，印度则由26亿美元增加到295亿美元。就绝对规模来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虽曾一度达到中国的近60％，但2009年仅相当于中国的1/4(见图7)。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主体与产业分布方面的差异。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几乎全部为私营企业，国家资本或国有企业介入很少；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由国有企业主宰，其中“央企”占比重最大。③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2007/08年度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非金融服务业仅占10％。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0％以上投在服务业，制造业只占8％。④
图7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较(1990-2007)
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8.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发现，在对外开放的所有三个重要领域，中国的绝对规模都明显大于印度。但就各领域的相对规模来看，两国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就各领域的开放结构来看，两国各有侧重。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引进FDI方面的成效，较之中国要略胜一筹。而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发展跨国公司方面，两国所依托的主体企业性质不同，重点投资的产业亦有所不同。
开放—增长效应：实证框架及应关注的特点
一般而言，从开放—增长效应视角进行研究往往涉及两个层面的工作，即机理梳理和实证检验。考虑到计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基于此的实证结论的可靠性都较低，这里暂时放弃实证分析环节，而集中于机理梳理，尤其着重考察这种机理在中印经济间发挥作用的差异。
机理梳理的起点无疑是对已有成果的审视与归纳。总览目前有关国别经济开放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研究都属于前已提及的“细分化”的研究，即就对外开放某个领域之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抑或实证。“细分化”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线索展开：
一是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古老而长盛不衰的论题，也是自古典经济学到当代以收益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线索下的理论研究演进方向有多个，其中三个方向最有影响：其一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该理论较近的演化是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个学派将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分工理论范畴内，认为经济增长源自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而分工深度与交易成本大小呈反比，因此可用交易效率来解释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⑤其二是规模经济及不完全竞争理论。按照此理论，国际贸易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规模经济本身将导致经济效率的提升，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⑥这个理论与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⑦拓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融合，引出了集聚等概念，由此打开了研究贸易—增长联系的一个新视野。其三是贸易的知识(或技术)外溢视角，即认为国际贸易具有知识与技术传播功能，由此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该理论根植于内生增长理论，由Grossman和Helpman予以模型化，即G-H模型。⑧按照该模型推论，进出口都会促进知识的国际流动，其中中间产品进口在知识扩散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具体而言，如若一国进行中间产品贸易，则本国R&D和贸易伙伴的R&D存量共同决定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Coe和Helpman的后续研究则不仅提出了一个实证模型(C-H模型)，而且利用22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两国进口份额给定的条件下，一国的TFP水平与其贸易伙伴国之R&D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⑨
除了上述细分的线索外，大量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大多将贸易与增长的联系作为“黑匣子”处理，即仅作实证检验。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结论也不尽相同。
二是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围绕这个论题的逻辑推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将FDI视为单纯的物质资本，认为其流入无疑会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另一个是强调FDI的知识溢出效应，认为FDI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资本，而且还包含了从一般意义技术到管理等宽泛的技术知识，其中对通过FDI知识溢出的检验，多数借鉴了C-H模型。除了这两个主流经济学逻辑外，还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找到一些线索，如将FDI及与之俱来的外资企业视为一种改进的制度安排，等等。若从综合视野来看，FDI无疑是一种“复合资本”，它包含了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等所有能够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的要素。
三是ODI与母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逻辑推论最早基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案例的研究提出。Kogut和Chang的研究发现，日本公司在美国研发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对其国内企业具有逆向知识外溢效应。⑩这个发现得到大量类似研究的支持，并激发了围绕ODI之逆向知识外溢的建模努力，其中Braconier等的模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11)随之而来的是实证检验方面的研究，包括ODI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12)ODI之技术外溢效应、(13)以及ODI之产业升级效应，(14)等等。
与上述机理梳理一致，迄今为止关于对外开放之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多半也属于细分化的。其中，检验贸易与增长关系的文献最多，检验FDI与增长关系的文献较少，检验ODI与增长关系的文献则更少。
沿着上述线索切入的机理分析尤其是实证检验，最常用的基础模型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最基本的表达式为：Y=AL[α]K[β]。
其中L、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这个基本模型，可将贸易、FDI和ODI与这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早期研究往往将FDI的流入首先视为资本投入(K)的增加，将贸易与技术溢出联系在一起。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无论是FDI、贸易还是ODI，都有技术外溢效应，这种效应直接作用全要素生产率(A)，由此催生了大量将某个特定领域的对外开放与TFP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自从Coe和Helpman的开拓性研究提出一种简洁的检验模型(C—H模型)之后，显然形成了一种趋向，即将C—H模型拓展至对外开放各主要领域的TFP效应检验。C—H模型基于如下逻辑推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依赖于其自有R&D资本存量，而且依赖于其贸易伙伴的R&D资本存量。(15)
就中印两国的现状来看，以现有开放与增长关系之“细分化”的理论研究为参照，可以提出一个机理系统，这个系统必须考虑两国经济与对外开放形成的一些重要差异，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最值得关注：
其一是两国经济增长动因的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国民产出(GDP)最终去向的巨大差异联系在一起。统计数据显示，后冷战以来，印度GDP中有65％～80％要归于最终消费。中国GDP中最终消费的比重原本就低于印度，近十年更是持续下降，后冷战以来的多数年份在55％以下，近些年更是降到50％以下(见图8)。这意味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于印度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图8 中国、印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1992-2008)
数据来源：中国方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印度方面的数据根据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数据计算。
其二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印度经济的一大特点在于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三次产业中，印度服务业和农业的比重都远高于中国，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迄今还在20％以上，服务业占60％以上。而中国的三次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服务业，农业所占比重最低(见图9)。
其三是对外开放的两大领域，即贸易与FDI的差异。前已论及，印度的对外贸易对服务业存在较高的依赖性，服务贸易是印度最大的外汇盈余来源。中国则不然，服务贸易持续呈现赤字，外贸盈余完全仰仗货物贸易。在引进FDI方面，中国与印度的差异也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一致：印度引进FDI最多的是服务业，中国引进FDI最多的则是制造业。除此以外，印度在计算机软件业引进FDI方面的成效要明显优于中国。按照相近(但并非完全相同)的FDI进入产业分类，印度FDI进入最多的10个行业与中国明显有别，印度明显偏重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见表2)。
图9 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的比较(1980-2009)
数据来源：根据The World Bank，world databank的数据计算。
表2 中国与印度FDI流入最多的前十大行业比较(2000-2009年存量)
排序 中国
占FDI总量比重(％) 印度占FDI总量比重(％)
1
制造业54.66服务业22.77
2 房地产业
22.86 计算机软硬件 11.16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38通讯行业7.81
4
批发和零售业 3.58房地产业6.43
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68 建筑业 6.32
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99其他工业5.23
7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43汽车制造4.16
8 住宿和餐饮业
1.39 能源
3.93
9 农、林、牧、渔业1.24冶金行业3.28
1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23石油与天然气开采2.82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商业部工业政策与发展局(DIPP)，2009，http://www.indiaonestop.com/FDI/sectorwisefdiinflows(2000-2009).htm。
中印两国在经济结构和开放方面的上述明显差异，是任何试图沿用已有模型对中印两国三个主要领域开放之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推论，并进而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者都必须考虑的，也就是说，研究者须针对上述差异对主流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改。
结论与提示
比较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增长本身。这方面，无论GDP增速还是人均GNI增速，中国都较印度高出一筹。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比较则不难看到，与中国相比，后冷战以来印度经济增长至少有两个相对优势：一个是增长的稳定性较高，即期间印度经济增速未曾出现过明显的大起大落。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增速则起伏较大；另一个是名义经济总量与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之间的差异，印度要小于中国。具体而言，印度名义经济总量亦即GDP与其名义GNI的差异，要小于中国，表现这一特征的是其人均GNI与中国的差距远小于GDP差距。理论上来分析，除了统计误差以外，这种差距应主要归因于两国经济对于FDI依赖程度的巨大差异。中国存在庞大的FDI经济，这块经济所创造的GDP与GNP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导致GDP与GNI的巨大差异。我们知道，在国民产出核算中，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可悉数计入GDP中，但不能完全计入GNI中，后者须扣除两国企业收益汇出与汇入差额。由于中国引进FDI远远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扣除无疑是巨大的。
从理论上来说，要考察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要对开放的增长效应做出数量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无疑是个好的切入点。在这个函数下，对外开放各主要领域的增长效应都可得到解释。然而问题在于，沿着这个视野的计量分析，需要大量时间序列的数据支撑，这一点是实证检验最令人生畏的环节，也当是关于中国与印度对外开放之增长效应比较研究下一步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所在。
注释：
①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2008年之前均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2009年数据则采用维基百科所引数据。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he_People's_Republic_of_China and India
②世界银行根据全球国别收入情况(2008年)，将全部经济体分为四个档次：高收入经济体(人均 GNI不低于11906美元)、中上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856-11905美元之间)、中下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76-3855美元之间)、低收入经济(人均GNI不高于975美元)。
③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8年“央企”对外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5.4％，私营企业仅占0.3％。
④Reserve Bank of India,Indian Investment,Abroad in Joint Ventures and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2007-2008; "On China's Rapid Growth in Outward FDI",China Daily,August 3,2009.
⑤杨小凯等系这一理论的坚持者。参见Xiaokai Yang and J.Borland，"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9,No.3,1991,pp.460-482.
⑥Paul 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9,No.3,1991,pp.483-499.
⑦M.Fujita,P.Krugman and A.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MIT Press,1999.
⑧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Trade,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5,1991,pp.517-526.
⑨D.T.Coe and Elhanan Helpma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9,1995,pp.859-887.
⑩B.Kogut & S.Cha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73,1991,pp.401-413.
(11)H.Braconier,K.Ekholm and K.H.Midelfart Knarvik,"In Search of FDI 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Vol.137,No.4,2001,pp.644-665.
(12)赵伟、古广东、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7期，第46-52页。
(13)W.Zhao,L.Liu and T.Zhao,"The Contribution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o Productivity Changes within China,1991-200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Vol.16,Issue 2,2010,pp.121-130.
(14)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载《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5-125页。
(15)D.T.Coe and E.Helpma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p.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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