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抗战中的“双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重性论文,军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5-0087-11
军统在抗战中的活动，是在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抗战路线指引下实施的。在整个抗战中，军统既进行了积极的抗战，又进行了消极的抗战。这种“双重性”的行为特征，对整个抗战形势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军统组织机构的形成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或军统局)，是继CC团①之后，于1938年3月正式成立。1928年，蒋介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为加强军队的军政素质教育，特委派前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组建“军事杂志社”，在南京设总社，其它各大城市设立分社。以推销《军事杂志》作掩护，实为搜集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情报。1930年底，蒋介石免去了王柏龄的职务，改派胡靖安、戴笠负责“军事杂志社”工作。1931年初，戴笠向蒋提议建立正式的情报调查机构，得到蒋的首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建立，胡靖安为主任，戴笠为副主任。1931年9月，蒋介石重兵对苏区中央根据地组织三次疯狂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蒋介石打破了军阀割据的格局，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那期间，国民党的领导层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蒋软禁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与南京相分离的政府……9·18事变，实际上没有遇到中国人的抵抗。”②此时，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下野。1931年11月，蒋召集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十余人训话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③言谈中授意建立秘密组织，以“拯救党国”。滕杰等人按蒋意旨，谋划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组织，进而去领导全民。”④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华复兴社”。1932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蒋自任社长。4月，成立其内层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政纲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的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听从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⑤力行社吸收了很多热血青年参加组织活动并使其核心部分保密，在其外围建立了“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又在二级组织外围建立了范围更广的第三级组织“蓝衣社”。力行社设有干事会和检察会，蒋亲自核定干事13人，检察5人，以贺衷寒、康泽、滕杰为常务干事，周复为检查会书记。由于社会上并不知道“力行社”的存在，故把“力行社”称为“复兴社”。在蒋认为，情报“尤其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武器”⑥。“力行社”一成立，就聘请德国顾问为总社干部培训情报人员，并在总社下设特务处，专门用来搜集中共及反蒋派别的情报。1932年初，蒋在江西“剿共”时，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搜集中共苏区情报的“谍报科”(后改称“南昌行营谍报科”)。该科以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科长。193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随之更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室”，后又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领导。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挂牌，首任处长桂永清，不久戴笠继任处长。因为力行社成立前，戴笠已在主持一部分情报工作。特务处不同于先前成立的“调查室”，“调查室”主要是从事侦察与情报活动，而特务处则从事全面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特务活动。特务处的成立，标志着特工组织已初具规模。随后，戴笠便运用力行社的力量壮大特务处组织系统。其机构组成人员，至少1/3以上是由力行社的组织关系而来。“探本溯源，力行社实开其先河。”⑦特务处成立之际，国民党内已有一个特务组织，就是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为特务处为一秘密组织，不便于利用军警力量公开活动，经费也不易解决。因此，1932年9月，蒋让戴笠兼任“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一职。“军统局”是政府法定机关，有正式的编制和经费预算。这样一来，特务处不但活动经费得到了解决，而且还可以利用“军统局”第二处的招牌来扩充实力，又具有独立性，不受陈立夫控制，可谓一举三得。1934年夏，由于航空署长徐培根纵火焚烧南昌飞机场一案，南昌行营谍报科工作不力未及时破案，蒋怒撤邓文仪谍报科长职务，派戴笠到南昌收编谍报科。南昌行营谍报科被收编后，徐州、武汉行营谍报科及浙、赣、鄂、皖、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有的称“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由特务处掌控，进一步扩充了特务处的组织力量。由此，特务处的势力渗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及地方保安系统。至1937年底，其“直属工作单位已增至六个区，二十余站，一百数十个组队，编制工作人员达3600余人，并拥有电台200多部，配置遍布全国各地。”⑧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宣布解散CC团，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自任团长；会议还决定由陈立夫领导的大杂烩式的“军统局”第一处扩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第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力行社特务处并入其中。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通常人们所说的“军统”，就是指戴笠领导的军统局。1938年8月，戴笠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的各科、股升格为处，军统总部在武汉正式挂牌。10月，武汉失守，军统局本部迁至重庆。戴笠呈准蒋介石，逐步调整机构，扩大编制。其先后控制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航邮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的实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9个团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从1938年3月开始，军统还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和“武装别动队”；“还有若干地方武装，及约80万伪军，在其控制动用之中。”⑨“当其盛时，戴氏部属，遍及全国，武职中少将人员，辄以百计。”⑩1942年4月1日，特务头子康泽参观军统展览室、陈列室后，惊讶地感叹：“戴笠的军统组织系统庞大得太惊人！”(11)仅至1943年，军统“拥有各式电台569座，特工单位709个，均遍布于全国各地。”(12)抗战进入后期，军统“罗家湾本部工作的直属特工就有1500余人，军统成员超出4万余人。”(13)
二、军统在抗战中的作为
军统积极的抗战，是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共同抗战建立后，由国内战争转向一致对外和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愿意“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14)反映了蒋介石内心深处极度矛盾的心态。7月11日，蒋在庐山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会，7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国民党递交了“关于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15)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16)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17)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了抗日七君子等政治犯。8月20日，蒋由庐山返回南京。其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同蒋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场形势紧张，蒋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序列，朱德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8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8月17日的谈话，并提出了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七项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共46000人，迅速开赴恒山地区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发表对中共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10月2日，根据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国共携手合作抗日，其意义之大是无法估量的。正如宋庆龄所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纵横。”“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8)蒋对日宣战的决心，使国共两党携手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高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军统便实施了积极的抗战行动。
积极筹划潜伏活动。潜伏是为了在敌人的薄弱部位，以暗杀等各种方式打击敌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军统擅长的技能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军官训练团第一、二期毕业(开学)典礼。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亲自举办，目的是统一全国党、政、军及教育界上层人士的抗战思想。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急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爆发，突发的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参加典礼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主管情报工作的戴笠毕业典礼一结束，匆忙赶回南京召集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迅速布置潜伏任务，以应对抗战初期的对日情报工作。安排好后，他又匆匆赶至形势最紧张的上海，布置潜伏工作。亲自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主持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十余名骨干会议，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建立潜伏的组织人事问题。上海已人心浮动，在上海布置潜伏实际上是勉力而为。而且，潜伏组织进入极易引起日方间谍的注意，随时有生命危险。特务处上海区长周伟龙先后提出2名组长人选，均被对方以身份暴露、不适宜做潜伏为由遭拒。最后，由周伟龙建议，戴笠钦点沈醉出任组长，受命潜入虹口地区。潜伏组织虽然在沈醉的亲自率领下，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暗杀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仅潜伏了一个月，便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驱出虹口区。而周伟龙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刺杀、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并刺杀了唐绍仪等一批巨奸。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来回奔赴南京、上海两地。其间，还专门去了香港一趟，布置香港的潜伏工作，任命蒋经国的同学王新衡担任香港区少将区长。淞沪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戴笠就预见上海不保，任命其手下干将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主抓华北事宜。除了谋篇布局之外，戴笠还亲自指导部下与日特谍报机关展开情报作战，为抗日输送了很多重要情报信息，有效地打击了日寇进攻的锐气。
诛杀敌伪汉奸。1937年8月开始，汉奸剧增，引起蒋介石的隐忧，蒋授意惩处一批汉奸、伪组织。戴笠命令天津站陈恭澍，对敌伪组织之特工“给以重大攻击之”(19)，并“对王逆揖唐及王逆克敏，速以全力制裁。”(20)天津站率先刺杀了汉奸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华北区一批巨奸；上海站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青帮帮会头子张啸林等一批巨奸。1938年11月20日，汪精卫撕开“和平运动”遮羞布，公开宣布叛国投敌，同意日本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日军的防共驻扎、中国承认满洲国》等为内容的和平条件。12月18日，汪逃离重庆进入河内。29日，汪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通电，呼吁响应和平谈判，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谴责。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的党籍。国民政府决定即刻悬赏惩办汪精卫，“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21)。戴笠密令军统陈恭澍，“即行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22)亲自挑选各怀绝技的18名特工组成暗杀团，暗杀团很快将逃到河内汪的住处查清。1939年3月9日，号称第一杀手的陈恭澍，错失机会使汪逃脱。3月20日深夜，暗杀团以错杀其走狗曾仲鸣而收场。4月25日，汪在日本影佐祯昭的严密保护下，连夜乘船逃离河内。5月31日，汪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败类到达日本，与日本平诏麒一郎内阁及各要员会谈。平诏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表示“将予以充分援助。希望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政策，为建设新东亚与日本合作而奋斗。”(23)6月18日，汪回国网罗了一批汉奸，由特务头子李士群、丁默邨组成汪伪特务机关，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76号”是专门分化瓦解抗战力量，打击军统、中统在沦陷区的抗战势力，杀害抗日民众及中共成员的特务机构。6月29日，汪伪特工获悉军统上海站住址，率领行动队冲入霞飞路14号，捕获军统王仲麒、李济时，并使之招供出暗杀团在沪的住址，暗杀团几乎全军覆灭。8月28日，汪伪政要244人齐聚上海，召开为期三天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制，推选汪为主席，制定“汪记”《中国国民党党纲》，决定了反共睦邻的对外方针。日本为了确保在华的侵略利益并为建立伪中央政府作准备，同汪伪集团举行了秘密谈判。日方任命影佐、须贺陆、矢野、清水、谷获华雄、犬养健为代表，汪伪集团派出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为代表进行谈判。12月30日，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其主要内容：割地、承认伪满，操纵伪政权；协同反共，“芟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一切抗日活动“禁绝之”；伪政权的财政、经济及资源开发，均由日方控制。12月31日，汪从沪返回南京，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开提出“和平、反共、建国”号召。从此，汪伪傀儡政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公开的鹰犬、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披露了日汪密约。延安广大军民集会，声讨汪精卫叛国活动；全国纷纷集会，发宣言、通电。在华侨界也掀起声讨汪的热潮，他们致电林森、蒋介石，指出：汪在“民族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竟背叛党国，私奔敌方，悍然作危害祖国出卖民族之悖逆行动，认贼作父，甘为虎伥，其汉奸爪牙如陈公博、梅哲之、周佛海、温宗尧等走狗狺狺钻窦，以谋破坏。”(24)特别是荷属巴东全体华侨致国民政府电中尖锐地指出：“汪逆叛党祸国，务恳早张挞伐之师，尽除奸憝，速明顺逆之分，以正视听。”(25)在全国人民、爱国华侨强烈声讨下，国民政府无法再容忍“76号”存在。军统上海区与汪伪之间，展开了一场间谍与反间谍的殊死搏斗。广东省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投靠日特，担任上海伪市长，假意与军统合作，同时又与汪伪“76号”勾结，致使上海站军统几乎覆没。戴笠恼羞成怒，下令军统务必除掉“76号”头目丁默邨，彻底铲除“76号”。丁默邨十分狡猾且又有日特保护，刺杀行动十分困难。潜伏上海的特工陈宝骅深知丁默邨好色，精心挑选了抗日佳人郑苹如，郑苹如几次精心准备配合暗杀行动，结果均被丁默邨逃脱，同时也暴露了身份，不幸被捕。1940年2月10日深夜，郑苹如被秘密杀害，年仅26岁。丁默邨于1947年2月8日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7月5日枪毙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上海保卫战前夕，戴笠奉蒋之命，于8月4日晚，从南京匆匆赶至上海，旋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王兆槐陪同下，前往杜公馆会见杜月笙，请杜出面组织上海民众，协助国军抵御日寇入侵。按事先计划，戴笠命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特工，将藏在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仓库里的日军大批枪支弹药偷出，用以装备杜月笙组建的别动队。别动队成立后，由中央颁发番号、军械和粮饷，分布在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很快1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建立。蒋亲自颁发“苏浙别动队”番号，戴笠任别动队委员会书记长，杜月笙的老友刘志陆任总指挥。别动队编为5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主要成员为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工人；第四、五支队主要成员为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由王兆槐出任队长，成员都是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原班人马。1937年8月13日，“松沪”战斗打响，戴笠亲自指挥别动队配合作战，专设电话线与坚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八百壮士”联络，及时听取前线战况，随即向蒋报告，直接传达蒋命令。10月下旬，日军大量增兵。“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掩护正规军由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该队全体人员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后，伤亡惨重。11月上旬，主力部队奉命撤退。别动队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的部分队员，奉命配合五十五师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主力部队撤往浙皖边境。戴笠命令该部5000名别动队成员效仿“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固守南市，别动队员与日军鏖战三天后，以近2000名队员壮烈牺牲的代价掩护了主力部队于第四日凌晨全部撤离。随后“苏浙别动队”第一、二支队迅速转移到浦东开展游击作战，第三、五支队在戴笠的交涉安排下化整为零退入法租界。一部分别动队员在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周伟龙领导下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则秘密转往安徽祁门开展游击作战，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还有小部分人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据文强统计，淞沪抗战期间，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余人，受伤500人左右。后经收容统计：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失踪外，其余都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
广泛开展游击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军统以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补给线、桥梁码头以及毒杀日特。1939年6月，南京站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里，趁日特不备当场下毒，毒死2名日特并致数名中毒。1940年11月，北平站在北平大街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及2名日特，震动了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和日本朝野；上海区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1941年12月，长沙第三次会战，湖南站爆破队在游击队的协同下，炸毁日军经岳阳的重兵列车，“毙敌官兵130人，伤180人，击毁汽艇60多艘，皮筏300双，大炮5门，重机枪15挺，及其它枪支弹药若干”(26)。1942年4月，军统同美达成协议，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943年4月15日，在重庆军统局本部正式签署协议。7月1日，中美所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美所的成立，为军统装备了美式器材，培训军统特工达5万余名，装备了5支武装部队、80个行动总队和别动队，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设立了很多情报站，干扰破坏敌人的情报网，在重庆、昆明、西安、兰州、温州等地建立了很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站，进行情报支援作战。从1944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4149件。”(27)军统不断深入沦陷区对日进行“经济战”，扰乱日军以战养战政策。据军统局统计：抗战期间军统所属各单位(不含中美所)对日伪敌后突击就达595次，破坏2219次，击毙敌伪人员18440人，俘敌560余人，炸毁火车机车490余辆、车厢1600余节、汽车500多辆，击毁日机71架，破坏仓库、船舶400余次，爆破铁路桥、公路桥250余座。(28)而中美所所布水雷，“其所炸毁敌大型船舰已查实者，在24艘以上，小型船舰更多”(29)。当然，军统也付出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军统登记造册的有45000余人，牺牲18000余人，近1/3。军统积极的抗战，有力地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民族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三、军统抗战之复杂表现
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战方针，军统更是展开了策反、分化、监禁和“防共、反共”等复杂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必须作出具体的细致的分析和评价。
策反、勾结汪伪。1940年初，军统把对汪伪头目的策反转为重点。1940年1月，军统对陶希圣、高宗武等汪伪“和平运动”发起人进行策反，还将其携带的《日伪密约》等机密文件的内容在香港公布，在港澳产生极大的影响，汪精卫大骂陶、高“背叛卑劣的行为将不可饶恕”(30)。汉奸周佛海气得也发誓：“陶高二动物，日后誓当杀之。”(31)连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日方高级特工今井武夫也不得不承认，陶高二人的拆台使汪伪一伙“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32)1940年3月，蒋命令唐生明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在戴笠的指挥下，对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周佛海策反。通过周佛海，军统顺利地策反了汪伪特务头子李世群、丁默邨，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军头目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等。与此同时，1939年11月～1940年6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日曾抱有幻想，两次派“宋子良”同日特在香港、澳门密约和谈，均是军统一手策划。1940年9月下旬，蒋精心策划的“高级会谈”因对日妥协的投降举止遭揭露而被迫取消。据参与此次策划活动的军统张治平供称：“这次会谈是在蒋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33)而军统则是策划这次和谈的幕后主谋，和谈中的“宋子良”便是香港区区长王新衡。蒋的妥协政策，对坚定全民抗战决心产生了消极影响。
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1937年12月，军统获悉了刘湘、韩复榘、宋哲元密谋反蒋的证据，率先实施对韩复榘的诱捕，以达逐步分化瓦解各地方实力派的企图。韩复榘当时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在阻击日军沿津浦线南下时保存实力，不战假溃，使津浦线北段济南等重镇相继失守，给对日作战造成极为被动的局势。蒋遂以“不遵命令，放弃守土”等罪责，密令“即刻革除本兼各职，拿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惩办”。(34)戴笠缉拿韩复榘，感到棘手。因为韩握有重兵，又处于敌我交错地带，若相逼过急，韩极有可能铤而走险。况且，蒋的命令是“依法惩办”，故不能将其暗杀，只得诱捕，遂通知韩参加开封军事会议，军统事先设伏直接把韩堵截劫走。事后，以蒋当面召见谈话为由，将韩复榘引入侧室拘捕，当即押至汉口。1938年1月，韩被秘密处决。至于刘湘，蒋把刘湘的部队调出四川编入第七战区抗战。1938年初，从第七战区退败下来的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听到韩复榘被枪决的消息，惧怕同韩、宋密谋被察觉，便吓得不治而亡。蒋随即派去亲信入川，对刘湘的部队进行分编整合，使西南诸省加速了“中央化”进程。在抗战期间军统还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指挥机关安插特工实施监视，对各部队的军官进行监控，特别是对各地方实力派都安插有军统组织，尤以西北区军统的组织最为庞大，担负全面的“防范监视西北区各势力的形成与割据”，“注重监测驻地武装的扩张活动”，“收集新、宁、青、甘、藏党政军及各派别、财经文教等情报”。(35)军统的这些活动，极大地削弱了全民抗战的力量整合。
“两统”争斗内耗。蒋为获取有效情报，亲自组建两大特务系统(即军统、中统)。“中统”起源于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的“调查科”。1935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扩编，“调查科”改为党务调查科。1938年8月，“两统”同时成立。中统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为副局长(主持工作)。在“两统”处于特务处和党务调查科时，蒋对“两统”有明确的任务分工。蒋认为，军统大多是黄埔学生，在搞军事情报、监视国民党各派系，从事绑票、暗杀等方面有专长；而中统对搞政治党派以及文教界的活动较为熟悉，故“两统”应在各自势力的范围内工作。中统的工作重心是专门破坏、对付中共组织，并对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和爱国将领进行渗透、瓦解。据统计，“中统”在30年代上半期，共“捕获”中共高干19人，中级80人，下级及普通党员15000余人(36)，从而深受蒋器重，“中统”便成了针对中共的权威机关。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统”顿失对象，一时无所适从。“中统”骨干黄凯恩曾说：“我们作过三个月的破案统计，中统只及军统的1/10，我们只在南京、九江、上海、汉口有行动表现，军统的成果已遍及全国了”(37)。“军统”逐渐占了上风，仅军费开支而言，“军统的经费每月从20万加到80万元，中统仅加10万，为每月30万元”(38)。因此，“两统”为了争权夺宠捞取权益，彼此冲突时常发生。事实上，“两统”的矛盾由来已久，陈立夫在担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之初，就曾有吞并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的企图。1938年3月，“两统”各自独立，此企图完全破产。为此，陈立夫曾自我解嘲地说：“每个人有两只眼，两只耳。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39)。“两统”在有利可图的各个层面，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首先是对邮电检查处的控制。1938年3月军委会“特检处”成立，主管邮电检查工作。特检处偏向中统，排斥军统，军统对此不甘屈弱，摩擦不断。1942年，特检处划归军统管辖后，中统人员则全被排挤出特检系统；军统还利用职权暗中查扣中统函件，猎取情报。为此，徐恩曾与戴笠大力交涉，而军统却采取更为隐秘的手法暗中偷阅、截留中统的函件。中统对此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两统”还相互残杀，相互诬蔑对方吸收中共分子，借机搜查对方机构，逮捕对方成员。“中统”山东行政督察专员陆诚被“军统”指控为共党而被军统逮捕处决。“两统”争斗不仅下层激烈，上层也如此。戴笠指派的女特工向影心打入中统中枢机关首脑陈立夫、陈果夫身边，刺探中统绝密情报，后来向的身份暴露，军统计划便告破产。戴笠还多次向蒋告发中统走私舞弊，偷运伪钞。1945年2月，蒋突下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与戴笠经常性的告发是分不开的。“两统”尖锐的矛盾，无非是为了夺权争宠。正如刘健群所说：“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而来，而是为饭碗而争”(40)。但更重要的则是蒋介石玩弄权术的结果。“他显得实际上是在鼓励派系之间的争斗，因为派系之间的斗争，使得他们中间任何一派都不能变得过于强大，这样可以保证自己具有超乎所有派系之上的最高权力”。(41)对于“两统”，蒋更偏向军统。因为，军统大都是黄埔学生出身，在抗战中，军统就比中统做得出色。所以在战后的“劫收”中，蒋曾下了道密令：“在收复区只准军统有行动权，中统只做报告”(42)。“两统”虽为各自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但在禁共、反共方面却有着一致性：共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共同监视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及中共的活动，共同破坏《新华日报》发行，共同监视中共的舆论宣传等。1942年，“两统”在各地共查禁中共报纸50种，杂志17种，通讯稿40篇(43)。
疯狂进行“防共、反共”。国民党当局虽然强调抗日，但又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共情报，收买叛徒进行“防共、反共”。1937年8月13日，戴笠指示特务处上海区、站，对隐蔽身份的地下党员借口汉奸名义逮捕、拘禁、杀害，对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则施以监视、跟踪、绑架、威逼利诱等手段。即使抗战初期军统的反共策略较为隐秘，但蒋介石从未放弃对付共产党。军统防共的原则为：在战区，防止中共力量渗入国民党的军事机构，并监视“中共活动和武器来源以及中共对敌伪、对友军情况的侦察”。(44)在敌后，军统集中注意力监视中共的地下活动，特别是须防范中共领导者的言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择机渗透，加强对根据地情况的掌握。在国统区，尽一切办法，全力遏制中共组织的发展。上海、南京、苏浙皖地区，相继沦陷成为日伪占领区时，军统投入较大的武装力量时刻注视着中共的动向。戴笠曾手谕令部下：“对‘奸党’之部队，绝无联络运用之余地，始终就站在敌对地位”(45)。他常说的一句话：“对付共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叫共产党对付共产党”(46)。1938年初，张国焘叛投军统，戴笠成立了“特种问题研究室”，让张担任室主任，授少将军衔。在张的主持下，培训了一批去边区搞情报的特工，专对中共进行颠覆，企图搞垮共产党。1938年8月1日，“军统”西北区在西安把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将军秘密杀害。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还建立起严密的特工网络，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1938年10月以后，中共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蒋介石公然宣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47)并且，蒋介石还极力制造反共舆论，诬蔑共产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48)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发布并实施《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异党活动限制办法》等秘密文件，会后大力进行反共宣传。在敌后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事件，1939年4月，发生了八路军山东纵队400余人惨遭杀害的博山事件。6月，又发生了湖南平江新四军联络处6名干部被杀害的平江事件等。1939年12月，蒋介石集团对陕甘宁边区加强军事封锁，派嫡系胡宗南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侵入边区内部，占领关中分区深化县；命令阎锡山攻击与中共有合作的新军。1940年3月，在太行山区，国民党朱怀冰部袭击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针对蒋的反共行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有力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在国民党反共的背景下，军统的反共也发生急剧变化。戴笠公开对特务训话，“现在的形势非常恶劣，假抗战的障碍共党不能排除，革命就无法完成，日本帝国主义亦难以打倒，我戴某对共党素来是势不两立，希望各位要特别注意，认清使命。工作中最应特别注意的是对‘奸匪’的缉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奸匪’问题，那么军统就枉费蒋总统的栽培，今后对付‘奸匪’的任务也更艰巨。”(49)1940年，军统向延安派遣数十名高级特工打入中共要害部门，企图暗杀中共要员，却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发现掌握，很多骨干分子弃暗投明，有的加还以“军统”身份作掩护为中共工作。蒋介石为打击西南地区中共的地下力量，指使“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原《大声》周刊总编辑、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企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未达目的后便将洪希宗等人活埋于成都龙泉驿山，将罗世文、车耀先监禁到抗战胜利时杀害。因战时重庆设有不少中共公开机构，重庆又是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因此，该地区军统极为注意中共的动向。1940年初，军统重庆站破获了局本部的中共组织，逮捕张慰林、张露萍等一批共产党员。“军统”还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机构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盯梢、绑架中共成员，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情报。《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党报，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指使大批军统特工寻衅滋事、殴弑报童。时任《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抗议，指出：1941年“4月份1月之中，本报报童被殴捕事件，发生20余起，曾被捕殴之报贩，达28人之多，撕毁本报达300余份。”(50)其后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地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策动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采取“防共、反共”的片面抗战路线，军统两面性的特征也凸显出来。军统一方面派遣唐生明、程克祥、周镐等情报人员及大小汉奸潜入汪伪政府中，固然是为了对付汪伪日特；而另一面又是为了“防共、反共”。戴笠曾一再要求被军统策反的大汉奸周佛海，随时报告辖区内中共活动的情况。对此，周佛海一切遵办，他在日记里记载：“下午，接见胡均鹤，谈特务工作，告以今后须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51)戴笠指令陈公博，“决尽力‘剿共’，务求在本区域内根绝‘赤祸’。”(52)国民党政府溶共、反共的图谋昭然若揭，军统不惜运用一切手段，甚至和日伪勾结，共同对付中共。周佛海在日记中记录：“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剿共。”(53)虽然，军统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54)，但对各民主党派也从不忽视监视、引诱与排斥。中国致公党旅美华侨司徒美堂曾募捐筹款1400余万美元支持抗日。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美堂滞留香港被日监禁。日本特务矢崎威胁利诱，遭到司徒美堂严辞拒绝，并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日本特务不敢贸然下杀手，司徒美堂几经周折到达重庆，被中共抗战的英勇气概所感动。蒋介石为了阻止司徒美堂接近共产党，令军统上海站青帮头目杜月笙对其进行严密监控、恐吓。后经共产党员连贯和宋庆龄的秘密联络安排，司徒美堂才得以摆脱军统的监视。宋庆龄、张澜、史良、沈君如等民主爱国领袖，也都成了军统监视的对象。军统在渝特区设有几十处直属通讯站专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工作。军统疯狂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对民主进步人士“不管有无罪状，只要他们不喜欢谁，谁就会失掉自由”(55)。为了监禁、折磨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军统在全国设立了许多集中营等专门的机构，用作囚禁和残害中共、革命者、爱国人士。如：上饶集中营、重庆磁器口集中营、綦江集中营、贵州熄烽集中营、西安集中营、中美合作所等；重庆另设有大小看守所几十处，被捕进集中营、看守所的中共党员、革命者，活着出来的微乎其微。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军统战时的防共、反共活动，严重破坏了全国抗战力量的统合。
军统是蒋介石一手缔造的国民政府正式的组成单位，它的形成、发展，完全取决于蒋介石集团路线的指导，是维护蒋介石独裁政权统治的法定机构。军统积极的抗战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较大奉献。如：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军统随即派出一批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女译电员。在孙立人新三十八师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该部突遭日军伏击，军统7名队员被敌逼入绝境。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她们宁死不屈，砸毁电台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最年轻的姚姓女战士坠崖后四肢骨折，4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7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7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这只是军统抗战的一个侧面。军统在抗战中牺牲的众多成员，同其他为民族牺牲的烈士一样，理应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他们的功绩也将载入史册。
军统在战时担负特殊任务，人员构成复杂，在敌占区潜伏状态下进行秘密行动。为了民族事业，很多特工甚至与中共成员并肩作战。但也有一些军统人员意志不坚定，一旦被捕即叛变，使沦陷区的抗日组织遭遇严重破坏，极大地削弱了全民抗日的力量。尽管如此，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是主流，军统抗战中的“反共”与其他时期的“反共”应该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
总之，军统在抗战中一切以维护蒋介石统治政权为出发点，一切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行事，随着蒋介石抗战路线的变化，军统既有阶段性积极抗日的表现，又有消极抗日的表现，形成了“双重性”的历史特征。客观、历史地分析评价军统的抗战活动，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历史、厘清国民党当局抗战路线嬗变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①CC团：英文为Central Club，全名为“中央俱乐部”，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由陈果夫发起组织，成立于上海，专事反共活动。
②[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③康泽：《复兴社的缘起》，《文史资料选集》第37集，第134页。
④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⑤[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第56页。
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0页
⑦良雄著：《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⑧良雄著：《戴笠传》，第153页。
⑨良雄著：《戴笠传》绪言，第105页。
⑩良雄著：《戴笠传》绪言，第3页。
(11)潘嘉钊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12)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1979年版，第86页。
(13)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文史资料选集》第86辑，1994年版，第193页。
(14)《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页。
(15)[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郑玉纯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16日)》，第125页。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6～324页。
(18)[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4页。
(19)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第547页。
(20)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共委员会1981年版，第195页。
(22)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第6页。
(23)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1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14页。
(26)费云文：《戴笠新传》，台湾圣文书局1985年版，第243页。
(27)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第192页。
(28)《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6年4月1日发表的军统局一般工作成果》，转引自良雄著：《戴笠传》，第444页。
(29)良雄著：《戴笠传》，第383页。
(30)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31)《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32)《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页。
(33)《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3页。
(34)转引自江绍贞：《戴笠和军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35)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真相》，《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235页。
(36)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17页。
(37)江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统特工秘录》，《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第13页。
(38)江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统特工秘录》，第15页。
(39)沈醉：《军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40)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第160页。
(4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161页。
(42)恽逸群：《30年见》，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第115页。
(43)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党务统计辑要》(1942年度)，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档案，第5页。
(44)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45)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台北“国防情报局”1979年版，第558页。
(46)沈醉著：《军统内幕》，第190页。
(47)转引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543页。
(48)转引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544页。
(49)王蒲臣：《得天独厚的戴雨农先生》，《戴笠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50)转引陈陵：《国民党政府迫害新华日报档案探略》，《学海》1994年第4期，第65页。
(51)《周佛海日记》，第998页。
(52)沈醉：《军统内幕》，第190页。
(53)《周佛海日记》，第1189页。
(54)沈醉：《军统内幕》，第118页。
(55)萨空了：《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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