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同志论文,历史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大无畏的气概推动了党中央领导班子人事调整，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错误的主张，继续沿用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批判邓小平的口号，似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已成了历史定案，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该再被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党的政治气氛，也使得党内许多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致或不愿冒与当时党中央领导唱对台戏的风险站出来说话。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以大无畏的气概带头两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掉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0页。）同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对于陈云的提议，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但由于陈云同志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对他的意见是封锁不了的。不久，陈云同志的提议就在党内传开了。党内很多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在陈云同志提议和党内舆论压力下，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与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这项工作也是在陈云同志的推动下展开的。早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陈云同志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了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接受，调黄克诚回京治疗。这件事，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这在当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同年9月26日、27日，他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停战令上的话。这就具体涉及到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同志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建议下，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3页。）。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同志率先从几件具体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被屈的干部*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的问题；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就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这种人事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与邓小平一起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铺好了路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与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起，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陈云同志利用各种机会讲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陈云三次就评弹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对文艺形式、文艺历史、文艺工作者工资政策，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报告的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党章中要加上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一句话。陈云这些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必须提倡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实事求是。这些谈话，对党内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起到了推进作用。
1977年4月10日，7月16日，邓小平两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的主张，对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时，陈云同志以其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同志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毛主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注：见《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陈云同志这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发表，在党和人民中间发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配合邓小平的谈话，起到了推动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作用。此前，我们党和国家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风气淡化了。邓小平的讲话和陈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在突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风气，过去那种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扭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能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当时继续执行从外国进口成套设备改造企业的政策，从国外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职工调整工资的政策，就是在纠正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实行的。其次是起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作用。过去，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党内对过去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同志有想法，也不敢提。邓小平的讲话和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党内逐渐形成了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风气。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教育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实现的；为党的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最后是起到了促进当时思想理论界活跃的作用。邓小平的讲话和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中央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倡导实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活跃的条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同志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宣传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特点是转入实际问题。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2-234页。）。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在同年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都倡导实事求是。特别是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它们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在全党全国人民已经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实事求是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其意义是重大的。
在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
三、提出并推动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为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合乎党心，顺乎民意，也是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党内也不可能统一认识从而团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陈云同志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的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批评（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页。）。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帐，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在陈云同志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消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为党的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后，我党面临着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速度。当时，从上到下，头脑都有点发热，想一下子上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大项目，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978年2月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即将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大铁路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陈云同志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陷入误区，就会使人们在刚刚着手经济建设时就遭受严重挫折，就不能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因此，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先后四次向党中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建议。第一次是在1978年2月19日陈云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会上发言指出：（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位置上。对农、轻、重的次序，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没有这样摆。（二）工业生产的重点是提高质量。（三）今后几年，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的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第二次是1978年7月31日陈云同志向李先念同志提出，经济工作要听听反面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37页。）。因此，陈云主张听听反对意见。第三次是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经济问题作系统发言，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主张。第四次是1978年12月10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37页。）陈云就经济问题谈了五点意见：（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两千万吨，先把农民这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等经济作物就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37页。）。由于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纠正了“洋跃进”，使我国国民经济步入了平稳发展的轨道，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同志上述重要贡献都与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密切相关。党中央领导班子的人事调整是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必要干部条件。如果党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没有占多数的能提出、主张、支持正确意见的人，就不可能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向三中全会方向扭转。从这一点上看，陈云同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能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冒着与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唱对台戏的风险，两次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且推动了这一提议的实现，是很不容易的，这为后来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其对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当时，在“两个凡是”束缚下，党内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很不容易。陈云同志能在那种政治封闭的情况下，反复宣传实事求是，并且专门发表文章阐述这一根本原则，他以自己在党内享有的较高威望，与邓小平一起，推动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我党把工作重点转入经济建设前夕，陈云同志敏锐地看到，解决我党历史遗留悬案和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这两个重要问题，是保证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并郑重向党中央提出。他提出和推动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重要条件。
陈云同志的上述重大贡献所涉及的实质问题，即中央领导班子人事安排问题、重新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正是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对党和国家历史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重大问题。由此亦见，陈云同志对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所以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上述重大贡献，最根本的是他具有很强的党性。他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思考和行动而毫无私心。正因为如此，他讲真理不讲面子，毫不顾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前途。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带头宣传并公开发表文章阐述实事求是，推动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党内多数人头脑发热的时候，能够提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避免了工作重点转移当中的矛盾和失误。而当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些重大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历史上在党内地位一直较高，受到全党信任和瞩目，按照党内多数同志的意愿，本来应该担负更重要职务的陈云同志，却从大局出发提出，由于自己身体情况很差，只能量力而行，做最必要的工作。他支持邓小平等新的中央领导人工作，与邓小平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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