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告别唯物辩证法——评《告别激进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唯物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2)04-0120-07
一、农民战争造成的破坏是人类所仅见的吗?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和现象的作用都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而是好中具有坏的因素，坏中具有好的因素。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好和坏、正和负的两重性。当然，这两重性并不是平分秋色，各得一半，其中总有一个主，一个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重点论的两点论。我们应当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农民战争。
从方法论来看，《告别激进主义》一文在论述农民战争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片面性，只承认农民战争的破坏性，不承认农民战争的进步性，只搞一点论，不搞两点论。文章写道：“从‘伐无道，诛暴秦’到1949年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次数、规模、持续的时间和造成的破坏都是人类历史所仅见的。”读者一看便知，这句话不但否认了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进步性，而且否认了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农民战争破坏论，就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作出的歪曲历史的唯心史观的结论。
如果我们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重点论的两点论来分析农民战争，既看到它的破坏作用，又看到它的进步作用，那就不能不承认，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远远大于它的破坏作用。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是次要的。这是因为：
其一，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势力，破坏了封建制度，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同时，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新秩序和新制度。比如，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就把“均田免赋”作为战斗纲领。“均田”，就是平分土地，人人有田种，“赋”是农业税，“免赋”，就是废除农业税，消灭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因此，李自成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时有民谣：“迎闯王，不纳粮”，在各地流传着。而且闯王部队纪律严明，规定“过城邑不得室处，马腾入田苗者斩”。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制定了“分田照人口”、“好丑各一半”的分田办法。由于实行“均田免赋”、按人口分田，“好丑各半”的政策，无疑会提高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发展。
其二，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广大农民做了许多好事。1927年，毛泽东把农民在农民运动中所做的好事，概括为十四件大事：(一)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二)政治上打击地主；(三)经济上打击地主；(四)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五)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六)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八)普及政治宣传；(九)农民诸禁；(十)清匪；(十一)废苛捐；(十二)文化运动；(十三)合作社运动；(十四)修道路，修塘坝。毛泽东说：“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1]这十四件大好事充分地说明，在农民运动兴起的地方，推翻了封建政权，废除了封建剥削，动摇了族权、神权和夫权，坏人入了“另册”，农民获得了解放，这些都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一直关注农民运动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到1939年对农民运动经验终于作出了哲学概括：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把农民战争提到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的重大发展。
基于以上简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在理论上就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认识农民战争，在理论上就作出了唯物史观——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告别激进主义》一文用形而上学方法来分析、认识农民战争，在理论上就作出了唯心史观——农民战争破坏论的结论。这就是方法和理论的一致性。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吗?
在方法论上，《告别激进主义》一文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分析、认识问题的表面性，否认深入性。这就是说，它只是看社会主义制度某些外在现象，根本不去探索、研究它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制度“是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这个结论，就是使用只看表面，尽量夸大，以偏概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
文章在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五个“不平衡”[3]之后，紧接着写道：“有的官员权、钱、名、色通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也是无权的人激愤的原因，这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自身的异化，是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
在现实生活中，存不存在五个“不平衡”呢?存在。有没有“权、钱、名、色通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有。但是，能不能根据这些就作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是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呢?它已经“异化”为压迫、剥削人民封建官僚体制呢?不能，绝对不能。几十年来，人们都亲眼看到，在各种自然灾害和危难面前，冲在最前面的是当地的党政机关人员和共产党员。他们“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4]。在我们的队伍中，“权、钱、名、色通吃”的败类，毕竟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这是其一。其二，尽管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完善，不健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欠，但是，如果辩证全面地看，既看到现实存在的问题，又通过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来把握现行体制的本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地道的人民的政府。
其一，执政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我们通过三件大事来说明执政为民。
第一件大事，党和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去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919元，增长幅度超过10％。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是由于政府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彻底结束了农民种田要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二是由于政府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如良种补贴、种田亩数补贴、购买农业机械补贴等等。去年生产补贴超过1200亿元。三是由于农村实行了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书本费和住宿费。在中等职业学校，政府还特别规定，对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学农专业的孩子全部免费。最后是工资性收入。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多达2.24亿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50％。这些都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据2011年10月4日央视晚间新闻报道，政府对“三农”投入首次达万亿元。
第二件大事，政府连续几年提高企业退休员工的退休金人均10％。与此同时，政府大力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已使1100万户困难家庭住上新房。今年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明年再建设1000万套，计划今后五年建设3600万套。
第三件大事，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惠及12.5亿城乡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医保制度。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使全国各族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二，人民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民主，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民主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其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说得具体些，就是人民有参与国家大事或对国家大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批评缺点，敢于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没有这些，所谓民主就是空的，只是说说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和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巩固好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质。
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的权利。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人民”、“协商”。人民，就是说民主是人民的，不是某个阶级的民主，而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民主，不分民族大小，不分语言，不分贫富，不分男女，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享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协商，就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共同探索，商量。协商的内容非常广泛，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街道、社区、邻里之间所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协商可以集思广益，集中大家的意见和智慧，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有利于建设六个“又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其三，我们废除了实际存在的职务终身制，建立了离退休制度，确保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有序更替。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5]弊端之一，就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人总是要老的，老的下不来，年轻的就上不去。所以，这种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仅阻拦了年轻的、有工作能力的、有干劲的人的路，而且会使党政机关缺少朝气，工作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充分贯彻和落实。只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才能在体制上确保党政机关人员有序更替，逐步实现党政机关人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才能确保党政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请问：哪个国家的封建官僚体制是执政为民、人民当家作主呢?哪个国家的封建官僚体制不是领导职务终身制，不是父传子呢?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硬说成是“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呢?大肆宣扬这种观点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文章要告别激进主义，反对折腾，我们举双手赞同。若是打着告别激进主义的旗号来歪曲、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坚决反对。
三、毛泽东想做名义上或实际上的皇帝吗?
怎么看毛泽东，下面三段文字，充分表明了《告别激进主义》一文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文章写道：“激进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例如对于毛泽东，香港《亚洲周刊》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毛泽东在两点上得到全球华人的肯定，一是他毕生追求平等；二是他坚持民族主义，而国内有些人却全盘否定。”显然，文章认为毛泽东坚持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就为毛泽东想做皇帝埋下了伏笔。
文章写道：“唐德刚说，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做名义上或实际上的皇帝。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不容置疑是他们都受到了封建专制的强烈影响”。文章对这个观点不加申述，就等于默认毛泽东“想做名义上或实际上的皇帝。”
为什么毛泽东想做“皇帝”呢?文章是这样回答的：“旧土地长不出新领袖，更重要的是，封建文化滋养出的中国统治者先天不足，难以脱离封建文化的宿命。……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只有在美国社会里才会产生”。
上面三段话，说明了三个观点：毛泽东坚持民族主义；毛泽东想做“皇帝”；毛泽东为什么想做“皇帝”。下面作些具体分析。
其一，毛泽东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民族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在民族问题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历来支持被压迫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承认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但是，毛泽东从不坚持民族主义。他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剥削另一个民族，要求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同反压迫、反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他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6]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7]
第二个原则，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是地大物博。因此，一定要搞好民族关系。要搞好民族关系，首先要做到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团结互助。这就是说，各个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1941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文中指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8]他还说：“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9]在讲到各民族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时，毛泽东说：“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10]
其次，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概括地说，民族主义有四种，即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四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就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不利于革命和建设，不利于团结，必须反对。在毛泽东看来，在我国搞好民族关系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11]他又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12]
其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是这样认识毛泽东的：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创新，敢为人先，能够把中国革命领导到胜利，能够把四分五裂的旧中国统一起来，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但却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就是因为，他有“马道”又有“霸道”，并把“两道”有机地统一于一身。这是真正的毛泽东。所谓“马道”，就是说，他精通马克思主义，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所谓“霸道”，就是说，他敢想、敢作、敢为、敢当、敢怒。“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13]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功有过，有是有非。但是，其中总有一个主，一个次。《告别激进主义》一文，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来看毛泽东的“霸道”，并且尽量夸大，所以赞同或默认唐德刚的毛泽东想做皇帝的观点。若是辩证全面地用重点论的两点论来看毛泽东，那就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
(一)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团结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毛泽东概括出来的。
(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缔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这些纪律对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都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们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立的。
(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胜利完成的。
(六)毛泽东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建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思想；1957年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思想，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农轻重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接着提出建设“六个又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思想；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技术革命，他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4]，同时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1年，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963年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的思想，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但是，在这十年期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违反了他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从党外扩大到党内，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导致一场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总之，毛泽东一生有功绩有错误。但是，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毛泽东在世时，他们是吹鼓手，就是这帮吹鼓手把毛泽东抬到神坛上去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自认为怀才不遇，没有得到重用，有的1957年挨过整，有的“文化大革命”中戴过高帽子，挂过黑牌子，住过牛棚，怀恨在心。他们把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幸、苦难统统都算到毛泽东头上，所以，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诋毁、攻击毛泽东，这是典型的两面派。
为了全面地认识毛泽东，也为了进一步驳斥“皇帝论”，我们想简略地讲讲毛泽东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毛泽东的言行中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们的浅薄认识，把它概括为以下三条：
(一)毛泽东一辈子不谋私利，不徇私情。
(二)毛泽东一辈子不搞特殊化，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三)毛泽东一辈子追求人民平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个“一辈子”的事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说明了。
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和某些问题上做到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和为人民服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什么问题上都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和为人民服务，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家人也要这样做，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大略地统计了一下，从秦末到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再到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一共出了247位皇帝。试问：哪位皇帝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哪位皇帝不是当时最大的封建主，坐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呢?哪位皇帝不是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呢?把毛泽东看做皇帝，这是不是恶意丑化呢?
为什么毛泽东想做皇帝呢?《告别激进主义》一文是这样回答的：“旧土地长不出新领袖，更重要的是，封建文化滋养出的中国统治者先天不足，难以脱离封建文化的宿命。”按照文章的逻辑，“旧土地长不出新领袖”，请问：新领袖是从哪里长出的呢?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长出的吗?文章说：“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只有在美国社会里才会产生”。众所周知，华盛顿生于18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在今天的美国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英国的殖民地，由英王任命总督进行统治。华盛顿就是在英国殖民地这块旧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庄园主，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部队里服役，军衔是少校。英法七年战争中，因对法作战有功，晋升为中校。我们认为，华盛顿之所以能成为新领袖，并不是因为当时北美没有欧洲国家那样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而是因为他有新的思想、新的认识，敢于冲破旧制度、旧传统的束缚，认识到英国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制订的种种限制政策，大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他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所以他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并且连任。
按照文章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新领袖，都想做皇帝，因为他们都是从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旧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同样，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想做皇帝。因为他们也都是在中国这块“旧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难以脱离封建文化的宿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而现实生活也一再地证实了这点：没有旧事物就没有新事物，所有的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内部产生出来的。把新事物同旧事物绝对地割裂开来，否认旧事物内部具有新事物的因素，或者说，旧社会长不出新领袖，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批判形而上学，学习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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