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夏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战争的起伏不断，引起了宋、夏文人作家和民众强烈的人文关怀，从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宋夏文学”的独特面貌，成为中华民族文学遗产之瑰宝。“宋夏文学”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过去的研究，对此观照很少，特别对西夏文学创作情况不甚了了。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开拓，“宋夏文学”这一课题已经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线。本文拟对宋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西夏文学的创作特征做初步探讨。
一 宋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夏王朝是公元10—13世纪崛起于西北地区的以党项羌为主而又联合汉、吐蕃、回纥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民族政权。从元昊改元称帝（1038）至帝
出降成吉思汗（1227），传位十世，历祚一百九十年。若把元昊的祖父两代即太祖继迁、太宗德明也算在内，则传位十二世，二百四十六年（982—1227）。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注：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都城兴庆府，地处贺兰山东麓黄河之滨，即今宁夏首府银川市。
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为：逐渐摒弃西蕃“衣皮毛，事畜牧”的游牧文化，靠拢汉族农耕文化，形成“外蕃内汉”特色，最终融合于汉文化之中。党项羌人本居于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贞观初，其首领拓跋赤辞率部归唐，赐姓李，遂将其族部迁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唐末，其首领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注：《宋史》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82页。），封夏国公。党项羌人自唐代内迁“受封赐姓”以来，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随着民族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迫切感到落后的游牧文化限制了自身发展的要求。于是，积极吸收汉文化，希图用先进的汉文化改变游牧民族的落后状态，提升民族素质，强化综合国力，进而实现进兵关中、抗衡中原的宏愿。因此，在经唐入宋、历时四百年的文化渗透过程中，中原文化的根基已深植于西夏文化的沃土之中。史载，德明曾告诫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可元昊却断然回答：“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注：《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页。）这一方面说明元昊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西夏的独立，只是地方政权的割据性质，元昊可以强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立王朝规模，却不能割断其与汉文化的渊源。“入汉人之数”，是党项羌人的共同心愿。夏诗《颂师典》云：“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明确认为吐蕃人、汉人、弥人（党项羌自称“弥人”、“弥药”）同出一源，颇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意味。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其所编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中说：“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论本则同……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能也。”（注：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这些情况至少说明：宋夏文化交流是民族历史交往的必然，是兄弟民族间和睦相处的表现，但它不是对等的双向交流，而是党项羌人主动依照汉文化的模式改造自己民族文化的运动过程，是党项民族不断丢弃原有文化的落后成分，积极吸收汉文化的先进养料，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有机体的运动过程。这还可从西夏大量留存的汉文书籍以及西夏文文献得到证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将《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是20世纪初（1908—1909）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中国西夏王朝黑水城遗址所获宋夏金元时期的珍贵刻本与写本，其所收录的367件汉文遗书中西夏刻本、写本计186件，宋代刻本、写本54件，其余为唐、五代、金、伪齐、元诸代刻本、写本。这些汉文遗书内容包括：1.佛教作品；2.儒家和道家作品；3.医书、历书、占卜书；4.历史著作；5.字书；6.文学作品；7.木版画和印章；8.文书；9.关于书籍和印刷史的数据；10.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发现的历史资料；11.书籍业技术方面的数据。尽管这367件遗书并不完全是从宋朝获取的，但汉文书籍在西夏的广泛流布，足以说明汉文化已完全融入西夏人的思想行为和道德规范之中。
西夏吸纳汉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求取经书典册。通过官方求赐和民间私购的方式大量获得，然后，即将其翻译成夏文传播。如《孝经》、《论语》、《孟子》、《列子》、《左传》、《周书》、《孙子兵法三注》、《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等，都有夏文译本。二是模仿中原礼仪制度。历代拓跋首领多受唐、宋册封为官，对唐、宋典章制度、朝拜礼仪、管理体制等国体政体了如指掌，如元昊本人即为中国通，“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注：《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页。）。三是重用或引进汉人。《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创业之初：“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显而易见，在他的智囊团中，汉人为多。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也是收容的关中士人，西夏与宋交聘的使臣张浦、杨守素等人也都是汉人。这些人精通汉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们对西夏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载：“斡道冲，字圣宗，灵武人。其先从伪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又作《周易下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后官至其国之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常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象（像）列诸从祀。”斡道冲对西夏传播汉文化做出的贡献巨大，深得夏人敬重，甚至享有从祀孔子的崇高地位。
西夏王朝在广泛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对礼仪文化和佛教信仰的受容和吸纳。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礼仪文化。李继迁攻取灵州后，于真宗咸平六年（1003）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并定为都城，将拓跋氏宗族悉数迁往西平府，迈出了向汉文化靠近的一大步。他表白此举目的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注：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李继迁已经明确认识到习尚华风礼仪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其子德明与宋重修和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注：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四，第159页。），还受封为夏王。元昊建国称帝，为求独立而有意排斥汉文化，另立年号，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主观上想通过建立自己一套文化礼仪以摆脱汉文化的影响，但他称帝号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又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全都充满着汉文化的意味。所设官属皆仿唐宋旧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注：《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2页。）后来因其中书不能统领庶务，又仿宋制设尚书令。元昊精通蕃汉文字，熟悉中朝典故，其“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注：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第152页。）。这些朝参礼仪显然是模仿汉礼制定的。至于蕃书，因是短期创制的急就文字，缺少长期历史文化的自然积淀，就只能模仿汉字的形体结构而创制，属于“汉字式的文字”，而且蕃书的主要功能除纪事之外，主要是翻译佛经和儒家典籍，不过是传播汉文化的工具。如夏文《德行集》，就是桓宗纯祐指示番大学院教授曹道乐等人从儒学典籍中“择其德行可观者，备成一本”（注：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作为修身治国之要览，目的是让新继位的桓宗阅读学习，懂得为帝之道。元昊强行推行用于抗衡中国的“胡礼蕃书”，开始尚能施行，但其子谅祚继位后却“去蕃礼，从汉仪”，并“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汉使者”（《宋史》卷四八四）。秉常时，虽“表请去汉仪，复用蕃礼”（《宋史》卷四八六），但其子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并“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宋史》卷四八六）。其子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宋史》卷四八六）。自此，汉学日兴，蕃学日衰。至于上表乞赐九经、乐书、唐史乃至《册府元龟》等事，以及私下购买汉文书册典籍之事则屡有史载。对此，仁宗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2页。）富弼这段话，概括说明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宗教信仰看，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但其经文几乎全部取自宋朝。西夏主要佛事活动有三种，即：求经，译经，修建佛寺浮图。史载，西夏曾先后六次从宋朝赎取大藏经。其中仁宗朝五次，神宗朝一次。求经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夏建国之初的时段里，不只说明夏人尊崇佛教的迫切需要，更说明佛教对夏人立邦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西夏求取这些佛经后，即组织通晓蕃汉文字的高僧将其翻译成蕃文加以传诵。据史金波先生分析（注：《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5页。），西夏翻译佛经的大型活动分作三个时期：一为初译时期，元昊于1047年在兴庆府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让他们“演译经文，易为蕃字”（注：《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第212页。）。但史先生认为，回鹘僧人把汉文经典译为西夏文要同时精通难懂的汉语文和西夏语文。要把数量极大的《大藏经》译成西夏文仅用回鹘僧人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只是翻译水平的高低问题，不会影响立邦建国的需要。二为完成时期，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西夏文《大藏经》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考证《西夏译经图》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译经场面。三是校对与散发时期，仁宗仁孝在西夏文佛经中多以校者出现，说明至此西夏译经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主要工作则是大量散发传播佛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后有仁宗仁孝用汉文所作之发愿文记述：乾祐二十年（1171）九月十五日恭请国师法师僧众，“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注：转引自《西夏史论文集》第346页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仅这一次散发各种佛经就达十六万卷，可见其法会规模之大，散发数量之多。修建佛寺始于元昊，他在兴庆府建高台寺，之后谅祚在兴庆府又建承天寺，秉常和乾顺都修过凉州感应塔，乾顺还修建了有名的甘州大佛寺。至于小规模的佛寺更是到处修建，正如《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所记：“□□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注：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西夏历代君主皆崇尚佛教，一脉承传，热情不减。其真实用心如承天寺塔碑文言，无非祈求佛祖“保圣寿以无疆，俾宗祧而延永”（注：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除了礼仪文化和宗教文化之外，还有对中原军事文化的引进。我们虽然没有元昊读过《孙子兵法》的材料，但夏文译本中有《孙子兵法》，元昊深谙韬略，身边又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深通兵法的中原谋士。从他指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岩三战三捷的过程看，其灵活战术之运用，固然有长期对宋作战的经验积累，但亦与孙子兵法大要暗合，几达出神入化。
总之，西夏政权模仿宋朝官制以成国体，吸收儒家礼乐以成教化，吸收中原佛学以崇信仰，运用《孙子兵法》以图军事制胜。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凝聚羌汉民族友谊的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也迅速改变着党项羌人的文化结构，从而形成“外蕃内汉”的西夏文化模式。
二 西夏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文化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西夏文学的特点和它的文化特点一样，流淌着汉文化的血脉渊源，同样呈现着“外蕃内汉”的特征。
从总体说，西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文学创作也相对寥落，呈现出民谚民谣发达而作家文学滞后的特征。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学创作面貌有过精辟的概括：“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过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反映出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在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搜集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淳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的民俗伦理、道德观念。谚语还为了解西夏文字的对偶、引申、韵律等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西夏佛经中有很多发愿文和序言，这些出自西夏人手笔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阐明佛学奥理，叙述译经、印经的经过，祝愿美好的未来，多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是研究西夏文学特点的重要资料。”（注：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谚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经验和智慧积淀的结晶。由于它分散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所以，只能靠口口相传而世代延续。可是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西夏人不仅热衷于创作谚语，而且还有人对之进行专门搜集整理工作，致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弥足珍贵的谚语选集。西夏乾祐七年（1176），有学者梁德养完成了谚语《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他去世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费十年之功，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刻版印行。这本谚语集所收作品360余件，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书的题名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既然是“新集锦”，就说明先前有过“旧集锦”，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谚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亦从某一侧面说明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书题又称谚语为“合辞”，旨在表明西夏谚语的形式是偶句相对的。西夏谚语的内容比较广泛，有政治谚语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等，是针对官府残民害物劣迹的揭露与批判；风俗谚语如“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等，表明西夏民风的剽悍刚猛；道德谚语如“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等，提倡人际之间的关心友爱；告诫谚语如“不会拉弓，就不要放箭，不会说话，就不要开口”、“蚂蚁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像狮子王一样，苍蝇无论怎样装饰，也不能与金翅鸟相比”等，都是告诫人们尊重实际，切勿不懂装懂、异想天开；总结生产与生活经验的谚语如“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观测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谚语如“火石打火可烧山，群鸽穿云大雨下”、“鸟坐下，胸对着风，鱼入睡，头迎着水”等；反映战斗精神的谚语如“有志族女不厌嫉，参战独子不惜命”、“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等。这些谚语句法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全面反映了西夏民族心理及社会的真实内容。
关于西夏诗歌，陈炳应先生曾在《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一文中，依据前苏联早期西夏学家聂历山的俄文遗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转译了六首诗。从体式看，非五言即七言，句法整齐；从语言看，质朴无华，透发着浓厚的原始生活气息。其中有颂扬西夏祖先的：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
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
首三句追溯党项羌人祖先的发祥地。石城，据《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三年，段颎追击侵扰张掖的烧当等羌，经四十余日，出塞二千余里，“遂至河首积石山”，“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此“河首”与下句“白河上”吻合，所谓漠水畔之石城，可能就是《后汉书》所载之石城，正在党项羌分布范围之内。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认为：“夏人原居白河上流，故称‘白上’，或称‘白河上’，是可信的。……白龙江，也称白水江，源于西倾山东麓，自迭山、岷山峡谷中奔腾而下，过古迭州、西固，而趋武都。白龙江南岸，为岷江上游，适于稻作园艺，附近兼饶森林，这一地区，正是西夏党项族最早的居住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留恋和崇拜，用诗歌和国名来传颂，是有道理的。”（注：《西夏史论文集》，第62页。）“母亲”三句，则表述对夏人“族源”始祖母神话般的歌颂与崇拜，以及对“取姓嵬名”的历史追溯。始祖母为“银白肚子金乳房”的“西羌姑娘”，生了七个儿子，繁殖了整个西夏王族。“繁裔”四句，可能是歌颂西夏开国之君李继迁的。《宋史·夏国传上》记其“生而有齿”，和诗中“出生就有两颗牙”相互印证。当太平兴国七年（982）继捧纳土归宋时，继迁“与其党数十人奔地斤泽”，联络豪右，怀述祖功，举起反宋大旗。自此，“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注：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三，第40页。）。又取联辽抗宋之策，经二十多年征战，不仅迫使宋朝归还银、夏、绥、宥、静五州，而且还夺取宋之边防重镇灵州，并以之为都城，又挥兵西向，攻拔宋之西凉府，为西夏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上宋廷表文所言：“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因此，继迁作为开创基业之君，他的煌煌战功，足以使夏人引为自豪，热烈称颂自是理所当然。这和《诗经·大雅·生民》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等语的写作用意如出一辙。说明民族诗歌，大都有对本民族繁衍发展以及始祖的崇拜与歌颂。
还有一首《颂师典》，虽颂扬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但对“中国”与“弥药”同出一源以及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将它当作夏汉交流的史诗来读：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己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遭尽夫子功？（注：引自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第1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诗陈炳应亦有译文，与此译略有出入。）
对于这首诗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中华民族血脉相通的亲和力，党项羌族虽欲自立自强，但始终以自己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骄傲，“蕃汉弥人”是指吐蕃、汉、党项三个民族。二是对夏汉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三是对夏文字创始人野利氏的赞颂。关于夏文字的创始，史载不一：《辽史·西夏外记》载：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注：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17页。）。而《宋史·夏国传上》则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而此诗乃夏人自赞野利之功，可见《辽史》所载不确，《宋史》较为可靠。四是选招弟子读书事，元昊始建“蕃学”与“汉学”时，二者并重，而且无在读人数记载。传至四世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但仅“设弟子员三百”，五世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此诗所谓“选招弟子三千七”当指仁孝在位（1139—1193）时事，说明此诗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后。五是颂扬西夏的强盛，党项羌人先属吐蕃，后属中原，而诗中对二者皆言“降服”，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称霸中国的英雄气概。六是称赞民族人才读尽天下书的好学精神，同时也表达对儒学的信仰尊崇和弥药人才辈出的自豪。
诗歌以外，西夏的表文、书简和碑铭，也较有文采。如宋宝元二年（1039）元昊称帝后上呈宋廷的表文：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甘稽首。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是期，山呼齐举，伏愿一抔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再让靡遑，群集又举，事不获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奶，奉表诣阙以闻。（注：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第151页。）
西夏表文多数很可能出自汉人手笔。这篇表文以方正端庄、华彩流溢之文笔，称数党项先祖之伟业，宣告自己称帝乃历史之必然，民心之所向，措辞委婉巧妙，语气坚定不移。至于最后请求宋廷“宽慈及物”、“鱼来雁往”等语，不过是外交辞令罢了。此表果然引起宋廷震怒，“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夏国传上》）。随后战火燃起，战祸频仍。“从艺术表达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用语典雅凝重，论说逐步深入，文气沉稳从容。这种表文的写作，深受唐代以来骈体公文的影响，十分讲究将骈俪排偶形式施之于公文应用。这种表文，颇能代表西夏宫廷的文学风格，并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艺术审美上的刻意追求。”（注：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西夏的书简也写得很漂亮。永乐之役大败宋军后，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移书宋将刘昌祚，义正辞严地提出告诫：肆意侵入疆土，只有自取灭亡；只有和好如初，方为明智之举。《宋史·夏国传上》卷四八六载：
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为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文笔犀利，咄咄逼人，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语气，其胜利者的傲慢情态溢于言表。与元昊称帝表文相比，同样具有节奏明快，简捷实用，沉稳从容中透发着斩截痛快、峻发凌厉的特点。和宋人动辄援古论今、长篇大论，却又充满着令人厌倦的书生气的奏疏相比，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西夏的碑碣铭留存较多，也能体现西夏人的文学才华。其代表作品有：《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注：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第153页。），作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八月，是西夏佛事碑铭中最早的一篇，由元昊的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奉制而作。碣铭以“依归者云屯，供养者雨集”等语颂扬大夏的繁荣昌盛；以“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等语盛赞皇帝元昊的杰出才华；以“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陈”描写佛塔精美宏伟的建筑造形；以“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百僚齐奉主之诚，万姓等安家之恳。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菽麦丰盈”表达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全文篇幅短小、结构紧凑、文气畅达、主旨突出。另有《黑河建桥敕碑》，也同样具有这种简捷明快的风格特点。此碑落款为“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1176），九月二十五日立”。乾祐是西夏仁孝皇帝的年号。黑河，又叫黑水河，在甘肃张掖城西约十里处。文曰：
敕：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勿替朕命。（注：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46—147页。）
敕，皇帝诏令之谓也，因其为敕文，固以命令口气写成。此碑文，文字简明、立意显豁，三层结构、自然浑成，首尾照应、文气贯通。先以皇帝至高无上之尊，号令诸神“咸听朕命”；次则追忆“贤觉圣光菩萨”兴造此桥利国便民之功德，回顾昔曾亲祭诸神，表彰了诸神过去保佑之功；最后则勉励诸神今后继续“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使此河水患永息，使大夏邦家永固，并以告诫“诸神鉴之，勿替朕命”断然作结，回应开头。全文语气坚定果断，干脆利索，句法技巧，亦如其表文，多用对偶排句，以使文章更趋精美。
从上举谚语、诗歌、表文、碑铭诸种，可以明显感到，宋、夏虽政权各异，但西夏文学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渗透着汉民族文学的根基和渊源，这是夏、汉民族在各个领域长期密切交往、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然而，在宋代文学中，特别是给西夏的国书，总是流露着“奉承端命，抚有万方”那种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的意向，始终放不下中央王朝宗主的架子。然而，宋人的民族歧视，并不能影响或阻碍夏、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趋势。夏、汉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冲突与碰撞的进程中逐渐走向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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