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李玉《万里圆》传奇的“空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万里论文,传奇论文,李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空间”作为一种存在的形式，既是一个有形实体的地理概念、社会概念，也是一个无形虚拟的心理概念、文化概念。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构成都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而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正是中国古典戏曲剧本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清顺治年间苏州剧作家李玉(1602—1676后)的《万里圆》传奇堪称这一特征的典型范例。
《万里圆》传奇叙写明清之际江苏苏州人黄孔昭(1589—1678)、黄向坚(1611或1613—1679)父子事迹①。明崇祯十六年(1643)，黄孔昭选授云南大姚知县，携妻朱氏、侄向严赴任。适逢鼎革，边陲动荡，孔昭辞官隐居，因关山阻绝，久不得归。清顺治八年十二月初一(公元1652年1月12日)，孔昭子向坚告别妻、儿，孤身一人，跋山涉水，万里寻亲。次年五月十五日，向坚至白盐井(今云南盐丰县治)，会见父母及向严。当年仲冬，众人返乡，至顺治十年(1653)六月十八日抵苏州，阖家团圆。
清顺治十一年(1654)，黄向坚撰《寻亲纪程》、《滇还日记》各一卷，历述寻亲经历及沿途景物风俗，次年付刻②。江苏昆山人归庄(1613—1673)又“掇其纪行一编，节而传之”，撰《黄孝子传》③。李玉《万里圆》传奇的写作，即以这三篇文章为蓝本，脱稿于顺治十一年至十七年(1654—1660)间④。
《万里圆》传奇现存程氏玉霜移藏旧抄本二卷，卷上十四出，卷下至二十七出，中缺十八、十九、二十出⑤。全剧情节，以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为背景，故事时间跨度大，地理空间转换频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叙事空间、表演空间、想象空间、文化空间，足以作为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发掘戏曲文本空间的价值与意义的典范文本。
二 叙事空间的删略与扩充
《寻亲纪程》和《滇还日记》是黄向坚的经验记录，《黄孝子传》是归庄的传记叙事，这三篇文章作为当事人与同时人的记载，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记录，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实录”传统⑥。从叙事空间的角度看，这三篇文章虽然有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区别，但是都以黄向坚的行踪为叙事线索，因此主要呈现的是寻访者黄向坚亲身经历的旅途空间。而《万里圆》传奇则充分运用删略和扩充的方式，并藉由不同戏曲人物的上下场，展开多重的叙事空间，创造性地改写了历史记录的叙事空间。
黄向坚《滇还日记》总述其寻亲历程云：“约计去来二万五千余里，转眼几及二载，山之稠叠，水之险恶，踪迹所到，目力所经，姑记其大略，不敢歌《行路难》也。”黄向坚往返苏州与云南之间，所历之地，归庄曾概括道：“凡历省七，府三十有二，州县卫司，关驿镇寨，不可胜记。”对如此众多的省府州县，《寻亲纪程》、《滇还日记》、《黄孝子传》都一一加以记述，文字或详或略；而《万里圆》传奇则采取删繁就简的叙事方式，只选择几个重要的地域加以叙写，突出重点，以此构成戏曲文本的叙事空间。
黄向坚自江苏苏州启行，经浙江，过江西，入湖广，《万里圆》传奇略去江苏、浙江、湖广三地，于江西也仅择取金溪许湾宿店(第十一出)、抚州状元岭遇盗(第十二出《跌雪》)两事，详加叙写。其余各地，仅在第十一出黄向坚道白中概括叙及：“自腊月出门，扁舟直到杭州，渡钱塘江，历严、衢诸郡；出玉山，下广信，过贵溪、弋阳……望龙虎诸山……到邓家埠舍舟就陆……”
黄向坚从湖广，经贵州，入云南，终至白盐井，所经州县、山川众多，《万里圆》传奇仅仅择取四个空间加以叙写，即贵州三溪渡水(第十四出)，贵州普定遇兵(第十六出)，过贵州关索岭(第十七出)，白盐井见父母(第二十四出)。
黄向坚与父母团圆后，《寻亲纪程》记载他前往云南楚雄、南安、宾州、剑川、邓川、大理、米甸等地，谒亲友，求路资，奔走四月，往返三千余里，对此《万里圆》传奇全部删略。而《滇还日记》记载黄孔昭父子返回故乡，途经云南、贵州、四川、湖广、江西、江苏，历时七个多月，山水兼程万余里，在《万里圆》传奇中也大都一笔带过，仅仅叙写过贵阳关(第二十六出)及“洞庭几覆，孝通天、玉旨回风”(已佚失)二事。
如果说，同历史记录相比较，《万里圆》传奇在展现黄向坚万里寻亲的行踪时，主要采用删略的叙事方式，以构建重点突出的叙事空间；那么，《万里圆》传奇在展现黄向坚万里寻亲之外的情节和人物时，则有意采用扩充的叙事方式，从而构建多重并置的叙事空间。
《寻亲纪程》等三篇历史记录，均依据黄向坚的行踪见闻，按时间先后叙事。因此，在这些叙事文本中，为了扩展叙事空间，叙事者有意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故事和人物，演变成不同时间、同一空间的插叙或追叙。例如，黄向坚《寻亲纪程》记载清顺治九年五月初至曲靖(今属云南)，插叙顺治二年至七年(1645—1650)间，元谋县(今属云南昆明)土司吾必奎(?—1645)、临安(今云南建水)土司沙定洲(?—1649)先后叛乱，川兵(按，即大西军)由黔入滇平叛，及南明名臣杨畏知(?—1650)的事迹，称：“予时逗留在寓，凡得所闻见者如此。”数日后，黄向坚至禄丰(今属云南)介岗岭，见黄孔昭学生王用宾，追叙清顺治二年至六年(1645—1649)间，黄孔昭秋闱校士、避难及辞官之行藏。
在历史记录中用插叙或追叙方式虚拟展现的这些叙事空间，在《万里圆》传奇中都以明场演出，同黄向坚的旅程空间相互并置。这是因为，戏剧文学旨在“描述如在眼前的人物动作和情况来供表象的意识观照”⑦，因此戏剧文学摹仿现实世界的方法，“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⑧。与历史记录作为记叙性的文本不同，作为表演性文本，戏曲剧本展开情节，虽然也以故事时间先后为序，但是却可以借助人物的上下场和场面的转换，先后展示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故事和人物，从而建构多重并置的文本叙事空间，构成不同叙事空间之间的直接对话关系。
因此，在《万里圆》传奇中，当黄孔昭离开家乡之后，南京弘光王朝的兴衰仍然可以在舞台上直接呈现，以作为“万里寻亲”故事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南京”这一叙事空间，在戏曲文本中仅仅延续两出，犹如昙花一现，象征南明王朝的骤兴骤衰，为整部剧本奠定了易代鼎革的时代情境，也表达了剧作家难以掩抑的现实情怀⑨。
更为重要的是，在《万里圆》传奇中，当黄向坚未离家乡之前，也可以一一叙写远在云南的黄孔昭的行迹，从而构成苏州以外的另一重叙事空间——“动荡的边陲”。传奇第五出，叙写清顺治二年秋，黄孔昭秋闱校士出帘后，告别众生回大姚县。正好元谋土司吾必奎起兵倡乱，黄孔昭不得不料理守城。第六出，叙写临安土司沙定洲应黔国公沐天波(?—1661)之招，统兵杀退吾必奎，乘机叛乱，杀入沐府，沐天波逃奔楚雄。第七出，叙写顺治三年(1646)削平沙定洲后，次年孙可望等领导的大西军“又据全省，杨道台(畏知)血战被擒，大姚县痛遭屠戮”，黄孔昭义不就职，往省中告病辞官，得允，交代官印，“万里孤踪似浪萍”。
清顺治二年夏至三年间，清兵南下，江南一带陷入战乱之中，苏州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为江南士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隐痛。但是，由于时忌文网，一般文人学士大都不敢将此景此情形之于笔墨。而《万里圆》传奇以如此细致的笔墨，叙写云南一带兵燹民乱的情形，实际上是以动荡的边陲隐写骚乱的故乡，在苏州(故乡)——云南(他乡)两个地域的对峙和联系中，完成戏曲文本特有的多重叙事空间的并置。
《万里圆》传奇第二出，写黄孔昭父子离别；第三出、第四出，写史可法(1601—1645)、黄得功(?—1645)舟行相遇，登朝上疏；从第五出开始连续三出，剧作者李玉有意悬置苏州以及江南的易代鼎革之变，转而展示云南一地的土司倡乱和大西军骚扰。这种叙事空间的选择显然是颇含深意的。从第七出写顺治四年云南黄孔昭毅然辞官，至第八出写顺治八年苏州黄向坚决意寻亲，其间间隔整整四年，这一时间的跳跃和叙事的空白，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云南与苏州两个叙事空间遥遥相对的并置关系，及其所隐寓的时代意义。
谓予不信，请读《万里圆》传奇第十出。该出叙写顺治九年，有一名“血战沙场几十年”的川中老军士，“一向流落在外”，欲回家乡，因路途难行，无奈绕道云南，途经姚安府白盐井。他由衷感叹：“戍沙场衰年鬓萧，盼家乡音书绝耗，苦历尽长途潦倒。”而黄孔昭、黄向严伯侄，适逢“国变”，避居白盐井，也深深感慨：“别家乡鱼书久遥，隔天南雁飞不到，空谷里寄鹪鹩。”于是在老军士和黄孔昭之间，就有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这一出戏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一方面，它作为黄向坚万里寻亲的“预叙”，讲述从江南到滇中长途跋涉之艰难险阻。这位老军士从江苏南京起行，“打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转行出贵州”，然后到云南，路途中，“各处有兵戈骚扰，渡关津稽查絮叨，更那堪盗贼纵横，说不尽虎豹咆哮”。同行十五人，“也有溺死的，也有病死的，也有被老虎吃的、强盗杀的”，只剩他孤身一人，“八年跋涉受焦劳，真个是死里逃生万里遥”。与这位老军士及其同伴的遭遇相似，黄向坚万里寻亲，不也将面临着生死难卜的前景吗?
另一方面，这一出戏还作为苏州与云南两个地域之间跨时空的交流对话，以军士之口，补叙顺治二年乙酉(1645)闰六月苏州遭乱的情景：百姓不肯投顺清朝，纷纷逃入太湖，揭竿反叛，“谁想湖内多烽起，城外也焚烧”。这就恼了清朝官府，“把六门闭了，发兵马摧枯拉草”⑩。老军士强调：“我在苏州准准住了十天……我是眼见睁睁，岂是虚言相告?”在“家乡隔绝，音信杳然”的情况下，远在云南边陲的黄孔昭得知苏州百姓惨遭屠杀的消息，徒增担心亲人的百般愁苦：“心惊悼，痛家乡灾不小!想敝庐定作烟飘、想敝庐定作烟飘，叹儿孙难将命逃。痛杀人心似烧，顿教人珠泪抛!”这正是：“无端邂逅传消耗，也当做烽火连天一纸捎。从今后愁上添愁愁不了!”(11)
为了更为紧密地构成苏州(故乡)与云南(他乡)两个地理空间的外在对峙与内在关联，《万里圆》传奇还运用中国古典戏曲惯用的“双线并进”叙事方式，在叙写黄向坚万里寻亲的过程中，交替地叙写黄妻吴氏携幼子占雯在苏州的生活，直接构成两个不同叙事空间之间的对话关系。
传奇第十三出，写顺治九年元宵吴氏算命；第二十一出(12)、第二十二出(《打差》)，写顺治九年冬，吴氏抗拒县公差籍没产业，黄向坚的宗兄黄承祐痛打江宁按察司差官；第二十五出，写顺治十年端阳，吴氏见太保打笤，占卜黄向坚的行程。这些发生在苏州的情节，在《寻亲纪程》等历史记录中都未曾叙及。这固然是由传奇戏曲约定俗成的生旦体制所制约，剧作家不得不有意设置一些旦角戏，使剧中的旦角戏不致过于冷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剧作家设置苏州黄妻吴氏、子占雯、宗兄黄承佑的这些情节，从根本上改写了《寻亲纪程》等历史记录文本中线性呈现的叙事空间，在戏曲文本中完整地构成苏州(故乡)与云南(他乡)两个相互对峙的立体呈现的叙事空间，从而为阅读者、表演者、观赏者提供了一个与阅读历史记录文本感受迥异的审美空间。
综上所述，《万里圆》传奇采用删略与扩充的方式重新改写了历史记录的叙事空间。从这一写作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历史记录到剧本生产，记录者与剧作者的叙事方式是迥然不同的，而不同的叙事方式必然催生判然而别的文本意蕴。
三 表演空间的生成与拓展
现存的《万里圆》传奇旧抄本显然是一个舞台演出本，其中一些出目，如第十四出《三溪》，有较为详细的舞台提示(即科泛)，可为明证。而且《万里圆》传奇本身即具有“场上之剧”的内在特征。该剧无论是叙写黄孔昭“向滇南作宰，两地兵戎”，还是叙写黄向坚“弃家室、登山涉水，驱驰万里孤踪”(第一出)，都以“旅程”为叙事重点。因为剧作的主人公，包括被寻者黄孔昭和寻访者黄向坚均为旅程过客，剧作以时间的推移展示他们的足迹所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本叙事空间的流动性特征。因此，剧作家运用自如地在戏曲文本中构置了多种多样独特的表演空间，如水上行舟、雪中登山、历险涉水、宿店夜话等，从而为表演者提供了空间演绎的最佳情境。
“水上行舟”的叙事空间，具有独特的内涵。这一方面因舟船自身是人们离乡远行的载体，足以指代他乡与故乡的空间遥隔，如黄向坚《寻亲纪程》所说的“相送登舟，瞬息天涯”；一方面也因舟行水上而表现出的漂泊感和危险感，足以隐喻风雨飘摇的时代征象。
例如《万里圆》传奇第二出，叙写黄孔昭赴任登舟，向坚夫妇坚持同船相送，另备小舟而归。这样的场景设置，与一般的江边送别不同，表演者得以生动地演绎舟行水上的情景：“阖阊城外水迢迢，驾琴鹤轻舠。山色波光一片好，拂长堤灞柳千条。云山缥缈，盼不断连天芳草。”同时，两舟相别的场景，也隐喻“两地兵戎”的未来。
又如《万里圆》传奇第三出，叙写清兵南向，弘光朝宗社危急，宰相史可法、靖南侯黄得功，各自“扁舟渡江，面君哭奏”，弹劾奸臣，吁请输粮。剧作家有意设置两人舟行相遇的场景，使表演者不仅得以尽情地展现江上行舟的壮阔场面：“离彤闱、江如练、渡中流、帆如电……长风扇水击三千，乘槎去远泛天边。”还可以表现史、黄二人“共击中流楫，同收奠鼎功”的壮志。同时，两位志士浮舟江上，也隐喻性地透露出南明小朝廷难免“为泛海之孤踪”的风雨飘摇的前景。
黄向坚《寻亲纪程》记载：“人在途时，遇雨雪，踵趾破裂痛楚，频频倒地，身如泥途，自顾堪怜，往往僵卧道旁。”据此，《万里圆》传奇第十二出《跌雪》叙写黄向坚过抚州状元岭，山高路陡，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又遇剪径，幸为老僧所救。这种“雪中登山”的空间设置，为表演者提供了空间演绎的极佳场景，足以充分地展现顶风、冲寒、跌雪等丰富多彩的形体动作。请看：
【倾杯芙蓉】 [生，包、伞，斜着裳上]一天风雪泣穷途，[退下]阿呀，好难行也!欲进难移步。[退下，手作冷，看]阿呀，好大雪吓![三角缩颈走]兀的不饿杀苏卿，阻杀韩文，卧杀袁安，冻杀林逋。[发战，住，白]小生黄向坚……阿呀，阿呀，又是(这)等大雪! [左右换]你看山路崎岖，风雪又大，[寒战]好难行走也![唱]可怜我[大抖]沾衣点点寒侵骨，[滑退]阿呀，扑面星星冷[咬牙战]剥肤。[内净]虎来了![生跌，即起]吓，虎吓!阿呀，救人呀! [唱]心惊怖，听声声有虎。救人吓!闪得人上天入地路全无……[挣起又跌、挣起又跌]好苦吓!【普天颜回】我手[抖]、手癵
、形(刑)如踞，[浪]阿唷!足趔趄、行还仆。阿呀!战战牙关气咽饥喉。阿呀，好冷吓!冻死了呢!生寒栗冻裂残躯。[上场看、白]好了，远远望见前面几间瓦房，一定是人家了。天吓，只是怎生行得到彼便好!你看，漫山一片大雪，又没个人影儿，不知那一条是路?[搠走、唱]嶙峋山谷，救人吓!白茫茫认不出高低路。[跌]阿呀，跌死了吓!鬼门关打个盘旋，[欲起又跌]救人吓!救人吓!奈何桥恁般苦楚。[倒]阿呀，救人吓!
此外如《万里圆》传奇第十四出《三溪》，则描写黄向坚历险涉水。《三溪》、《跌雪》二出，均收入《缀白裘》，并有单行本(13)，成为清乾隆年间乃至后世舞台常演的传统折子戏。
人在“旅程”，不过“行”、“止”二端。日间山水兼程之“行”，无论是水上行舟、雪中登山，还是历险涉水，充满着“动作性”的场景本身就便于为表演者提供空间演绎的最佳情境。而夜间歇宿之“止”，无论是客店，是寺庙，还是乡野人家，这些空间本身都呈现出一种“静止”的状态，剧作家如何在这种“静止性”的场景中为表演者提供“动态”空间，的确是个难题。《万里圆》传奇第十一出“宿店夜话”，别具心裁，借用说书艺术和“戏中戏”的表现方式，化“静”为“动”，使“静止”的旅店空间转化成“动态”的表演空间。这种“场上之剧”的构想堪称巧妙。
第十一出写顺治八年除夕之夜，黄向坚夜宿许湾客店，偶逢三位江右客人洪守拙、鲍冲天、仰思萱。听说黄向坚前往云南寻亲，三人极力劝阻。鲍冲天说：“云南这条路，我们也曾走过几遍。如今世乱人荒，不要说行走，就是说也怕人哩!”于是在锣鼓的伴奏下，他先将贵州、云南两地的艰难险阻“细说”一遍。听得黄向坚称“虽然途路艰难，只索努力前往，就死也说不得”，洪守拙又向他传授“行路的法儿”。尤其是如何过独木桥、渡涧水，成为第十四出《三溪》的“预叙”。这两段对话明显借用说书艺术的表现方式，通过表演者的念诵语言，生动地演绎了万里寻亲艰难困苦的情景。
接着，为了欢度除夕，仰思萱提议“串戏”，串的是《节孝记》中《淖泥》一出(14)，他扮演孝子黄觉经。这个“戏中戏”的场景，一方面运用“戏仿”手法调侃剧场演出，如众人东拼西凑找齐串戏行头、伴奏乐器的替代品，仰思萱错走进“戏房”，鲍冲天扮演中条山土地忘了接戏，这些滑稽表演让观众忍俊不禁，大大活跃了舞台气氛。另一方面，这出“戏中戏”实际上成为黄向坚万里寻亲的“互文本”，大大拓展了读者和观众的想象空间。
作为“场上之剧”，《万里圆》传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剧中那些不见于历史记录而由剧作家凭空虚构的情节，大都出自于舞台表演的需要。剧作家特意增加了一些净、丑、付等角色的表演专场，或为这些角色的主场戏，或为这些人物的插曲式表演。主场戏如第四出，在南明王朝的都城南京，净扮阁臣马士英、丑扮兵部侍郎晋弹，阻挠史可法、黄得功二人见驾。第十出，在云南姚安府白盐井，净扮川中军士，见黄孔昭夫妻和黄向严，讲说路途艰险和苏州惨况。第二十一出，在苏州，丑扮吴县县差王蒸龙，奉命到黄向坚家捕人。第二十二出，《缀白裘》题为《打差》，最为精彩(15)。这一出中，末扮黄向坚堂兄黄承祐，净扮江宁按察司周差官，付扮其随从，丑扮王蒸龙，演绎了一出百姓抗暴的精彩场面。其中黄承祐的雄豪仗义，周差官的贪佞无耻，王蒸龙的两头受气，展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而黄承祐的慷慨激昂的北曲，周差官世故霸道的官话，王蒸龙滑稽戏谑的苏白，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貌。
净、丑、付等角色插曲式的表演，如第六出，在云南，顺治三年沙定洲作乱时，丑扮黄孔昭所取举人、晋宁州段浑然，在动乱和逃难中有种种滑稽表演。第七出，在云南姚安，顺治四年黄孔昭告病辞官后，丑扮四衙、付扮典吏、净扮皂隶、末扮公差，敷演官吏作威作福的丑恶行径，隐喻官府的腐朽黑暗。第十三出，在苏州，顺治八年元宵，净扮算命先生胡老实，丑扮其妻，持弦子弹唱，为黄向坚妻吴氏算命。这些插曲式表演，大都游离于“万里寻亲”的情节主线之外，从叙事文本的角度看形同“赘文”；但是从表演文本的角度看，它们都具有强烈的喜剧性，穿插在“万里寻亲”的过程中，与前后出的叙事空间相照映，能够很好地调剂舞台气氛，增强观赏效果。
正因为《万里圆》传奇是一部地道的“场上之剧”，因此传奇问世后，曾在江南舞台上长期演出，感人肺腑。如江苏太仓陈瑚(1613—1675)云：“端木徒步走天南……闻其事者惊相传告，以为美谈，梨园子弟作为乐府，被之管弦，观者莫不涕泗交颐，欲一见其人而下拜之。”(16)
四 想象空间的聚焦与深化
《万里圆》传奇文本多重叙事空间的形构和并置，为剧本的阅读者与观赏者提供了一个意蕴丰富的想象空间。在传奇中，骚乱的故乡、动荡的边陲、艰险的旅程等多重叙事空间的交错并置，寻访者、被寻者、苦守者三个叙事焦点的交替展示，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文本空间地图，有效地激发了剧本阅读者和观赏者的审美感受和文化思考，促使他们深入探究那些超越于故事与人物之上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义。
《万里圆》传奇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世界鼎革”(第六出)之际的故事。对于生当其时的黄孔昭、黄向坚父子来说，无论是故乡苏州，是边陲云南，还是从苏州到云南之间的万里旅程，这三个不同的地域都卷入一个共同的社会情境，即改朝换代，秩序混乱，“乱纷纷四野烽烟”(第二十六出)。正如黄向坚《寻亲纪程》所说的：“在在被兵，几不成世界。”传奇第十出，川中老军士慨叹乙酉年苏州百姓被清朝官府剿杀时，说道：“清朝官府只道城外百姓作反，不管好歹，烧杀砍杀，惨不可言!”“堪叹金阊外，不分玉石淆……尽家资顷刻如风扫，好房廊烧得烟尘扰，满街衢杀得人如草……说什么上塘、下塘，逢人就砍，遇房便烧……但听神号鬼哨。”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万里圆》传奇中，苏州故乡、云南边陲、万里长途三个叙事空间，共同组构成一个民不聊生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生存空间里，无论是苏州故乡的公差，是云南边陲的叛将，还是万里长途的乱兵强盗，无不欺凌百姓，鱼肉民生，残杀生灵。
在苏州，传奇第八出写清朝官府“稽查前朝远任未回官员”，黄孔昭名列其中，于是“差役络绎”，骚扰黄家，以致黄向坚“匍匐公庭，薄产几遭籍没”。后来，“幸遇贤明上台，矜释老父远任在未经革命之前，阻隔在兵戈载道之外。虽脱罗网，家室荡然”。在黄向坚万里寻亲以后，江宁按察司又派差官到黄家，以籍没“伪官”产业为藉口，动辄“索酒索食”(第二十一出)，甚至为索钱财，捉人为质，宣称：“奉钦尊稽查伪僚，持省帖勾拿家小。”(第二十二出《打差》)周差官自道：“省下官差非轻小，到处人惊倒，钱财赚大包。”他甚至恫吓县差：“那正犯倘逃脱，少不得将伊代解还要赔钱钞。”(同上)官吏们如此处心积虑地讹诈百姓，怎能不闹得乡里鸡犬不宁?
在云南，黄孔昭赴大姚县令任以后，清顺治二年(1645)，正赶上明清鼎革，又遭逢元谋土司吾必奎起兵倡乱。临安土司沙定洲平乱之后，觊觎沐府钱财，图谋独占云南，于是乘机变乱，杀入沐府，“顷刻烟尘起、沐家休。合郡人民乱，尽皆奔走……他乡何处可相投，浑如丧家狗”(第六出)。及至沙定洲被削平，“川兵又据全省，杨道台(畏知)血战被擒，大姚县痛遭屠戮”(第七出)。乱兵此去彼来，如梳如篦，带给百姓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而黄向坚万里寻亲，孤身跋涉，“途中盗贼劫掠，更多虎豹伤人。夜行晓宿，慄慄危惧；佳山佳水，尽成苦况”(第十一出)。深冬时节，在抚州状元岭，他遭遇强盗贾老虎，行李衣服被抢，几乎命丧黄泉，不得不感叹“奈何桥恁般苦楚”(第十二出《跌雪》)。尤其是从贵州人云南途中，不仅山川险要，鬼魅吓人，而且“破邑空城，颓垣败壁，几百里绝少人烟；荒榛断莽，白骨黄骸，日中时常闻鬼哭……关津盘诘，面生人扭成奸细，杀了万万千千；兵马争持，不论男女，找首级献作功劳”(第十一出)。
在这个黑暗而动荡的年代里，百姓无不颠沛流离，朝不虑夕，生存本身就成为一个严峻的人生课题。所以《寻亲纪程》载，浙东人钱士骕见黄向坚后，深有感慨地说：“当兵戈抢攘，患难相同，而能出险入险者，惟君家父子。”而黄向坚父子相见时，也是“历叙两地兵戈，侥倖不死”。
在《万里圆》传奇中，处身于民不聊生的生存空间里，寻访者、被寻者、苦守者采取了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从而激发阅读者和观赏者的想象，探求文本叙事空间中蕴含的政治意味和社会意味。
寻访者为了亲人早日团圆，不惜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浪逐浮云万里征”(第十三出)。传奇第九出，黄向坚唱道：“高堂，数载别炎霜，异地淹留思慕千状。况暮景颠连，我捐躯难偿。勇往，拚历尽干戈动地，拚历尽揭天风浪。”第十一出，他唱道：“愁只愁茕茕一身，思只思遥遥两亲。万里艰辛，揣乌私当尽，敢辞惮程途绵亘。仗芒鞋踏遍天垠。”黄向坚自觉地选择了远离“故乡”而投身“他乡”的生存方式，甚至立下“宁死他乡誓不归”的誓言(第八出)。“他乡”之“死”与“故乡”之“生”，竟然形成如此紧张的关系。
“万里”的空间距离和“远涉”的个人行为，鲜明地彰显了寻访者不畏艰险的生命意志和期盼团圆的人生愿望。因此在传奇中，黄向坚这种一往无前的坚毅行为，博得人们异口同辞的称赏。如江西抚州状元岭寺庙老僧说：“孝子，少不得有愿须成还仗佛力扶。”(第十二出)贵州三溪船工说：“这是你孝感诚心格上苍。”(第十四出)滇南大将军称：“万里寻亲，是个孝子了。”(第十六出)巡道古心道：“远涉寻亲，是个孝子了，难得!”(第十七出)“父高风，儿纯孝，万里寻亲堪表。”
被寻者“万里宦游”(第七出，以下未注明者均同)，遭逢乱世，为了全身保命，主动采取了退隐、教读的生活方式，期盼早日“得归乡井”。剧作家称黄孔昭：“解徼知机远引，高节清风”(第一出)。清顺治三年，大西军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从贵州入云南，大姚县“痛遭屠戮”。这时黄孔昭仍任大姚知县，大西军逼他复职，他“义不就职”，顺治四年赴省中“痛哭陈情”，告病辞官。多亏道台杨畏知再三撺掇，终得解任，真是“塞翁失马多福庆”。其妻朱氏和侄儿向严慨叹道：“天南烽火频惊，冷衙斋尘甑生。沧桑转眼移龙鼎，又岂肯玷青蝇!……若得投将簪绂离蜉穴，也算做解却绦笼出火坑。”大姚知县原本“是个美缺，谋者甚多”，在当时“人人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社会风气中，能像黄孔昭这样知机退隐的，的确少见。但也正因如此，他才幸得生全。正如《寻亲纪程》记白塔土司高公所说的：“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职者，悉被惨祸，得解绶善全者，惟老父母一人耳。”
黄孔昭挂冠林下，“似闲云、如野鹤”，偕妻子、侄儿隐居白盐井。虽然“万里孤踪似浪萍”，虽然“茅檐栖影，藜蔬作羹”，一家四壁萧然，但是却得以息影他乡，逍遥自在。剧中写他“聊且优游卒岁，挂冠之念绝已。朝夕不过看些内典，以图出世因缘”(第十五出)，“日在五叶庵与老僧参究内典，以乐余年”(第二十三出)。他的学生王用宾、鲍一鲲称赞他：“参透无生三昧，堪称真佛真仙，一解生如寄。”(第十五出)巡道古心艳羡地说：“为一旦兵燹频仍，撇五斗挂冠告老……清高，幸余年得安饱，谐白首两两衡茅……白盐井暮景逍遥。”(第十七出)当然，即使如此，黄孔昭仍然深深慨叹：“万里归心似白云”(第二十三出)，“乡关杳，客思羁，悠悠梦魂归路迷”(第十五出)，因此经常“伤悲泪涟”(第二十三出)。“他乡”之“生”由此成为“故乡”之“生”的触媒，正是期盼归乡的信念，更坚定了黄孔昭苦守他乡的意志。
至于苦守者，则选择了坚守故乡、甘于穷困、抗拒强暴的生存方式。传奇第八出写到，黄向坚在家时，黄家在官府的盘剥下，已是“沧桑满目，年华燃指，冷落寒氈如洗”，“叹年来萧条家计”。家中“虽有几间破屋，都已抵借人的东西了”。“薄产数亩，半是坟茔。”但吴氏还是毅然决然地支持黄向坚万里寻亲，说：“官人此行，切勿以家事为念……奴自能苦守糟糠，休忆我难支薪水。”黄向坚离家后，家中“茕茕母子形孤影”(第十三出)。吴氏“日逐做些针指度日”(第二十一出)，抚养幼子占雯，家中“生计萧条，饘粥不给”(第十三出)，“衣食难支撑”(第二十五出)，幸亏女儿、女婿常常接济，才得以勉强度日。不仅如此，他们还得抗拒江宁按察司差官“灭旨拿人”、借机敲诈，要不是宗兄黄承祐仗义打差，就难免灭顶之灾。
因为终朝牵挂丈夫“飘流无定”(第二十五出)，吴氏“望空化石，泪悲成堕，夜泣孤航”(第二十一出)，“终宵里、梦魂牵引，情思倍忧煎”(第二十七出)；占雯也是“晨昏盼，梦寐狂”(第二十一出)。吴氏这种“君行万里路，妾怀万里心”的刻骨铭心的思念(第十三出)，她和占雯这种“但愿无灾无祸到青蛉，载双亲离却兵争，早得归乡井”(同上)的向往，在精神上大大地缩短了“故乡”与“他乡”之间的空间距离，隐然成为两地亲人“纵分离悒怏，少不得团圆欢畅”(第二十一出)的心理内驱力。
要之，在《万里圆》传奇中，“万里寻亲”的寻访者一往无前，“万里宦游”的被寻者知机远隐，“怀万里心”的苦守者坚持无悔，在三个不同的叙事空间中，跨越“万里”的空间遥隔，流荡着一股浩然的乾坤正气和温馨的家人亲情，强有力地冲击着阅读者和观赏者的心灵。
五 对话空间的开放与多元
李玉《万里圆》传奇文本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学场”(literary field)。在这一“文学场”中，剧作者、阅读者、表演者与观赏者同时“在场”，他们的感受、想象与建构共置并生，形成一种独特的结构张力，拓展出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对话空间。
所谓“场”，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7)。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场”实际上是一个空间概念，文学场的生产本身也构成一个多元异质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由各种权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18)。因此，我们考察艺术作品，既要关注作品与有形的生产者(包括剧作者、阅读者、表演者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也要关注作品作为一种客观生产物与其他作品(包括现实的作品与历史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种关系构成的“文学场”，赋予艺术作品以独具的价值和意义。
李玉《万里圆》传奇文本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已然构成一个自足而开放的“文学场”，成为价值与意义的象征物，足以引发阅读者、表演者与观赏者的审美感受与文化思考。而阅读者、表演者与观赏者毕竟生活在特定的地域、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他们的审美感受与文化思考是由特定的地理空间、社会情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外部关系构成的“文学场”熏染与锻造而成的，这一外部的“文学场”潜在而有力地形塑了剧作者、阅读者、表演者与观赏者的审美感受与文化思考。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万里圆》传奇无疑从属于“万里寻亲型”的历史叙事，“其标准形态是：某人的父母在其幼时因故流落他乡，当其长大后，立志寻亲，不远万里，终于骨肉团圆”(19)。
在众多“万里寻亲型”叙事作品中，直接进入《万里圆》传奇，成为其“互文本”的作品，有元初南城(今属江西)黄觉经寻母事，和明正德、嘉靖间文安(今属河北)王原寻父王珣事(20)。《万里圆》传奇第十一出，插演“戏中戏”《节孝记》，扮演孝子觉经的仰思萱指着黄向坚，对同行客人说：“他也姓黄，我也姓黄；他寻父，我寻娘，岂非一样!”所以《万里圆》問世后，有人径将它称为《新黄孝子传》(21)。第二十三出，黄孔昭阅读李贽(1527—1602)《续藏书》中王原寻父王珣故事，感慨道：
想他有这样好儿子，十载寻亲；比如我家中死活存亡未保，有何人来寻我?[唱]他有儿得睹亲爹面，我无家怎得归庭院?[白]那王珣回家是六十四岁，我今也是六十四岁，咳，怎学得他来?阿呀，天那![唱]真个是同老他乡各异缘。
这两个“互文本”功能各异：“戏中戏”的设置从寻访者的角度着眼，表演黄觉经“为母捐躯，敢惜身遭困”，意在展现旅程空间中寻访者历尽艰险；《续藏书》的阅读从被寻者的角度设辞，叙写黄孔昭感慨王珣父子的相逢，意在披露身在“他乡”的游子对故乡“庭院”的思念。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万里寻亲型”故事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显然成为李玉创作《万里圆》传奇的“语境”。易言之，李玉乃是自觉地同文化传统中“万里寻亲型”故事进行对话，从而建构黄向坚万里寻亲的多重空间结构，并发掘黄向坚万里寻亲的社会文化意义。
但是，无论是元初的黄觉经寻亲故事还是明代的王原寻亲故事，都没有像黄向坚寻亲故事那样，刻意展现“适逢鼎革，关山阻绝，干戈载途”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背景(22)。在这一社会情境和历史背景中，黄向坚万里寻亲的艰难险阻，不仅来自于险恶的自然山水，更来自于动荡的社会政治。归庄《黄孝子传》记黄向坚入贵州后，“从此所历山川风景，所见官吏人民，别一气象，江南风俗变革六七载，忽睹此，如异国焉”。改朝换代后“山河依旧，人事皆非”的感慨溢于言表。汪琬(1624—1690)《题万里纪程》云：“当孝子旁皇羽檄之间，蒲伏无人之境，瓣发顶笠，言与服俱异，茧足黧面，绝无人色。远方之人视之，不猜为间谍，即操为匪类，其幸脱于刀刃剑锋者仅耳。”(23)动荡时代中兵燹无情、人心险恶的境况如在目前。
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背景里，传统道德所揄扬的“忠”与“孝”这两种观念，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为一种潜相交通的文化意蕴——“扬孝”意味着“褒忠”，“褒忠”必基于“扬孝”。朝邑(今属陕西大荔)人李楷(1603—1670)《黄孝子纪程序》称：“寰宇分合，自古已然。搆兵之际，民罹水火，仳离怨咨，骨肉永隔，子不舞斑，老不首邱，其可悲者，史不胜书。”并援引《戴记》：“孝者，所以事君也。”《礼纬》：“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进而阐发道：“盖《孝经》一书，天明地察，事君不忠非孝也。以子括臣，实无漏义。”(24)昆山人徐开任(1610—1694)《书黄孝子寻亲纪程后》议论道：“天降丧乱，至于申酉戌亥，其事不忍言矣。君亡之不恤，而黩货无厌，大厦既倾，犹自私营门户；又或屠戮其亲，而略无恻隐之心。则是君臣义废，父子恩亡，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含美，遐陬一县令耳，滇省失守，弃职躬耕以苟全；端木徒步于野兽锋镝之中，万里奉亲而归，非其忠孝根于心而能若是乎?”像这样“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忠孝萃于一门”，实属罕见(25)。
受时代风气的波染，李玉《万里圆》传奇中常见“忠孝”并称。如第二出黄孔昭一上场，就追溯自己是明初靖难之变中投水而死的“忠臣”黄钺(?—1403)的“后裔”(26)，并自诩：“传家忠孝，一脉书香尤绍。”全剧结尾道：“宫商谱入非游戏，为忠孝传人而已，莫作花柳彰闻绮语题。”(第二十七出)
这种以“忠孝”并称的观念，又见于第二十三出黄孔昭读李贽《藏书》的感言：
[白]我想李卓吾先生，一代伟人，千秋法眼。那《正藏书》斧钺古今，这《续藏书》揄扬昭代，俱堪不朽。[唱]凭着他卓识高才，早着却片言万卷。[白]这是徐中山、常开平诸公，这是方正学、铁鼎石诸公(27)，[唱]名臣开国勋猶展，忠臣靖难冰霜现。[白]这是孝义名臣，[唱]试看取孝义无亏有几贤。黄孔昭赞美李贽，着眼点正在“忠孝”二字。他认为，李贽以“千秋法眼”，用如椽史笔，书写忠臣孝子的事迹，“斧钺古今”，“揄扬昭代”。看来，李玉是隐然以李贽为榜样的，他自觉地以戏曲作品“为忠孝传人”，希图藉搬演黄孝子万里寻亲事迹，劝忠劝孝，以道德的力量振衰起敝，挽救世道。
于是在《万里圆》传奇的“寻亲”故事中，“万里”的空间概念中原本隐喻的“故乡”与“他乡”的遥隔，遂成为“故国”与“新朝”之别的深刻隐喻，“家乡”的地理空间扩充成为“家国”的政治空间。而“圆”则象征着超越“万里”的地理空间隔绝，既实现父子之间的亲人团圆，也实现从“他乡”回归“故乡”的地域团圆，还实现居“新朝”思念“故国”的精神团圆。因此，“万里圆”不仅仅揭示出一种有形的、实体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更建构了一种无形的、虚体的精神空间、文化空间。《万里圆》传奇建构的这种无形的、虚体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在由社会情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构成的外部“文学场”中，有效地确认了黄孔昭、黄向坚父子“离乡”与“归乡”的文化实践的价值与意义。
据说，黄向坚归乡后，友人问道：“奈何必以‘锦城虽好，不如还乡’为若翁劝也?”黄向坚慨然回答：“马思故枥，人思故园。此愚父子之鄙情也，不足为长者道。”胡周鼒记录这段对话后，深深感叹：“钟仪之操南音，庄舄之为越吟也，人孰有不怀其乡土，思其邱墓者哉?”(28)李楷《黄孝子纪程序》也肯定道：黄向坚迎其父归乡，“微但其身得承膝下之欢，使其父亦修禴祀于祖庙，无有阙遗。孝其亲，且成亲之孝，天下之言孝者，未之或先也”(29)。在这里，黄孔昭父子坚守之“人思故园”，胡周鼒揄扬之“怀其乡土”，李楷彰显之“修禴祀于祖庙”，都不约而同地充分体现出这样的文化取向：清初文人士子力图凭借“黄孝子万里寻亲”故事，确认自身在文化空间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从而体现自身作为“文化人”的存在、特性与价值。
注释：
①黄孔昭，字含美，明崇祯六年癸酉(1633)举人。黄向坚，字端木，号存庵、万里归人。传见于成龙等修、何洯等纂《江南通志》卷五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刻本，第20b—21a页；李铭皖等修、冯桂芬总纂《同治苏州府志》卷八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②黄向坚《寻亲纪程》、《滇还日记》，合称《黄孝子纪程》，收入鲍廷博辑刻《知不足斋丛书》第5册，清乾隆至道光间刻本。下文凡引此书，均不出注页码。据此书卷首胡周鼒(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黄孝子纪程序》，《纪程》之作，当在顺治十二年(1655)之前，《纪程》初刻，当在是年。
③归庄《黄孝子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归庄集》卷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9—414页。下文凡引此文，均不出注页码。
④王忭(1628—1702)《王巢松年谱》载：顺治十八年(1661)，其父王时敏(1592—1680)“七十，于正月中旬豫庆，召申府中班到家，张乐数日。第一本演《万里圆》，时人黄孝子事，见者快心悦目，真千古绝调也!”《丛书集成续编》第3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796页。这是著录《万里圆》传奇及其演出的最早文献。据此，《万里圆》传奇当脱稿于顺治十八年正月之前。
⑤李玉《万里圆》，现存旧抄本，《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据之影印。陈古虞等点校《李玉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即以此为底本。按第一出【汉宫春】曲中“洞庭几覆，孝通天、玉旨回风”一节内容，抄本已佚，当在第二十六出(叙黄孔昭父子等过贵阳关)至第二十七出(叙故里团圆)之间。然则现存抄本标出有误，原本至少应有二十八出。
⑥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实录”传统的论述，参阅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75—281页。
⑦[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2页。
⑧[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⑨这是李玉剧本经常采用的开拓地理空间方位之创作技巧，参阅侯淑娟《由戏剧情节地图看李玉“一、人、永、占”剧本的地理空间呈现》，台湾《东吴中文线上学术论文》第9期(2010.3)，第1—22页。
⑩此处当指顺治二年(1645)吴江人吴易(?—1646)等太湖抗清、清兵屠苏州等史事，参阅巫仁恕《明清之际江南时事剧的发展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一文所引史料，《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1期(1999.6)，第39页。
(11)黄向坚《寻亲纪程》云：至云南府，“有滇中人宦游于中土者，又有苏杭阻隔在滇者，凡属亲知，悉来寓，竞相叩问不休。”此乃叙写通过黄向坚实现的云南与苏州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可与《万里圆》传奇第十出对读。
(12)此出之前，第十四、十六、十七出均写黄向坚途中遇险事，第十五出写云南事；而第十八、十九、二十出，原本缺，按传奇戏曲分出交替叙事之惯例，其中当亦有写苏州事者。
(13)钱德苍辑《重订缀白裘新集合编》，六集卷二收《三溪》，九集卷二收《跌雪》，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79—1780页，册影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集古堂刻本，第32a—35b页，第52a—55b页。苏州市戏曲研究室旧藏《跌雪》、《三溪》抄本各一种。
(14)《节孝记》，元代南戏，徐渭《南词叙录》著录作《王孝子寻母》(王，当为黄)，张大复《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著录作《黄孝子千里寻母记》，阙名《曲海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卷三五著录作《节孝记》。剧作叙写元初南城人黄觉经，五岁时，因战乱与母亲失散，成人后立誓寻母，辗转奔波二十八年，终得母子团聚。事本《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传》。现存抄本《黄孝子传奇》，《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影印。《淖泥》，见此本卷上第十二出。
(15)见钱德苍辑《重订缀白裘新集合编》八集卷二，第8a—15b页。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现藏清同治五年(1866)处德堂钞本《打差》。
(16)陈瑚《确庵文稿·旌孝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册影印本，第327页。
(1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包亚明《文学场及知识分子的功能》，《天涯》1997年第2期。参阅[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70页。
(19)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89页。并参阅吕妙芳《明清中国万里寻亲的文化实践》，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册(2007.6)，第359—406页。
(20)王原寻父事，见李贽《续藏书》卷二四“孝义名臣”《王公》，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6种，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483—484页。此外尚有多种传记资料，小说也多以此为题材，参见吕妙芳《明清中国万里寻亲的文化实践》，第364页。
(21)袁栋《书隐丛说》卷一七云：“传奇有《新黄孝子》者。”《续修四库全书》第1137册影印清乾隆间刻本，第628页。
(22)黄向坚《寻亲纪程·序》。李玉《万里圆》传奇与明清之际社会状况的对读，参阅徐扶明《<万里圆>传奇的时代特色》，见其《元明清戏曲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99页；巫仁恕《明清之际江南时事剧的发展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1期(1999.6)，第5—48页。
(23)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钝庵前后类稿》卷四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0—881页。
(24)(29)《知不足斋丛书》本《黄孝子纪程》卷首。
(25)《知不足斋丛书》本《黄孝子纪程》卷末。
(26)《明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四三《黄钺传》，第4054—4055页。
(27)“徐中山”即徐达(1332—1385)，“常开平”即常遇春(1330—1369)，二人均为明开国功臣，传并见《明史》卷一二五，第3724页，第3733页。“方正学”即方孝孺(1357—1402)，传见《明史》卷一四一，第4018页；“铁鼎石”即铁铉(1366—1402)，传见《明史》卷一四五，第4032页；二人均为“靖难之役”殉难名臣。
(28)胡周鼒《黄孝子纪程序》，《知不足斋丛书》本《黄孝子纪程》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