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比较文学论文,述评论文,讨论会论文,第三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1983年和1987年两次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之后，中断了十多年的中美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双边理论对话于今年恢复。由清华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于2001年8月11-1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总主题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千年”。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1)比较文学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回顾；(2)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3)文化研究及其在中西方的不同形态；(4)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及其东西方变体；(5)全球化及其对未来人文科学的影响；(6)中西方重要理论家比较研究；(7)20世纪中美文学交流探讨；(8)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会议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和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麦克尔·霍魁斯特共同主持。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中美两国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其中中美双方分别派出正式代表15人和10人，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精神。本文仅从下面几个方面对与会代表发言的要点进行述评。
在当前的语境之下，讨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都无法回避全球化这个热点问题。布劳德海德（耶鲁大学）紧紧扣住全球化这个主题，一方面回顾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是如何在耶鲁发展成长乃至跻身于世界学术前沿的，另一方面又总结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他指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一词表示对一个旧的或既定的学科所做的新的工作。比较文学是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学科，但它同时也是跨文化历史的产物，它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大学内部或周围发生的交流形式的变化。当代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既含有文化的同质性，同时又保持各地方的文化差异，这确实是一个悖论，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可望成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之间不断进行协调沟通的鉴赏家。其次，由于比较文学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它需要提防一种隐含的概念霸权主义。在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来自与外域思想的交流和它们在新地域的新格局。如果我们让这种交流基于一种真正开放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形式。最后，在比较文学即将进行变革之时，它需要思索自身学科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什么。无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结果如何，它将不会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团体的结果，而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们的广泛对话的结果。孙景尧（上海师范大学）作为较早将这门学科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位国内学者，首先回顾了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特征，他接着指出，由于早期的比较文学已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在欧洲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实际上只能算是欧洲文化传统之内的文学比较，而从非欧洲或非西方的视角出发我们则可看出许多不同，而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进行这样的超越文化传统之外的文学之比较显然是没有效应的。因此中西文学关系是一种超越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理应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曹顺庆（四川大学）向会议提交了书面的论文，他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首先回顾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提出了一种超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构想，即中国学派的学术立场，其核心就是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即考察异质文化传统的文学，因此，实际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之境地。在他看来，这应当是比较文学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未来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得以跻身国际同行中显示出自身特征的资本。
比较文学的崛起从客观上打破了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但中国文学仍然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少受到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观照，为此王宁（清华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重写文学史和文学经典重构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建构或断代工作刚刚开始。为了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学史断代，首先应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处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背景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年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理由不仅是基于政治事件的考虑，更是因为这一时代本身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开放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整体的自觉的世界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则可延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因为自1976年以来，中国文学掀起了第二次“开放”和“走向世界”的高潮，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潮流，与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蔡振兴（台湾淡江大学）以最近在好莱坞获得极高票房价值和极大影响的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为个案，分析了文化上全球化的由东到西的运作之可能。他认为这一成功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且有可能为世界所接受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对此片的成功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但这种争论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电影文本的批评价值。冯川（四川大学）针对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普遍关注的“失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在国际学术交流史，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丧失了中国学者的立场和民族文化身份，相反，所取得的效果恰恰大于通过翻译的中介和仅仅与西方汉学界的有限度的对话。毫无疑问，随着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和在外语上的造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直接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讨论将成为可能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针对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命运，不少人都表示出了忧心忡忡。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探讨了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的权威性。他从对古往今来的西方文学及批评理论的回顾之角度论证道，文学的权威性源于对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对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时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一虚拟现实的重要特点是：我们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这部分虚幻现实，当作者把他们放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便永远无法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所以他认为，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谈到比较文学学者的重任时，他指出，要想了解另一种文学的精神实质，最好能够直接阅读书写那种文学作品的语言，虽然他本人通读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选，但他相信，距离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实质还差得很远，他甚至希望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以便能够学好中文。还有一些中美学者则从某一文学文本切入，通过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例如曹莉（清华大学）所选取的就是英国女性小说家A.S.白尔雅特的小说《占有》，虽然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中并不熟悉，但在英语文学界却十分看好，并被当作一部后现代文本来研究。通过细读，她发现，这是一部有着多重文学代码和意义层次的小说，因而其中显示出的不确定性和互文性特征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解构这一基点上的融合。
近几年来，在西方理论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话语的迫切性。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发言主要比较考察了两位西方思想家的交往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认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都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当作各自理论的出发点，这使得两人的理论达到了殊途同归的境地。他再次提出自己在上述两位思想家的启迪之下经过修正和发展的新理性精神。他指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主张中，现代性是个尚未完成的事业，交往理论就是现代性的实现。现代性不断需要反思与批判，在反思中推动文化的建设。这要比那种对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进行拆解、解构的理论要实在得多。巴赫金、哈贝马斯的部分有价值的哲学和诗学见解，无疑有助于我们重建维系着我们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文学的价值与精神。
麦克尔·霍魁斯特（耶鲁大学）同时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他的研究兴趣与钱中文十分相似，但切入点却有所不同。他在回顾了全球化语境下的种种“后学”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之后，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启蒙这个问题上。他论证道，启蒙的主体应当对任何试图理解全球化的当代人都显得至关重要，但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却会有所不同。正是通过试图克服这一障碍才能出现一种新的语文学，其中语言被作为协调启蒙赋予人类主体的各种二律背反的工具。通过对一系列启蒙时期的德国作家的发展线索的分析，他梳理出一条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本雅明、奥尔巴赫和巴赫金等人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这一传统却在当前关于全球主义的论辩中被人忽视了。
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和文化问题，在本次会议论文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文学与人类学的超学科比较研究之角度，探讨了跨文化生存和本土文化再阐释的可能性。达德利·安德鲁（耶鲁大学）是专门从事电影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他首先指出，世界电影已成为美国大学里开设的一门课程，教授这门本身有着一定局限的课程，应当弘扬一种辩证的研究方法，即要求我们既从电影本身的地方框架同时也从外在的视角出发来审视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构图并以“三角测绘”的方法来研究特定的世界电影之个案。毛思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的产物——影片《明天永远不会死亡》。他指出，以这部影片作为视觉文本分析的对象，我们可以运用某些当代后殖民理论来批判全球化、全球文化的诸方面以及新的符号帝国，因为后者强行赋予人们以一种对“地球村”的跨越民族界限的记忆。刘辛民（威斯廉大学）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内在他性特征出发，并从柏格森的心理流程理论之角度比较了中国20年代瞿秋白和90年代张承志写作的两部心路历程，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在新闻表现和哲学启迪之间作出选择的倾向，而且两部作品都揭示了从文本到视觉的叙述转向；此外，两部作品均努力以人的直觉来实现一些改变，同时也追求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现代主体性。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的这种心路历程是截然不同的，对当代读者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全球化给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的后果，它的一个积极结果体现海外的中国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既与国内的学者进行切磋交流，同时也与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进行对话，试图用汉学研究的新成果来改变那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孙康宜（耶鲁大学）探讨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美国汉学家的性别研究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互补关系。她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这在过去则是不可能的。在全球交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双向的过程”。这种双向过程对于真正的全球性理解是最好的希望之所在。西方的理论必须结合到中国研究中来，而中国研究必须借此来产生出特殊的基础性社会性别理论，这对于普遍的性别理论或是一种补充，或是一种挑战。关于性别批评的转化的这一双向交流过程也可以应用于比较文学的其他领域。
还有一部分学者在会上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问题和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乐黛云（北京大学）继续了她以往的研究，所关注的仍是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以及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她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到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这些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学艺术都可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文学研究的未来很可能就是建构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学研究将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作出重要贡献。张平功（佛山大学）基于对安瑟尼·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理解，探讨了全球化所导致的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益临近，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术语，但这其中也有不少误解和误用。实际上，全球化的进程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影响的驱使，而伴随全球化话语而来的则是身份问题。尽管全球力量也许是具有压迫性的，并且侵蚀了传统和身份，它们同样也为人们从新建构和创造新的身份和认同提供了参照框架。肖鹰（清华大学）也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身份问题，但是他的切入点主要是当代一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不同态度：有人欢迎，有人抵制，也有人觉得无可奈何，更有人对这一现象抱着开玩笑的态度。这些不同的态度说明全球化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知识生活和文学生产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从而成为我们研究考察的对象。
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界，探讨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已经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新课题。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而言，翻译外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因此研讨会上的一些学者也探讨了翻译在文学比较和文论旅行方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赛瑞斯·哈姆林（耶鲁大学）追溯了比较文学的先驱I.A.理查兹对翻译、阐释和教育所作的贡献。理查兹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语义学派”的创立者，曾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课程，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草创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评述理查兹对比较文学在清华的崛起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也以理查兹的学生的身份，追忆了理查兹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传统的阐释和教育经验，使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批评大师。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考察了西方理论是如何进入当代中国并且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欢迎的，并且指出了不同的批评家对西方理论的挪用而产生出的新的意义。由此他强调了理论翻译在另一种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理论建构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比较文学的语境之下探讨翻译本身就有助于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
还有一些论文分别探讨了性别政治和同性恋话语、以现代上海为个案的现代都市文化分析、从接受角度进行的文化接受个案考察以及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对严肃文学的挑战等课题。吉野健司（耶鲁大学）探讨了日本出现的同性恋话语和反同性恋话语的互动作用，虽然这二者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在日本的语境下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詹姆斯·沃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通过经验研究考察了前苏联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作为心理学家的他仍然从阅读文学和理论文本出发，从而达到了文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之跨学科境地。张旭东（纽约大学）以最近在上海出现的一种文化怀旧倾向为出发点，探讨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对“自然—历史”定位的不懈的追求，也即不停地寻找那些已失去的家园和身份。与一般的城市对前资本主义的家园的寻找形式不同的是，上海的怀旧情绪有着独特的记忆，并且与普遍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有着一定的认同。同时，被压抑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它的阶级意识，主体性，对私有财产的迷恋以及对自主的内在性追求等等——均成为一种梦中的意象。上海怀旧感的含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物，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对现代主义“非领地化”的批判性思考。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之典范。
整个三天的会议是在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期间，组织者还利用北京的天时和地利，组织了小型的中美青年学者座谈研讨会，讨论了生态批评和文化身份等当今学术前沿课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精心安排下，与会的部分中美学者还和部分中国作家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翻译以及文学的市场等问题，使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直接的了解。精选论文将分别结集为中英文两种版本。与会的中美学者对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各抒己见，直接用英文进行了有效的对话，从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应当恢复定期的交流，这种关系应当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双边学术交流关系。经过磋商，会议决定于2004年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共同在美国举办第四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届时将有一批理论素质好且掌握了外语技能的中青年学者走上研讨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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