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源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一个批判性文献综述
梁增贤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 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旅游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相关研究缺乏理论贡献。本文试图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源流，比较分析各种研究方法和量表，并对旅游领域幸福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本文指出，主观幸福感属于生活质量范畴，有着多种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如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原真快乐理论、幸福主义理论和目标清单理论等。基于不同哲学基础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每一种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都有其优劣势和适用条件，需加以区分。旅游研究未来应该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基础，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设计，避免随意关联的因果分析，多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关键词： 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享乐主义；幸福主义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的构念（construct）（Maddux，2018），也被翻译为主观幸福（方纲、风笑天，2009），是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重要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范畴比主观幸福感宽泛，包括客观指标如综合生活质量（ComQol）（Cummins，1997）和主观指标如主观幸福感、快乐（happiness）等。事实上，心理学里的幸福可以分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简称PWB）（丘海雄、李敢，2012）。前者一般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价；而后者强调人的潜能（Ryff，1989）。主观幸福感是个体通过实际与理想生活状态的比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Diener，Suh & Oishi，1997；Diener，2000），是一种积极心理。它包括人们在自己生活中某一个时刻或一段时期（如一年）所形成的对某一事件（event）、生活满意度、实现感（fulfillment）以及工作、家庭、婚姻等生活领域满足程度的情感反应、情绪和判断（Diener，Oishi & Lucas，2003），即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对现实与期望的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比较感受，以及对其享乐水平的情感反应（hedonic level of affect）（Veenhoven，1984）。
早期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经典研究一直影响至今。例如，Cantril（1965） 在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一书中所建立的肯切尔阶梯（Cantril Ladder）备受推崇，每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都在使用（Helliwell，Layard & Sachs，et al.，2017）。最早对多个学科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进行综述，并试图提出普适定义的是Wilson（1967）以及Campbell、Converse和Rodgers（1976）。其中，Wilson（1967）的研究“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严标宾、郑雪、邱林，2004），在此之前的研究被认为是定性的、以哲学思辨为主，之后的研究呈现出科学化、实证化特征（王燕、李悦、金一波，2010）。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Diener（1984）发表的“Subjective Well-being”一文。这篇论文在谷歌学术的引用率已经高达12 121次① 查询时间为2018年9月16日16时。 ，目前是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Diener指导的许多学生和带领的研究团队也继承和发展了其研究成果（Larsen & Eid，2008）。
近年来，主观幸福感一词在旅游研究中使用广泛，涉及居民（Nawijn & Mitas，2012；Liang & Hui，2016；Chi，Cai & Li，2017；Ivlevs，2017；梁增贤，2018）、游客（McCabe & Johnson，2013；Su，Swanson & Chen，2016；de Bloom，Nawijn & Geurts，et al.，2017）和旅游就业者（梁增贤、黎结仪、文彤，2015；Lee，Choo & Hyun，2016）等多个领域。旅游主观幸福感研究大量涌现的同时，许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第一，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不清，一些研究甚至混淆了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哲学基础的幸福感（well-being）② “well-being”或“wellbeing”也被医疗旅游研究者翻译为“健康”（Hartwell，Fyall & Willis，et al.，2018）；在经济学领域被翻译为“福利、福祉、幸福及幸福感”。 概念。第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多样，测量量表众多，还有衍生的、简化的、情境化的，甚至所谓本土化的量表，容易导致研究者误用。第三，许多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并没有找到“旅游”的特殊性，只是给现有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而已。那么，“旅游”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具有哪些优势和特殊性？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即为本文写作之目的，以期为在旅游研究中更好地应用主观幸福感理论提供指导。
一、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渊源及其哲学基础
主观幸福感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思考，而这种思考通常是道德理论（ethical theory）研究的重要领域，涉及一系列关于价值的追问。尽管一些学者用幸福感代替美好生活，但二者有明显的差别。美好生活包括了幸福感以及美德（virtue）甚至审美或其他关于“美好”的价值判断；而幸福感在大多数情境中与价值无关。Parfit（1984）将幸福感理论分为3类：享乐主义（hedonistic）理论、期望（desire）理论和目标清单（objective list）理论。Haybron（2008）将幸福感理论划分为5类：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原真快乐（authentic happiness）理论、幸福主义（eudaimonistic）理论和目标清单理论（见表1）。
表1 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渊源
Tab.1 Theories of subject well-being
续表
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和原真快乐理论中的幸福感概念都已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其中，原真快乐理论保留了享乐主义理论和期望理论中关于主观体验和个体差异的考虑（Sumner，1996），并使用了一个替代指标——快乐（happiness）（Haybron，2000/2003）。快乐又称快乐感，包括快乐主义（hedonism）（Kahneman，1999）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Ehrhardt，Saris & Veenhoven，2000；Wang，2017）两类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在旅游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Neal，Sirgy & Uysal，2004；Kim，Uysal & Sirgy，2013；Woo，Kim & Uysal，2015；Wang，2017）。生活满意度反映的是个体对其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价，它主要基于个人理性判断，不易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比较适用于测量旅游地居民的长期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必然接受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的选择上，也反映在研究数据和信息所呈现的特征上。因为受访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答不仅包括瞬时的情感反应，也有情境化的判断因素（Kahneman，1999）。受访者的回答会受到一系列情境因素的影响，甚至有时候是无意识的（Leffert，2016）。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处于不断变化中，而非固定的。这就意味着短期主观幸福感相较于长期主观幸福感更容易被测量（Diener & Larsen，1984）。
以AES算法为例，在设计加解密算法硬件模块时以分组算法为基础。将明文按一定长度分组，明文组经过加密运算得到密文组，密文组经过解密运算（加密运算的逆运算）还原成明文组。分组算法分组可使用128、192或256位甚至更高位的密钥，可对应10、12等轮数[13]。分组算法的示意图如图9所示。
选择何种定义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上述不同定义的主观幸福感在测量结果上是高度相关的。例如，享乐主义幸福感和幸福主义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在0.76至0.92之间（Waterman，1993；Waterman，Schwartz & Conti，2008；Maddux，2018）。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定义可能存在某种“道德层次”（moral hierarchy）（Kashdan，Biswas-Diener & King，2008），幸福主义的（eudaimonic）幸福感可能比享乐主义的（hedonic）幸福感更具道德性（Ryff，2017）。主张幸福主义幸福感的人甚至认为美好生活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Kashdan，Biswas-Diener & King，2008），与我国荀子的“生活之道”有内在一致性（孙伟，2015）。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幸福感不仅是科学概念，而且是社会建构（Fried，2017），即可能并没有绝对正确和普适的主观幸福感，而是研究者选择了某种定义的主观幸福感，就认同了某种价值、道德和伦理。因此，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所呈现的国别、族别和地域差异，主要是由于样本所代表的人群来自秉持不同价值、道德和伦理的文化圈（Diener & Diener，1995；Joshanloo，2014）。
7月10日，在二师三十四团建在生态保护区的瞭望塔上放眼望去，只见远处连绵的沙包波浪般起伏，近处一丛丛梭梭、红柳生机盎然，树林中三五成群的野鸡悠闲地啄食，麻雀百灵斑鸠等鸟儿在树枝上鸣叫，这一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是该团重视生态建设的结果。
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
1.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幸福主义理论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eudaimonia）的思考，强调至善。幸福作为至善所需要的德性就是能够实现“最高目的”的德性，即整全（complete & perfection）的德性（陈斯一，2018）。幸福主义是心理幸福感（PWB）的理论基础，而著名的心理幸福感量表（SPWB）（Ryff，1989）就是基于该理论建立。然而，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哲学直接具体化到量表的实证测量是有问题的，难以获得广泛认可（Biswas-Diener，Kashdan & King，2009；Huta & Waterman，2014）。与幸福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牢固哲学基础的目标清单理论。
主观性既是主观幸福感的优势，也是其“硬伤”。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定性材料用以评估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是早期研究常用的方法（Thomas & Chambers，1989；Wood & Johnson，1989）。尽管定性材料可能比量表数据更能呈现受访者幸福感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但由于定性研究在操作上的主观性和灵活性，以及定性材料难以转化为案例间可比较的维度，主观幸福感的定性研究逐渐让位于定量研究。在旅游领域中，除少数研究（Buzinde，Kalavar & Melubo，2014；Moscardo，Konovalov & Murphy，et al.，2013）外，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定量方法。
事实上，定量研究也无法规避主观性。受访者是瞬间迅速作出反应的，大多数人不会长期积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判断，也就不可能通过调用长期记忆作出理性回答。这种瞬时的回答受到访问情境、生活中特殊事件和记忆的显著影响（Schwarz & Strack，1999）。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对外部因素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加之其个体间测量结果差异较大，受个体生活事件尤其是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很大（Diener，1994）。因此，为最大程度降低干扰，主观幸福感的定量评价就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维度，严格控制其他因素，详细交代调研的具体过程和情境（Schwarz & Strack，1999）。然而，这却是旅游研究中经常忽视的，一些旅游学者以为只要采用经典量表，选择哪个案例情境和群体都可以，因而对研究案例情境和调研过程交代很少。
尽管主观幸福感是不断变化的，但在一段时期内的波动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每个人仅关注少数生活领域，而这些生活领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判断不完全来源于对自身现状的检视，也来源于对目标、理想、过去、未来以及他人等参照系的比较（Michalos，1985；梁增贤，2018）。在一个成熟固化的社会中，这些参照系的变化不大，主观幸福感也就相对稳定。然而，我国许多旅游地发展迅速，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较大，居民间生活质量差距扩大，主观幸福感的变化就很大（梁增贤，2018）。因此，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主观幸福感研究所面临的特殊情境。
罗漠一个字都没有回，仿佛这喧嚣与他无关，这热烈与他无关，他超然地跳出圈外，冷眼旁观。平日里他是友善的，可阮小棉的帖子把他变成了冰，他定是痛了吧，定是在哪个阴暗角落想起了楚西，不允许自己背叛爱情。
2.自陈量表研究方法
比较两组患者的面神经功能改善情况。面神经功能采用中文版Sunnybrook面神经评分系统[5],包括静态分、与健侧相比随意运动对称性评分、联动分级3个维度17个项目,总分0-100分,分数越高,面神经功能越好。患者出院时进行评估。
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主要分为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两大类。享乐主义幸福感量表包含积极情感（PA）、消极情感（NA）和生活满意度3个维度（Lucas，Diener & Suh，1996；Arthaud-Day，Rode & Mooney，et al.，2005），即三重主观幸福感模型（Tripartite Model of SWB）（Busseri & Sadava，2011）。Lischetzke和Eid（2006）进一步阐释了三重主观幸福感模型（见图1）：第一，生活质量领域包括对总体的和对多个具体领域的测量；第二，受访者的回答可以是瞬时的反应，也可以是一段时期内的惯常回答；第三，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情感和情绪。在旅游研究中，McCabe和Johnson（2013）以三重主观幸福感模型为基础，仅在具体生活质量领域上使用了英国家庭固定样本调查（BHPS）量表。类似混用或简化使用量表的现象在旅游研究中较为普遍，还有些学者舍弃模型中的情感测量后，仅使用生活满意度（LS）量表测量长期幸福感。这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测量出来的幸福感并不完整。
图1 主观幸福感框架模型
Fig.1 Framework model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Lischetzke 和Eid （2006）的研究调整而来。
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是较早开发的情感测量量表，由10个题项（5个PA，5个NA）组成，用“是”和“否”回答（Bradburn，1969）。Kamman和Flett（1983）开发的Affectometer 2量表包括10个情感方面，每个方面用4个题项测量，共计40个题项。最常用的是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ANAS）（Watson，Clark & Tellegen，1988）和瑞典核心情感量表（SCAS）（Västfjäll，Friman & Gärling，et al.，2002）。前者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包括10个PA和10个NA题项；后者包括两个维度，即效价（valence）和刺激（activation）。一些学者基于SCAS建立了旅行满意度量表（STS），用以测量游客在旅途中的瞬时情感（Ettema，Gärling & Eriksson，et al.，2011）。Diener、Wirtz和Tov等（2010）开发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积极和消极体验量表（SPANE）用以替代前面两个经典量表。此外，弗迪斯幸福测量量表（FHM，仅有3个题项）（Fordyce，1977）、NEO人格调查表（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可以测量受访者长期的情感）（Costa & McCrae，1980）和主观快乐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仅有4个题项）（Lyubomirsky & Lepper，1999）也常用于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
不行，决不能让它进去！紧急关头，青辰再也沉不住气，他胆气上涌，攥紧粗木棍，便欲从藏身的大树后跳出。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不远处的天葬场中，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通常采用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或具体生活质量领域满意度量表，或同时采用。最常用的量表是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Diener， Emmons & Larsen，et al.，1985）和个人幸福感指数（PWI）（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2006）。Lee、Choo和Hyun（2016），Sirgy、Kruger和Lee等（2011），Lin、Chen和Filieri（2017）等学者就曾在旅游研究中使用SWLS量表。Pavot、Diener和Suh（1998）在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基础上，提出了时序生活满意度量表（TSWLS，Temporal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该量表包含15个题项，并被证明适用于我国情境（Ye，2007）。此外，前文所述的肯切尔阶梯（Cantril，1965）、主要用于测量青春期前儿童的多维度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Huebner，1994）以及专用于测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SS）（Neugarten， Havighurst & Tobin，1961）也经常被用于旅游研究中。LSS后来还被发展出多种变型，例如生活满意指数A（LSIA）、生活满意指数B（LSIB）和生活满意等级评定（LSR），用于测量其他人群。
幸福主义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使用个人幸福感量表（PWS）。PWS量表包含6个维度（共32个题项）：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个人成长、生活目标、环境控制和自主性（Ryff，1989）。许多学者不断修正和拓展PWS量表的维度使之情境化。Waterman、Schwartz和Zamboanga等（2010）也开发了一个包含6个维度21个题项的幸福主义幸福感问卷（QEWB），但维度内容与PWS完全不同，包括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个人最佳潜能的发展感知、生活意义和目的感、努力提高个人品德、活动的积极参与和个人表现出的活动乐趣。Diener、Wirtz和Tov等（2010）开发了一个更为简洁的丰盈量表（Flourishing Scale），只包括5个维度，即社会关系、生活意义和目的感、自尊与乐观、胜任力及参与度、日常生活兴趣。此外，牛津主观幸福感问卷（OHI，包括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共29个题项）（Hills & Argyle，2002）和个人表现活动问卷（PEAQ）（Waterman，1993）也常被使用。幸福主义理论的量表在很多时候测量的不是生活质量本身，而是人们获取美好生活的能力。这反映了幸福主义和享乐主义幸福感在哲学基础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对二者随意混用是有问题的。
3.非自陈量表与混合研究方法
阶梯法是一种结构访谈法，有硬阶梯法与软阶梯法两种形式。本文采用硬阶梯法，即通过编辑结构式问卷，通过特定的指令，让受访者选择产品属性再选择这些属性所能带来的结果，并进一步获得被访问者使用产品的最终目的，即个人价值观，形成“由下而上”的阶梯。
然而，自陈量表与非自陈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很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陈量表并不能全面揭示主观幸福感，仍然需要其他研究方法作补充（Diener，1994）。一系列非语言的记录可以进一步帮助精确评估主观幸福感。例如，受访者的手势、姿势、神态、语气、语调、表情都能提供情感信息；面部表情法（facial expression）就是通过分析照片或视频中人物的面部表情来测量情感的（Mendes，Severo & Lopes，2012）。借助脑动仪、皮电仪、眼动仪等医疗设备，激素、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和心率等生理指标也可以在研究中测量。此外，心理学还提供了很多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包括同行评价法（peer report）、线人报告法（informant reports，访问邻居、朋友、家人）（Pavot，Diener & Colvin， et al.，1991）、观察法、情感侦测法（如快速回忆幸福体验）、认知评价法（如填词法、词汇识别法）等（Sandvik，Diener & Seidlitz，1993）。
因此，研究者应该针对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概念和量表，设计调研方案，克服数据获取的困难，而不是根据调研情境和数据获取的便利性，随意拼接、调整、简化量表。
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2166，也就意味着以总税负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应当接受原假设，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近年来，新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使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衍生出许多新的方法，但非语言记录通常仅聚焦于受访者的情感和情绪测量，不能完全反映主观幸福感。自陈量表仍是相关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一方面，自陈量表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Diener，1994），另一方面，不同界定的主观幸福感自陈量表评估结果相对稳定（Schwartz & Strack，1999），不仅体现在不同时间点和时间跨度之间，也体现在不同情境下（Diener，1994）。混合研究方法是未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趋势，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主观幸福感（Diener，1994），然而，旅游研究中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评估主观幸福感的仍然鲜见。
尽管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可能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建立，但不同自陈量表的测量结果高度相关，甚至一致。例如，LSS与LSIA量表的相关系数就高达0.81（Pavot，Diener & Colvin，et al.，1991）；D-T量表与FHM量表的相关系数也为0.62（Sandvik，Diener & Seidlitz，1993）。像D-T这类单一题项的量表虽然不能反映主观幸福感的复杂性，但其测量结果与复杂量表高度相关。因此，在一些研究中使用单一题项量表仍具有科学性。
思想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关系，如果用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辨证观点来看，就会发现，如果思想文化工作做得好，是能够促进生产经营建设发展的；如果思想文化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甚至会阻碍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因此，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思想文化只有融入生产经营，围绕生产经营做工作，才能充分发挥生命线的作用。
三、旅游领域中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反思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关键概念，既受许多因素影响，也会影响许多变量。遗传基因（Lykken & Tellegen，1996）、个性特征（Strickhouser，Zell & Krizan，2017）、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等都已经被证明会影响主观幸福感（Maddux，2018）。旅游发展或旅游体验也被认为会影响主观幸福感（Liang & Hui，2016）。对主观幸福感和旅游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旅游（有时候纳入到休闲中）作为某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进行研究（Dolnicar， Yanamandram & Cliff，2012；Chen，Lehto & Cai，2013；Kim，Lee & Uysal，et al.，2015）；二是将旅游作为外部变量（或扰动因素），探讨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McCabe & Johnson，2013；Kim，Uysal & Sirgy，2013；Guo，Kim & Chen，2014；Woo，Kim & Uysal，2015；Liang & Hui，2016）。对旅游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界定不同，对因果机制的探讨就要有所区别。
1.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基础
一些旅游研究认为，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是可以互相替换（Kim，Lee & Uysal，et al.，2015）甚至是等同的概念。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如此。诚如前文所述，各种享乐主义量表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Pavot，Diener & Colvin，et al.，1991；Sandvik，Diener & Seidlitz，1993），差异较小。主观幸福感内部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也可能存在高度共线性（Pavot，2008），以至于某些研究者为规避共线性干脆只用生活满意度代替主观幸福感。这种“取巧”的方法在旅游研究中比较常见，因此，各种量表的测量结果在大多数情境下的差异是不显著的。然而，基于不同主观幸福感定义的量表，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不同，尽管测量结果相似，但对结果的解释差异就很大。为此，一些研究就使用宽泛界定的主观幸福感概念以规避此问题。然而，使用宽泛界定的主观幸福感概念会使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也很难取得知识积累。
还有一些研究使用的是从多个经典量表遴选出来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题项。这种拼接自制的“量表”既没有统一的哲学基础，其测量结果也很难与其他研究比较。更多的研究可能是根据案例地或人群的实际情况修改量表甚至开发新的量表（Andereck & Nyaupane，2011；Chen，Lehto & Cai，2013；Liang & Hui，2016）。笔者认为，只要量表的调整坚持一致的哲学基础即可。
2.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设计
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呈现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部分研究是数据导向而非问题导向的，只要客观数据易于获取，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就被推崇。在一些没有客观统计数据的地理单元，抑或对流动而随机的群体的讨论中，主观幸福感就成了最佳选择。旅游研究中采取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如何，而非研究问题。尽管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但这种让研究问题将就数据可获得性的长期倾向并不可取。
第二，主观幸福感是基于一定哲学基础建立的一整套指标体系，通常具有稳定的结构，并经过长期实证检验。一些旅游研究倾向于“简化”题项，如Ivlevs（2017）各用一个题项分别代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de Bloom、Nawijn和Geurts等（2017）也采用了单一题项测量。还有一些研究将本已简化为4个题项的主观快乐量表（SHS，只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方面）（Lyubomirsky & Lepper，1999）再简化为3个题项（Su，Swanson & Chen，2016；Lv & Xie，2017）。更多的旅游研究只关注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方面（Woo，Kim & Uysal，2015），而缺少情感测量。只用情感量表或只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能否代表主观幸福感暂且不说，毕竟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也存在这样的做法（Pavot， 2008），但高度简化的经典量表所得到的测量结果是否还是主观幸福感，这也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第三，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是有时限性的。昨日重现法用的是第二天的记忆，对于瞬时回复或过长时间的记忆就不太适用。体验取样法通常用于收集瞬时情感反应，不适合用于探讨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这类相对长时间的问题。对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最好采用惯常的回答（Liang、Hui，2016）或两周以上较长时间的记忆（Chi，Cai & Li，2017）。对于旅游者而言，如果要测量多个时点的主观幸福感（de Bloom，Nawijn & Geurts，et al.，2017），则应采用测量瞬时反应的量表，否则不同时点的结果可能差异不大，容易得出“旅游者在旅行前、中、后主观幸福感变化不显著”的错误结果。如果仅仅是测量旅游后的瞬时反应，也不适宜使用惯常回答的量表。
非自陈记录主要分为瞬时测量（real-time measures）和回忆测量（retrospective measures）两大类。瞬时测量的方法有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Csikszentmihalyi & Larson，2014）、生态瞬时评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Stone，Shiffman & Devries，1999）。回忆测量的方法有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Kahneman，Krueger & Aschkade，et al.，2004）和U指数法（U-index，记录受访者表达高兴或不高兴情绪的次数比例）（Kahneman & Krueger，2006）。
定量数据的获取主要依赖自陈报告（self-report）。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基于不同界定的主观幸福感自陈量表，并引介到旅游研究中。早期的主观幸福感使用单一题项测量。例如，Andrews和Withey（1976）开发的D-T量表，只包含1个题项，即“你感觉你的总体生活状况如何？”。随后，自陈量表从单一题项向多题项发展，从单一维度向复合维度测量演化，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top-down），基于倾向因果/识解理论（dispositional/construal theories）开发（Lyubomirsky & Dickerhoof，2010）。选择该路径的学者认为人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主要受生理、性情和个性等自我因素影响，而非具体的生活领域。一些研究证明，遗传基因能够分别解释人们现在和长期主观幸福感50%和80%的差异（Lykken & Tellegen，1996）。二是自下而上（bottom-up），基于生活环境理论（life circumstance theories）开发。选择该路径的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个体生活的环境（Diener，1984），基于多个具体生活领域（如家庭、工作等）的评价。依据以上两个路径开发出来的量表，可能存在相互干扰（interreferential）的情况（Diener & Emmons，1985），应避免同时使用。然而，一些旅游研究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3.避免随意关联的因果分析
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许多的旅游研究表面上主要讨论生活质量（Budruk & Phillips，2011；Uysal，Perdue & Sirgy，2012），而实际上探讨的是主观幸福感（Neal，Sirgy & Uysal，1999；Lloyd & Auld，2002）。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探讨旅游活动、行为或体验对旅游者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Neal，Sirgy & Uysal，1999；Lloyd & Auld，2002；Dolnicar，Yanamandram & Cliff，2012； McCabe & Johnson，2013）；二是探讨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含就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梁增贤、黎结仪、文彤，2015；Liang & Hui，2016；别婉文、梁增贤、王彩萍，2017；梁增贤，2018）。然而，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仍然是初级的，难以准确揭示旅游中的主观幸福感问题。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亟需解决以下问题。
研究主观幸福感对其他构念的影响时也需要谨慎。现有的旅游研究已经在讨论主观幸福感与居民旅游态度（Woo，Kim & Uysal，2015；Liang & Hui，2016；Chi，Cai & Li，2017）、风险承担（McCabe & Johnson，2013）、顾客满意度（Su，Swanson & Chen，2016）、职业幸福感（Lee，Choo & Hyun，2016）、地方认同（Lv & Xie，2017）、重游意愿（Kim，Lee & Uysal，et al.，2015）等一系列构念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基于幸福主义理论建立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要测量的是人们获取美好生活的能力，而基于享乐主义理论建立的量表主要测量的是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不同定义的主观幸福感与其他构念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所有的因果关系必须具有理论基础，才能用数据去验证。
四、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概念，也是社会建构，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不同理论来源的主观幸福感概念又各自发展出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每一种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都有其优劣势和适用条件，然而部分旅游研究可能忽略其哲学基础和适用条件，错误使用或盲目开发新量表，甚至探讨一些可能理论基础并不牢靠的因果关系。研究成果发表了很多，也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可能缺乏可比性和推广性，难以取得有效的理论贡献（秦宇，2017）。
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不完全是旅游领域所独有的。主观幸福感各构成之间的共线性、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研究过于“主观”或过于情境化等都是主观幸福感研究本身的缺陷（Pavot，2008）。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主观幸福感哲学基础的多元性和概念的非统一性，旅游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可能很难产生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关键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研究背后所反映的价值、道德和伦理，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研究的理论和技术上的缺陷。主观幸福感本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于旅游研究者而言，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应该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基础、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设计、避免随意关联的因果分析，详细阐释案例情境和调研过程，控制外部干扰因素，做更精确可靠的研究。
2.研究展望
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是主观幸福感研究所面临的特殊情境。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研究者可以在较短时期内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时态演化特征；另一方面时间越短，外部干扰越少，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探讨少数干扰因素（如旅游）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从早期测量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探讨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主观幸福感模型、揭示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解释理论的阶段，发展到跨文化、跨区域比较以及检验特定干扰因素（如旅游）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阶段。对于我国的旅游学者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理，对课前预习效果、课堂学习效果、课后拓展效果、求助渠道畅通、学习监控与反馈建立判断矩阵 V1，V2，V3，V4，V5。分别如表 5、表 6、表 7、表 8、表9所示。
第一，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和我国本土化理论的建设。前文提及的大多数量表都基于欧美国家情境发展而来，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可能在基本理念和整体结构上有别于西方（边燕杰、肖阳，2014）。例如Liang和Hui（2016）在欧美学者的旅游生活质量量表（TQOL）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情境化调整，增加了个人与家庭生活领域，提高了TQOL对中国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未来，更多基于中国情境的旅游主观幸福感研究将有可能建立新的模型和解释理论。
第二，长期与短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存在的。以往研究都是分别独立讨论长期或短期幸福感。然而，个体常态的旅游体验可能对长期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某一次旅游体验可能对瞬间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旅游者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可能存在长期与短期的综合。那么，长期与短期主观幸福感在旅游中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就有待进一步讨论。
第三，主观幸福感与居民态度、旅游者行为意向、满意度等一系列旅游相关变量之间能否建立因果关系以及具有怎样的影响机制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尽管这个方向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存在前文所述的问题和缺陷，未来需要开展更为精确可靠的研究，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积累。
第四，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应该成为未来旅游研究的趋势，以规避单一研究方法、单一数据来源造成的偏差，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探讨主观幸福感。
3.研究不足
本研究可能存在两点不足：第一，虽然笔者已检索查阅与主观幸福感研究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旅游研究中该领域的较高被引频次的文献，但仍可能存在疏漏。第二，由于主观幸福感所使用的很多哲学理论和概念在国内并没有统一的翻译，甚至一些概念没有被翻译过，因此本文可能存在一些翻译不妥之处，为便于勘误，本文保留了这些概念的英文表述。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具世界性眼光的作家之一。他认为有资格获得诺奖的，必须是世界顶级大师，而这份荣誉，中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作家当下还难以企及。鲁迅明白，之所以有人想提他的名，不过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诺奖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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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ourism Research : A Critical Review
LIANG Zengxia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in tourism research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s, but misunderstanding, misusage, and confusion remain.This paper aim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and new trends of SWB and makes critical reviews on its tourism studies.SWB is both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and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filed of quality of life (QOL) study.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WB began nearly 100 years ago, and has been shap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efforts of Ed Diener and his team.Unfortunately, one continuing problem of SWB is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concep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WB, since it has multiple origins of philosophy and theories, such as hedonistic theories, desire theories, authentic happiness theories, eudaimonistic (or “nature-fulfillment”) theories and list theories.Among these above, hedonistic is widely accepted as a ma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measurement scales, catering to various contexts and research purposes.Eudaimonistic and other theories have also developed some scales.Each scale h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applicable condition.However, some studies ignore or misunderst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 of SWB scale, and raise some problematic conclusion, such as oversimplification of classic scale, misusage in unsuitable situation, mis-synthesis of scales with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origins, misinterchange of QOL, GL, LS and SWB, and even examination on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WB and various constructs that without or with less theoretical connection.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QoL);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Life Satisfaction (LS); Hedonistic; Eudaimonistic
［中图分类号］ F59
Doi： 10.12054/lydk.bisu.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38（2019）03-0071-22
［收稿日期］ 2018-09-26；
［修订日期］ 2019-04-10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旅游消费移民主观幸福感与管理提升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增贤（1984— ），男，广西南宁人，人文地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旅游地理学、主题公园、城市旅游、休闲与生活质量。
通讯作者 。E-mail：liangzx3@mail.sysu.edu.cn
［引用格式］ 梁增贤.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源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一个批判性文献综述［J］.旅游导刊，2019（3）：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