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现代化：挑战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回首以往，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我们在计划生育的推动下，创造出生育率急剧降低的世界性“奇迹”，使人口发展得以超前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走上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面对新的世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口将走向何方？人口学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再一次面临抉译。
90年代初，我国已故的著名人口学家刘铮教授曾经率先提出了“人口现代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并特别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现代化应该超前于经济现代化。在当时的学术界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引起了关注。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口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变化时期。21世纪，我们不仅要经历人口从长期持续增长向“零”增长的转变，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减少，而且要面对人口急剧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继续迅增等人口结构剧烈变动的挑战与考验。这一切，都将以中国人口进一步全面出现内在“质”的变化为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因此可以预见：21世纪将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崭新的时代需要崭新的实践，崭新的实践呼唤开拓、创新的理论。为此，本期论坛将视线投向了虽很不成熟、但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中国人口现代化：挑战与展望”这一重要命题。什么是人口现代化？应不应该提出人口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可不可能对人口现代化程度进行度量？以及人口现代化对21世纪的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等等，都将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口学家的创新尝试：人口现代化之管见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在人口学科的发展史上，人口学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完善对人口发展状况的描述和理论解释。人口转变理论，生命表技术的发展，人口素质和人类发展指标体系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由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对人口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描述的努力虽绵绵不断，但为学术界所认可的成果实难以令人满意。
由刘铮教授提出的“人口现代化”的概念首先应被视为一种理论创新的尝试，它提出了一个能涵盖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包容各种理论成果的综合描述和理论分析的框架。“人口现代化”概念的主体是对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的综合描述，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人口过程、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就分析的理论框架而言，则包括对推动人口现代化过程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动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即包含了上一世纪人口科学的主要理论发展。
“人口现代化”是以一组互动的指标体系对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的综合描述。人口学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多层面的，但人口研究的重点无外乎人口过程、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在人口学家那里，人口过程主要包括出生、死亡和迁移及城市化。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是20世纪国际人口学界对人口过程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其后许多学者都以此为模式提出了诸如人口迁移转变、人口生态转变等理论框架。在目前的人口科学体系中，发达国家的人口态势从整体上讲处于较为现代化的地位，表现在主要人口指标上是：出生率（生育率）不断下降并趋于稳定，死亡率下降而寿命不断延长，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但增速趋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程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
“人口现代化”进程的主流是单向线性的，如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因此各国和地区都可以对其人口发展态势在一根纵轴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但在一定的时期和特殊的条件下，人口现代化的进程又可能出现反复甚或是逆转，即呈非线性发展的特点。这种逆向发展可能是暂时性的短期现象，如前苏联在过去的10年间死亡状况出现持续恶化；也可能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发展趋势，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艾滋病的流行而造成人口寿命的急剧缩短。美国近年来生育水平的缓慢回升也可能是一种趋势性的过程。城市化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提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并正在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城市重建的过程。人口迁移量的增加和迁移比率的提高应当是“人口现代化”的一个特征，这是过去几十年间人口变动所证明的。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促成的人们就业模式的变化，地域的区位优势会逐渐降低，传统意义上的迁移可能会趋于缓和。
“人口现代化”是一个一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适用的概念。比较典型的是出生性别比指标。在大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似乎不构成人口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亦即无论现代化程度如何，出生性别比基本是一个常数。但这不适用于存在性别偏好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大量研究表明，在重男轻女现象较为严重的国家，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出生性别比会出现一定时期的异常。我们绝不是说性别比失常是人口现代化的表现，但可以将其视为人口现代化过程中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
“人口现代化”是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相互推动的，而在进程中又可能出现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人口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可以是同步发展，也可能是某一方面滞后。人口现代化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也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即人口现代化并不一定都是从积极的方面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相联系。反之亦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状况均有发生。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例证。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下降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标志。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条件下，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对以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提出了挑战，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但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对老龄化问题的理解，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在另一个制度和技术的参照系中，上述种种不利作用，可能得到缓解甚至消失。在当今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却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时候已经悄然来临。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和衡量标志。“人口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体系的一个方面，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而成为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当可持续发展在80年代后期逐渐取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成为主流发展理念以后，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更多地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人口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日益成为衡量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我们在今天分析人口的多少、增长的快慢、分布的均衡、质量的高低等人口与发展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跨越时间和地域的界限，不仅考虑当代人和本国人口的利益，也必须认真地处理未来世代人口和世界人口的问题。因此，以人口现代化程度的研究是基于现实的人口态势，又必然受到历史的和发展的局限。这在一方面可能会降低对人口现代化研究的确定性，但同时又使得按照这一框架开展的研究具有足够的伸展空间。
综上所述，“人口现代化”理论框架的提出，是中国人口学家试图对人口与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诠释的创新尝试。人口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概念，是与主导发展理念相一致的理论框架，它通过一组互动的指标体系对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描述，并探索影响发展过程的诸多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它产生于狭义人口学研究的成果，又可以拓展成一个广义人口学的概念。它包含了人口增长模式的现代化、人口分布态势的现代化、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等内容。虽然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尚有待时日，但它已经显现出应有的生命力，是一个值得学者们和实际工作者为之努力的领域。
人口现代化是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的根本目标 顾宝昌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早在90年代初，为我国人口事业发展作出了不朽功绩的已故人口学家刘铮教授就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问题（注：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人口研究，1992;2:1～10
刘铮.刘铮人口论文选.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352～369）。他认为：为了更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应该提出“人口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不仅应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应有人口现代化的目标。刘铮教授的这一意见，对于我们当时关于“生育现代化”的讨论，关于生育和生育转变的“数量、时间和性别”三维性的提出（注：顾宝昌.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人口研究，1992;6:1～7），有着重要的启示。在我们迈入21世纪之际，《人口研究》编辑部把“人口现代化”作为2001年第1期“人口与发展论坛”的命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刘铮教授提出的“人口现代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我们迈入新世纪，在“十五”期间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之际，在我国的人口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低生育水平的历史时期，对“人口现代化”展开讨论，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人口现代化”，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人口现代化”就是要回答，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来说，它的人口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现代化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说它复杂，是因为“人口现代化”涉及到丰富和多方面的内涵，恐怕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指标所能够涵盖的。比如说，它不是一个仅用人口总量的多少、生育水平的高低所能涵盖的。
从对“生育现代化”的讨论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对夫妇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而必须在“多生少生”、“早生晚生”、“生男生女”这三个方面都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一个人口的生育的现代状态应该是一个生育率接近于更替水平、晚婚晚育蔚然成风、生男生女没有偏好的局面”（注：同上.见顾宝昌.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8:96）。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达到更替值以下，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但是，我们也清醒也认识到，这一低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实现的。因此，使低生育水平真正稳定下来，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中国妇女的初婚初育年龄在90年代以来，都有所上升，但早婚早育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而且，在初婚初育年龄持续上升的同时，初婚初育的间隔却在不断缩短，从80年代的一年半左右到目前的大约半年左右。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则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和中国生育态势相伴而行，虽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和对策措施，仍然居高不下，并在一定程度上呈蔓延的趋势。如此种种说明，中国离实现“生育现代化”还任重道远。
当然，“人口现代化”还远不止是一个生育现代化的问题。要全方位地实现我国人口的现代化，建立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需要的人口形态，需要多方面的考虑和努力。但总的来说，超码有几个方面是必须要考虑的，其中包括终生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下，净再生产率在1以下，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在20‰以下，城市人口比例在50%以上，平均受教育水平在9年以上，等等。仅仅从以上所列的几个很不完整、也很粗糙的方面，就已经说明，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足以自豪的成就，但离“人口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
很显然，提出“人口现代化”的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我国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的根本目标。正如刘铮教授所指出的，“人口现代化的提法更科学地表达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方向，它是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和分析当前的人口问题”，“有助于我们从规律性上分析和找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树立按规律办事的正确指导思想”（注：刘铮.刘铮人口论文选.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353）。我国的人口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十年来有着长足的发展。人口机构不断增多，人口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口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即认识和把握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人口学发展的程度怎样，最终要以是否有利于人们对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来衡量，以是否有利于人口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来反映。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几十年来，人口工作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的部门越来越众多，人口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但人口工作的成效如何，最终同样地要以是否有利于人口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以使我国的人口形态更好地适应国家整个现代化的需要来衡量。因此，我国的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都要以人口现代化作为根本目标，从人口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人口研究的发展和人口工作的推进。
最近，国家计生委张维庆主任再一次强调指出，要“加强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性思考”（注：张维庆.抓住机遇，改革创新，为开创新世纪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报告，2000-12-24）。在新世纪之初，再次提出“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和开展关于“人口现代化”的讨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认识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可以预见，我国将以过去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和广度在实现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这就对我们关于人口现代化的认识和人口现代化的实践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也为我们的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关于“人口现代化”的讨论可谓适得其时。
人口现代化：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黄荣清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已故的著名人口学家刘铮先生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引起了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实际部门的关注。
现代化，若理解为不发达社会转变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则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年年来不屈不挠、历尽坎坷险阻为之奋斗的历史；若理解为把落后的社会转变为先进发达社会的目标，则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理想。所以，“现代化”似乎和“合理”、“先进”、“进步”等类的词同义。这样，用它来修饰一个词，包括“人口”在内，表现该事物的发展、进步似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在实际中，在重要文献中，“现代化”这个词的使用却是很谨慎的。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报刊文章和重要文件上没有出现“现代化”这样的词。在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1956年9月）的决议中，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其提法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尚没有提现代化。
最早提到现代化是在“赶英超美”的1958年，《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有“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里只提到了两个现代化。又过了2年，到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提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篇文章里，虽然没有用“现代化”，而是用“现代”；但从内容来说，两者的意义应该是相同的。与前面不同的是，这里从两个现代化变成三个现代化。
完整的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是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20日～1965年1月4日）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各种文件、各类报刊文章中被广泛引用，一直沿用至今。
注意：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社会物质基础。科学技术，虽然不是物质基础，但主要也是对社会物质生产起作用的。对“物质”、“技术”，其先进与否，不论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如何，是有共同的判断标准的。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现代”这些词用得多起来，主要使用在经济、管理领域，如“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等，而当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则不常用，有时即使使用这类词，也加以一定的限制，或没有前面说的“先进”、“进步”的意义。例如：我们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强国，而不笼统地说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政治制度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更先进，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其价值标准是根本不同的。至于“现代文学”、“现代艺术”，人们可能更强调的是其流行趋势，是与“古典文学”、“古典艺术”相比较而言，在价值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古典文学”、“古典艺术”可能还更“高雅”一些。
现在再回到“人口现代化”的概念。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人口”到底指什么？是仅指人的数量还是应包括人的数量、质量——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特征在内的概念？如果仅指人的数量，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由于环境、资源、经济的限制，人口数量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对社会发展更有利。“人口现代化”若从人的数量目标角度提出，也可认为是“适度人口”的概念。但我们知道，虽然从理论上，从感觉上，一个社会似乎有对它的发展最有利的人口数量要求，但实际上却很难确定。人口现代化如不用人的数量目标，代之用转变到一定数量的过程来看，可用出生、死亡的再生产状况来衡量。我国目前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左右，妇女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人口现代化了呢？我们感觉似乎还不能那么说。首先，人口结构（如男女性别比），人口分布，从数量的合理性上似乎也应有所规定。另外，仅是低死亡、长寿并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长寿加健康才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例如：最近报道，根据卫生部的调查，目前我国有1/3人口已经感染了结核菌，受感染的人数超过4亿；还有，我国的残疾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这样的状况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总不能说人口已达到现代化了；而仅用数量上的低生育来表现“现代化”的生育特征也嫌不够。在刘铮先生对“人口现代化”的说明中，把人口再生产从“高死亡、高出生”到“低死亡、低出生”的转变看作人口现代化中人口数量、自然属性的内容，显然是需要加以充实的。
按照刘铮先生的解释，人口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体。人口质量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规定的。如果这样来规定人口，由于没有无数量的质量，也没有无质量规定的数量。人口再生产应表示一定质量的人口不断地被更新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同时包括数量、质量，包括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内容。但他在解释“人口现代化”时，却认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只是从人的数量变动、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谈的。按照这样的解释，人口似乎只是有自然属性规定的人的数量，这与他在前面定义的人口概念岂不是不一致了吗？
刘铮先生在阐述“人口现代化”的概念时，并不是只想归纳一下现代发达社会人口的一般特征，而是从人口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角度提出的。此概念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意义。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和劳动者（按现在流行的词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所以他提出了人口素质现代化，并且认为我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应超前于我国经济现代化。这里，其实我们面临着对人口素质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的价值判断。即：对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的，则可认为人口素质是现代的，否则则不是。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上看人口素质的重要性是没有异议的，也可以此划分人口是“现代”还是“非现代”。而人口的健康素质，从以人为本的价值判断来说，似乎不应排除在人口素质现代化之外。既然人口有社会属性，则人口素质中就不能不包括道德思想品质在内，人口现代化也无法回避道德思想品质的内容。任何社会都不会否定人口的道德思想品质对社会进步起的重要作用，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价值判断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社会主义是要推翻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这是我们的理想；而在西方社会中，却是资本主义制度永恒、保卫私有制为己任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可见，在人口的思想道德品质上，其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具有哪种道德思想品质的人口更“现代”，就没有各个社会都完全认同的内容了。
综上所述，“人口现代化”，其意义和内容取决于对“人口”概念的规定。若“人口”仅指人的数量，为了从“合理”、“先进”等方面来判断人口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则人口现代化不应仅包括“高出生、高死亡”到“低出生、低死亡”这一人口转变的内容，必须对它的内容充实；如果把人口规定为人的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体，则在人口再生产上，会和人口的概念出现不一致；在人口素质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会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不强调语义上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在一般的文章和谈话中，我认为“人口现代化”这个词也是可以用的。正象我们在一些文章和说话中，也看到“现代人”这个词，“现代人”可以有不同的涵义，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知道它指什么。“人口现代化”也是这样。
城市化与人口现代化的关系 王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 副教授）
1 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
“现代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的变革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十一项指标，是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测度现代化水平的标准。这十一项指标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2～15%以下；(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45%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重—80%以上；(6)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1000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9)婴儿死亡率—30%以下；(1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以上；(11)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在这十一项指标中，有七项（(4)、(5)、(6)、(8)、(9)、(10)、(11)）都是衡量人口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另外还有两项（(1)、(7)）也与人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人口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就要实现人口现代化。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和1998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与英格兰斯现代化指标相应的我国的十一个指标数据如下：(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70美元；(2)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7.98%；(3)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33.62%；(4)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49.90%；(5)6岁及6岁以上识字人口的比重86.63%；(6)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5.40%；(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616人；(8)平均预期寿命69.90岁；(9)婴儿死亡率33.03%；(1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0.89%；(11)人口自然增长率8.7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除了识字人口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现代化标准以外，其余的指标离现代化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实现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现代化的根本是人，因此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提出“人口现代化”的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探讨实现人口现代化的途径以及人口现代化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2 城市化需要人口现代化来实现
“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它不仅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向现代、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年老型、人口素质由低到高的转变，也包括人口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人口城乡结构由以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市人口为主、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低到高的转变。因此，城市化是“人口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城市化是劳动力从以农业为基础的活动转向以工业为基础的活动这一经济结构转变的空间表现，其重要特征是人口向城市聚集。这种聚集过程实际上又包含了经济、社会、人口等各方面的转变：城市化使劳动力从农村的低生产率部门向城市的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大大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了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加速了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传播，使全社会都能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因此，城市化不仅是现代化的基本象征，也是人口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城市化需要人口现代化来实现。
建国以后，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限制城乡之间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滞后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现代化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由于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使数以亿计的本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被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这不仅延缓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妨碍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加速提高，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进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而且还抑制了城市聚集效益的发挥，遏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在21世纪，我国的城市化将加速发展，这是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种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是由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即根据欧美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25%以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与我国今后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化同工业化关系的逐渐协调有关。199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0.89%，离城市化水平50%的现代化标准和“城市转变”(urban transition)的临界值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顺应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潮流，制定有利于城市化合理、有序发展的方针、政策，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迅速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比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低得多（1999年前者为7.67‰，后者为9.25‰），因此未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须要依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来实现。为了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和人口现代化进程，我们应当正确引导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尤其是向大、中城市转移，安排好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我国亿万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渴望城市化，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向往着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以满足农民的这些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为前提。
3 城市化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
城市化使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从而导致城市人口密集，建筑物密度增大。在没有超过密集极限的情况下，人口密集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率和聚集效益，增加城市的就业量，有利于密切社区和邻里关系，增强社会的内聚力，有利于使城市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分布在许多贫困家庭通过步行便能获得的距离之内，使公共设施得到更公平的分配、社会更加平等。但人口密集也可能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空气和澡音污染。我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人口密集的利与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城市的经济、社会、人口、生态、资源效益达到最大化，又使“城市病”减弱到最轻的程度。不能因为害怕“城市病”而不敢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病”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城市管理来消除。
人口密集的概念是相对的。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密集的涵义是不一样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少，要使我国城市化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只能走集约利用土地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道路，采用人口密度较高的密集型城市的模式，在相对狭小的城市空间里容纳较多的城市人口。否则，当我们在实现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又会造成土地资源大量耗费，使我国耕地的缺口越来越大，从而给后代人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害。虽然在这种密集型城市中生活不如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低密度的“花园城市”里生活舒适，但这是我们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城市化、人口现代化的目标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为了后代人生存的利益，当代人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应该降低其不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物质生活标准。如，住得密集一点，限制城市地域的外延扩张，减少私人小汽车的使用，防止环境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发展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小城市，大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土地效益都比中、小城市更好。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也应当趋利避害，对城市化进行合理的引导，使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朝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迈进，从而加速和推动我国“人口现代化”的进程。
主持人评论：
理论的创新需要远见卓识和科学的勇气，更需要实践的深厚积淀。近30年来，不仅中国的人口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人口现代化”这一发展理念，而且在中国的人口发展、变化过程中有着走向“人口现代化”的大量实践（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种实践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人口现代化”的目标并没有被明确提出）。这种实践不仅包括出生、死亡等人口过程的现代转变，而且涵盖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的不断演绎。
应该说，90年代初，我国已故的著名人口学家刘铮教授率先提出我国“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对“人口现代化”的一种理性思考，一种对中国人口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但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一提法“更科学地表达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方向，是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和分析当前的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这一思考和认识，为“人口现代化”作为对人口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描述和理论解释”的一种创新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导向。遗憾的是：很多年过去，由我国学者独创的“人口现代化”概念，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继续得到总结、概括与升华。然而事实证明：“人口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于我国人口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正经历着的人口转变过程，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明晰“人口现代化”概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开展全方位思考，就成为本期论坛的初衷之一。
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个占据世界人口1/5的泱泱大国，中国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转变，特别是通过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而迅速实现的“生育转变”，可谓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具世界意义和影响力的事件。它为中国的“人口现代化”实践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和真切的感受。尽管如此，最近20多年我们所作出的努力，还只是对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可以预见，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人口与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人口总量从长期持续增长向“零”增长的过渡、人口规模由增变减、人口老龄化不断攀高、人口迁移流动突破制度障碍迅速加大加快、独生子女一代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等等，我们将经历一系列从未经历过也从未目睹过的人口事件和过程。这一切，都呼唤着理论的指导。我们认为，与“人口现代化”理论的成熟和完善相比，中国对“人口现代化”的客观现实需求，将会更为迫切和全方位。这是本期论坛着笔于此的初衷之二。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有着独特人口国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现代化进程独特且具有代表性。这种独特性和代表性既可能表现在人口现代化过程的“非线性”上，也可能反映在它的文化内涵中。特别是中国的现代人口转变超前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国家的人口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互动过程特别错综复杂。社会的“主流发展理念”及其变化，也对人口现代化有着“制约和影响”，使其成为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当代的可持续发展观更是导致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处理，“越来越多地跨越时间与地域的界限”。这些都使得我国对“人口现代化”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具有“先天”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构成了本期论坛的另一个考虑。
本期论坛特约的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分析、探讨，不但使我们对人口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及其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也使我们看到了这一命题的难度。但是我们毕竟又迈出了一步。可以相信，“虽然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尚有待时日，但它已经显现出应有的生命力，是一个值得学者们和实际工作者为之努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