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达姆的政治遗产看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萨达姆论文,遗产论文,反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象与方法
从1990年海湾危机以后，萨达姆政权一直与美国政府处于对抗之中，双方约13年的政治对抗在2003年3月19日终于爆发为战争。4月9日，萨达姆政权垮台，随后美国宣布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那么，这种政治对抗是否会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呢？2003年4月以来伊拉克的局势说明：对抗并没有结束。尽管萨达姆政权被推翻，长达14年(1990年8月2日至2004年7月29日)的对伊国际制裁也已经解除，但伊拉克并没有出现美国政府所预期的和平局面。相反，伊拉克的反美活动愈演愈烈，针对联军的暴力袭击事件不断发生。
从现象看，当前伊拉克反美抵抗活动除了持续时间长、分布零散、暴力性强以外，至少还有另外三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逊尼派是反美活动的主力，但曾经受萨达姆政权压制的什叶派中也有部分力量反对美国，比如小萨德尔(Muqtada al-Sadr)及其领导的马赫迪军(Mahdi Army)。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打出了“伊斯兰”旗号。第二，各反美力量派别之间有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激进组织之间时有冲突发生。第三，从事反美活动的主体及暴力袭击地点正逐渐超出伊拉克边界，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比如，有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国际主义旅”战士到伊拉克充当人体炸弹。①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伊拉克已经变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的熔炉，一个训练组织和培训中心”。② 此外，在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于2004年10月把他的抵抗组织改名为“两河流域的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Land of the Two Rivers)之后，伊拉克反美活动的暴力化特征更加突出，而且以2005年11月9日安曼炸弹事件为标志，反美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开始超出伊拉克国境。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用利益分析和文化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些现象。海湾战争以后，以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利益分析框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就资源和地理位置而言，中东地区对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伊拉克又处于中东的心脏地带。应该说，利益分析方法有其内在合理性，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在海湾战争以后一直维持对伊拉克的制裁和遏制，直至发动战争，并以重建和恢复秩序为己任，为此不惜付出昂贵代价；也可以部分解释伊拉克逊尼派成为反美活动中坚力量的原因。但是它很难充分解释，为什么作为萨达姆政权垮台的受益者——伊拉克什叶派的一些力量仍然会抵抗美国，为什么伊拉克国民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普遍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等现象。
另外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文化分析论，本纳德·刘易斯于1990年提出、后由亨廷顿于1993年完整阐发的“文明冲突论”③ 是其典型代表。这种分析方法自“9·11”以来非常盛行，它把文化当作理解政治的最可靠线索，认为伊斯兰教决定穆斯林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伊斯兰主义暴力的原动力是宗教原教旨主义。换言之，文化/文明的差异性决定了今天美国-伊斯兰世界之间冲突对抗的必然性。
的确，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利益取向、禁忌与好恶等，进而深刻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过度强调文化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或者把政治冲突简化为文明冲突，或者由于文化固有的差异性而把冲突当作一种必然等等观点，则有失偏颇。它不仅免除了行动者或决策者在冲突中的理性责任，而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采取暴力或恐怖行动时，一般都把目标指向政治经济符号，而不是宗教和文化象征。比如，2001年“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没有攻击圣彼得大教堂或大学校园，而是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2005年安曼“11·9”事件中，爆炸目标是美资饭店。
事实上，我们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把反美抵抗暴力活动放回到伊拉克政治发展的背景和历程中，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其来龙去脉。由此不难发现，从海湾战争、经伊拉克战争到反美“游击战”④，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美国-伊拉克之间的敌对性对抗。如果可以依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把伊拉克战争看作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政治对抗的一种继续，那么也可以说，当前的抵抗运动是伊拉克战争的一种延续，因而也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对抗的一种延续。
从理论上讲，萨达姆政权作为对抗主体的一方，其倒台应该意味着对抗的终结。⑤ 但事实却是，在伊拉克的对抗仍在继续，不过对抗的性质由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对称性对抗变成美国政府与穆斯林散兵游勇之间的非对称性对抗；相应地，对抗的形式也由正规军战争变成美国正规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之间的交火。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在相当程度上是萨达姆政权政治遗产的一种表现。
二、萨达姆国内政策及其对抵抗运动的影响
萨达姆政权植根于伊拉克的政治文化土壤，因而必然带有穆斯林社会政治的一般特性：伊斯兰的正统地位和部族主义的政治基础。萨达姆·侯赛因自1979年6月就任总统以后不久，伊拉克就陷入战争、受制裁和遏制的泥潭。为求得伊拉克生存，他实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政策。正是这些旨在克服困境、巩固政权、谋求合法性的政策哺育和滋养了当前伊拉克反美力量中的部分组织群体。具体地说，有三项战略性政策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强化伊斯兰认同和属性政策。海湾危机以前，萨达姆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把世俗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支柱之一。在伊斯兰复兴运动高涨的1970-1980年代，萨达姆政权被西方政界和学界许多人认为对困扰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具有免疫力。但事实证明，萨达姆是很擅长利用身份/认同的政治家。两伊战争期间，他曾通过强化国民的阿拉伯身份/认同来抗衡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在占伊拉克人口65％的什叶派中的感召力及其挑战。海湾危机和两伊战争以后，在国际制裁和孤立的困境中，萨达姆政权开始空前强调伊拉克的伊斯兰身份和认同(97％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力图动员民众的宗教热情，争取穆斯林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以抵抗“基督教世界”美国的压力。1993年，萨达姆政权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信仰运动”(al-Hamlah al-Imaniyyah)：总统本人经常以虔诚的姿态出现于清真寺的大型聚礼上，在讲演中大段引用《古兰经》，鼓励加强对伊斯兰主义思潮的教学和研究；传媒和教育界一再强调伊拉克的伊斯兰属性；政府在各地新建和扩建数百座清真寺，并下令关闭舞厅、娱乐场所和酒吧，以实现公共生活的伊斯兰化。1994年，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被引入伊拉克刑法。⑥ 1998年2月，萨达姆计划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可容纳4.5万人的萨达姆清真寺，同时命令改变伊拉克国旗，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写在三色旗的中心。⑦ 这些强化伊斯兰认同和特性的政策极大促进了伊拉克的伊斯兰复兴。
伊斯兰化政策对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局势的影响不只限于象征意义。一方面，它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及其对穆斯林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制裁的生活困境中和反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伊拉克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影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清真寺成为培育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和反美主义力量的基地和中心，比如巴格达的阿布·哈尼法清真寺和库拉清真寺。2003年以来，伊拉克许多年轻人不仅把参加反美抵抗运动“当作伊斯兰教义”，而且还热衷于学习仿效叙利亚和约旦激进伊斯兰主义战士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消除了此前世俗主义的复兴社会党人与穆斯林非党员、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隔阂，为合作反美奠定了基础。经过十年的“伊斯兰化”努力，萨达姆政权得到了许多穆斯林和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即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也“只有最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比如强调纯净意识形态的瓦哈比和极端的萨拉非派)才可能表达对倒台的独裁者的强烈谴责和批评，即便如此，在行动中，他们也不反对与复兴党合作”⑧。
伊斯兰化政策为伊拉克反美运动奠定了强大的群众思想基础。联军起初把伊拉克抵抗力量称为“前政权的残余分子”，但是随即发现，进行抵抗的不仅仅是那些忠于萨达姆的复兴党人和前政府官员、军人，还有许多接受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普通民众。2003年7月，联军官员对于抵抗运动的描述从“前政权残余分子”转变为“乌合之众”：包括复兴党人、伊斯兰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雇佣兵等。虽然从组织结构看，伊拉克的反美运动还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出现一个各方公认的领导人，也还难以断言他们能否团结为一股力量统一抗击美国。但无论如何，由于有强烈的反美意识作为支撑，有对于“圣战”必胜的信念，他们的暴力袭击已足以令美国头痛不已，并成为搅动伊拉克局势的一个变数。
二是部族主义政策。一般认为，萨达姆政权的基础是阿拉伯逊尼派穆斯林。逊尼派在萨达姆政权时期享受特权、独占政权，而什叶派被压制和边缘化，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因此，美国在战争之前就把曾受萨达姆压制和迫害的一些什叶派人士看作是潜在的盟友⑨，从战争一开始，就把逊尼派作为敌人⑩。
事实上，与其说阿拉伯逊尼派在萨达姆政权内部的优势是宗派主义政策的产物，还不如说是部族主义政策的客观结果。考察阿拉伯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中的优势地位时，至少必须考虑到三个方面的情况。首先是制度因素的限制。逊尼派在现代伊拉克政治中的优势地位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确立和巩固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后来伊拉克历届政府都继承了这一点，萨达姆政权也不例外。同时，由于萨达姆政权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内各利益群体和组织不能平等参与政治，所以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未能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其次，受贝都因游牧文化推崇部族荣誉和部族忠诚的价值观的影响，萨达姆个人十分推崇部族主义，而他自己的部族中恰好是逊尼派占多数。1979年上台以后，萨达姆提拔了一大批来自家乡提克里特地区的人(尤其是其家人和亲属)进入政府决策部门、军队和安全机构，成为国家的统治精英和政权的可靠基础。第三，更重要的事实是，伊拉克绝大多数部族都既有什叶派也有逊尼派成员(11)，只是数量各不相同。不言而喻，现代每个国家政权(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都有扩大自己群众基础的本能，因此，萨达姆政权实际上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基础局限于占伊拉克人口总数35％的逊尼派少数群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之相信部族主义价值观，萨达姆政权始终注意拉拢一些什叶派部族首领，并成功地赢得了其中一些人的合作、支持乃至效忠。萨达姆把复兴社会党描述为一个“包括所有各部族的部族”(12)；同时还给部族以实惠：赋予部族首领在其部落辖区范围内更大的权威，给一些较大的部族发放武器和资金；许多部族成员不仅以“边境卫士”的身份从政府领取工资，而且还可以从事边境走私赚钱，或者因政治上支持中央政权而从政府领取酬劳。
从当前伊拉克反美抵抗力量构成来看，这种部族主义政策的政治遗产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是抵抗力量的主力。因为通过部族主义的纽带关系，阿拉伯逊尼派穆斯林与萨达姆政权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对阿拉伯逊尼派占主体的许多部族而言，萨达姆政权的存亡不仅仅是关乎国家的前途，更关系到部族的荣誉、尊严和命运。他们自然是萨达姆政权的忠诚者。在部族荣誉激发的强烈感情驱使下，加之休戚与共的现实利益的考虑，2003年4月以来，他们延续着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在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民主选举”对于逊尼派而言有着比选举本身更加深刻的内涵，不少逊尼派穆斯林把它当作是让“什叶派统治”的实质得以合法化的形式和程序。联军临时当局(CPA)在解散萨达姆政权国家机器方面的政策失误，更坚定了他们抵抗的决心。(13) 而伊拉克经济恢复和重建承诺的遥遥无期，把更多失望和沮丧的伊拉克公民也动员起来加入反美运动。2005年初，阿拉伯逊尼派穆斯林暴力抵制选举，所造成的流血冲突使2005年1月成为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三个月份之一。(14)
三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一般都需要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基础和后盾，萨达姆政权军队和安全机构规模之庞大，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联军临时当局第1、2、3号命令，宣布解散前国家权力机构，特别是核心领导部门和军队、安全机构，包括“约38.5万人的正规军和共和国卫队、28.5万人的警察和国内安全部队、约50万人的总统特别卫队和总统直接领导的所有特殊安全机构”(15)，另外还有大约3万名复兴党高级成员被解除了公共职务。(16) 其直接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窘迫。他们同时还失去了职业所附带的荣誉和尊严。1980年以后，伊拉克经常处于战争或紧张对峙状态，军队和安全机构在伊拉克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加上被非穆斯林军队(美国领导的联军)占领、联军虐囚事件等激起的愤怒与屈辱感，促使不少人积极投身反美活动，并建立起一批抵抗组织，如回归党(Hizb al-’Awda)、抵抗阵线(Jabhat al-Muqawama)、伊拉克军队总司令部(al-Qiyada al-’Amma Li-Jaysh al-’Iraq)、伊拉克解放组织(Munazzamat al-Tahrir al-’Iraqiyya)、萨拉丁方阵(Kata’ib Salah al-Din)、圣战勇士方阵(Kata’ib al-Mujahidin)、萨达姆烈士(Fida’iyyi Saddam)等。个别抵抗组织还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伊拉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中。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鲁巴耶在接受BBC采访时承认：“伊拉克的安全力量，尤其是警察，在许多地方已经被起义者和恐怖分子渗透了。”因此可以说，萨达姆政权的集权统治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和“种子”。虽然它已被推翻，但其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并没有完全退出伊拉克的公共政治生活，所不同的是，在萨达姆时期，他们是秩序的维持和维护者，而在当前，他们是反抗和叛逆者。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遗产还表现在它对伊拉克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勃兴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专制统治禁止反对党的存在，客观上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在战争以后迅速确立优势地位扫清了障碍：复兴党解散之后，很难有其他世俗政党能与政治伊斯兰组织匹敌，政治伊斯兰自然站到抵抗运动的前列；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高压统治，萨达姆政权时期许多伊斯兰主义精英(尤其是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流亡伊朗或与之建立起密切联系。这种经历不仅加深了逊尼派对他们的成见，而且已经成为什叶派内部分歧和矛盾的焦点之一。小萨德尔发起的“本土主义”运动及其对希斯塔尼等什叶派著名教士的批评和攻击(17) 就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对当前活跃于伊拉克的一些极端抵抗组织而言，“伊斯兰”更多是动员和团结民众的旗帜和合法性工具，不再属于纯粹宗教信仰的范畴。因此，伊拉克反美活动中的“伊斯兰”符号并不标志着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是一场政治性对抗。正如施密特指出：“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18)
此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萨达姆中央集权统治的一部分，也促进了后萨达姆时代反美情绪的蔓延。即便是在国际制裁下，萨达姆仍依靠食品配给制和一套集中供应体系勉力维持着民众的最基本生活需要。战争结束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到2004年12月，在推翻萨达姆将近两年之后，伊拉克生产电力仅能满足全国需求的大约一半，比战前水平还略低。美国战前关于经济重建和繁荣的诺言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在一些地方，村民们公开承认他们仍然支持萨达姆。
三、萨达姆政权-美国对抗关系对当前反美活动的影响
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关系无疑是萨达姆政权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但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对抗状态。两伊战争期间，里根政府不想让伊拉克输掉那场战争(19)，向萨达姆政权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物资装备。1985年，美国发放对伊拉克出口高科技的许可证，伊拉克由此购买到尖端设备和技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至关重要。(20) 早在1982年就有关于伊拉克军队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但是直到1988年3月萨达姆政权在北部库尔德地区使用氰化氢和芥子气，西方才有一些政治家表示了谴责。美国近乎无原则的支持和庇护，使萨达姆有理由认为，美国容忍和支持他谋求波斯湾地区主导地位的行为。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也由此揭开了与美国长达近14年的直接对抗的帷幕。其间，美国三任总统都用经济制裁维持对抗，并诉诸道义和政治伦理的力量对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包括把他描述为暴君、邪恶轴心等。作为回应，处于相对弱势的萨达姆则在国内以各种方式灌输反美主义思想来团结民众，维持政治生存，同时举起“伊斯兰”大旗，指责美国为“大撒旦”和觊觎中东石油资源的掠夺者，力争穆斯林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在这个对抗过程中，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国家利益与“自由、民主、和平”等伦理道德原则实现了统一，萨达姆政权的求生之道也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感情融为一体。由此，美国政府同萨达姆政权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上升到思想层面，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现实中的对抗。双方通过各自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把“反萨达姆”和“反美国”分别灌输到美国民众和伊拉克穆斯林的思想感情之中。这对当前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产生了三方面密切相关的影响。
第一，对抗的长期化。伊拉克各地针对美军的暴力袭击活动此起彼伏的事实说明，伊拉克-美国对抗关系仍然紧张激烈。即便是在国际法意义上，这种对抗关系也没有终结。尽管早在2003年5月1日，布什就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且迄今已如期实现了主权移交、议会选举、宪法公决等计划，但是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正式结束：两支军队之间没有投降仪式、两国政府之间没有签订“终战协定”或“和平条约”。
如果说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可以量化因而能决出输赢强弱的话，那么两个群体的信念思想之间的较量则难以通过一场战争或几次战役而决定胜负，思想的寿命长于个人和某个政治集团。因此，伊拉克战争虽然很快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实体，但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优势却没能摧毁萨达姆政权的思想产品：反美主义。相反，战争的打击和“异族”及非穆斯林的占领实际上还强化了不少民众的反美情绪。在双方恶性互动过程中，物质力量方面相对处于弱势的伊拉克反美组织的部分力量正趋于激进乃至极端。
第二，在当前国际政治由美国主导话语霸权的现实环境中，对抗的长期化实际上不利于伊拉克反美抵抗力量的道义形象。把敌人描述为“邪恶”和“丑陋”，是美国一直以来的策略。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前，布什一直以自由、民主和世界上热爱和平国家的代言者的身份，谴责萨达姆·侯赛因的诸多不义和暴行；萨达姆政权下台之后，美国政府不再引证国际法来指责其在伊拉克的对抗者，转而用国内法术语，称伊拉克抵抗力量为“暴徒”、“叛乱者”或“罪犯”。这是一个微妙的转变。可见，美国继续用“正义”话语来对付伊拉克反美活动和力量。伊拉克的反美运动正越来越被等同于危及世界和平和美国安全的恐怖主义。
第三，对抗的长期化是伊拉克反美抵抗力量构成趋于复杂的原因之一。随着扎卡维等激进组织卷入反美抵抗运动，并在伊拉克国境以外制造爆炸事件、殃及无辜的民众和阿拉伯同胞以后，似乎很难分辨清楚伊拉克抵抗运动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界线。对此该如何看待？
一般说来，随着时间推移，矛盾不断累积和深化，对抗强度日渐加剧，所用手段也会趋于暴力化：从压倒和战胜对方到消除对手。在此，国家间战争和游击战争并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前者具有合法形式，而后者则往往被对手贬抑为非法的暴力袭击乃至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和当前的游击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就伊拉克的抵抗运动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正如希腊格言所说：“战争之危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21) 同样，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及其核心成员，但是却制造了更多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决定了今天反美暴力的必然性。
其次，早在1813年普鲁士的职业军官们在号召民众抵抗拿破仑时，就提出“全民皆兵”的主张，普鲁士国王签署的诏令指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用各种武器抵抗入侵之敌——特别推荐斧头、干草叉、镰刀和霰弹枪。每个普鲁士人都有义务不听从敌人的任何指令，而是以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破坏它。即使敌人想重建公共秩序，也不可顺从，因为，这将使敌人更便于开展军事行动。……为了保护游击队员，应不惜采取镇压和恐怖措施以恐吓敌人”。(22) 也就是说，为了自卫而进行游击战时，“‘一切手段皆为神圣’、哪怕引起全面混乱”(23) 的主张和行动并非伊斯兰所独有，更不是萨达姆政权的发明，这与文化或宗教无关，因为它根源于一个政权的生存本能和民众强烈的民族感情。
最后，伊拉克抵抗运动力量的构成非常复杂，它不完全是伊拉克人民的自卫游击战，因此对它的性质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像美国-伊拉克关系这样一个因强烈对抗而持续动荡的平台，必然会成为一些政治家或机会主义者牟取特殊利益的有利场所。这是一些极端伊斯兰主义力量积极参与伊拉克抵抗运动的原因之一，伊拉克也已经由此成为全球反美运动的主战场。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本·拉丹反复强调伊拉克是反抗“十字军”西方的战场，把扎卡维作为他的主要代理人。(24) 基地组织和扎卡维之所以加入其中，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伊拉克的主权和穆斯林的利益，不如说是因为伊拉克是世界上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直接打击美国利益或谋求自己特殊利益的场所。扎卡维不是伊拉克人，在实践中他不仅打击美国军队，还暗杀伊拉克警察、政治家和建筑工人。2005年11月9日，他还把战火烧到安曼。所以，不能把以扎卡维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者领导进行的暴力活动与伊拉克游击战争相提并论，因为其活动已经背离了游击战争保家卫国的本性(25)。相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伊拉克抵抗运动的形象和前景产生了消极影响。
萨达姆的政治遗产是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的基础，而后者延续着萨达姆政权与美国的长期对抗。随着事态发展，特别是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力量的卷入，伊拉克抵抗运动的力量构成和现象都日趋复杂。在扎卡维和本·拉丹力图把伊拉克变成反美中心战场的同时，布什也宣布伊拉克是其全球反恐的中心战场。2005年10月28日，布什在弗吉尼亚的讲演中把这场以伊拉克为中心、美国同伊斯兰激进主义(Islamic radicalism)之间的斗争类比于20世纪美国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还列举了激进伊斯兰同共产主义之间的五大共同点，同时声称“我们没有去寻找这场全球性斗争，但我们将满怀信心，并以一套全面战略来回答历史的召唤”。(26) 由此，美国-伊拉克之间的对抗关系进一步被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化，局势的发展正在使“伊斯兰激进主义”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取代萨达姆政权，成为美国观念中的主要对手和敌人。或许现在还不能把这个讲话等同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但是，布什将伊斯兰激进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类比，以及他志在必得的决心，是否会让20世纪的冷战格局借尸还魂？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据称伊拉克人体炸弹的最大来源地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科威特。Tom Regan," The' myth' of Iraq' s foreign fighters," http://www.csmonitor.com/2005/0923/dailyUpdate.html.
②Susan B.Glasser," ' Martyrs' in Iraq Mostly Saudis; Web Sites Track Suicide Bombings," The Washington Post,May 15,2005.
③人们一般把亨廷顿视为“文明冲突论”的创立者，但实际上，早在1990年，刘易斯就明确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和框架。详见B.Lewis,"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 1990.
④2003年7月1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John Abizaid将军首先运用“游击战争”这一概念来描述在伊拉克的抵抗运动，但是出于各种考虑，8天以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否定了“伊拉克游击战争”的说法。
⑤在伊拉克战争以前，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美国政府许多官员都相信，只要推翻了萨达姆，伊拉克的和平民主就是顺理成章的。
⑥David Smock,"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Iraqi Politics," http://www.usip.org/newsmedia/releases/2003/1223_NBiraq.html.
⑦" Iraq Rediscovers Religion," Economist,January 31,1998,p.47.
⑧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 Who Are the Insurgents? Sunni Arab Rebels in Iraq," 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34.html.
⑨Sammy Salama,Kathleen Thompson,and Jennifer Chalmers," In Post-War Iraq,Placating the Shi' a Is Paramount," January 30,2004,http://cns.miis.edu/pubs/week/040130.htm.
⑩Claude Salhani," Iraq is tearing apart,says Riyadh," Middle East Times,September 27,2005.
(11)Amatzia Baram," Neo-Tribalism in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Feb.1997.
(12)Amatzia Baram," Neo-Tribalism in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Feb.1997.
(13)2003年5月联军临时当局宣布遣散的军队和安全机构力量总计超过100万人，同时宣布将不会发放工资、退休养老金或者遣散费。这引起巨大的愤怒和沮丧。有分析家认为，如果士兵能从联军那里得到一笔遣散费，或许他们的怨愤会少一些。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 Who Are the Insurgents? Sunni Arab Rebels in Iraq," 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34.html.
(14)" A Look at U.S.Deaths in the Iraq War," Washington Post,October 25,2005.
(15)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
(16)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 Who Are the Insurgents? Sunni Arab Rebels in Iraq," 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34.html.
(17)Graham E.Fuller," Islamist Politics in Iraq after Saddam Husse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Special Report 108,August 2003,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08.html.
(18)[德]卡尔·施密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19)Adel Darwish and Gregory Alexander,Unholy Babyl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addam' s War,Victor Gollancz Ltd.,1991,p.63.
(20)" Special Coverage of the Capture of Saddam Hussein," http://www.cbc.ca/cgi-bin/newsworld/viewer.cgi? FILE=NL20031216.html&TEMPLATE=newsreal_archive.ssi&SC=NL#story_1; Adel Darwish and Gregory Alexander,Unholy Babyl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addam' s War,p.75.
(21)转引自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4页。
(22)[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第387-388页。
(23)[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第388页。
(24)本·拉丹同时发表讲话要求穆斯林打击美国和一切与临时政府合作的伊拉克人，包括投票者和选举工作人员。他称穆斯林“现在有一个罕见的良机来断绝对西方的依赖，消除被西方的奴役”。Dan Murphy," In Iraq,a Clear-cut Bin Laden-Zarqawi Allianc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30,2004.
(25)施密特把“依托大地”的品格(tellurischer Charakter)作为真正游击队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也就是说，游击队员应该在祖国的土地上活动，保家卫国。参见卡尔·施密特著：《政治的概念》，第363-364页。
(26)" President Discusses War on Terror," October 28,2005.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10/200510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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