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状况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近代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人类状况在目前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话语中正日益频繁地以“现代性”一词来加以表达。这种表达代表了对当代状况的一种富于意义的反思。近代原则的合理性在当代反思中被重新审视。特别是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代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用“启蒙的辩证法”指出现代性状况是近代精神之本性的必然结果的时候起，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便逐渐成为当代反思的主要趋向。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当代反思中，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居于何种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状况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的终结，因为资本主义在现代性的形式中不是走向末路，而是获得了其成熟而稳定的发展条件；生产力在现代性状况中的高度发展并不会导致突破资本关系的革命，反而是使资本的原则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并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渗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代性状况仍然落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发展进程的预言之内，它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社会形式，并且正在为全体人类在将来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占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准备好各方面的客观条件。
笔者认为，这两种在当代条件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反的见解，都来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一种误读。这就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想模式中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原是诞生于一场突破近代形而上学框架的存在论革命。我们因此把这种误读称为“近代解读”。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说现代性状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挑战的话，那么，这一挑战绝非终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而是终结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读法。
前述第二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乐观的观点，表面上坚持了这种学说在当代的真理性，却在实质上阉割了它对现代性状况所具有的本质的批判力。在这种观点看来，目前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好，都在意料之中，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等待，把当下的一切痛苦都看作是导向光明美好的未来的必要代价，因为未来的一切保证都包含在生产力在现代性形式下必然发展的本质逻辑中。当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终于把福音带给人类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会一下子烟消云散。
笔者认为，现代性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之作肯定描述的对象，而是使历史唯物主义之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批判之中的革命性得以充分展现的一个批判的对象。本文将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的批判性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一
“现代性”这一概念在目前的用法中歧义甚多，这里不打算就此做比较和辨析的工作，而只是简要地说明一下笔者对这一概念之涵义的规定。
modernity固然亦可译为“近代性”，但我们并非用它来指称近代的起端所具有的一切启蒙的、革命的和解放的性质。我们在今天使用这个概念时，是用它表示由近代启蒙、革命和解放所引致的当代生活状况（当然，也有学者是用“后现代”一词来指称这种状况的，并且，是在拿这种状况同近代以前的“古典状况”作比较的情况下，用之概括地描述当代状况的基本特征。在古典时代与现时代之间有一个表现近代原则的“社会形态革命阶段”。所谓“现代性”，乃是这种近代革命的形而上学本性之现实的展开及其部分结果（它的全部结果目前还无法预言）。它的基本特征可以大致表达如下：资本经济已经走出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样式，形成了现代经济的合理化体制，它借助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所具有的普遍规范力，正取代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向整个世界进行全面渗透。当代人不仅身处这种展开和结果之中，还由于遭遇到虚无而感受和应对着这种展开和结果。这一切客观的和主观的方面交织在一起，便构成我们所说的“现代性”。
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运动的基本特征是由现代性状况这一历史情境所规定的。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对近代哲学传统的反叛。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状况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动摇着人们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原则的信念。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正将它自身的逻辑加诸东西方各个民族。各种当代哲学学说都是由这一发展过程所造成的当代人类处境的观念表达。
处境的性质本身规定着对处境作出观念表达的方式。当代处境由于它给人们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虚无之感，规定了对它的哲学表达最终采取了由哲学本身来从事自我批判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运动，以及存在主义，包括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属于哲学之自我批判的方式之一。这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状况本身的批判直接地转化为哲学对于自身传统的批判，或者说，针对世界本身的批判转化为针对关于世界之原理的批判（特别是新近的德里达所从事的彻底解构一切中心范式的工作，把针对关于世界之原理的批判推向了极致）。这是现有的当代哲学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有它重要的优越性，它使哲学的自我忏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即第一次自觉地实行了人类意识的自我批判——甚至通过向古代文明的源始思想的追溯来进行这种自我批判。事实上，也只有以这种哲学上的彻底性为中介，现代性状况的本质根源，即当下世界本身所隐藏的原理，才可能被揭示。但是，它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弱点：哲学在进行了空前的自我批判之后，只留下了一片白茫茫的空地。当代人类借助这种批判所提供出来的启示，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但并不因此就获得了新的方向。
这种情况立刻就使我们再度回忆起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的教诲：“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1-p418]当马克思早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对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态度，并指出了哲学在经历这种自我批判的同时应当采取的新的发展方向：让世界本身的冲突和愿望在哲学中得到自我阐明，以便世界新原理的曙光有可能透露出来。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当代哲学所从事的工作，正是马克思在那封信中所说的“意识的改革”的话，那么，当代哲学的意义，也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不过，当代哲学还应当如马克思所接着指出的那样，向这个世界“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即“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p418]
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是这种关于哲学使命的自觉意识的结果。以此对比当代哲学学说，后者的弱项正是前者的弱点。正是在当代哲学苍白无力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却富于启示。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由之出发的那场批判近代形而上学原则的存在论革命，却长久以来一直被遮蔽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做的近代解读之中。由于这种遮蔽，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当代意义，不是毫无领会，就是仍在近代式的抽象态度中予以曲解。因此，在我们有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去对当下世界本身作出包含未来向度的积极批判之前，还必须继续从事一下只针对关于世界之原理的批判，而这一次的批判，其对象乃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
二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曾经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信奉者们并不是由于哲学思考力的贫乏才误解了他们的导师。即使是马克思本人，也由于向他的同时代人解释他的学说的需要，经常地采用近代思想的表述方式，在这种表述方式中，一个突破近代范式的思想仍旧不得不采用近代的概念和术语。于是，一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话语形式是这样的：在前一句中被确定地表达出来的某一思想，马上就在紧随其后的下一句中，被从相反的方面来表达。结果，原先在表达上的确定性立刻被动摇了。这种表达方式会使读者迷惑，但却含有深意，因为，突破近代模式的思想是直指现象实情（或“事情本身”）的，而不是停留于由确定的范畴所建构起来的“事实”。对于后者，我们确实要求近代思维模式中的确定性，但是只有打破这种“事实”，我们才可能进入被它所掩盖的“现象实情”之中。而要打破“事实”，对于马克思来说，别无他法，只有去打破向来用以表达“事实”的那种概念的确定性。对于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进行的释读无非就是，或抓住前一句，或抓住后一句，以之作为立足点。
但是，误读马克思的更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上述这一点，而在于读者所处的时代条件。在现代性充分展开之前，资本文明世界的形而上学本性是作为肯定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实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世界本身的活力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性质似乎是协调一致的，它们被看作是同出于近代的自由理性。如果说当时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状态是对自由理性的挑战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将在自由理性的进一步展开中被消除。而这个“进一步的展开”，直接地就被认定为“社会主义革命”。
人们的实际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对于思想学说的理解。近代以来的资本时代的形而上学本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一再遭遇误解的根本原因。现在是到了使这些误解之消除成为可能的时候了，因为有助于消除这些误解的生存条件正在展开其自身，这种生存条件便是现代性状况。
现代性状况表明，近代启蒙理性的原则已不再是作为人类永恒福祉的福音而给人以信心，而是作为一种无名的痛苦被人感受到——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知道这种状况超出了近代哲学批判的范围，才会真正意识到一场哲学上的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们应当期待的，尽管这样的革命早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已经发生。
或有人疑问，即使我们承认确实有一种近代读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已经包含了对当下的现代性状况的否定与批判了吗？
在近代读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对于现代性毕竟包含了某种批判的话，那么，它的全部批判力只是在于剥除穿在资本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伪饰，而代之以人类经济生活的“自然规律”。现代性作为这种“自然规律”的表现，其暂时的、历史的性质在于它是这种自然规律本身的一种实现样态。生产力在这种样态中的进一步增长将如脱去蛇皮一样脱去这种样态而代之以下一个必然样态——共产主义。
这种近代读法真是一种误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等着瞧？因为生产力是历史中的真正革命的力量，我们难道不应当充满信心地把终结现代性的希望放在生产力本身的自发的革命性质之上吗？生产力在人们的这种信念中充任了历史之形而上的基础，但由于它又是可以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观察和认识的经验对象，所以仍然保证了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看来，现代性状况因其在当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社会形式，所以它的意义是肯定的和积极的。至于它的否定的和消极的方面，仅在生产力对它的突破发生之时才是真实的。
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解读，并不能使我们心安理得，而这种不安恰是由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性境况本身所造成的。由于当代资本运作方式与迅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的高度结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不仅没有受到制约，而是达到了空前的展现。生产资料由于其资本性质所具有的私人占有的狭隘性，已被资本本身的高度的市场化所突破。资本的市场化伴随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有计划性，甚至使得资本家的人格与个性及其文化特质在现代资本的经营与现代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中变得无足轻重。这正是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资本家的异化本质的高度实现，也是普遍的异化即一切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的普遍实现。这样，我们本该对之寄以莫大希望的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不但没有带来一场扬弃资本关系的伟大革命，反倒使得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愈益成为同具有感性生命的个人相敌对的抽象的异己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个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主人，反而成为这种抽象的社会性质之抽象的对象。
在这种“现代性”面前，近代读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暴露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的本质缺失。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未能触及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相反地，它本身就从属于这一本质，因为在它所指认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中，社会物质生产其实还是单纯作为经济过程的抽象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则是抽象的物质生产所采取的同样抽象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而上学态度中，生产力其实也是同样抽象的形而上学存在物。它的发展，作为生产工具和手段的进步，是由自然科学所指导的技术之一般的、必然的演进，而这种发展之根源，除了被归诸人类智力的必然进步这一形而上学假定以外，还能是什么呢？无怪乎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藏在技术的本质中……技术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滥竽充数”。[2-p384]
这种“唯物主义”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处在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唯物主义。它固然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取消了关于历史的“意识形态决定论”，但由它认定为“历史基础”的那个社会物质生产，依旧从属于形而上学原理：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理性法则对于生产中的一切感性要素具有规范和决定的作用，个人活动的感性特质在其中成为受规定的物质要素。至于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性质，则在于它作为生产技术的普遍力量而规定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这就是它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性，而这个统一性就称为“生产方式”。不少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如下论断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p108]。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种理解中被简化为生产技术的推动力。但是，如果我们依这种简化的理解进行推论的话，那么，假如蒸汽动力幸运地早在古希腊时代即被发现，则西方社会的演进就会跳过整整一大段封建时期。
这全部的误解源自对生产力之社会性质的形而上学抽象。在这种抽象中，生产力的技术特征、包括由技术特征所规定的劳动，都可以直接地转化为它们在经济学上的规定性。在这种转化中，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就成为与人的感性生存相对立的理性法则。当然，这种理性法则现在不再是由思辨的唯心主义去把握为意识形态的自主发展，而是由政治经济学去把握为经济范畴的自主展开，后者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成为造成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中读到的其实还是黑格尔主义。本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正是如此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在《历史的观念》中把马克思看作是黑格尔的“较直接的弟子”之一，这位弟子与其他弟子的区别在于他“专治经济活动史”，“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乃是真正黑格尔意义上的一种‘观念’：即一种思想、一种由人类本身所掌握的人生观，因而类似于一种康德的范畴，但它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范畴；它是一种人们到了某一个时期就会用以思想的方式……马克思的历史观兼有黑格尔的强点和弱点：它的强点在于深入到事实的背后的那些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里去；它的弱点在于选择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是政治，在马克思是经济）作为其自身在这种意义上是充分合理的”。[4-p139]
马克思本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近代的形而上学思想模式中，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具有从根基处被误解的全部危险。一个不能被视为巧合的证据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新世界观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就是针对着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论述在今天读来仍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从中明白地发现他对近代形而上学原则的深刻批判，以及建立在这种批判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洞见。例如，他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即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关系——引者注]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3-p104-106]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已有一百多年，却仍然有把马克思等同于蒲鲁东的误解发生，仍然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化的解释出现。
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经济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要求真实地去展示产生了经济关系的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是要求回到使经济学家获得其材料的“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那里去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能再度与近代唯心主义分享共同的形而上学前提，相反地，它所内含的存在论视域的全部革命意义正是在于突破这个前提。
这种包含存在论革命的唯物主义，绝非是在社会世界的范围内成功地坚持了物质一元论的又一种形态的唯物主义。假如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那么，它在存在论的领域内就仍然是把社会存在与它的感性基础相分离的形而上学。经过这种分离，一方面，社会存在被抽象化为普遍和永恒的逻辑形式（例如经济范畴），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之生存的“感性”被抽掉其历史的社会性本质而成为抽象的“物质生产力”。
如此这般地把社会存在与感性相脱离，生产力的本质就只能以下述两种方式之一来规定：它或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或是一个关于人类劳动的工艺学概念。在这两种规定之中，它作为“社会存在”之感性生命的本质涵义都必定消遁。
由于这种消遁，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对于产生了经济关系的历史运动所作的真正揭示，就不再是可能的了。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历史运动不是成为经济范畴的逻辑运动，就是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理智形式（被知性地形而上学化的生产力）的逻辑运动。在前者中，历史成为经济关系的自我运动的逻辑史；在后者中，历史则是关于理论理性的认识论的一个投影。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都是依附于逻辑的一种假相，而真正的历史性不是由引得到了理解，而是它的消失。
因而，重新恢复生产力之为感性活动的历史方式这一存在论上的涵义，正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的核心所在。生产力是“作为人的人”之感性生成的实际“生存条件”的总和。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象性地实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历史特征——在当前的现代性状态中，是对对象性的否定，亦即，是感觉与精神之间的对立——，是由世代相继的感性活动的历史性所造成的。如果这种活动曾经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异化来展现人的社会本质的话，那么，它也将由于自己本质上的历史性而转而成为对自身异化了的方式（这方式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是作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物质过程”的“现代生产力”）的扬弃。
历史性的本质是“实践批判”。它在现实中即构成了社会世界在感性活动中实行自我批判的历史运动。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生产力的革命性质。因而，始终要把生产力理解为感性活动的历史方式。倘若我们仅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本质的话，那么，它就是对于现实生产力所包含的“活动的异化及其扬弃之可能性”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才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才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本人，即是这种学说之依据于历史性的批判精神的第一个贯彻者，这一贯彻之成果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学说。
但是，正如历史唯物主义遭遇到了“近代解读”的命运一样，剩余价值学说之为关于资本经济运动的批判科学的内在精神也在“近代解读”中被阉割了。由于这种阉割，剩余价值学说便成为一个已经不再能够描述现代经济规律的过时的理论。因此，本文的最后部分将简要地讨论一下剩余价值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三
某些现代经济学体系从当代经济逻辑出发，把剩余价值学说当作一种陈旧的理论予以抛弃，它们在当代经济运作的形式抽象中论证资本利润之非劳动价值的来源。根据这种论证，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破产，并且这种“破产”的原因被归诸古典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思辨，而马克思则分享了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即使曾经贡献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卓越的描述，却早已是经济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人物。
但是，马克思从来都不是在它们的意义上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一个去描述和论证“市民社会”的“科学家”。马克思确实从古典经济学那里接过了劳动价值学说，但同时立即就批判了这种学说之把劳动抽象化为“价值一般”之基础这一异化现象当作天然事实加以接受这样一个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马克思所具有的伟大的思想家品质使他在哲学上开启了一场存在论的革命。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第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发动存在论变革的哲学著作同时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著作是马克思曾经打算写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
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时代里，“剩余价值”可以直观地表现资本的规律与某一特定阶级之非人的生存状况的必然联系，那么，在今天，“剩余价值”则代表了资本的规律与一切个人之作为人去生存的可能性的敌对关系。
资本是人造物，因此，资本与人的敌对关系就是人对人自己的敌对关系。所谓“现代性状况”所显示的一切，证明这种敌对关系仍然是当代人类状况的一个基础性的现象实情。当然，人们仍旧可以从“客观科学”的“实证精神”出发对这一实情采取根本否认的态度，但是，这种否认态度本身，恰恰暴露了一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断言：资本的事实出自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本质。而西方近代运动的伟大性正是在于它终于发现了人性的本质。从此，不仅人类以往的历史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在黑暗中的谬误，而且，人类未来的历程将在一经被发现便永不丧失的资本原则的保障下确保“人性本质”的自由实现。（这种形而上学断言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苏东巨变之后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
这种断言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和结构－机能主义的合理性准则中隐藏自身。它声称自己已用实证的观察和具有精确的科学描述力的理论取代了思辨的幻想，但它实际上所秉承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前提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排斥了人的生存的历史性。它实际上是把对“人性本质”的这种“历史发现”（即资本的诞生）看作在人的历史实践之外的天外来客，因为它无法说明这种“发现”在人的感性生存中的历史根由。它除了设定某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作为资本现实的“历史的”根据以外，再也想不到资本存在的任何历史性。
此外，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立论根据与上述为资本原则辩护的经济学实证主义的乌托邦正相一致。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在其初生时期所带来的社会阵痛的直接反应，在一开始就不得不与它的敌人分享同样的形而上学，即同样地去设定一个包含非私有制原理的“自然状态”以与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然状态”相抗衡。这一切都是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这种斗争的实际价值，除了作为早期的资本现实之内在的张力及其痛苦的观念表现和社会意识反映之外，没有任何“实践批判”的意义。它不但不能挣脱资本的范畴，反而有助于把资本运动提高到推进人类普遍异化的“现代性”水平。
由此出发，我们再一次想起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是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诚哉斯言！使得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历程中永载史册的确实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杰出的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后者固然在其某些具体的经济学描述上被当代资本逻辑的高度抽象形式所超越（资本运动在当代确实由于与政治运作和现代科技的高度结合而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律”），但是，它始终代表了使历史科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即包含人在历史生存中的自我批判的科学）的一个伟大范例。正因为它是这种范例，它所内含的革命批判力量是永不过时的。
如果人类的自觉意识在未来的世代中还将继续从事对自身的物质生产运动作依据于历史性的批判描述，那么，使马克思去发现剩余价值的那种理论原则和方法就始终是适用的。“剩余价值”是内在于资本经济的抽象范畴和形式规律中的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是支撑起资本的整个非人化的逻辑结构的属人的感性生存，是包含在资本本身中的促使资本死亡的秘密。资本在其今天的抽象形式中似乎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它所代表的“价值一般”中的感性要素（或曰“人的对象性存在”）——它通过把感性财富的社会性质抽象化为与个人的感性生命相敌对的经济上的逻辑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它同时也就把人的感性需要转化为动物式的需要）——但是，资本所力图去概括的“物质财富”之属人的（亦即“属社会的”）感性存在，对于资本之抽象的价值法则来说，始终是一种超出了资本的文明逻辑之外的野蛮的“剩余”。正是这种“剩余”，每天都在滋养着那使人的关系非人化的资本，但它终将由于返回自身的本质要求而摧毁资本。摧毁资本，同时即是摧毁使资本原则显得天经地义的“人在现代性中的抽象生存”及其理论表达——现代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今天仍然拥有的生命力。
以上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当代意义所作的初步探讨，是与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种终结，我们才有可能去继承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突破近代范畴的历史批判科学所具有的内在精神。也惟有继承这一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表面上自满自足的现代经济的合理化体制仍是建立在一种对抗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对抗，就是这种合理化体制与来自生活世界的感性的生命要求之间的对抗。
因此，由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了对于现代性状况的一种富含未来启示的积极批判，因为，终结“现代性”的唯一希望正是在于去阐明那包含在现代性状况自身中的“实践批判”，以便去培养和助长包含在“实践批判”中的新的感性意识，使之成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生存论的筹划。
如果一切在当代情势中继续探讨和推进着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人们，能够在对现代性状况之“现象实情”的表达中自觉地沿循上述本质方向，那么，这一学说就会成为一种在当代真正把握了历史性的科学，就会像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说的那样，“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3-p122]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的继承者的伟大使命。
[收稿日期]2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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