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自觉——从现象的“知识人”到“现实的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文化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自觉的涵义包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外来文化的正确认识。就后一方面来说，应密切注意。思想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反思更多的是从科学知识的应用出发，聚焦于普遍真理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在哲学层次从抽象的主客体关系出发来讨论。这些反思都局限于知识论或认识论，局限于抽象的“知识人”假设。如果要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更加深入自觉的反思，那么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文化反思。
一般地说，社会科学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事实的普遍的、客观的认识，是价值中立的，西方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实际上，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主流传统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实证主义传统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社会科学是描述的、归纳的科学。这一传统强调微观研究，追求数量化，宏大理论则被视为无法验证的思辨哲学而加以拒绝，坚持价值中立，不涉及社会实践。这种传统立足于抽象的“知识人”假设。这种假设往往把认识主体理解为先验的超时空主体，凭借着主体的理性、逻辑或语言描述世界，而理性、逻辑或内在的语言逻辑结构的普遍性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在本质上是把认识理解为“一个人”可以进行的活动，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研究者转换成抽象认识主体。其实，现实中很多人持这种看法，往往把科学家理解为“为获得知识而生活的人”，哲学只是表述得更精微更严密罢了。
实际上，社会科学不是个体的认识活动，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一种特定体制条件下的特定活动，社会科学知识正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社会体制下“现实的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科学活动的主体、主流方法和主要原则都要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其一，社会科学家是受各种利益支配的人，受学术体制支配的人，受学术无意识支配的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在谈到现实的社会科学家时说，“我们社会学家当然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在我们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所选择的特殊方法，我们所创立的解释性模式和理论，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因而还有我们进行观察和得出推论时所遵循的方针，都要受到个人的个性特点的影响，除此以外，还要受到我们各门学科中强大的传统以及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会中种种利益和偏见的影响”[1]。其二，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主流方法并非是最科学的方法，而是最适应西方体制知识分子的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注重微观研究，重视量化研究，一般先抽样挑选访谈对象获得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分类，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最后建立模型。这种研究方式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从外部原因看，商业和政府对科学研究的主宰作用推动了研究的实证化。“此类研究花费昂贵，他们(科学家)不得不考虑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些利益集团作为总体，其问题又非常零散。”[2] 因此，金钱和时间就成为社会研究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和高效率地得出研究结果，研究活动要求研究者必须分工合作，研究就有了集体性、系统性特征。从外在的要求来说，“行政官员常常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性事实及其相互关系，而这往往也是他所需要或想了解的全部东西”[3]，因此，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具有微观化、量化和形式化的特征。从内部因素看。现代社会科学的科层制特征同样推动着实证化的研究。这种体制既强调原创性又强调客观性。原创性要求后继者不断讲出新内容，而客观性是追求知识的可靠性。为了应对这种体制化要求，学者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课题的范围切分的越来越小，集中于数据和资料分析，而且最好是即时的数据材料，这样，就更容易得出新观点，保证可靠性。然而，这种实证主义程式化研究的弊端虽早就为人所批判，但它仍旧被科学实践中的大多数人所坚持，仍旧是科学的规范，科学研究的必要形式。
再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价值中立原则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其核心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只能解决手段问题，而不能解决行为的目标问题，只能探讨如何去做，而不能探讨“应该”做什么。实际上，这一原则在提出时没有多少人认同，只是随着西方社会结构转变，当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在现存体制的范围内调节社会体系时，因为价值中立原则恰恰适合了这种需要，才成为体制化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为了解除危机，资本主义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制度化，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参与经济活动，对经济进行调控，通过福利制度减轻社会冲突。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是为资本积累体制服务的，任何改变只是为了维护和推动资本积累，而不会危及积累机制。因此，在国家职能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不是在新的可能性的基础上超越现存体制，它只是从技术的层面来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经济、政治领域的转变相对应，二战以后，意识形态终结论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思潮宣称，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大工业生产，没有本质不同。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丰裕，社会冲突将消失。换句话说，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再不会有新的社会形态出现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一社会形态，如何运行、调节这一社会形态。这种思潮的实质就是力图把一切社会问题转化为手段问题，转化为既定社会形态中的技术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术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国家的工具。大学是主要的学术场所，在西方传统中，大学被认为是与世俗无关的追求真理的场所。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政府基金、社会基金的介入，西方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巨变。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其《大学的作用》一书中认为，“现代大学需要将它的努力与工业制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大学不但没有自主性，或脱离它的环境，相反，它现在注定要成为‘一个具有国家目的的主要工具’”[4]。这标志着学术体系全面融入资本主义的公司——国家体系中。第二，一个科技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这一阶层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授、经理和一些白领工人。他们是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而产生的，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这些领域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从这一角度看，价值中立原则是西方政治经济结构赋予社会科学的角色要求，是现代西方科技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它是把社会科学限制在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地位上，限制在技术性和手段性的范围内。表面上看，价值中立是要摆脱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但是，它本身却是由这二者塑造的。
总之，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社会制度、学术体制中产生的知识，是为西方的统治力量服务的知识体系。西方社会科学不可能简单地、教条化地应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现实的人”出发，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更深入的文化反思、批判，才能使其真正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不应该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的文化倾向跑，这是达到文化自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非常重要的方面，绝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