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无需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广鼐和王光东二位提出了现实主义重构论的话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现在文坛上有话题很多，这是好的现象，是一些热衷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针对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重要现象提出来的，或许他们的某些说法未必完整，有这样那样的空间需要补充，但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往往激活文学创作。记得新写实小说刚提出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理解，到后来一大批新写实力作的出现和新写实作家群的形成，说明当初提新写实这个话题是有价值的。虽然直到现在新写实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仍有它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可这丝毫不影响新写实存在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话题本身的意义，而不在于这个话题就一定要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可供作家操作的具体程序。指望一个命题来解决文学创作中的所有问题，是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重构现实主义的想法，有它的必然性，特别是由山东的朋友提出来，就更加有它的合理性。虽然这个提法在我看来面对今天的文学现实并不能成立，但并不意味着话题本身和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话语没有意义，所以我想就这个话题本身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现实主义已成碎片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理论范畴产生于人们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概括，正象贝·韦勒克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早存在于哲学中，并且具有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哲学中它意味着一种可与唯名论相对立的对于观念的现实性信仰”〔1〕， 文学中现实主义这一称谓的出现比较晚，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这是当时的人们根据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龚古尔兄弟以及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优秀小说家创作上的审美特点和表现手段概括出来的。这些文学大师的杰作反过来又为现实主义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争取了很高的地位，就象当年的浪漫主义逐渐取代古典主义的中心地位一样，现实主义瓦解了浪漫主义的势力，成为那个时代文学世界的主角。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下半叶是现实主义独步的时代，是现实主义大师和杰作迭出的年代。我把它称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里程碑阶段，是现实主义确立自身位置、完成自我形象最重要的时期。虽然高尔基出于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把这一阶段作家的创作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其实这一时期上述作家的创作是非常正统的现实主义，他们建构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后来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几乎都是以此作为蓝本进行操作的。
进入20世纪以后，现实主义的优越地位便遭到了另一股文学思潮的强劲挑战，这便是19世纪末日渐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弈的时代。近一个世纪的“对弈史”表明，现实主义并没有被现代主义消灭，现代主义也没有被现实主义吞没，它们相互消长、相互腐蚀、相互剥离，导致了各自家族的繁衍和本体的最终瓦解。现代主义为了攻破现实主义的堡垒，不断制造新式武器，不断变换新的花样，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文学运动和文学形式的接连出现，委实丰富了20世纪的文学武库和色彩。而现实主义为了抵御现代主义的攻击，也汲取新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来武装自己，现实主义的家族便日渐兴旺，新的品种因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而不断滋生，“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理想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各色花样的理论和创作竞相登场，并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层次上取得成功。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一方面发挥了自身的巨大潜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抵抗住了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力量的冲击，极大可能地增加现实主义的色彩和内容，使现实主义走向多元，走向开放。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补充与自身艺术机制相悖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逐渐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内结构和内调节，现实主义在繁花似锦的表象下面正进行着剧烈的分化和瓦解。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主义已不是某种现实主义理论的成品，而是现实主义的碎片在闪烁。
二、现实主义依然风流
提出现实主义重构论的朋友正是看到了现实主义的碎片化的境况，才得以提出重构一说的。而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碎片化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冷落甚至消亡，现实主义的碎片化正是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已成碎片依然能发出特有的能量，这说明其母体的基因中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元素。
我在第一部分在陈述现实主义的碎片化的文学背景和理论依据主要是世界文学潮流的演进过程。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现实主义是不是同样也成为“文明的碎片”呢？回答是同样的碎片化，而且在这个古老的东方的国度里，现实主义的碎片化似乎更加彻底和灿烂。正象李广鼐在《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一文中说的那样：“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和深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论是最初的伤痕文学，还是紧随其后的反思文学，直到今天的这些贴着各种‘新’字标签地‘新’字号文学，基本上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前进的。一些早期的所谓现代派，只不过是为了更深入的展示现实，借鉴了意识流的一些表现手法而已。从这类作品的整体来看，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作为真正的现代派作家，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除了少数人还在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外，多数已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有人把今天文学园地的丰富多彩称为多元化，总感到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丰富多彩’（不包括先锋文学）似乎均与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2 〕虽然李广鼐先生的论点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嫌疑，但他肯定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导地位，肯定了现实主义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对其他创作流派的影响力和穿透力。
照我看来，从粉碎“四人帮”到今天的十五六年间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得最为充分的时代，这种充分不仅表现在它恢复五四以来的所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和样式，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新时期文学中以现代主义为主要实验规范的新潮文学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某些刊物占据了“中心”，以至于要成为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似的，可在更多的时候实验派的新潮文学依然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半地下性质的。我倒无意去为新潮文学去争地位和名头，我倒觉得新潮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的不恰当，恰恰在于有人把它放在主流当作主流来看，一些先锋派们也俨然以主流自居，抱怨人们对它不公平，事实上新潮文学和实验文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主流和流行的文化，如果成了流行的文化，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也就是罗兰·罗尔特说的“先锋之死”。相对于现实主义来说，中国现代主义的幼稚和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下面的比较有它的诸多的不便，但足可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比如，王蒙和张承志都是新时期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但王蒙以实验为特征的《夜的眼》、《春之声》远不如它的《活动变人形》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创造力，而张承志的《金牧场》和平实得近乎实录的《心灵史》放在一起，撇开具体的价值判断不谈，就纯艺术操作的角度而言，显然是《金牧场》要显得做作而不自信，而《心灵史》的沉着、简洁和朴素无疑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我这样说没有贬损新潮文学和实验文学的意思，事实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大作品，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大师，两者也难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在新时期文学的这十多年间，新潮文学远远没有产生大作品，它在忙着赶潮的时候，匆匆演练了一遍西方现代派文学史，并没有留下多少耐人咀嚼的好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步入辉煌。我不想去例举新时期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
现实主义重构论者是基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忧虑基础上来提出这个话题的，是要改变当前文学徘徊不前的境况。其实，90年代的中国文学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继续出现了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新写实在文坛经久不衰，一方面说明现实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新写实的作家和作品能够经得起时代和读者的双重“阅读”。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的小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作为先锋派头面人物的余华最终也经不起新写实的诱惑，写出了《活着》这样的新写实风格的力作，资历“老”一点的象王蒙的“季节”长篇系列、王安忆的新作《长恨歌》都在不同的层面丰富发展着现实主义的内涵。象贾平凹、王朔这样争议颇多的畅销作家，其作品也是现实主义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他们都描写当代城市生活的众生态，贾平凹以古都的芸芸众生来透视现实，而王朔则以当下北京新一代的生活和语言来展示我们时代的喜怒哀乐。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同样是以现实主义特有的人文情怀融化历史、风物和人生，虽是以散文的方式出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实主义在今天的良好境遇。这些作家和作品能够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就在于在按照各自理解的现实主义轨迹运行，倘若我们设置一个或重构一个自以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模式去要求他们、制约他们，反而会束缚他们，反而会造成现实主义的简单化和单一化。
所以，在今天，虽然现实主义的创作难以进行规范处理，它们的零散和碎片化状态，并没有削弱现实主义的力量，它们从各个侧面丰富着现实主义的面貌，现实主义依旧风流，我们不必忧心忡忡，更不必画蛇添足。
三、几个问题需要商讨
1、现代理性精神
如果说李广鼐和王光东的文章中有一个核的话，那就是现代理性精神。王光东的文章里叫作“现代意识”，但它论述的内容与李广鼐所说现代精神保持了同一性。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要超过“重构”本身，或许这场讨论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现代理性精神”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这场讨论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李文是把它放在现实主义重建这样一个范畴里来论述，但现代理性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它一方面联结着现实主义、人文理想、精神家园、终极关怀这样颇为崇高的语词，另一方面它又牵挂着现代主义、怀疑精神、消解深度、语言游戏这样略显得意的话语。如果我们由此去打开90年代诸多文化症结（90年代文化心理的描述，可参见拙作《世纪末的风景》〔3〕）将是一次重大的收获。
不过李广鼐对现代理性精神的解释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充满很强的理性精神，而后者是非理性的。我们在这里强调现代理性精神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们文学中的理性精神的不断萎缩和淡化，使得我们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重要特征逐渐丧失，要求我们强化这种精神。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的丰富和变化，要求我们对现实的理性审视的范围要有所拓展，而且必须要用一种现代的新的观念来审视这个世界。”〔4 〕接着他从至爱精神、批判精神、理想精神三个方面来对现代理性精神进行具体的描述。在他的论述里，有几个方面值得商榷。第一，我们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并没有不断的萎缩和淡化，反而有强化和深化之势，如果说文学中的观念性和理念化的革命现实主义倾向在不断的弱化和淡化，那倒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学中的观念性与理念化并不等于文学的理性精神，更不应该等于李文中所提倡的现代精神。1985年以来的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逐步摆脱了理念化过程的载道意识，审美意识的苏醒淡化了文学的说教意识。1988年前后文学中的启蒙意识，虽主要具现在报告文学当中，可说明中国作家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因审美的强化而萎缩。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的反思意识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得到了深化，象被视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刘震云虽然在小说中情感零度化，可他的理性精神没有零度化，他的《故乡天下黄花》对历史的反思可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王蒙的《恋爱季节》、《失态的季节》无论是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自我的反思都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精神，他笔下的右派们不再是简单的受难者和殉道者，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他人灾难的施暴者。至于新状态小说中的一些作品，象陈染、林白、海男等人小说中个人性话语自由地流淌，显然是现代理性精神在当代的一种表达方式，开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先河。
第二，以理性和非理性来作为划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标准不妥，虽然现代主义的不少流派是以反理性的面貌出现的，但并非所有的现代主义都是反理性的，有的恰恰用强大的理性来作为文学的支撑点，比如存在主义文学就是一个理性化的文学流派，而且是过于理念化的文学流派。而且，按照现代理性精神的视角来观照，反理性恰恰是一种现代理性精神，因为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对传统理性精神而言的，而反理性反的正是传统的理性，不反传统理性何来新的理性？
第三，至爱精神、批判精神、理想精神不可作为现代理性精神的支柱，无论是动人的至爱精神还是锐利的批判精神以及诱人的理想主义都不是现代理性的产物，恰恰是传统理性的精华，从文学的内容来看，前二者在俄罗斯文学里得到了饱满的体现，后者在前苏联文学里也得到了空前的令人神往的勾画，王蒙用光明的文学来概括它，其意也是描述苏联文学的理想主义光辉。这三点都是我们今天文学不可缺少的，但显然不是现代理性精神，现代理性精神是立足于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它虽然并不排斥已有的精神价值体系，但肯定不会简单照搬旧的规范。而且如果以此去重构现实主义，它的最高标尺便是俄罗斯文学，不用说我们今天不可能再次达到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即使达到了，也只是重复，重复不是重构。
第四，关于理想。理想现在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现在人们在那儿很认真地讨论文学要不要理想的问题，其实陷入了误区，文学当然要有理想，就像人要吃饭一样，是正常需要。文学要不要理想是一个伪问题，问题应该是文学要有什么样的理想，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把理想精神作为重构现实主义的一项原则似乎也值得怀疑，因为现实主义虽然并不排除理想主义的存在，可现实主义最初出现是与浪漫主义相对应的，欧洲有一位文艺理论家在为左拉小说辩护时，说现实主义“对于一个喜爱华丽辞藻和自我夸耀，耽于幻想的种族，不啻是一种良药”〔5〕。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满理想和幻想， 他们在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中总是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和乌托邦式的建构，如果将浪漫主义的这一特点也引入到现实主义的范畴，那将不是对现实主义的重构而是篡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在这里无需赘言。我个人认为，今天文学中理想主义的讨论，切不可扩大化、扩张化，要限在文学的审美的范畴，倘若非文学化之后，就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理想主义就再度成为空洞的符号，而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与文学上的理想主义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现代理性精神。
2、“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
李广鼐在文中在探讨现代理性精神问题时将它与“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相对，似乎从情感零度的写作方式就不关注人生，就不体察人生，就缺少至爱精神。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是我在1988年秋天的太湖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是“新写实”的前奏，我在会上的主要观点后来以《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为题在《北京文学》1989年6月号上发表。这一观点后来引起了种种的误解， 有些是善意的，有些则是别有用心的上纲上线。我奇怪的是很多的误解是因为它们并没有阅读我的文章（别有用心者是读了，但有意歪曲），我一直想就此来澄清这一事实，现在正好又谈论到现实主义的命运的问题，我就不妨略加解释，以免“冤”沉海底。
“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作为新写实的一项原则在作家那里表现的方式和程度是有差异的，但我从理论上提出这一命题时，只是要求作家在进入文本操作时努力保持零度，并不反对作家拥有理性精神和哲学观照，只是把情感的表面好恶消解掉，以做到真正的还原生活。“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提出，显然是受到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的启发，巴尔特的零度是意识形态的“零度”，所以我在“零度”的前面专门加了限定的“情感”，而非理性的零度和思想的零度。更重要的是我在文中专门写道：我所言的冷静和“零度”，是只局限在文本内部，是就一种叙述态度而言。因为后现实主义要求的是叙述者在进行小说操作时要进入一种透明的空白状态，而不是要求作家成为生活中的“冷血动物”〔6〕。 可见我在提出“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时是煞费苦心，然而它引起的误读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不过我对这些友善的误解还是能够理解，因为我的那篇文章《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发表的时间正是大家无暇看书读刊的时节，待“新写实”成为热门文坛话题时，人们对我观点的了解很自然地被简化为几句“旗帜鲜明”的“提法”，很少再去按两三年前的文章来看，再加之有些新写实的作家和小说确实存在这种人文均冷的特点，就很自然地把新写实的弊端归结为理论的提倡了。
现在重提这个旧的命题，并且把它作为重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列在那里，我觉得有必要陈述这个命题本身的含义以及被误读的背景。但尽管如此，我与重构论者的理论上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我还是主张在写实性的作品里作家在进入文本时还是要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写实性，做到真正地无原则地忠于现实。否则如果带着现成的观念和真理，对生活进行人为的剪裁和割裂，哪怕这种观念再“先进”再“科学”再充满“人文精神”，它都会影响生活本相的真实形态。“情感的零度”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作家不能完全做到不带任何情感去进行小说的操作，他可能在零度之上或在零度之下，只最大可能地去接近这种状态，即令在作为科学意义上的零度也只是在实验室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绝对的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活空间不是实验室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零度的理论是一个理论上成立而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完全实现的标准。因而我们不可苛求，虽然它不能百分之百传递生活的全部信息，但它是生活信息在文学中损耗最少的方式，最接近生活的原生态。我想，不管现实主义发展到什么时候，以情感的零度甚至价值的零度来看取生活的一种写实方式，将不会消失，也不会丧失它独特的审美魅力。
3、告别主义的艰难
近读《读书》上署名易水的《告别“主义”？》一文，颇有感触，就象作者在文末所说的那样，“世纪之交，也许主义之战一时还难停火收兵，所以当我们说‘告别主义’时，还是谨慎地在末后打个问号为好。但不论如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拿来了无数主义，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开放的精神，同时也要坚持深刻而非浅薄的分析的批判精神，剔除极端年代的极端通病。这或者可以减少、规避某些人为的灾难，于国于民于人类，都将是有益的”〔7〕。90 年代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告别80年代的诸多主义作为动力的，虽然“新写实”最初也以“后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概括，但最终人们还是不自觉地省略了后面那个“主义”，虽然作为后缀词并没有影响它的本义，但人们对它的接受态度可见其心态，是喜“新”而厌“主义”。在中国产生主义固然艰难，可想告别主义或许更为艰难。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计划习性，他们习惯在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或写作，当市场经济以瓦解了中心以后，文学创作的自由度加大，多种流派杂花生树的文学局面让人难以把握，因而渴望有一种明确的价值观来重新诠释裁定这些现象。重构现实主义呼声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文学创作繁荣的真切呼唤，另一方面也是在多元文化景观面前的一种自卫性心理。这种自卫性首先就在于它选择了现实主义这面歧义甚多但又最具神话性效应的旗帜，因为即令在现代主义最为鼎盛的时期，现实主义也仍然是广大读者最为信赖的文学，而不象现代派一出笼就引起人们的诸多不满。
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自然没有穷尽全部的可能，但提倡至爱精神、批判精神、理想精神这种托尔斯泰式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把现实主义往更广阔的道路上推进，而是重新恢复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至尊无上的地位，那么这种重构，其实是怀旧。
虽然破碎的陶俑瓷片已不那么完美，但它远比新铸的仿制品更有价值。套用鲁迅的名句来结束这篇文字：破碎的现实主义光辉灿烂，完美的复制品终是复制品。
1995.9于广寒居
注释：
〔1〕《批评的诸种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2〕《时代文学》1995年第5期。
〔3〕《山花》1995年第10期。
〔4〕《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5〕《批评的诸种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6〕《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7〕《读书》1995年第9期。